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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对新闻媒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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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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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台湾新生报》在1947年2月28日当天即刊载了前一天的缉烟事件，并误报了林江迈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一事。28日下午亦发行号外版，报导当天民众攻入派出所、殴打专卖局职员致死及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其后持续报导省政当局处置。[2]事件发生后被迫停刊的《民报》在28日时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为题报导[3]。
在中国大陆，各报社依其立场而对此事件报导叙述差异甚大。3月1日首由非中国国民党系的《大公报》报导，其馀报社于3月2日后才有报导。亲国民党的报纸如《申报》与《东南日报》等，报导篇幅较小并强调“电讯中断”影响其讯息。其中《申报》标题称“台北已解严，缉私纷扰事件解决”。非国民党系的报纸，则在报导中指出“人民不满政府”与“军警开枪过当”，其中《文汇报》提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并认为缉私伤及人命是“暴动”发生原因。[4]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报社报导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报》头版，并受到外国媒体（如合众国际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事件头两天的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期间陈仪政府也曾透过报纸散布美国领事馆被攻击的消息，但事后遭美国大使馆澄清。[4]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里面写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专卖与贸易政策造成，远因近因，颇为复杂。人民无组织，何以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5]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内文中说：“……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台湾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6]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管控言论，警备总部于是将台湾十一家报社、一家印刷厂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并查扣焚毁书刊，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立即遭到逮捕或杀害。[7]:66-68、435-438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W·鲍威尔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4]。鲍威尔指出中国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1]，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导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8]，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9][10]。除此，在日本方面，《读卖新闻》于3月3日报导了台北暴动消息[11]。《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与《澳洲伯斯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等曾先后以“福尔摩沙的恐怖”（Terror in Formosa）为标题报导事件[1][12]。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画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13]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14]
到1949年以前，与二二八事件有关的新闻持续于《台湾新生报》存在，1949年后则逐渐没落[15]。而1950年代陈仪被枪决与谢雪红相关报导，使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讯息再次被提及。之后，二二八事件议题直到1987年后才再复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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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整肃
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7]:54-61、66-68[16]，将成员列为黑名单[17]:120-126[7]:234-238、329-333[18]:223-232[19]:472-480；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社[19]:472-480；审查学校职员[17]:120-126[7]:66-68[19]:472-480；查扣反动刊物[7]:66-68；禁止集会游行，自此控制相关报导。
另外行政长官公署亦对新闻媒体展开清肃[17]:120-126，包括作为《民报》创办人的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7]:80-86、担任《人民导报》首任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及《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链和总经理阮朝日等人[20]:30-32，分别遭到情治人员带走后失踪[21]:176-186[19]:493-503。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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