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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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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省的省级党部。1930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组织成立,为正式成立省党部准备条件。经过多次组织形式变更，1939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成立。到1945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1]。
历史
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云南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李宗黄、杨友棠、胡盈川、周自得、 杨华馨、刘国祥6人。杨希闵(宾川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宗黄(鹤庆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云南代表中，朱培德(安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实(楚雄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5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委员的跨党党员杨青田、王复生回云南，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和筹建国民党省党部。因遭唐继尧政府搜捕,他们无法在云南立足,先后返回广州。
在唐继尧执政期间，“凡三民主义书籍，即认为赤化，严禁入口”，使得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薄弱，然国民党力量仍试图策划“联络本省比较开明的军事首领，分化唐继尧的武力”。当时主政云南的唐继尧在第一次滇桂战争中被国民政府支持的新桂系击败，唐继尧支持联省自治，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广州政府的联俄容共、国共合作和一党体制。唐继尧担任陈炯明流亡海外后的中国致公党副总理，亦欢迎同样支持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在云南活动。
1926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特别支部）在昆明诞生，同时亦组建由中共跨党党员和亲共人士组成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国国民党云南省筹备委员会。中共帮助发展国民党员，同时一批共产党员加入其中成为跨党成员，使之很快发展至2000多人。1926年12月，唐继尧成立民治党，出版《滇事旬刊》，坚决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指责共产党的宣传是“过激赤化”，说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是“卖国政蠹”。唐严厉查禁共党革命报刊和出版物，取缔共产党、国民党在云南的活动。
1927年2月，云南发生二六政变，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发动兵谏，唐继尧被迫下野。1927年3月初，王复生经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云南省党部筹备员再次回到昆明。于3月12日,在云南省教育会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选举王复生、赵祚传、李子固、杨瑞庵、李鑫、孙荣贵、吴澄、严英俊、李仁、 陈西美为执行委员。这一组织被称为“教育会派”[2]。
3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为云南农运特派员的中共党员李鑫指导下,由国民党各基层组织选出20多人,召开全市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在云南省立一师成立了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被称为“政法党部”。此前的2月中旬,李鑫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举办云南农民运动讲习班,培养了中共的农运骨干。“教育会派”与“政法党部”事实上均为中共党员事实上主持[3]。
1927年4月，经南京国民党中央批准，广州政治分会又任命反共的右派分子蒋子孝、张禄、邓鸿渠、张西林(张邦翰)、罗仲达、罗衡、谢直君7人为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员。
此外，杨大铸、吴品芳、邓质彬、董成志、彭嘉猷、李表东、张仁怀、赵世钊等亦组织了另一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并“大受共党王复生等之忌，以右派反动分子投机分子诸名词攻击各同志”。
总的来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混乱。自国民党改组到二六政变之间，国民党在云南并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省党部机构，其在云南的党务处于分散、凌乱状态。云南二六政变后，何应钦、王伯群在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就称：“云南党务共有三党部，中多投机份子，互相争执，徒滋纷扰。纯粹忠实党员寥寥无几，若不从速改组，廓清不良份子，影响党国前途实非有浅鲜。应另行组织，从昭郑重而收实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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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镇压国民党内的中共跨党党员。由中共控制的云南临时省党部即召开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会议，表示“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由省市党部人员到各基层党部宣传“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由中共控制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与中共云南特支相互配合开展工运、农运和学运。5月11日,龙云在云南响应南京和广州的“清党”，封闭了中共控制的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逮捕共产党员、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王复生、李鑫、 赵祚传、杨正元、严英武等20余人。
5月15日，在昆明圆通街建立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处，与左派国民党党部公开对峙。该筹备处因未得到云南军政当局的实际支持，最后只得依靠在广州领得的经费于昆明圆通街租房，挂起“中国国民党云南党务筹备处”的牌子，自认为正统，又因在圆通街，被称为“圆通派”。同时龙云以在组织国民党问题上“各立门户,引起纠纷”为理由，另建“国民党组织”。5月28日，在龙云的支持下,李培炎、杨树人等网罗一部分原同盟会会员,在省议会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亲共的国民党组织进行对抗，被称为“议会派”[2]。
对中共成员的逮捕发生后，中共云南特委组织游行示威抗议。龙云先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但仍指控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6人为 “乱党赤化首要分子”,继续扣押，并准备呈报南京中央政府批复后予以处决。6月14日，对龙云不满的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等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了龙云,重新出任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胡若愚夺权的机会，将王复生等6人营救出狱。但胡若愚政府在宣布允许原国民党左派党部公开活动的同时，也支持右派党部“圆通派”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处。
1927年7月1日，以胡若愚为首的云南省务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反共派在会场散发攻击亲共左派的《大无畏报》。左派国民党员张月松、王有才等把散发《大无畏报》的邓鸿渠等扭送临时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部则指张月松、王有才“擅行捕人”加以拘捕，张月松、 王有才被拘禁5天后获释。7月7日，反共派又用省立一中等校名义散发传单攻击亲共派党部和云南省学联。7月8日，亲共派学生破坏反共派党部，抄查宣传品，砸烂党部招牌。
1928年1月，龙云击败胡若愚重夺云南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1月12日，龙云即以共产党“破坏秩序，为祸至烈”、“非仿照各省组织‘清共委员会’，不足以专责成”为由，下令组织云南省清共委员会，公开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亲共左派，积极部署在昆明进行搜捕。，由中共支持的亲共左派党部停止活动，很多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逃亡，有的被逮捕或处决。
但国民党在云南地方的党务并未因此而正常发展。在清党开始后，原来存在的各派亦即停止活动，国民党中央亦即派张禄、罗衡、张邦翰、冯春申、沈君蕴、朱鸿题、李宗黄、吕天民、杨大铸9人组织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整理登记事宜。然因到滇各人“仍以过去各人在党活动之倾向不同，互相猜忌，迭起纠纷，毫无成绩可言”，于是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又令收束”。
到1928年冬，国民党中央派遣裴存藩为云南省总登记员，对云南的国民党党员作一总清理。此次登记后，呈经国民党中央核准的合格国民党党员，仅578人，“且多数仅集中于昆明市及易门县两处”。云南党务基础自此“乃于焉确立”。
1929年，国民党中央以龙云、张邦翰、卢汉等人为云南党务指导员整理云南党务。1930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组织成立,为正式成立省党部准备条件。国民党在云南地方党部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形态，“云南之党务乃进于建设之阶段”。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正式开始发展全省各县市党员。1930-1936年的7年的时间里，共发展22个市县党部。不过，由于经费、人才限制，“各县市未能同时推进”。
1931年9月13日，根据国民党中央关于改善和缩小组织的命令,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改组,由龙云、张邦翰、陈廷璧3人为常务委员,卢汉、陈玉科、杨文清、陆崇仁 4人为指导委员,裴存藩为指导委员兼书记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以国库支绌为由，将每月补助云南地方党部的经费，由4000元遽减为2000元，导致云南省指导委员会的经费“捉襟见肘矣”[3]。
中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的党务因“时势需要而迅速发展”。据1938年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所言：到1938年3月底为止，云南全省先后成立之县市党部有36县，还有麻栗坡特区党部、滇越铁道党部，共计县市党部(或办事处)40处。然而，其中的滇越铁道党部及景谷、威信、绥江、彝良、缅宁等5县党部，因省党部经费一再缩减，地方补助费困难，无法维持，被先后归并裁撤。因此，实际共计有县市党部34处，其中执监委员会有3处，指导委员会17处，指导委员办事处4处，特派员办事处6处，整理委员会1处，直属区党部3处，全省各县市党部所属区党部11处，区分部117处。
1938年9月，国民党中央并指派龙云为主任委员，卢汉、张邦翰、陆崇仁、陈廷璧、裴存藩、杨文清、陈玉科、龚自知、李培炎、赵澍、杨家麟为执行委员,陇体要为书记长。此时，已发展到35个市县党部，即昆明市、个旧县、开远县、昆明县、楚雄县、玉溪县、昭通县、建水县、腾冲县、澜沧县、保山县、宣威县、会泽县、镇雄县、永善县、宜良县、蒙自县、曲靖县、大理县、宁洱县、墨江县、富宁县、罗平县、澄江县、易门县、罗次县、华宁县、华坪县、盐津县、金平县、呈贡县、路南县、河西县、河口对汛区、麻栗坡对汛区等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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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成立,指导委员会同时宣告结束。改组后,由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龙云出任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年又建立马关县、广南县、文山县、蒙化县、顺宁县、丽江县、永胜县、平彝县、 祥云县、镇康县、宾川县、车里设治局、西畴县、泸西县、寻甸县、彝良县、巧家县、盐兴县、思茅县、元谋县、龙陵县、丘北县、师宗县、云县、缅宁县等25县、设治局党部。
国民党中央一直试图改变云南“失衡”的党政关系。陇体要在1939年9月11日出席云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指“社会一般人对本党各级工作，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有些人把党部看作议会的性质，认为省党部就等于省议会，县党部就等于县议会”，认为云南各地的地方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认识不深，不清楚在党国体制下省党部理论上拥有的职权，认为省党部是议会、宣传、监察机关，因此虽然强调“党政一体”，但因为经费无保障，人事基本为昆明或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事实上只能“党附于政”[3]。
以景谷县为例，1933年，国民党云南省中央派崔家友为县党部指导员,到景谷组建国民党，后因斑洪事件，两人离开，景谷党务中止。斑洪事件结束后，崔家友回县在碧岭任乡长被人杀死,发展国民党组织未成。1939年,省中央派龙开杞来景谷重建国民党，住了一年多就自动离职回去, 由非党人士田家才代理党务。1944年，省中央派人恢复国民党景谷县组织，发展李希哲等入党,任命李希哲为执行委员。40年代初期,县党部曾在中小学教师中及政府部分职员中填表登记花名册。据查,景谷仅有10多人加入过国民党[4]。
1940年，奉国民党中央令，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云南负专责委员办公室。监察专员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定执行委员裴存藩担任,其职责为执行本省各级党部的监察任务。本年省党务执行委员会继续建立新党部，计有砚山县、弥勒县、佛海设治局、南峤设治局、安宁县、景东县等6个党部。
1941年7月，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书记长陇体要辞职,改由执行委员赵澍兼任。本年，省党务执行委员会又建立马龙县、禄丰县、元江县、广通县、永平县、镇沅县、石屏县、新平县、龙武设治局、梁河设治局、瑞丽设治局、陇川设治局等12个党部。国民党的活动及基层组织的发展深入到边疆地区。
1942年3月，奉国民党中央令，将监察室改为云南省负监察专责委员办事处。监察专员仍由裴存藩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支部成立。8月，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陆崇仁、李培炎呈准辞职,由国民党中央另派陈玉科、邵重魁补充。12月，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内部改为三处、两室。 主任委员仍由龙云兼任,书记长由执行委员赵澍兼任。本年，进一步在云龙县、六顺县、双柏县、江城县、沾益县、姚安县、大姚县、弥渡县、宁蒗设治局等9县、设治局建立党部。
1943年1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内部各处室正式改组成立。8月，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卢汉辞职,由国民党中央另派陆崇仁补充。本年又建立鹤庆县、兰坪县、威信县、大关县、绥江县、双江县、永仁县、屏边县、洱源县、鲁甸县、镇越县、漾濞县、景谷县、曲溪县、峨山县、嵩明县、碧江设治局、德钦设治局、贡山设治局、泸水设治局、福贡设治局等县、设治局21个党部。
1944年，建立邓川县、牟定县、昆阳县、昌宁县、凤仪县、盐丰县、晋宁县、江川县、镇南县、禄劝县、剑川县等11县和中缅未定界的卡佤山及盈江设治局、潞西设治局、沧源设治局、耿马设治局计16个党部。
1945年1月，省党务执行委员会在富民、陆良两县建立党部。截至1945年2月底止,全省建立党部的,计有1市、两对汛区、112县、 14个设治局和1个特区(卡佤山)。尚未建立党部的,有3县、2设治局。通过八年的中日战争，云南的国民党组织基本发展到全省。1945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整顿云南党务,下令免除执行委员兼书记长赵澍本兼各职, 以龙绳武任委员,李耀廷任书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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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作党务报告和施政报告,选举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大会代表共108人,来自全省各区党部和县党部。 大会由国民党中央派黄蘅秋、吴开先两委员监督选举。选举结果,陈廷璧、龙绳武、李耀廷、杨家麟、陆崇仁、罗鉴、陇体要、李鉴之、杨文清、裴存藩、李培天、顾致中、 蒋公亮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张邦翰、陈玉科、龚自知、杨泽、卢浚泉、查宗藩等 6人为监察委员。监察委员会于选出监委的当天正式成立。
1947年10月，云南省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撤消，与国民党进行党团合并，成立云南省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先为邓飞黄,继为卢汉,代主任委员先后为裴存藩、杨文清,书记长先后为宁伯晋、高云裳。在统一委员会之下设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原设所属各处全部改称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向中共倒戈，宣布云南“和平起义”。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执行委员会及全省所属各级组织从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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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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