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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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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月夺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月15日到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一场政变。由于上海市委对文化大革命出乎意料的抵制，由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上海反对市委的“造反派”发动了对上海市委的“夺权”，并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1][2][3]。这场政变最终推翻了上海市委，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4][5]，并导致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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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宣称会按照以巴黎公社为蓝本实行直接选举制度[注 1]，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遭到毛泽东等党内高层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威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同时，越来越动荡的国内形势和各个派系的争权夺利让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感到担忧，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即二月逆流。最终，毛泽东撤回了对人民公社的支持，公社在18天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革命群众”（造反派），旧领导和军队干部的“三结合”。
虽然上海的夺权结束了，但是“一月风暴”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大规模夺权运动[6][7][8][9]，这最终导致了1967年全国范围内，不支持夺权的保守派与支持夺权的造反派的大规模武斗。[注 2]文化大革命自此进入了一个更加暴力的阶段。[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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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196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接见了火线指挥部及一些系统单位的造反派[5]。当天，各造反派即在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提议将造反派联络站命名为“新上海公社”、呼应法国“巴黎公社”，并提议将此次夺权行动命名为“一月革命”、意欲与苏俄“十月革命”相呼应，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一致赞同[5][12]。“一月革命”的称法随后在《红旗》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首次推向全国[5]。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中提及[1][4][13]：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历史背景
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4]。可发动几个月后，毛泽东发现他明显低估了基层党组织抵抗红卫兵进攻的能力[15] 。虽然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的影响力很大，但许多地方党组织只是口头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私下里却完全无法理解反对地方党组织的群众（造反派）对自己的不断进攻，不断压制造反派。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毛泽东和激进派领导人在1966年8月8日推出了“十六条”[16]，呼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注 3]
整个1960年代，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的一半。[17]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迅速出现了效忠毛泽东的红卫兵组织，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他们变得高度激进。他们袭击了地方的官僚机构和政府大楼，挑战着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和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统治。[18]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逐渐蔓延至工厂。1966年11月6日，在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数十个工人组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简称“工总司”），推举了纺织工人，中层党政干部王洪文为领导人。[19]
在工总司成立后，他们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并要求曹荻秋向他们“检讨”。但上海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抵制这些要求，宣布其非法。[20] 工总司在成立大会后，游行到上海市委大楼，遭了闭门羹。在没有得到官方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拦截铁路，去北京请愿，这导致了整个京沪铁路瘫痪三十多个小时，即安亭事件[21]。 最后，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在未经上海市委同意的情况下，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22]，此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事后认可[23]。随后，造反派围攻解放日报报社，要求夹带造反派主办的报纸发行，在全国工交座谈会的影响下，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即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造成了许多渴望秩序，支持地方党组织的群众的愤怒。他们在市委的暗中引导和支持下，成立了上海的保守派组织，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下简称“赤卫队”）。他们之后与造反派展开大规模武斗。1966年12月30日，赤卫队和工总司的冲突达到顶峰，双方在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总部展开激烈冲突[24]，这场史无前例的冲突最后以赤卫队大败结束，91人受伤，300多人被捕，即康平路事件[25]。当天下午，一支由一万多人组成的队伍从上海前往北京，试图寻求中共中央的支持，以便于通过谈判解决冲突[26]。康平路事件后，大批赤卫队员纷纷离厂抗议或躲避批斗，造成上海经济半瘫痪。[27]而12月31日，赤卫队中有人要求发动总罢工，以对上海市委施加压力，这些行为最终被造反派作为罪名，打倒了赤卫队[28]，去北京请愿的保守派工人也在昆山被拦截，赤卫队至此不复存在。[17]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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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经过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6][30]:585；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6][30]:593。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起草了传单《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急告全市人民书》，有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同意签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4]。5日，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4]。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1]。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31]:116。这次大会被学界认为是一月风暴的起点和标志[32]。
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30]:594。 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31]:116。 同日，上海造反派决定起草《紧急通告》，经32个群众组织同意，于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陈丕显等同意发表《紧急通告》[a][4][3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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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4][3][37]。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1]。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此前《文汇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更名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1][38][39]：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发出，贺电说：“《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6][31]:117 该贺电于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6]。
16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7][30]:719[40]，说“上海工人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号召夺权[30]:720。此后“夺权”代替了“接管”[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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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晚，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和各系统造反派，指出夺权必须联合[5]。经讨论，造反派将联合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30]:729，准备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30]:730[41]。
在这一时期，其它组织曾经先后发动过四次全市性夺权[4]，但都被张春桥等人分化、镇压[36]:285。
- 1月15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4]，宣布接管市委和华东局[30]:709，但张春桥不支持[30]:713。
- 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4]，宣布自己联合了50个组织，再次接管市委[30]:730。
- 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4]，25日红革会收缴了23个机关的印章[30]:737；28日至30日，红革会等开展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期间发生武斗[4][36]:285；30日清晨5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一·二八炮打”于是结束[36]:286。此后红革会、炮司等被排除于夺权外[30]:784。
- 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4]。
2月2日，毛泽东建议上海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30]:781，张春桥接到王力电话后，即向造反派议将“新上海公社”改建称“上海人民公社”，获得同意[30]:782。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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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称：领导最终要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三结合”（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只是过渡性质的权力机构。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批评上海夺权[42]：“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多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43][42][44]，与夺权的黑龙江省形成了鲜明对比[44]。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泽东与他们多次谈话，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议的“公社”名称，表示公社制度中不存在党的位置，“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是反动口号[42][43]。张春桥、姚文元于2月18日返回上海，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30]:805，领导人员采取“三结合”的方式产生，而非巴黎公社原则的选举制度[42]。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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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响
一月风暴爆发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起）、陕西（1月16日起）黑龙江（1月31日起）、贵州（1月25日起）、山东（2月3日起）等省纷纷夺权[6][9][46]。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6]。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6][47]。
在一月风暴中，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不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4]。有学者认为，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没有完成夺权行动，相反却开始攻击“中央文革”成员、并掀起内斗[4]。
受一月风暴影响，全国诸多地区均爆发了夺权事件，但造反派内部常因权力斗争而分为两大派，互相对立，酿成“武斗”[2][7][8][9][48][49]。在夺权风暴中，派性斗争激化，武斗逐渐升级，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和兵工厂，向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并建立了工人武装，部分地区为维持秩序而施行了“军管”[8][9]。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六·六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之风[50]。但到了1967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全国武斗大规模升级[7]。
1967年2月11日、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元老（合称“三老四帅”）对文革混乱局面强烈不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在军队中鼓动造反、搞乱了军队[8][37][51][52]。期间，叶剑英曾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51][52]：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的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7][52]。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道[52][53]：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代表林彪参加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52]。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三老四帅”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8][37][52]。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8][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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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评价
- 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5]
-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54]
- 夏尔·贝特兰[55]：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
- 1988年，金春明认为：“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36]:287
- 2001年，何蜀认为：“1967年初的原始历史记录却表明，那时‘夺权’浪潮并非起于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也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这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实。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御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4]
- 2001年6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提到：“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2][56]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2][56]
- 许多研究者指出[44][57][58]：《十六条》中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一月风暴”中亦有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举动。但1967年“一月风暴”后，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却从未实行选举制度。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44]
- 张志明：“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喧闹一时的上海新政权名称，在存活了18天之后，默默地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然而，“上海人民公社”的消失决不仅仅意味着新旧政权名称的变更，也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只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形式”。它的消失象征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理想和目标的退却，也暗含着他对日益难以驾驭的动乱形势的担忧和想尽快控制住局势的渴望。而“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则标志着毛泽东向传统体制回归的开始，更标志着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道路已经步入了死胡同。[59]
相关作品
参见
参考资料
注释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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