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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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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嘉德(英语:Carstairs Douglas,1830年12月27日-1877年7月26日),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

生于英国苏格兰伦弗鲁郡Kilbarchan,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育有六子,杜嘉德是最小的儿子。1851年,杜嘉德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 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四年后完成神学课程。

1855年2月20日,杜嘉德被格拉斯哥马太自由教会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3月,他被派往中国宣教,是苏格兰长老会抵华的宣教士,在闽南地区宣教二十多年,因此被不少人称为“闽南使徒”。

传教

1855年3月,杜嘉德与宾威廉(William C. Burns,《天路历程》的汉译者)同往香港,转往上海,在旅途中,得到宾威廉这位属灵前辈的指导, 6月到达厦门,开始其在闽南地区的宣教生涯。

1856年,他从厦门乘船前往安海(位于泉州晋江市安海镇)布道,据《安海教会150专刊》记载:“福音初入安海,当地士绅极力抵制,起初禁止民众租赁房屋给牧师,继而禁止民众与之交往,终且扬沙掷石,甚至全镇二十四境士绅演戏宣示公禁、阻止传道”。尽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师还是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地进行传播福音,终于在咸德境向黄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为讲堂,后因数次被人纵火捣毁而迁租玄坛宫后蔡宅书塾。至1860年才有郑爽(安海更夫鸦片仙)、其弟郑垣及施洗、吴江、陈强(戏班吹手)等贫寒者蒙圣灵感化,相继受洗,同心归主。郑爽后来终身事主,历任执事、长老及传道。1866年,终于在安海扎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区第一个堂会(继厦门新街堂,为闽南的第二个堂会),并以此为据点发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还在漳州龙海等地宣教,为福音在漳州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858年,杜嘉德从宁波返回厦门途中,在台湾北部停航,但没有登陆。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由厦门渡海到台湾沪尾(淡水)和艋舺(万华)探查,9月24日抵达淡水,他发现台湾人大都能讲厦门话,感到非常意外与兴奋,他在日记上写道:“这市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市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厦门话,而台湾全岛也以厦门话为普遍。......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著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隔了一百哩,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据:董显光著:《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此后,杜嘉德多次写信给差会,要求派宣教士到台湾。经过他的报导与呼吁,几年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到台宣教。

1864年10月,杜嘉德与马雅各坐船抵打狗(高雄),在台湾先行考察了三个多星期,探寻宣教的可能性,并步行到府城(台南)、埤头(凤山)。

1865年,杜嘉德陪同英国长老教会首位宣教士马雅各从厦门抵台湾,5月28日由打狗登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杜嘉德协助他渡过艰苦的开创期,使福音在台湾扎根。

编撰《厦英大辞典》

杜嘉德为了在厦门做好福音事工,必须精通当地语言,他抄录学习卢壹所编的《厦门语字汇》,又向罗啻等宣教士请教。由于他颇有语言天赋,又能刻苦学习,所以很快就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闽南语。杜嘉德在厦门时,牧养教会、教导学生,还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著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即使在休假期间,他为了完成《厦英大辞典》的编撰,每天至少有八小时花在上面,因而其面貌较其实际年龄苍老。

1873年,杜嘉德在厦门编撰了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中文名《厦英大辞典》或《厦门音汉英大辞典》)。为了编撰辞典,杜嘉德广泛收集厦门话,每当听到一个新的词汇,他一定立刻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纯熟掌握为止。厦门的三公会为了使辞典早日完成,派伦敦会的施约翰以及美国归正会的打马字牧师协助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这部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厦英大辞典》)终于由伦敦的杜鲁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为此,杜嘉德获得了母校所颁赠的博士学位。

《厦英大辞典》是第一部厦门腔白话华英辞典,书的特色是全书无汉字,只用罗马拼音,杜嘉德在序文里说到,一者因为很多字找不出适当汉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国排印无法印出汉字,三者因他无法抽出时间在外埠(如上海)监印而作罢。由于杜嘉德在闽南地区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区的闽南话,因此书中指出了泉州话、漳州话与厦门话的差别,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所有学习闽南语者的必备书。

《厦英大辞典》出版以后经过将近半世纪之后,中国大变,新科学用语(如电器方面)、社会用语以及许多新字都不在这辞典里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1913年在台厦之同工们,请巴克礼牧师作补遗的工作,巴克礼在厦门用了三、四个月编纂整理,而于1922年自英国休假回来以后立刻前往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3年,《厦英大辞典增补》(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终于出版,序及说明5页,辞典276页,篇幅约有原著的二分之一。杜嘉德原著无汉字对照,但增补就有汉字;而其拼音方法尽可能与原著一致。因其资料搜集完备、说明清晰详尽,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的欢迎。1970年台北古亭书屋将杜嘉德原著及巴克礼增补合订重版,加题中文书名《厦英大辞典》。

对华宣教策略

1877年5月,来华的宣教土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杜嘉德当选为英国教会主席。他在会上对几十年来的宣教工作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他希望宣教士能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盲目行动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他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

巴克礼牧师和杜嘉德都是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巴克礼1873年春天毕业。晚年他回忆说:在我大学生涯里,我没有想到海外宣教,直到最后一年……有一天,院长杜乔治博士(Dr. George Douglas)的弟弟,就是厦门回来的杜嘉德牧师,来到学校招募前往中国的宣教师。……晚上院长邀了一些学生和杜嘉德牧师见面,当时杜牧师正从事厦门腔 汉英辞典出版的工作。他给我们看辞典的校对稿样,我向他说看起来印得还不错。他说:“是的!当你来到中国,相信你必会发现这字典有相当的用途”。以后他写信劝我,立刻和他动身,不必再念完神学课程,在中国宣教师的需要是迫切的……但我当时没有答应他的建议(Band: Barclay of Formosa, P17~18)。杜嘉德的哥哥 George Cunninghame Monteath Douglas (1826–1904)是当时位于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自由教会神学院院长。

巴克礼于1875年抵台。

逝世

杜嘉德从上海回来厦门后不久,染上霍乱。1877年7月26日从清晨开始腹泻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病入膏肓,医生束手无策,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坚定地回答道:“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接看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过了一会儿,他对一旁正在悲伤的信徒们安慰到“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6:23)下午5点多,47岁的杜嘉德逝世,埋葬在厦门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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