政府论 - Wiki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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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政府论
第一版的标题页
作者约翰·洛克
语言英文
作品主题政治哲学
发行情况
出版机构Awnsham Churchill
出版日期1689
(标记为1690)
出版地英格兰
媒介印刷

政府论》(英语: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全称《政府二论:前者关于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及其追随者错误的理论和根据被查明并推翻;后者关于公民政府的起源、发展和终结》(英语: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In the Former, The False Principles, and Foundation of Sir Robert Filmer, and His Followers, Are Detected and Overthrown. The Latter Is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是本政治哲学著作,由约翰·洛克于1689年匿名出版。在政府论上篇,洛克反驳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君权神授,而下篇就是概括洛克有关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的想法。该出版物与洛克本人的前期政治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在1660年写的《政府短论两篇》中,洛克捍卫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立场,但洛克从未发表过。

历史背景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由议员工会和在1688年推翻,荷兰省督荷兰共和国奥兰哲拿骚的威廉三世(奥兰治的威廉)因此登上英国王位的威廉三世英格兰,被称为光荣革命,也被称为1688年的革命。洛克声称在两篇论文的“前言”中,其目的是证明威廉三世的提升是正当的,尽管彼得拉斯莱特认为大部分的写作是而是在1679年至1680年之间完成(并随后进行修订,直到1683年洛克被驱逐出境)。[1]洛克在排除危机期间撰写了他的两篇论文,试图阻止詹姆斯二世首先夺取王位。洛克斯的导师,赞助人和朋友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柯柏介绍了该法案,但最终没有成功。理查德·阿什克拉夫(Richard Ashcraft)跟随拉斯莱特(Laslett)提出的两篇论文是在革命之前撰写的,并反对沙夫茨伯里的党在排除危机期间不主张革命。他认为,他们更好地与革命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些阴谋围绕著所谓的一件阴谋事件(Rye House Plot)旋转。[2]洛克、沙夫茨伯里和其他许多人被迫流亡;还有些人比如西德尼、甚至因叛国罪被处决。洛克知道他的作品很危险,所以他从未承认过他一生中的作者身份。

出版历史

两篇论文于1689年12月首次匿名出版(遵循当时的印刷惯例,其标题页标记为1690)。洛克对这个版本感到不满,向出版商抱怨它有很多错误。在他的馀生中,他打算以更好地反映他的意思的形式重新发表两篇论文。洛克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表示,洛克认为印刷商的“完美标准”要高于当时的技术。[3]尽管如此,第一版确实充满了错误。第二版更糟糕,最后印在廉价纸上并卖给了穷人。第三版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洛克仍然不满意。[4]他手工修正了第三版,并将第四版的出版委托给他的朋友,因为他在书稿正式出版前便已去世。[5]

政府论与以宣布洛克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的前言开始,但他也提到,超过一半的原本写在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之间的原稿,已经无法挽回。[6]彼得·拉斯莱特坚持认为,虽然洛克可能在1689年增加或改变了一些部分,但他没有做任何修改以适应缺失的部分;例如他认为第一篇论文的结尾在句子中间中断了。[7]

1691年,政府论由居住在荷兰的法国胡格诺派大卫‧马泽尔翻译成法文,而大卫·马泽尔的翻译不包括洛克的前言、上篇及下篇的第一章。洛克的作品以这种形式于18世纪在法国重印,并以此形式让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接触到。[8]18世纪之后唯一的美国版本于1773年在波士顿出版;它也遗漏了所有这些部分。直到20世纪才有其他美国版本。[9]

主要观点

《政府论》分为上篇和下篇。下篇的原始标题似乎是第二册,对应于第一篇论文的标题,第一册。然而,在出版之前,洛克(草率)插入一个单独的标题页:“一篇关于公民政府的真实原因,范围和终结的文章”,使其更加突出。[10]上篇是专注于反驳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君权神授。洛克认为,任何政府都无法通过诉诸国王的神圣权利来证明其合理。

在下篇概括了公民社会的理论。洛克首先描述了自然状态:比霍布斯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要稳定得多,并且认为所有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平等的。由此,他接著解释了财产文明的假设崛起,在此过程中解释了唯一的合法政府是那些得到民众同意的政府。是以,任何未经民众同意而统治民众的政府,其实都可以被民众推翻。

上篇

罗伯特·菲尔默爵士Patriarcha的标题页(1680)
罗伯特·菲尔默爵士Patriarcha的标题页(1680)

上篇反驳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君权神授。洛克的论点沿著两条路线前进:第一,他削弱了菲尔默为他的论文提供的圣经支持;其次,他认为接受菲尔默的论点只能导致奴役(和荒谬)。洛克选择菲尔默作为攻击目标,是出于菲尔默的声誉。

菲尔默的文本提出了一个神圣的,世袭的,绝对君主制的论据。根据菲尔默的说法,圣经亚当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的孩子拥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威传承了几代人。洛克在几个方面攻击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接受父权授予权力只会通过生育行为来实现,因此不能传递给一个孩子,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生命。正如菲尔默所拥有的那样,父亲对他孩子的权力也绝对不是绝对的; 洛克指出了父母对圣经中提到的孩子的共同权力。在第二篇论文中洛克回到父母权力的讨论。(这些讨论都引起了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兴趣,如Carole Pateman。)

菲尔默还表示,亚当的绝对权威源于他对全世界的所有权。对此,洛克回应说世界最初是共同的(一个将在第二篇论文中回归的主题)。但是,即使不是,他也认为,上帝对亚当的赐予只包括土地和野兽,而不是人类。亚当或他的继承人也不能利用这笔资金来奴役人类,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剩馀来安全地维持自己,那么自然法则禁止将一个人的同伴减少到一种绝望的状态。洛克继续说,即使这个慈善机构没有被理性指挥,这种获得统治的策略也只能证明政府的基础在于同意。

洛克在第一篇论文中暗示,国王神权(jure divino)的教义最终会成为所有政府的垮台。在他的最后一章中,他问道:“谁是继承人?” 如果菲尔默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只有一个合法的国王 - 亚当的继承人。但由于不可能发现亚当的真正继承人,根据菲尔默的原则,任何政府都不能要求其成员服从其统治者。因此,菲尔默必须说,男人有责任服从他们现在的统治者。洛克写道:

我认为他是第一位政治家,假装以真正的基础解决政府问题,并建立合法王子的权力,曾告诉世界,他是一位国王,他的政府方式是由最高权力,什么意味著他得到了它 ; 用简单的英语说,富豪和最高权力是正确的,他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抓住它; 如果这是一个国王,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到的,或者他会在哪里找到一个篡位者。(1st Tr。,§79)

洛克通过检查圣经中描述的历史和从那时起世界历史来结束第一篇论文 ; 他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支持菲尔默的假设。根据洛克的说法,没有一个国王曾声称他的权威取决于他是亚当的继承人。洛克指,菲尔默不是那些主张自然平等和人类自由的人。

下篇

内容简介

第1章

洛克简述上篇的主要论点后提出以下的结论:
“现在世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以亚当的个人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的根源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或取得丝毫权威,就成为不可能了。… 必须寻求另一个政府(Government)的产生、另一个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的起源和另一个设计和知道谁享有它的理论。(1)”
他补充:
“官员对人民的权力,与父亲对儿女、主人对侍役、丈夫对妻子和主人对奴隶的权力,是可以有区别的。(2)… 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包括判处死刑和⼀切较轻刑罚的权利(Right),以及使用共同体(Community)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Commonwealth)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共益处(Public Good)。(3)”


第2章 自然状态 (State of Nature)

从本章开始,洛克逐步论证政治权力的产生。他首先在本章讨论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
“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全自由(Perfect Freedom)的状态,人们可以在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
这也是一种平等(Equality)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拥有多于别人。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生物,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彼此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5)…
自然状态受到一条人人应当遵守的自然法支配;而理性(reason),也就是该自然法,教导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既然人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馀的人类。(6)… 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Rights)。(7)”

洛克继而指出为了使大家都遵守自然法:
“每一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程度以防止人违反它为限。(7)… 当他抓住一个罪犯时,并没有绝对或任意的权力,按照感情冲动或放纵的意志来加以处置,而只可以根据冷静的理性和良心的指示,按照他所犯的罪行,对他施以相应的惩处,能起补偿(Reparation)和抑制(Restrain)的作用便足够。这两个是一个人可以合法地伤害另一个人,即我们称之为惩罚的唯一理由。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经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神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行为尺度,所以谁玩忽和破坏保障人类免受伤害和暴力的约束,谁就对于人类是危险的。(8)…
受害人基于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权利,拥有将罪犯的物品或劳役取为己用(即补偿)的权力;而每一个人基于全人类的保存(Preservation of All Mankind)的权利,都拥有惩罚罪行以防止它再度发生(即抑制)的权力。(11)”

洛克之后讨论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弊端以及补救办法:
“自私使人们偏袒自己和朋友;在另⼀⽅⾯,邪恶天性、感情用事和报复心理都会使他们过分地惩罚别⼈,结果导致混乱和失去秩序。因此,神确曾用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私和暴力。我也轻易承认,公民政府(Civil Govenment)是对自然状态的不方便情况(Inconveniences)的正当补救办法。(13)”
然而,洛克指出如果统治者有权任意地作出裁判,那么反而比自然状态更坏。


第3章 战争状态(State of War)

洛克进而说明避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政府的重要原因:
“凡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沉著的、确定的企图,而不是出自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就使自己与他宣告这种意图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这样,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置于那人或协同他进行防御和支持其斗争的任何人权力之下,有被取去的危险。我享有毁灭那以毁灭来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这是合理和公平的。(16)…
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应被理解为对那人的生命有所企图的表⽰。… 凡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处在那个状态中的任何人的自由的人,必然被假设为具有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由是其馀一切的基础。(17)…
战争状态一经开始便仍然继续,无辜的一方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就享有毁灭另一方的权利,直到侵犯者提出和平的建议,并愿意进行和解为止,其所提的条件必须能赔偿其所作的任何损害和保障无辜一方的今后安全。(20)…
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世上有一个权威、一个权力,可以向其诉诸解救,那么战争状态就不再继续存在,纠纷就可以由那个权力来裁决。(21)”


第4章 奴役(Slavery)

“人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是不受世上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则。(22)… 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卫是如此必要和有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和生命都一起丧失。… 谁都不能把多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给予他人。凡是不能取去自己生命的人,就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给予别人。(23)…
完全的奴役状况,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延续。如果他们之间订立了契约,作出协议,使一方拥有有限的权力和另一方必须服从,那么在这契约的有效期内,战争和奴役状态便告终⽌。(24)”


第5章 财产 (Property)

“虽然土地和一切低等生物为所有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和使它所处的状态,混入他的劳动,使他拥有的某些东西加进了它,就能使它成为他的财产。… 从而排斥了其他人对它的共同权利。(27)…
有人或许会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如果采集橡实或其他土地的果实等等,就构成了对这些东西的权利,那么任何人可以按其意愿尽量占取。我的回答是,并非如此。… 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之用,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它确定财产权;在这个限度以外就是超出他应得的部份,应归他人所有。(31)…
尽管现在财产的主要对像不是土地的果实和依靠土地而生存的野兽,而是土地本身和相关的一切东西。我认为很明显,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和前者一样的方式取得的。一个人能耕耘、播种、改良、栽培多少土地和使用它的产品,他的财产就有多少。(32)… 这种开垦任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并不损及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因为还剩下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33)…
货币是一种人们可以保存而不致于损坏的能耐久的东西,他们基于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败坏的生活必需品。(47) 由于不同程度的勤劳给人们不同数量的财产,货币的发明给他们得以继续累积和扩大财产的机会。(48) ”


第6章 论父权 (Paternal Power)

洛克首先指出父权应该改称为双亲权(Parental Power):
“它[父权]似乎将父母对儿女的权⼒完全归属父亲,好像母亲没有份;可是,如果我们请教一下理性或启示,我们就会知道她也有同等的权利。这就使人有理由问,称做双亲权是否更要确当些?由于双亲是出生的共同原因,无论自然和生育的权利责成儿女负有何种义务,它对于父母双方必然是相同的。(53)”
他认为仅从这错误的名称便知道根据父权而主张君王拥有绝对权力是很荒谬的。

洛克跟著说明父权与政治权力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
“孩童并非生来就处在这种完全的平等状态中,虽然他们生来就应该享受这种平等。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世时和出世后的一段时间,对他们有一种统治和管辖权,但这只是暂时的。… 随著他们的成长,年龄和理性将放松这些限制,直到最后完全解除,成为一个能自由地处理事情的人。(55)…
父母所拥有对于他们的儿女的权力,是由他们应尽的义务产生的,要在儿童不成熟的期间管教他们。儿女所需要的和父母应该做到的,是培养儿女的心智并管理他们还在无知的未成年期间的行动,直到理性取而代之并解除他们的辛劳为止。… 当儿子达到那使他父亲成为一个自由人的境地时,他也成为一个自由人了。(58)…
能有什么理由把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管教责任引伸成为父亲的一种绝对的、专横的统辖权呢?他的权力只限于采用他认为最有效的管教方式,使他们的身体有力量和健康、他们的心灵奋发和纯正,从而使他的儿女很好地具备条件,无论对己对人都成为十分有用的人。(64)”


第7章 政治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洛克首先讨论夫妻社会:
“夫妻社会(Conjugal Society) 是基于男女之间的自愿合约建立的。… 男女结合的目的不仅是生殖,还有种族的绵延。因此,男女间的这种结合,即使生育之后仍应维持下去,一直持续到养育和扶持儿童必须的时间,直到他们能够自立谋生为止,因为儿童应该得到亲生父母的养育。(78)…
尽管这种家庭在其秩序、职务和人数方面类似一个小的国家,但是在它的组织、权力和目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 很明显的是,就时间和范围而言,家庭的主人对于家中的那几个人具有明确和不同的有限权力。他除对奴隶以外,对于家庭中的任何成员没有生杀的立法权。(86)”

他之后说明如何建立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如果不具有保护财产(即生命、自由和产业)的权力,并为了此目的处罚这个社会中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87)… 因此,在任何地方,不论多少人这样地结合成一个社会,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 他授权社会,或者授权给社会的立法机关(这和授权给社会的性质⼀样),根据社会的公共益处的要求为他制订法律,而他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也有尽力协助的义务(把它们看作自己的判决一样)。藉著在世上设置法官,有权裁判一切争端和补偿国家(Commonwealth)的任何成员可能受到的损害。人们便脱离一个自然状态,进入一个国家状态。(89)”

洛克最后解释为什么君主专制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法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和有权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决可以期望得到解救和补偿。因此,这样一个人,不论使用什么称号──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与其统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和其馀的人一样,都是处于自然状态中。… 当他的财产受到他的君主的意志和命令的侵犯时,他非但不像处在社会中的人们所应享有的申诉权力,而且好像他已从理性动物的共同状态中贬降下去似的,被剥夺了裁判或保卫他的权利的自由,从而有遭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危险,而这些灾难和不幸是很可能由一个既处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状态而又因受人谄谀逢迎以致品德堕落并掌握著权力的人造成的。(91)… 这仿佛是当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时,他们同意,除一人之外,大家都应当受法律的约束,但他一个人仍然可以保留自然状态中的全部自由,而这种自由由于他掌握权力而有所扩大,并因免于受罚而变得肆无忌惮。这就是认为民众竟然会愚蠢到,小心地避免狸猫或狐狸伤害他们的机会,但就甘愿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是安全。(93)”


第8章 政治社会的开始

“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Consent),不能把任何人放在这种状态之外,使他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为了他们共同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并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以及有更大的保障抵抗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无论人数多少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它并不损害其馀的人的自由,后者仍然像以前一样保有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当任何数目的人这样地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Body Politic),那里的大多数人(Majority)拥有替其馀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95)…
任何共同体只能根据它的个别个人的同意而行动,而它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意向为依归,它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96)… 假使在理性上不承认大多数的同意是全体的行为,并对每一个人有约束的作用,那么只有每一个人的同意才算是全体的行为,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大多数不能替其馀的人作决定,他们便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结果只有立刻再解体。(98)… 只有这样才得以或能够成就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的开始。(99)”

在详细地回应两个反对意见后,洛克最后讨论有关同意的课题:
“究竟什么才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充分地表示同意,使它受制于任何政府的法律。通常有明白的同意(Express Consent)和默认的同意(Tacit Consent)的区别,这是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当任何人进入任何社会时,没有人会怀疑明白的同意使他成为该社会的正式成员、该政府的人民。困难在于应该把什么看作是默认的同意,以及它的约束力有多大;即是说,当一个人根本并未作出任何表示时,究竟怎样才可以认为他已经同意,从而受制于任何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与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他必须在享用的期间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不管他所占有的土地是永远属于他和他的继承人,或只是一星期的住处,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119)… 但是,服从任何国家的法律,安静地生活和享受优待和保护,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那个社会的成员。… 除了通过积极的参与以及明白的承诺和契约,确实地加入一个国家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使任何人成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或成员。(122)”


第9章 政治社会和政府之目的

本章可以视为前八章的总结。人们愿意离开自然状态并组织政治社会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即生命、自由和地产)。一方面,政治社会能够解决自然状态的三大缺点;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放弃两大自然权力。最后,洛克总结政府的责任和目的:
“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益处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以补救上述三个使自然状态那么不安全和不方便的缺点。所以,谁握有立法权或国家的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向人民公布并使他们知道的已确立的常设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统治;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并且只是对内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对外为了防止或索偿外国所造成的损害,以及为了保障社会不受入侵和侵略,才使用社会的武力。而这一切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益处。(131)”


第10章 国家的形式

从本章开始,洛克讨论有关政府的一些重要课题。本章是关于政府的形式:
“当人们最初联合成为社会的时候,既然大多数人自然地拥有共同体的全部权力,他们就可以运用所有那权力时而为社会制定法律,由他们委派的官员来执行那些法律,那么这政府的形式就是纯粹的民主政制(Democracy);或者,可以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那么这就是寡头政制(Oligarchy);或者,交给一个人,那么这就是君主政制(Monarchy)。… 共同体可以就他们认为适当的,建立复合的和混合的政府形式。… 政府的形式取决于最高权力,即立法权,既不可能设想由下级权力来命令上级,也不能设想除了最高权力以外谁能制定法律,所以,制定法律的权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132)”


第11章 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的范围

“立法机关不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这权力交在它的手时,它便是神圣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拣选和委任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134)”

洛克主要讨论对立法权的限制:
“这些就是社会授与他们的委托,以及神和自然法对每一个国家的各种政制形式下的立法机关的权力所加的限制:
第⼀,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因个别情况而改变,不论贫与富,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
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
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第四,立法机关不可以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在的其他任何地方。(142)”


第12章 国家的立法权、执法权(Executive Power)和对外权(Federative Power)

“立法机关不是经常有工作做,没有必要经常存在。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要攫取权力,藉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以及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配合他们的私利,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馀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因此,在组织完善的国家中,全体的益处受到应得的注意,立法权属于不同的人,他们按时集会,拥有由他们或联同其他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当法律制定以后,他们重新分散,自己也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143)…
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力,需要经常执行或关注,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已被制定和仍然有效的法律。因此,立法权和执法权往往是分立的。(144)…
执法权和对外权这两种权力,虽然确是有区别的,前者包括对社会内部的一切成员执行国内法,而后者处理对外有关公共安全和利益的事项。(147)… 如果执法权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的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受到不同的指挥,这迟早会导致纷乱和灾祸。(148)”


第13章 国家权力的从属

洛克指出立法权源自人民的委托,因此是可以取消的:
“立法权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Fiduciary Power),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当发现立法行为与授予给他们的委托(Trust)相抵触时,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 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保障的人。… 由于任何人或人们的社会都无权力把对他们的保存(Preservation)或其手段交给另一个人,受他的绝对意志和独断的支配。当任何人想要使他们处于这种奴役状况时,他们总是有权来保存他们没有权力放弃的东西。”(149)

执法权和对外权都是从属于立法机关的:
“如果执法权不是属于同时参与立法的人,而归属任何其他地方,它显然是从属于立法机关并向它负责的,而且可以被随意改变和取代。(152)… 对外权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和执法权同是辅助和从属于立法权的。(153)… 执法权既握有国家的武力,如果它利用这力量阻碍立法机关根据原来的组织法或公众要求,进行会议和行使职权,这又怎么办呢?我可以说,缺乏授权并违反对他的委托而施加武力于人民,是与人民进入战争状态。…对于缺乏授权的武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武力对付它。(155)”


第14章 特权 (Prerogative)

“有许多事情法律没有规定,必须交由握有执法权的人酌情决定,由他根据公众益处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159)”
这权力称为特权。


第15章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Despotical Power)

洛克在本章再次强调这三种权力的差别后,最后总结说:
“自然给予父母第一种权力,即父权,为了他们的儿女未成年时的益处,以补救他们在管理他们的财产方面的无能和无知;自愿的协议给予统治者第二种权力,即政治权力,为了他们的人民的益处,以保障他们占有和使用财产;权力的丧失给予主人们第三种权力,即专制权力,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役使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173)… 父权不如统治者的权力,而专制权力又超过后者。(174)”


第16章 征服

“一个侵略者由于使自己同另一个人处于战争状态,不义地侵犯他的权利,因此决不能通过这一个不义的战争来获得支配被征服者的权利。(176)…
如果征服者的征服是合乎正义的,他就对一切实际参加和赞同向他作战的人们享有专制的权利,而且有权以他们的劳动和财产赔偿他的损失和费用,这样他并不侵害任何人的权利。对于其馀不同意战争的人民,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以及对于俘虏的子孙,或对两者的财产,征服者都不享有任何权力,从而他不能基于征服而具有统辖他们的任何合法的根据,或把它传给他的后裔。但如果他企图侵犯他们的财产,他就成为一个侵略者,从而使自己处在与他们敌对的战争状态中。(196)”


第17章 篡夺

“不论是什么人,如果用国家法律所规定以外的方法,取得行使统治权力的任何部分,即使国家的形式仍被保存,也并不拥有使人服从的权利。(198)”


第18章 暴政(Tyranny)

“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的目的不是保存他的人民的财产,而是满足他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那就是暴政。(199)… 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201)…
法律一停止,暴政就开始了,如果法律被违犯并伤害别人。如果掌权的人超越了法律所授予他的权力,并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武力强迫人民接受违法行为,他就不再是一个官长。未经授权的行为就像任何其他人以武力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那样遭受反抗。(202)”

洛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对抗暴政:
“武力只应该在一个人受到阻碍无法诉诸法律时才被运用。只有那种使诉诸法律成为不可能的武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含有敌意的武力,也只是这种武力才使一个运用它的人进入战争状态,才使对他的反抗成为合法。(207)…
如果这种非法行为已使人民的大多数受到损害,或者,只是少数人受到危害和压迫,但是在这些情况中,先例和后果似乎使一切人都感到威胁,使他们衷心相信他们的法律,连带他们的产业、自由和生命,可能宗教信仰都岌岌可危了,那我就不知道如何能阻止他们反抗那使他们受害的非法武力了。 (209)。”


第19章 政府的解体

本章讨论政府解体的各种途径。第一个途径是社会的解体:
“解散[社会]这种结合的通常和几乎唯一的途径,是外国武力的入侵,把他们征服。在这情况(因为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整体自卫或自存),由他们组成的那个整体所属的结合就必然终止。因此,每个人都回到他以前所处的状态,可以随意在别的社会中自行谋生和谋安全。一旦社会解体,那个社会的政府当然不能继续存在。(211)”

除了以上外部的途径外,还有内部的途径,首先是立法机关的变更,这包括:
1) 个人或君王把他的专断意志代替立法机关所宣布的作为社会意志的法律。(214)
2) 君王阻止立法机关如期集会或自由行使职权以达成当初组织它的那些目的。(215)
3) 君主使用专断权力,未取得人民的同意并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抵触,变更了选举权或选举的方式。(216)
4) 君主或立法机关使人民屈服于外国的权力。(217)

“还有一个途径可以使这样的政府解体,那就是,当握有最高执法权的人玩忽和放弃他的职责,以致业经制定的法律不再执行。这显然是把一切都变成无政府状态,因而实际上使政府解体。(219)… 政府的解体还有另一个途径,这就是,当立法机关和君王这二者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的时候。(221)… 我在这里所说的一般与立法机关有关的话也适用于最高的执法者。(222)”

洛克回应了一些反对意见后,最后在本书的结尾说:
“我的结论是:每一个人在参加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重归于个人,而是始终留在社会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社会,不会有国家,而这是违背原来的协议的。所以,同样地,当社会把立法权交给由若干人组成的议会,由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继续行使,并给议会规定产生后继者的范围和职权,那么,只要政府继续存在,立法权就决不能重归于人民;因为他们既已赋予立法机关以永远继续存在的权力,他们就把自己的政治权力放弃给立法机关,不能再行收回。但是如果他们曾规定他们的立法机关的期限,使任何个人或议会只是暂时地享有这种最高权力,或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那么在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届满的时候,这权力就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以他们认为好的方式,继续原有的立法机关,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或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的新人。(243)”

主题

在下篇中,洛克论述了许多主题。他首先描述了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个体没有义务彼此服从,但每个人都要自行判断自然法需要什么。另外,洛克论述出征服奴役,所有物, [注 1] 代议制政府和革命权。

自然状态

洛克对自然状态有如下定义:

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注 2]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 [11]

托马斯·霍布斯作品中的理论建基于 17 世纪的英格兰所流行的自然状态理论,然而有相同看法的人,都因为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的结论困扰。洛克的自然状态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洛克认为,世界并没有神圣的绝对主宰。然而,“自然状态下,人类社会没有正式政府”并不代表人类社会没有法律,人类依旧受上帝的旨意和自然法管辖。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事物,而洛克则力证此等状态确实存在。实际上,此等状态仍然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那里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大可能有任何合法的总体政府(即,所有受其统治的人民直接选出的一个政府)。霍布斯强调自然状态的弊端,洛克则指出了它的优点。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但是环境是总是充满危险。最后,他总结到,自然状态的完美替代品并非独裁或专制,而是民主选得的政府和对基本人权(包括生命、自由、财产)的依法保护。

自然状态下没有人有政治权力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但,所有人都有权利,对违反自然法的行为,权威地宣誓正义以及进行管理性的处罚。因此,人们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著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2nd Tr., § 6) 但是,由于该法律的细节尚未成文,因此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自己的情况下误用该法律。倘若没有任何通常公认的公正法官,就没有办法纠正这些对法律的错误使用,也无法有效地制止那些违反自然法的人。 因此,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难以得到良好执行。

如果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自由,如果他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同最尊贵的人平等,而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为什么他愿意放弃他的自由呢?为什么他愿意丢弃这个王国,让自己受制于其他任何权力的统辖和控制呢?对于这个问题,显然可以这样回答: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著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2nd Tr., § 123)

这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经常发生的战争状态,并保护人们进入公民或政治社会的私有财产,即社会状态。

征服与奴役

本书第四章《论奴役》和第十六章《论征服》引致了一些误解与混乱:前者为奴隶制提供了辩护,后者则为征服者的权利

17世纪英格兰,国王的权力与日俱增,那时的反对者表示,英国正向奴隶制的条件迈进。洛克因此开玩笑地问,在何种条件下这种奴隶制是合理的。他指出,奴隶制不可能以契约的形式出现(这成为洛克政治体系的基础)。一个人如要成为奴隶,他必须要服从一个绝对的、随意的权威。但是,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都没有此等权力,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有将此等权力转让他人。然而,应当被判处死刑的人,即违反自然法的人,可以被奴役。洛克也认为奴隶制的完美状况,是合法的征服者与俘虏之间的战争形态的延续。而如果,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达成协议,那么这样的状态也将很快结束。

在为奴隶制提供辩护时,他使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实际上都无效了。此外,因为人在法理上不可为奴,当奴隶制迫在眉睫之时,逃离奴隶制便成为了道德上的强制性义务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洛克关于奴隶制的观点:服从绝对君主制是对自然法的侵犯,因为一个人无权奴役自己。

英国国王的合法性取决于(以某种方式)表明和征服者威廉的血缘关系。因此,征服者的权利是一个具有宪法内涵的话题。洛克没有说随后的所有英国君主都是非法的,但他表示,英国君主的合法权威,完全取决于民众对他们的认可。

洛克首先指出,显然,在一场不公正的战争中,侵略者无法主张征服权:因为,等到被剥夺者有了实力,侵略者获取的一切财产就可以被夺回。被剥夺者的孩子保留这项权利,因此古老的篡夺行为不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合法化。洛克在此章节的第他部分讲述了公正的征服者可以有甚么样的权利。

洛克尝试反向论证,他先提出征服者可以获得的权力,然后论证此等权力实际上不应被主张。征服者对于与他一通参战的人,没有获得任何权威,因为他们没有不公正地发动战争。因此,无论威廉在英格兰有何等权利,他都不能以“征服权”为名,对他的诺曼人同胞称王。被征服者受征服者的专制权威管辖,但此处的“被征服者”仅限于实际参战者,那些被战败者的统治的人不受制于战胜者的权威。被统治者缺乏做不公正事情的权力,因此不可能将其权力授予其管理者:战备者因此并非作为其代表,所以被统治者不应因统治者的过错承担惩罚。征服者可以控制战败者的人身,但是不能控制他的财产;征服者不能因为对方的罪过而使其家室陷入贫困。尽管被征服者的财产理论上属于他本人,但是他的无辜的受养人也对此有部分权益,而征服者必须兑现此等权益。但是,征服者可以向战败者,在不影响其受养人生存的情况下,声索及取得相当于战争损失的赔款。

洛克的这种论断,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中和了“权威来自威廉一世的征服权”这一说法,使得在没有其他对权威的声索(如君权神授)的情况下,君王的权威必须来自被治者的同意。二是,他消除了征服的许多动机,即使是正义的战争,战利品也仅限于战败者和相当于军费的赔款;而即使是向对方声索赔款,数额也不可以超出战败方的承受能力,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战争永远无法得利。

所有物

洛克声称, 民间社会是为了保护财产而成立的(第 85 节)。在这篇论文中,洛克将 "Property" 一词作为其语源,即拉丁语 "proprius" 的翻译使用,即一个人所拥有的所有,包括其自身;洛克用这一词汇指代“生命权、自由和财产权”。他说政治社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财产而建立,并表示它为组成成员的私人(和非政治)利益服务:它不会促进某些只有在与他人共同的社区中才能实现的利益(比如,美德)。

此等描述如果正确,个人必须在社会之外(即处于自然状态时)拥有某些财产:国家不能是财产的唯一来源,也不能是唯一可以明确财产所有权的机关;因为,如果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则财产必须独立于政府而存在。 菲尔默爵士不认同自然状态的存在,并且表示,即使它可以存在,在此等状态下,万物皆公有,即在此时没有私产、没有正义与否之分(在此处,“不义”指的是将他人的利益、自由或者生命当成自己的所有物)。托马斯·霍布斯也有相似观点。洛克于是阐述了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何以产生物质所有物的概念。

他首先断言每个人至少“拥有”自己(尽管正确地说,上帝创造了人,而人类是上帝的财产[第 6 节]);这是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自由和平等的必然结果。于是,每个人还必须拥有自己的劳动: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使人为奴。因此,每个人可以通过在物品中混合自己的劳动,从公共库存 (common store) 中取得该货品:野外树上的苹果,在被获取并食用前,对任何人都是无用——而摘取苹果的过程使得这个苹果成为摘取者的所有物。换句话说,若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或者要求获取者在取得前获得全人类的共识,无论世界多末富饶,我们都无法避免人类饥饿而亡。必须允许一个人进食,而其所进食之物是其所有物;在此情形下,每个人都无法否定其他人具有同样的使用物品的权利。当一个人对苹果作出吞咽、咀嚼、啃咬、送喂的操作时,这个苹果便确认无疑地归此人所有——苹果在被混合进劳力的时候,成为了那个人的所有物。

但这并未能说明为何“个人可以被允许从公共库存中获取物件”。进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何个人的所有物需要收到他人的尊重,尤其是他们是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工作的。洛克向他的读者保证,自然状态是一种丰富的状态:如果个人保证,可以留下充足而有相同品质的库存予其他人,则他可以从公共库存中取得物件;因为自然是富庶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取走其所需物件,而无需从其他人手中取得任何物件。另外,获取者应当保证其所获取的物件在变质之前可以被正常用尽。于是,对于一个人所能被允许获取的量,有两个评判标准,即“充足与同品质”标准和“变质”标准。

金、银、其他贵金属或者保释都不会腐烂变质。但是,在一开始,他们是无用的,其美学价值并不能纳入自然状态下的价值考量。那么,在此情形下,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囤积任意量的此等物质,也可以将它们用于粮食交易。在人类的默许下,它们成为一种金钱形式(一个人接受黄金来交换苹果,只因他相信,别人会接受该黄金来交换小麦)。 故而,人们可以在自己所收集之物腐败前,将其售出。 因此,获取的限制就消失了。

洛克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原则上可以在自然状态中存在。因此,财产可以早于政府的存在,而社会可以致力于保护财产。

代议制政府

洛克并不认为共和国是必须的,他然而认为,公民和君主制、寡头政权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政体是可以建立一个正当的契约的(第 132 节)。洛克使用“共同体”(Common-wealth) 一词来代表“并非民主政府,亦非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而是任何独立的社群”(第 133 节);他表示,“无论共同体接受何种形式的管制,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统治。”(第 137 节)。 在相关文段中,洛克对行政机关(如君主)和立法机关作出了区分。为了惯常性地执法,行政机关必须是一个常设的权力(第 144 节);而立法机关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第 134 节),并且无需常设(第 153 节)。政府仰赖于民众个人的授权,“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

他关于人民权利和民政作用的观念为英国革命的思想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革命权

洛克亦将革命的权利作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一部分写入了《政府论》。洛克声称,根据自然法,所有人都有生命权自由财产权 (estate),即洛克所统称的财产 (property)(第 123 节);而依据社会契约,在政府违背公民的意愿的时候,人民有权发动革命,反抗政府,以求以一个可以为公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府替代现有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洛克认为革命是一种义务。因此,革命权实质上一种避免暴政的保护机制。

洛克在《政府论》之中认了明确的革命权:“所以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所以,立法机关一旦侵犯了社会的这个基本准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握有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产业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托的行为而丧失了人民为了极不相同的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这一权力便归属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第 222 节)

影响

北美

洛克在美国独立时期的影响力存在争议。虽然很容易指出洛克的两篇论文的特定情况被引用,但洛克理想的接受程度及其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还远未明朗。该两篇都回荡在短语中的独立宣言和著作由塞缪尔·亚当斯是试图获得了叛乱的支持。受洛克的影响汤玛斯·杰佛逊写道:“培根,洛克和牛顿我认为他们是曾经生活过的三个最伟大的人,没有任何例外,并且已经奠定了在物理和道德科学中提出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路易斯·哈茨在20世纪初写作,理所当然地认为洛克是革命的政治哲学家。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伯纳德·贝林与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戈登·伍德质疑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关于财产、税收和权利的斗争,而是“一场马基雅维利式的努力,以保护年轻共和国的‘美德’免受英国政治腐败和腐败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加里·威尔斯认为既不是洛克的传统,也不是推动革命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而是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一种以社会观念为基础的友谊,感性和政治哲学。控制激情。托马斯·潘戈与迈克尔·祖克特已经反驳过,在有更多有影响力的创始人的思想中展示了众多元素,这些创始人拥有洛克的血统。他们认为洛克思想与古典共和主义之间没有冲突。[12][13][14][15]

引用

  1. ^ Laslett, "Introduction," 59–61.
  2. ^ Ashcraft, Revolutionary Politics.
  3. ^ Laslett, Peter. "Introductio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4. ^ Se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In The Former the False Principles and Foundation of Sir Robert Filmer and His Followers, are Detected and Overthrown. The Latter is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3. London: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1698 [20 November 2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14).  via Google Books
  5. ^ Laslett, "Introduction," 8–9.
  6. ^ Locke, Joh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7.
  7. ^ Laslett, "English Revolution," 42.
  8. ^ Laslett, "Introduction," 12–13.
  9. ^ Laslett, "Introduction," 14–15.
  10. ^ Laslett, 266.
  11. ^ John Locke. 政府論下篇. [2020-06-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09). 
  12. ^ Zuckert 1994,chpt. 7–10
  13. ^ Huyler 1995,chpt. 4,5
  14. ^ Michael P. Zuckert.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D. Miller Jr.; Jeffrey Paul , 编. Natural Rights Liberalism from Locke to Noz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521-61514-3. 
  15. ^ Holly Brewer. By Birth Or Consent: Children, Law, and the Anglo-American Revolution in Author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ISBN 0-8078-2950-1. 

注释

  1. ^ "Property" 一词在洛克的文献中用法与现代通俗用法不同,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estate) 的统称,本文中将其译为“所有物”,以求接近其语源学指意义
  2. ^ 或译:上帝

参考文献

Bookman, John T. (2019). A Reader’s Companion to The Prince, Leviathan, and the Second Treatise

Dunn, John. (1969).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Kelly, Paul. (2007). Locke's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 Reader's Guide

Lloyd Thomas, D. A. (1995). Locke on Government

Laslett, Peter ed. (1960).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Mack, Eric. (2009). John Locke

Parry, Geraint. (1978) John Locke

Seliger M. (1968). The Liberal Politics of John Lo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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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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