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前3世紀至3世紀的中國歷史時期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汉朝(前202年2月28日[注 1]—8年1月10日,25年8月5日—220年11月25日)是秦朝后出现的朝代,又称天汉,在中国历史上极具有代表性,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汉朝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中间为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9年—23年)与更始帝时期(23年—25年)。亦有以东汉与西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1]。西汉第一位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建都长安;东汉第一位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合共29位皇帝。
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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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 西汉 | 东汉 |
国君士族 | ||
首都 | 长安 | 洛阳 |
君主 -首位君主 -末位君主 |
共15位 高祖刘邦 孺子刘婴 (太子) |
共14位 光武帝刘秀 献帝刘协 |
开始 | 前202年 垓下之战 |
25年 东汉统一战争 |
结束 | 9年 王莽代汉 |
220年 曹丕代汉 |
黄色为前195年西汉初期汉高祖的直属领地,当时还是郡县与(有实权的)封国并存 | ||
棕色为前87年西汉汉武帝统治末年的疆域 ,当时尚未设立西域都护府 | ||
棕色为189年东汉末年有效控制的疆域 | ||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帝国,[2]汉朝常被称为“强汉”,并与后来的唐朝并称“强汉盛唐”,唐朝人亦有“以汉代唐”的现象。汉朝与公元前一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帝国东、西遥相并立。后世多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在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及文明的强大帝国[3]。在汉武帝期间,又开疆拓土,汉朝陆续攻灭南越、闽越、卫满朝鲜,在河西四郡和西南夷聚居地建立汉朝直属郡县。
汉疆域在初期时期不包括今广东、广西、越南、福建、浙江南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和云南,到了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其疆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今内蒙古包头及巴彦淖尔一带),南至日南郡(今越南广平省),东至临屯郡(今朝鲜江原道一带),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面积广达600万平方公里[4]。西汉时期海南岛得到短暂的统治,但于前46年放弃该地的统治;福建和江西前闽越王国地区到了很晚才设有一个县;朝鲜地区的真番、临屯二郡于前82年被撤销和高句丽的崛起,统治范围在东北开始收缩。东汉中期边郡开始内迁,导致失去对今河套、陕北和宁夏地区的统治。[5][6][7]
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以及周边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在后世,亦出现汉人、汉字等称呼。汉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归属感强,至西晋时依旧有义阳蛮张昌[8],匈奴人刘渊[9]、刘芒荡[10]以汉朝名号造反;直至唐代,“卯金刀”、“刘举”、“刘氏当王”、“刘氏主吉”、“伐武者刘”等一系列宣扬刘氏复兴的金刀之谶都络绎不绝[11][12];五代十国时期有以刘氏后裔身份建立的割据政权南汉,更有沙陀人以汉裔名义建立的后汉和北汉。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首个年号(汉武帝使用),但实际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元鼎,之前的年号系追认[13]。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政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和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这一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及《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14][15],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1]。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1]。
前209年,秦末,由于政令愈发严苛,而最终爆发陈胜、吴广“揭竿起义”[16]的事件,先秦六国旧贵族也借此时机纷纷复国。秦二世三年十月,楚分兵,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救赵;同时令沛公刘邦将砀郡兵西向攻秦。沛公先率楚军北上收陈胜、项梁散卒,至东郡,与王离军相遇。楚军出击秦军,于杠里大破东郡尉与王离所率领的秦军。宋义率楚军行至安阳按兵不动, 前207年四月,楚国贵族后代项羽率领诸侯联军在钜鹿之战消灭王离、降章邯秦军,同时刘邦北上先后开封之战 白马之战 颖川之战 洛阳之战 武关之战 蛲关、蓝田之战等战役后灭秦进军咸阳[17],而刘邦则入关推翻秦廷。[18]。其后,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19],并自行分封天下(见《项羽十八诸侯列表》),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两股势力开始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萧何、韩信、曹参、灌婴、靳歙、周勃、郦食其、张良等人的协助下,最终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于前202年在定陶登基正式称帝,立国号“汉”,史称西汉[19]。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治术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异姓王、臧荼、彭越、英布等为王[20],以及一些功臣为列侯(详见《西汉开国功臣封爵列表》)。
称帝之后,异姓诸侯王势大,因此汉初几年对异姓王一一分别翦除,改封刘氏宗亲为王,仅存长沙王吴臣。后刘邦与功臣刑白马立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称“白马之誓”[20]。汉初政府官员基本上由大大小小的功臣充任,从而形成汉初“布衣卿相”的政治格局。
此时,由于秦末以来动乱多年,国力虚弱,汉高祖在平定异姓王韩王信的叛乱时虽三次野战打败冒顿。匈奴越过句注山逃跑,采取诱敌之计包围刘邦,刘邦看出了端倪,派人前往打探情况,娄敬认为不可攻击,但数万汉军已越过句注山追击,刘邦不想打击汉军高涨的士气,部署追击,为了防止不测,派周勃南下攻打楼烦的三座城池,再跟主力会合,以备后援,后来刘邦被冒顿包围在平城,刘邦坚守白登山,冒顿一时不能攻下,7日后周勃的军队赶到,攻打冒顿的包围圈,为刘邦解围,汉军打败匈奴,由于国力虚弱无法大规模反击匈奴。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和平[21]。据史料记载,前后一共送去10位宗室之女,即冒顿单于于前200年、前192年、前176年所收到的3位公主,老上单于于前174年、前162年所收到的2位公主,军臣单于于前160年、前156年、前155年、前152年、前140年所收到的5位公主[22]。
公元前196年,吕雉利用计谋于长乐宫钟室将淮阴侯韩信杀死,灭三族。汉高祖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惠帝时年16岁,大权尽为太后吕雉(吕后)掌握。因汉高祖刘邦在世时,刘邦之宠姬戚夫人曾想谋立己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结果遭到吕后和功臣们的强烈抵制而未能成功。刘邦去世后,吕后即毒死赵王刘如意。刘如意死后,吕后使人挖去戚夫人的双眼、熏聋其耳、灌药致哑、断其手足,然后丢进茅房里,命名为“人彘”,意即“如猪之人”。对其他刘氏诸王也多加残害。又逼汉惠帝立自己年仅十岁的外甥女张嫣为后,史称“孝惠张皇后”。但张氏实在年纪太小,一直无法怀孕。吕后于便设计张氏假装怀孕,然后强取惠帝宫女所生之子,即前少帝,并伪称为张皇后所生,又秘密处决了那个宫女,于是前少帝被立为皇太子。惠帝因吕后的残暴而惊恐,数年后抑郁病逝。前少帝逐渐成长,获悉他的生母已为吕后所杀,公然表示长大后将会报复吕后。吕太后盛怒之下,便将他监禁于永巷中,并对外宣称前少帝生病,大臣均不得见。后来更废了前少帝,并暗中诛杀。五月,立恒山王刘山为皇帝改名刘弘,即后少帝。吕后临朝称制,开汉代皇太后临朝称制之先河,且数为后世所效仿[23]。
吕后称制,大封诸吕,并欲王诸吕,遭到时为右丞相的安国侯王陵坚决抵制。吕后伪升王陵为太傅,实欲夺其大权,然后大封吕氏外戚为诸侯王和列侯[24]。吕后为了增加吕氏的筹码,将吕氏之女与刘氏宗室联姻,不仅拥有权力,也可以借此监视刘氏子孙的一举一动[25]。并且吕氏外戚亦掌控禁军,刘氏皇权遭到严重威胁。而朝中大臣多为随汉高祖的开国功臣,他们表面上不敢反对吕后,但却已经开始为此准备。吕后临终时任命吕产为相国,先封吕禄为赵王,再任命他为上将军,独掌军权。而以陈平、周勃为首之功臣派亦做好准备,并与刘氏皇族联合。吕后一死,功臣派与皇族立即先发制人,发动政变,一举诛平吕氏外戚,废掉少帝刘弘,迎立汉高祖刘邦与薄氏之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26]。
吕后掌权时代,惠帝七年,临朝称制八年,前后共15年。高层之权的夺权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吕后仍能忠实执行刘邦生前所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相国(或丞相)之人选一如刘邦生前安排。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举事无所更改,一遵萧何约,力行清静无为之政,史称萧规曹随。除此之外,吕后秉政,继续宽刑薄罚,如废除“三族罪”、“挟书律”等秦朝恶法。对外政策上亦能理性冷静处理,继续“和亲”政策,避免战争。这样,吕后时期,国家经济呈上升之势,国力亦有很大增强。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之皇后窦太后非常喜欢《道德经》,尊崇道家,因此汉景帝与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道家学说。汉文帝和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继续秉持黄老无为的治国理念,奉行“无为无不为”的方针,实行轻徭薄赋、力行节俭的与民休息政策,恩威并施,以弥补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的多年动乱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大大得到减轻,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通常认为文景之治的主要作为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实际上,窦太后在文景之治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对文景之治作出仔细的描述,当中提到两帝在位其间,并无重大事故,百姓人给家足。国库累积上亿的铜钱,因为久而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堆满谷子,由于太多放不下而只能放在仓外,以致腐烂而不能食用。
文帝在位时,存在诸侯王国势力过大及匈奴入侵中原等问题。文帝对待这些问题采取的是异常谨慎而且又有效的手法。对待诸侯王,文帝采取以德服人的态度,小错不纠,在中央弱势的时候成功的安抚住各地蠢蠢欲动的诸侯,为后来景帝处理七国之乱造就一批忠心耿耿的诸侯王和大臣。最重要的两个大动作是:安抚吴王,使得吴王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没有假借丧子之仇反叛;在齐王死后将齐国一分为七,既满足齐王的儿子们称王的需求,为自己赢得贤德之名,又消除最大的一个诸侯国齐国。假如文帝的谨慎稳重的做法被一直持续下去,汉朝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七国之乱,诸侯王问题亦有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3.33%)。文帝十三年,还把土地税完全免了。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时,缇萦上文帝,痛陈肉刑的弊端,并愿意代父赎罪,亦即后人熟悉的故事“缇萦救父”。文帝纳言废除肉刑,下诏废除黥刑、劓刑、刖刑等刑罚,改用笞刑代替,并饶恕其父,可见文帝是宽容的一代贤君。
景帝即位不久,就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夺诸藩王的封地[27],引发各王的担忧,而在景帝三年正月(公元前154年)爆发以“清君侧”为名义的“七国之乱”,汉景帝因此腰斩了晁错,以寄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27]。但是七国之乱并未因此缓和,景帝任用周亚夫出兵平叛,在三月即告弭平,各诸侯国的势力因此极大削弱[27]。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十分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在与匈奴和南越国(南粤)保持和平的同时,也在积蓄国力,透过马复令等措施来积极备战;此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赞誉的时期[28]。
景帝驾崩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是清朝康熙皇帝以前以及汉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在位第三长的皇帝。在位期间(在位前141年—前87年)承上启下,开创了汉武盛世,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西汉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大展新风貌,开创中国前所未见的波澜盛世。可惜他好大喜功,在其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一大污点。
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建立年号“建元”,始开中国以皇帝年号纪年的先例[29][30],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诸侯藩王的势力,从此,诸侯藩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30];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百馀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30]。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过去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30],使儒家思想从此逐步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30]。
对外关系上,积极对付西汉的最大外患—匈奴。在此期间,先后出现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广利、公孙贺、公孙敖等杰出名将[31],经过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数十年用兵后,终于彻底击溃匈奴单于,使其“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讨朝鲜[31],使汉朝成为当时的东方霸主。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32][33],并先后以两位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乌孙,而达到离间西域和匈奴关系,进而联络西域的目的。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著名的“巫蛊之祸”[34],在这件事中,公孙敖、公孙贺、公孙敬声、卫君孺(卫子夫之姐)、卫伉(卫青长子)、卫伐(卫青次子)、及太子刘据因而死亡。而皇后卫子夫也因过度伤心而自杀。
西汉经过多年对外战争,文景之治的积蓄耗费殆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衰退的局面。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不是罪己诏,关于汉武帝罪己是资治通鉴的虚构,汉武帝死后并未改变西汉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而田余庆认为汉武帝晚期改弦易辙。为提振经济,汉武帝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统购统销,干预物价,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35]。
武帝去世后,钩弋夫人(赵婕妤)之子,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36]。汉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䃅和霍光三人共同辅政[36]。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上官桀被杀,霍光从此大权独揽[36]。霍光延续武帝在位晚年的政策,对内休养生息,放宽盐铁专卖制度,提高儒生地位[36]。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在位27天做出1127件荒唐的事,不排入帝序),密谋排除霍光,但反被霍光所废[36]。之后霍光又迎立刘病已(后改为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36]。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36]。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此后宣帝将霍氏集团一网打尽[36]。但是,宣帝继续奉行霍光的治国路线,大力整顿吏治,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这段时期,汉朝不仅内政清明,而且对于匈奴继续保持强势,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以加强对西域三十六国所处地区的联络与控制。经过昭宣二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得以从武帝中期以来的衰颓困境下明显恢复,并使汉帝国达到空前臻美的状态,史称“昭宣中兴”[36]。
宣帝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落。元帝“柔仁好儒”,对于社会秩序采取放纵态度,经常下令大赦,并且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37],导致盗贼遍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也致使皇权旁落,外戚[38][39]与宦官[40]势力兴起。他死后,成帝刘骜即位。汉成帝时汉成帝的舅舅、王凤与许平君的堂弟、孝成许皇后的父亲许嘉并立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后来小许皇后失宠、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崛起,汉成帝没有男性后代,外戚王凤、王莽(田齐后人)逐渐控制了政权,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成帝死后,由定陶王之子哀帝刘欣即位,哀帝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董贤厮混相好,外戚王氏的权力一度受压抑[41]。此时国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41][42][43]。元寿二年(前1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改元元始。但是,刘衎已沦为王莽的傀儡。五年后,王莽毒死仅14岁的平帝,并立刘婴为太子,号“孺子”,自己担任“假皇帝”[41],初始元年十二月朔(9年1月15日),王莽正式称帝,以刘婴为定安公,建立新朝。
新莽天凤五年(17年)绿林起义爆发[44],23年,仅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灭亡[44]。同年2月,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44]。25年赤眉军向城阳景王刘章占卜,立景王后人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绿林军,更始帝刘玄向赤眉军投降[45]。通常刘玄被认为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但也有认为是孺子婴才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原因是他被王莽篡位。若把一代而亡的新朝计入汉代历史,那刘玄可算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46][47],因为刘秀建立的是新的刘氏宗室政权。
汉更始三年(25年)六月,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是为光武帝,灭刘盆子,仍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雒阳[48][49],史称东汉[45]。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45]。
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50];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制、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另外提倡儒术,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与尊儒并行的便是表彰气节,因此士大夫争相以名节为目标,为淳美的政教,奠下基础[50];对匈奴等外部势力实行防御的策略,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但由于分封土地,也造成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地方豪强势力兴起,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隐患。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此时推行的是儒家,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同为各时期的鼎盛。期间,窦固以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长驻三四十年,不仅善于使用武力威慑各国,更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去联络距离较远的国家。但匈奴人亦同样在开展类似的行动,推翻各国亲汉的政权,再与新政权结盟。双方不断地反复攻防,一直到20年后,班超之子班勇才完全掌控西域。章和二年(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命[51],史称燕然勒石。二年后,永元三年(91年)窦宪派兵再次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单于主力,斩名王以下五千馀人,俘虏北单于皇太后,北单于仓皇逃窜不知所终,从此扫除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汉朝国势也再一次到达汉武帝时期的鼎盛;佛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52]。
88年,年仅卅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时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53],他即位伊始,实际上朝政都由窦皇后操纵,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53]。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53]。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53]。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53]。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53]。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落。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少帝,其在位仅200馀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53]。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53]。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时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53]。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刘炳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不久质帝就被毒杀[53]。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53]。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朝政由梁冀把持。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53]。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53];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166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53]。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168年),汉桓帝驾崩[54]。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54]。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宦官成功发动政变,杀死窦武。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随后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54]。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55],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朝政腐败[54][56]。
数十年的政争,长时间的羌乱以及天灾动摇汉朝的民生,终于在184年爆发由太平道教主张角引发的黄巾之乱,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号召数十万民众参与,虽然叛乱不久即告平定,但是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已实力大减[54],之后相继爆发北宫伯玉之乱和张举、张纯叛乱。中央朝廷为了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州的州牧[57][58]。刘昭认为设立州牧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原因[59][54]。
汉灵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同时死亡,终于结束戚宦之争[60]。但董卓掌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60]。此举引发关东州郡背叛中央[61][62],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董卓为了躲避关东联军,焚毁首都雒阳[60]并迁都长安[63]。董卓被吕布诛杀后,经过几年混战,出现把持朝廷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策、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焉等势力[64]。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权力,消灭各路割据势力,并在官渡之战中消灭最强大的敌人袁绍军队的主力,基本统一北方[64]。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罢三公官,复置丞相,曹操任丞相,独揽大权。曹操挥军南征,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曹操被迫回北方,巩固中原。不久刘备以荆州为根本,进占益州,曹刘孙三分天下之势开始形成[65]。而在这段期间,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实权掌握在曹操手中[66]。曹操先是晋位为魏公,不久又晋位魏王。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汉皇帝向臣下发布诏书的权力被剥夺。[67]汉至此已名存实亡。
建安25年(220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去世,其世子曹丕继任汉丞相,袭封魏王。同年汉魏禅代。221年,刘备称帝。江东孙权虽向魏称臣,内政外交皆自主,几年后孙权亦称帝,国号吴[66],三国时代正式开始。曹丕代汉后,汉朝宗室遭到曹魏禁锢。这一措施直到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才被废除[68]。
汉初,因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致使国力虚弱,只得退让防守。河南地区在秦末民变爆发时为匈奴占领[21]:160。期间南越(南粤国),闽越(闽越国),黔中地区亦先后独立。国土大幅减缩。
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武功鼎盛,国土大幅扩展。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21]:164。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21]:164。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为五郡,开始对西域的控制。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又平定闽越国,其地划入会稽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平南越国,又占有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方向,汉军征服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二年-元封三年(前109年—前108年),汉军在东北地区平定卫氏朝鲜,设置辽东四郡。边疆形势蔚为改观。
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版图基本恢复。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在汉朝最大“领土”范围内:东北的鲜卑、北边的匈奴(汉朝打败了匈奴)、中亚(汉攻大宛之战、郅支围城战)、贵霜(汉朝打败了贵霜)、青海西藏的羌人都是附属国。汉朝打败了匈奴后,汉朝在现代西伯利亚以及北极圈地区修建了阿巴坎遗址、燕然勒石等建筑。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32]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32]随后武帝征服西域,西域成为汉朝的领土。
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32]。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馀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32]。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0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两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32]。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33]。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33]。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
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还在乌孙国都赤谷一带屯田。元帝时,又增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西汉末年,西域分为五十五国。
王莽时期,贬去其王号,降为侯,西域与汉关系趋紧,匈奴势力再入[69]。
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同西域的联系,并于永平十六年派将军窦固入伊吾庐屯田驻兵,次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69]。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望海而还[69]。
随著西域局势的逐步趋于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西汉后期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70]。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条支和身毒等国,一年多则十馀批,少则五六批,携带金币帛等物品,需要至少两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中国运往西方的物产以丝绸、铁器和漆器为主;而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70]。
西汉前期的中央行政制度早期仿效秦朝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71];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71];御史大夫为副相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71]。而在西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71]。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兼掌教育事宜)、光禄勋(掌宫殿门房及皇帝侍卫随从,兼掌州郡所荐三署郎人选之考选铨叙等人事事务)、卫尉(掌宫城卫兵)、太仆(掌车马,兼掌全国牧政及驿站)、廷尉(掌法律审判)、大鸿胪(掌礼宾,兼掌外国及属国交往)、宗正(掌宗室族谱及诸侯王公主等督训)、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及财政用度)、少府(掌皇室财政,兼掌官营手工业作坊)[71]。另外又有将作大匠(掌国家工程营缮)、执金吾(掌京师治安)、大长秋(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与九卿并称“十二卿”。
汉武帝时期,皇权开始大幅膨胀,为压制位高权重的丞相,内廷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72]。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宰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72]。
绥和元年,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元寿二年,汉哀帝把丞相改称大司徒,东汉时改称司徒,负责掌理教化,东汉光武帝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73]。东汉早期的三公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职位虽高,但其权力不复西汉之巨,仅余每年考核天下州郡人民、土木、兵马之政及分督九卿的督察权,政事综理之责内移至禁中尚书台[73]。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73]。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为其主管长官[73];尚书仆射一人,为尚书令之副[73];左右丞各一人,为令、仆之佐。尚书令原分四曹,后增至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侍郎六人[73]。同时,东汉政府还设立三套监察机构,分别是中央的御史台、兼具京官和地方官身份的司隶校尉与地方的州刺史。光武帝同时设立中常侍等宦官职务。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削弱的三公的权力,尚书则权高位低,同时也为之后的宦官乱政埋下隐忧。
西汉初,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由于对功臣的猜忌,不久又相继削除,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武帝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馀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公主沐邑、道(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县级政区1587个。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到东汉宣告形成。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74]。东汉末年,地方多事。灵帝中平五年(189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74]。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74]。
十三个州部为:司隶校尉部(治雒阳)、徐州刺史部(治剡县)、青州刺史部(治临淄)、豫州刺史部(治谯县)、冀州刺史部(治高邑)、并州刺史部(治晋阳)、幽州刺史部(治蓟县)、兖州刺史部(治昌邑)、凉州刺史部(治陇县)、益州刺史部(治雒县)、荆州刺史部(治汉寿)、扬州刺史部(治历阳)和交州刺史部(治龙编)[74]。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又分凉州置雍州刺史部。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
汉承秦制,于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统属于太常,秩比六百石,其数多至数十人,数量多达数十人[75]。但汉初朝廷所崇信的学术,黄老之外,便是申韩法家学说,对于儒家思想并不重视。到文帝.一时的贾谊,儒家思想才逐渐兴起。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增置五经博士,形成儒家独大的局面[75]。其后武帝又应公孙弘、董仲舒之请,于元朔五年(前124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以受经术,期限为一年。弟子员的来源,主要选自民间十八岁以上的子弟,此外各郡具低级官吏品学兼优者,也可担任弟子。毕业后,能通一经以上的可补“文学掌故”,等第高的可充任郎官,但只限于白身受业者。地方官吏出身的,则多派充九卿、列卿或郡太守的属官[75]。
宣帝时,五经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时,增设乐经,共为六经,每经设博士五人。弟子员也代有增加,昭帝时已满百人,宣帝末至二百人,元帝时千人,到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从太学的大量扩充,显示西汉儒学教育的日益发展与儒家政治势力的日益膨胀。东汉光武帝也于建武五年设学于京师,置博士十四人。太学生更不断增加,质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人[75]。
汉代察举制度可分为两类:一是诏举,当国家有特殊需要时,下诏命官吏推举人才。二是孝廉之举,是由郡国按时向中央保荐当地的人才。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76]。
高祖曾于十一年(前196年),下诏征求贤才,此举开汉代选举制的先河。其后文帝二年(前178年),曾下诏命“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誎者”[76]。至十五年(前165年),再度诏举上项人才,保举者的范围则扩大到侯王、公卿和郡守,由皇帝亲自策问,汉的选举制自此开始普遍推行。其后武、昭、宣等朝,也曾屡次诏举人才,都以贤良为主。西汉的名臣鼂错、董仲舒、公孙弘等都以贤良入朝为官[76]。汉代诏举,除贤良外,尚有“文学高第”、“茂材异等”、“孝悌敦厚”、“勇猛知兵法”、“明当之务、习先圣之术”、“明阴阳灾异”等名目,被举者大抵为现任官吏[76]。东汉时,诏举由特举变为岁举,又称茂材之举。选举的标准有四:即德行高超,经明行修,明晓法律和刚毅多略。每年由光禄勋、御史、司隶校尉及各州剌史等实责推举[76]。推行荐举、察举等方法的结果是门阀制度的大大发展,大量士族世家出现,与外戚、宦官形成东汉时期的三大势力,基本垄断国家政治。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 ,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汉朝的法律是律、令、科、比四种。律是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具有传统性;令,则是君主视需要随时颁布的法律,与律具有相同的效力;比,或称决事比及法比,是无成法可引用时用来比类决事的法律。汉律最早是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后来加上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还有赵禹《朝律》六篇。汉律到武帝时期便已完备,但也由于法条过多,产生判决不公的情况发生,亦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给予官吏做坏事的机会,昭帝以后的几位皇帝,虽然有心改善,但始终没有彻底执行[77]。
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开始兴盛,学者论法,多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到了东汉时期,光武、明帝,虽然提倡儒术,仍然崇尚法制。章帝时,采纳陈宠的建议,除去严酷的法律五十几条。和帝后,外戚与宦臣,轮流把持朝政,他们一向违法乱纪,视法典于无物,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儒家虽然兴盛,却对国事帮助不大,这种情况维持至东汉结束为止,献帝时,曹操当国,用法尚严,命应劭删定律令,作《汉仪》二百八十篇,虽然一度走向法治,但东汉不久被曹丕篡位而灭亡[77]。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在地方服役,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在本郡服役,划分兵种,加以训练。屯戍各分为两种:在京城或王国都城屯戍的称“卫士”,在边郡屯戍的称“戍卒”。服役期满后,役男即可返乡,不过仍有随时应召服役的义务。兵役之外,还有繇役,即每年为郡县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称“更卒”,同样也是五十六岁免役[78]。
京师的驻军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和官署,另一支为北军,屯驻于三辅地区保卫首都其他地区。它们名称的来源,是汉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宫,都在长安城的南部,故宫廷卫军集中于城南,守城军队的重心则在城北,因此有南北军之称。所谓卫士,即是指南军士兵,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役男轮番充任。但卫士是有经过选拔的,并非所有的役男都当卫士,不充卫士的则当戍卒。北军的士兵,则由三辅的役男轮流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国的卫士,则只在本国首都服役,不须屯戍京师。屯边的戍卒,大都是关东人,此外尚有少数当地人;他们在边塞城堡中,担任守望的工作[78]。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县集中于郡,划分兵种,给予训练。当时的兵种,主要有四种,即步卒、材官(精选的步卒),骑士、楼船士(水兵)。兵种的确定,皆依照当地的环境来做为标准。如西北产马,则当地役男多编为骑士;平原及山地区(如巴、蜀、三河、颍川诸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步卒和材官;东海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区(如庐江、丹阳、会稽等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楼船士。此外还有一种车士,多用于丧仪。各郡的正卒统属于太守,而由都尉指挥监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会同各县令长丞尉一同检阅,评定高下,名曰“都试”。都试的科目,以射为主,并加试其他技术。靠水的地方,则作水师演习;边郡地方,则由太守率领马队巡行塞障。正国的正卒,则统属于相,而由中尉率领[78]。
汉代虽没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干免役的规定,由皇帝随时以诏令颁行,大致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时,曾下诏规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与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过将军,都尉、二千石的,都可免役。此外,如宗室、关内侯,也曾数见于诏令。二是用以奖励才德。惠帝时,曾下诏免除“孝悌力田”者的免役。元帝时,能通一经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规定,凡曾随他入蜀汉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参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终身免役。宣帝时,也曾诏准霍光的后代免役。四是特殊情况下的免役。如人民九十岁以上只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与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78]。
汉朝军队的编制,可分为三项:一是京师驻军及中央设立的地方常驻军队的编制,二是地方郡兵以及边郡亭障的组织,三是战时的统率系统[79]。
京师驻军有南北军之分,其任务也不相同,南军由卫尉统领,守卫宫城。官城以内各殿舍的守卫,则以卫郎担,由郎中令统领。卫郎虽属南军系统,但其份子并非从各地的役男中抽调而来,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军官的良家子,郡国推举的孝廉的博士弟子员等来充任,此外还有不少富人子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皇帝最亲信的卫队,也是未来将相大臣的储备所。武帝时,于南军增置羽林、期门等兵,为皇帝的随从护卫,由光禄勋统领[79]。
北军由中尉统领,它的职责是拱卫都城,维持京师的治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并增置八校尉(中垒、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胡骑、虎贲)及城门校尉,于是北军大幅扩充,东汉分北军为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各由校尉率领;并另设城门校尉[79]。
正南北两军原各有两万人,武帝时期各减为万人。京师没有长期驻扎的军队,正卒一年一轮换。同时另外组织三支侍从军(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成立八支禁卫军,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募兵制的开始。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军权进一步集中到中央。东汉时的南军,按编制卫尉以下共有官长公车司马令,卫士令、都候、宫掖门司马及丞、尉等十九人,员吏二百九十九人,卫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军五校则有官长校尉五人,司马六人,员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西汉南北军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征调而来,东汉则是招募来的。南北两军因是首都卫戍部队,都不负野战勤务。但从武帝起,时有以京兵远征的事,东汉因行募兵制,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战[79]。
东汉和帝以后,宦官权势日大,至灵帝时,更拥有自己的武力,置西园八校尉,即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及左右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统帅。又因有皇帝的支持,原有的南北军自然无法与之为敌。朝中大臣、想要铲除宦官,甚至想仰赖地方军队,因此造成董卓之乱[79]。
东汉时,除了京师军队北军五营、虎贲、羽林之外[80],中央在地方设立常驻军队,号称“营兵”[81]。营兵主要受朝廷特别设立的都尉、校尉、谒者、将军、中郎将等指挥,并和地方太守联系不大。其中主要有黎阳营[82]、虎牙营[83]、雍营[84][85]、护羌校尉[86][87]、护乌桓校尉[88][89]、度辽将军(度辽营)[89]、匈奴中郎将、渔阳营[90]、扶黎营[91]、戊己校尉。
地方各郡郡兵则是平时只有千人,遇战事临时扩招[92][93],且受太守直接指挥[94]。
屯边的戍卒,多在边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御设备有用土做成的高墩,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信用的旗杆。士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围有墙叫坞,坞高约合市尺一丈乡右,每边长五丈馀。烽台和坞合称为燧。发现敌人时,则于烽台上点燃烽火,敌人逼近,则据坞以守。两亭之间,相距约十里。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备公务人员食宿的“传舍”,设于亭的附近。备有传舍的亭的,称都亭。障较亭为大,亦有围墙,可容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设于长城以外,障多设于长城沿线。障的首长为障尉;燧有燧长,由亭长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挥[79]。
汉代遇有征伐,多自各郡国调兵出战。战时的统率系统,最高者为大将军或将军,皆临时派定。将军之下有部,大将可统五部,每部的首长为校尉(比二千石)和军司马。部下有曲,首长为军候,曲下有屯,首长为屯长。至于地方的局部战争,则由郡都尉或县尉、乡官等统兵应战。东汉后期的刺史,也可以统兵[79]。
至于军队的调发,其权掌握在中央政府。国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调兵,太守发兵,西汉时由郡国都尉率领,东汉时郡国都尉裁撤,太守直接率领;至于中央下令时所颁的信物,高祖时用羽檄,是一块长一央二寸的木偶,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时,以虎符及竹使符调兵,虎符是铜制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长的竹片,上刻篆书。两种符都是分成两半,一半存于中央,一半存于郡国,中央欲调某一郡军队,则派使者持符前往征调,太守勘验属实,然后指挥军队出发。但这办法只限于内部,边郡因应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发兵之权,汉代太守对军事所负的责任很重,如有过失,会被弹劾为“乏军兴”,其罪重则死,轻则免[79]。
汉代的募兵,是东汉征兵制破坏后才普遍施行的,但早在西汉武帝时,那时便已经兼用募兵。当时对外战争频仍,征兵不敷使用,因此必须于征兵之外,再另外招募,八校尉的士卒,就是招募来的。此外,武帝也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恶少年从军。武帝以后,募兵事由更为常见,有时甚至招募异族为兵,例如宣帝时代的羌骑,就是招募羌人组成的骑兵[95]。
东汉光武初年,鉴于多年水旱为灾、连年战争造成户口锐减,决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从建武六年至建武二十三年,共计五次罢省郡国兵。虽然百姓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节省军费而停止执行训练,各郡国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但这种情形只限于内郡,边郡则不废都尉和都试[95]。这种情况从光武帝之后,便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政府不得不募兵来临时补充兵源。再来官部郡征兵机构的撤销,虽然东汉法律有征兵的条文,但有事时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来得方便,因此征兵的事,很少实行。灵帝时,黄巾乱起,屯兵不足以应付,因此大举招募,皇甫嵩、朱儁等人的平乱军队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后大将军何进也会招兵买马,以制宦官[95]。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借由经术取得高官之位,对兵事自然感到厌弃。既然人民不愿从军,募兵的数量常感到不够。而自光武帝以来,各种胡族,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风俗,于是汉朝又招募胡人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用来攻伐不顺的外族[95]。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东汉一代,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招募为兵。东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归降的胡人军队从事对外的战争。这种现象成为东汉灭亡的诱因之一[95]。
募兵制的最大缺点,就是非常容易把国家的军队变成私人武力。因为募兵常为无家无业的人,没有家庭和产业的牵挂,也没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长官与他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只要善待之,他们自然会视长官如父兄,为之出生入死;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人为中心的中心集团,于是军阀就是这样产生的[95]。东汉时,羌人强盛,屡次侵犯西疆,中叶之后,成为东汉边疆一个很大的威胁,政府见此情况之下,只好让大军长期防卫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为经常与羌人作战,战斗力很强,与内部缺乏军事训练的各郡比较起来,战斗能力自然相差很大。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北宫伯玉之乱,随后马腾、韩遂等纷纷加入,汉灵帝多次派遣大军都不能平叛。凉州也成为东汉末年率先脱离汉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之一。而出身凉州的董卓,控制了汉朝中央政府后导致各地郡守反抗,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95]。
西元前3世纪,匈奴汗国被冒顿单于统治,武力十分强大,多次侵犯西汉边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三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21]。白登之围后,西汉元气大损,从此之后一直被迫与匈奴汗国和亲[21]。
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期间,西汉接续秦朝,继续扩建延长长城,其西到起蒲昌海、东至鸭绿江以南、全长近一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景帝在位时,西汉一方面继续和亲,同时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21]。
汉武帝即位后,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对匈战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以三万铁骑击匈奴,收复河南地(新秦中)[31]。元狩二年(前121年),又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出陇西,深入匈奴两千馀里,夺得祁连山与河西走廊,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络,为西汉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31]。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和定襄郡,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大举回击,至狼居胥山而还。从此,匈奴北徙漠北一直到公元前112年又南下。
但是,汉匈之间连年的战争严重损耗两国的国力。武帝后期,汉改变国策,重新执行休养政策,而匈奴亦无力攻汉,仅能进行小规模骚扰。宣帝时期,匈奴虚闾权渠单于驾崩,随后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分裂为五部;五单于争立事件持续多年,刚平息后又是三单于争立。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通过臣服于汉的方式得到汉的支持,打败各个竞争对手。但其三单于之一的郅支单于逃到西方,继续与汉作对,元帝时期为汉校尉陈汤率军击斩。郅支单于被杀后,前已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深为惊恐,再次款塞,要求与汉和亲[96]。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是为昭君出塞,汉匈关系因此长期友好,边境和睦,互市频繁。其他的部分匈奴部落西迁到中亚康居一带[96]。
东汉前期,匈奴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对汉奉藩称臣,汉在南匈奴设使匈奴中郎将,并把单于庭设于五原,以便支持和控制南匈奴。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在位时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97]。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97]。永元八年,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馀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97]。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东汉,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97]。而北匈奴故地逐渐为鲜卑侵占。
东汉后期,附属于汉的南匈奴由于受鲜卑压迫,屯居于五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带,并逐步向内郡移徙。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匈奴中郎将权力越来大,甚至擅行废立匈奴单于。[98]。献帝时期,至曹操为丞相,分匈奴为五部,至此南匈奴不复存在。
西汉立国之始,它的南边有三个华夏部族和百越部族共同建立的国家,即东瓯国、闽越国及南越国,统称三越。东瓯国据今浙江省南部,闽越国据今福建,南越国据今两广(即岭南地区的广东、广西、海南和今越南)[99]。这三国虽然受到汉高祖册封,实际上为独立,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景帝为止[99]。到了汉武帝时,汉朝国力大为增强,三个国家的国力却因为互相争战而相对衰弱,最后在汉武帝时期先后被灭,为了防止东瓯及闽越再发生叛乱,于是将二国的人民迁徙至长江与淮水地区,另外将南越国之地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及日南九郡,自此之后,这个地区再无大乱[99],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南越国地区发生叛乱,汉派马援平乱,大破叛军于浪泊,此后直到东汉灭亡,汉朝南疆未再发生动乱[99]。
羌人分布于今天青海省和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一带。秦时羌人开始强盛,他们北与匈奴的河西地区为邻,西北与西域相通。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势力强大,西羌臣服于匈奴,中国与西域间的通道,完全被这两个民族所隔绝。
羌在汉武帝时期被封闭在青海湖到西宁湟源县湟中县一线。“初开河西,列置四郡(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100]汉宣帝时代羌汉军事对峙线在兰州,“遂寇金城。”[100]汉光武帝时代羌汉军事对峙线在从西宁到兰州一线来回拉锯。
总地来说东汉初年羌汉军事对峙线在今天京藏高速公路偏向西宁一带拉锯,期间羌汉杂居,时有冲突,临羌县是汉羌军事对峙线最前沿。羌称帝后,羌汉形势发生巨变。羌人第一次攻入甘肃东南部。长安开始戒严,“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读为于雍。”[100]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羌汉军事对峙线发展到长安一带,而一部分羌军已经攻入山西上党,而甘肃省西部已经不再属于东汉。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甘肃战场与宁夏打通,羌人和匈奴可以直接联系了。
其后任尚、邓遵、马贤时代,羌人稍弱,东汉稍微恢复了甘肃东部,“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记。遂定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100]“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00]东汉国家国力在汉羌战争中被大大损耗。“今三郡为未复,园陵单外。”[100]充分说明了汉长陵等陵园直接暴露在羌人的进攻矛头下。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汉羌决战。
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郡,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
马贤、赵冲之死标志着羌军对东汉全面战略进攻的开始。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自永和 (东汉)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
总结: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最初,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抗此起彼伏,西羌人屠杀汉朝人,西羌人在东汉取代了北匈奴成为汉朝第一外患,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多次沦为战场,羌人还曾一度兵进至山西河东。不但如此,刚崛起的鲜卑、南匈奴亦不时起兵南下,战乱波及关中、陕北、陕南等地。此战之后,使得关中更加荒芜,成了羌、氐、匈奴、拓跋等族的混杂区,东汉西北人口大量内迁,导致河套以南地区也成了“羌胡区”。关中地区的经济、人口一直等到北周时期才逐渐复苏。唯一幸免战乱的西北地区是凉州西部,尤其是敦煌、酒泉和张掖等郡在战争时相对稳定,此地是后来张氏前凉的根据地。[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