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是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主导，在美国实行的一场刺杀行动。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加州遭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吸收的台湾黑道竹联帮份子刺杀身亡。次年内情曝光后台美关系顿时紧张，中华民国政府虽然承认江南案为情报局官员主使的“秘密制裁”，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总统蒋经国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始末
1984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吸收的台湾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受派于8月14日至18日在该局菁山营区以化名“郑泰成”完成训练后，率该帮总护法吴敦于九月初赴美，会合已于一个月前先扺美国的忠堂堂主董桂森，共同执行代号“锄奸计画”的“制裁令”。10月10日，三人找到住在加州戴利城的刘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前往旧金山渔人码头的礼品店时，被早已事先埋伏的三人借机暗杀。董桂森先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眉心开了一枪，刘当场倒毙，吴敦再依标准程序朝刘的胸部、腹部补开了二枪确认[1]。三人在结束任务后，依原计画流程立即逃回台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受报后接手对此跨境犯罪进行调查，以求迅速侦破案情。
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不久，为防新闻闹大之后风声走漏，便因当年11月12日展开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而被逮捕。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后续是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馀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2]由于涉及美国公民死亡，同月底，由联邦调查局探员刘善谦（Anthony Lau）、Vincent Lugnai及戴利城警局副警监汤玛斯·李斯（Thomas Reese）组成的三人调查小组抵达台湾，与嫌犯陈启礼及吴敦晤谈3天，后于1月26日返美[3]。
1985年3月1日，陈启礼的手下张安乐（绰号白狼），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4]
事情被完全曝光后，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表达愤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美中关系跌入谷底。为了逮捕凶手，美国方面很快通过对中华民国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中华民国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中华民国的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5]
7月1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编制，将该局业务与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1958年由国防部第二厅改组而成）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陆军第八军团司令部司令卢光义中将担任。此后，情治系统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1990年获得赔偿145万美元和解。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张安乐指涉案的蒋孝武之后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政府决策的核心。
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新闻媒体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1]
董桂森则潜逃海外，后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1991年2月，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斗殴事件中被华青帮杀手刺杀身亡，但华青帮从不承认有这件事，甚至还将这件案子直指是美鹰会因黑道利益所做的。
陈启礼与参与刺杀的吴敦等涉案人员均被判无期徒刑，两人被监禁6年多即减刑出狱。吴敦等人2004年出狱后上谈话节目，分享坐牢经验时说，因为其与陈启礼暗杀刘江南的“爱国”行为，享受在狱中有烟抽、有电磁炉可煮龙虾，一般囚犯所无的特权生活。[6]
原因
早期看法认为主谋可能是蒋经国或蒋家人[6]，近期看法倾向蒋经国跟蒋家人未必是主谋甚至最初指控蒋孝武涉入案件的张安乐也承认冤枉了蒋孝武。目前看法多数认为主要策画者是情报局的高层，刺杀理由是情报局研判认为江南背叛情报局，为中共效力[7][8][9][10]。之后的资讯显示，江南可能是与中华民国、中共、美国三方的情报系统都有接触的三面间谍或者说线民。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并因此指称事件并没有水落石出，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崔蓉芝坚称：“刘宜良因著《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11]。”
陈治平是江南被枪击时，第一个赶赴案发现场的江南好友之一。根据他的看法：特务系统太过庞大，蒋经国因健康因素未必能控制，江南案原因恐怕在于特务机关自作主张自己做主去咬人了。事发后阮大方也以事情因己而起、过意不去，组成了“江南委员会”，间接促成案件侦破[12][13]。
汪希苓在回应如果事情重来是否还会下令制裁江南时回答，要看是什么局势，看对国家是不是有利，这是最主要的考量。陈虎门则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他身为军人、尤其是情报干部，只是做了职责该做的事，他个人没有一丝后悔，希望对国家尽应尽的责任。[14]
汪希苓在新书《破局》中谈到，江南案的5大原因，其中包括刘宜良想写宋美龄一段不实绯闻。书中谈到，蒋经国极为欣赏与器重汪希苓，希望汪先到情报局，以后再派到安全局，此话传到汪敬煦耳里，埋下“两汪”不合种子，汪敬煦甚至借江南案恶斗汪希苓。在制裁行动完成后，国安局瞒著情报局，发动“一清专案”逮捕陈启礼，并立即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捕获枪杀刘宜良的凶手”，使得江南案就此曝光，汪希苓、前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前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被停职收押接受调查。其中，江南案暴露最高情治单位首长、时任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奉国防部命令，下令竹联帮主陈启礼执行制裁拿情报局钱、却出卖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利益的刘宜良。后来在美国强力施压下，蒋经国经过2个月长考，才决定法办汪希苓等人。[14]
汪希苓在书中谈到制裁刘宜良的5大原因，除了刘宜良长期在海外诋毁蒋经国形象、当美中台三面谍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宜良当时正著手撰写《宋美龄传》，要炒抗战时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期间与宋美龄有一夜情的不实冷饭。当时美国媒体对此已有报导，宋美龄提告后，美国媒体已正式公开道歉。汪希苓说，“美国已说这是造谣，再去写，不是故意是什么”，不知情的一般人会信以为真，但这个情报他没有呈报，也没有跟蒋经国报告。书中提到，这是必须制裁刘宜良，又不愿公开的重要原因。媒体追问，“制裁”决定的最高层次是汪敬煦或更高的人知道？汪希苓只表示，书里有写。[14]
陈虎门出狱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时刘宜良身为情报局在美工作人员，曾表示要推介其策反的中共干部崔阵，情报局派出第五处卢梓宏上校及第二处廖文中上校两人赴美与他们见面。 大家在三藩市一处餐厅见面后，卢和廖两人发现崔阵的身份颇有可疑之处，“江南”又语多闪烁。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餐厅内竟有人偷拍他们的照片。由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江南”提供中共情资，结果却在比对资料时发现有误，此次再发生泄露我方人员行踪的可疑状况。因此前述两人回台之后立刻提呈报告，详细列数前述事项，并且建议局方采取“断然手段”处理，汪希苓于是下达制裁令，由陈虎门主签决定“制裁”刘宜良。执行者就由正在陈虎门手下受训的陈启礼、帅岳峰两人负责。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陈虎门笑著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台北政府）的钱，结果也帮对方（北京政府）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陈虎门也证实了江南是中华民国情报处的体制外的编外人员，但提供的情资很多都假的，不只假的甚至有疑似陷害中华民国情报员的行为，也导致了决定了最终“制裁”的行动。陈虎门也认为这起事件应该是其长官汪先生下令的，跟政府更高层无关，因为情报机关有一定的自主权不需要事事请示上级。[15]
“民国七十三年元月，政府决心清除流氓，警政单位再三重申限期自动办理登记……有人透露消息给竹联帮首脑陈启礼，要他一定要去登记；但是陈启礼因竹联帮涉及多起杀人、勒赎案不敢去登记，为逃避扫黑，试图投靠情治单位藉以脱罪，于是找上曾任老总统侍从、与官邸关系颇深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陈启礼想了一个点子，于七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陈立夫和蒋纬国作东，邀请我、警备总司令陈守山、汪希苓、调查局长阮成章等人聚餐……当天我让国安局主秘代表赴宴，陈守山、阮成章等也未参加。
同年七月廿八日，陈启礼请电影导演白景瑞出面再次邀请我、蒋纬国、汪希苓、林文礼……等人聚餐，我仍未参加，陈启礼私下向汪希苓表示愿为国家做事的意愿。八月二日，陈启礼赴情报局永康街招待所餐叙……八月十四日陈启礼化名郑泰成前往情报局训练中心讲习四天半……九月初陈启礼偕吴敦赴美……联系董桂森，三人共同谋议（刺杀江南）……但因陈等对美国环境不甚熟悉，事后作案车子等工具又弃置于现场，到处留下破绽，因此美方立即循线查获……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实施一清专案，陈启礼因组织不良帮派涉嫌叛乱，为警总签发拘票交警局拘提到案。”[16][17]
1985年3月间，当时在美国的张安乐，出席一场座谈会时，公布江南案相关细节，但最后因涉及毒品交易罪遭美国政府判刑入狱10年。[18]《竹联帮兴衰始末》之一段记载了他对于江南案的回应：“国民党连帮派都不如，帮派至少讲点道义，国民党却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19]而张因透露江南案部分消息，并于其中杜撰许多未发生之情节，遭陈启礼所不齿，认为其“背叛国家及帮派”。
当时，竹联帮张安乐指控蒋孝武可能是幕后主使。后来张安乐表示，当时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故意说还有一卷录音带指控蒋孝武，但后来张安乐也承认其实是冤枉了蒋孝武[20]。
名嘴王瑞德在节目中表示，该书里面包括张安乐先生在当时接受美国CBS跟平面华文的报纸采访，而其中有一段张先生已经承认是他杜撰的：这卷录音带是陈启礼和蒋孝武谈的时候录音的，录音带里面是蒋孝武自己的声音，这一段是杜撰的；因为当时想把层级拉高一点才能救陈启礼与董桂森。[21]
自称策划江南案的人叫柳茂川兀自说起作家江南写《蒋经国传》开罪了蒋孝武，蒋孝武如何吸收陈启礼，派陈启礼赴美行凶，而他又是如何陪陈启礼去旧金山江南住处勘查地形、规划枪杀和逃亡路线，但陈启礼临时起意，调来了吴敦和董桂森，击毙江南。事发后他跟陈启礼说此事已涉及国民党高层权力斗争，陈启礼随时可能会被灭口，他遂建议陈启礼录制自白录音带，假使他日出事，可当呈堂证供，保住一条命。[22]
1981年，国民党江浙派、军系元老密谋提拔他参选下一届中华民国副总统，未料功败垂成。元老们要他为了身家安全，速速离开台湾，他避居美国，亦逐渐淡出竹联，谁知又因陈启礼卷入江南案，“我暂居美国，可是有个人还是不太放心，谁呢？蒋孝武。他觊觎大位，我自己一个人没什么，可是我后面的江浙派跟国民党各派系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是利用江南案来消灭掉我。”他称蒋孝武当时是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身边簇拥著“太子派”人马，大权在握。深知他与陈启礼的关系，借陈启礼之手，一来可以除掉江南，又能把他拖下水，可谓一石二鸟。1984年，鸟尽弓藏，高层为了消去江南案污点，启动一清专案，将台湾各黑帮老大一网打尽，他立刻想办法把一件单纯刑事谋杀案运作成政治事件，保住了陈启礼一条命，“江南案这个不是我运作的话，就是被蒋孝武做掉了，我等于利用这个案子去扳倒整个国家机器，蒋孝武这个人人品实在太坏了。 ”[22][23]
不过也有了解黑道人士认为柳茂川可能太过夸大，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查证。江南案相关人士张安乐，向拔京在受访时也表示柳茂川讲的不是事实[24][25]。
新闻局前驻外官员郭冠英看法跟陈虎门类似，同样认为情报局怀疑江南背叛，加上情报局长不喜欢江南，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情报局由怀疑江南背叛变成了确定江南背叛才痛下杀手。 不过郭认为一开始怀疑江南背叛有可能是误会，是去策反中共官员的我方情报人员夸大了情况，应该进一步确认。 [26]
评论
江南案是一项台湾政治的分水岭。作家柏杨对观察评道：“蒋家政权，独裁暴政，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27][28]
高雄应用科大前校长吴建国于2018年一月发表新书。他在书中认为，蒋经国第一任总统时的作为，相对还是保守，第二任期大刀阔斧推动解严与民主化，并宣示蒋家人绝不接任总统，应该是受到十信案、江南案的冲击，被迫将布局转而开放，但这个“破局”却也使他赢得更高历史地位。前总统马英九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蒋经国解除戒严不只因为江南案或十信案，而跟当时的两岸情势和国际关系有关。[29]
吴建国新书《破局：揭秘！蒋经国晚年权力布局改变的内幕》中谈到，蒋经国晚年卧床治国，反大陆统战组织“刘少康办公室”的擅权与扩权、“江南命案”和“十信事件”等，让他决定顺应民意，改变做法，从保守走向开放，奠定台湾民主化基础。媒体追问，“制裁”决定的最高层次是汪敬熙或更高的人知道？吴建国则说，是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与汪敬熙，不过汪希苓认为，汪道渊那时候是不管事的。吴建国在书中指出，蒋经国做出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的宣示，是受了江南命案的影响，情治单位的内斗，汪敬煦为维护个人权力地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也使得蒋经国决定重整情治单位，走向民主开放，江南案破了蒋经国原来的布局。[14]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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