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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
中国历史时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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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狭义907年—960年，广义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该时期由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统一大部分汉地为止。五代十国实质上是晚唐政治与藩镇割据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较强，自命承继大统的中央政权鼎革五朝，故统称为“五代”。除了首末两代后梁、后周由汉人建立以外，中间三代后唐、后晋与后汉则由沙陀人所建立。虽然“五代”实力似乎较为强大，但仍无力控制整个汉地；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或自立为帝、或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其中十个国祚较长、国力较强的国家被统称为“十国”。这个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大员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火连年不休，统治者多重武抑文。中原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辽朝得以建立[参1]。此一时期也是唐、宋之间的地缘关系重整时期。
“十国”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十国 (消歧义)”。从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期间，中原地区依次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年梁王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标志着五代十国的开始。之后，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勗灭后梁，建国后唐。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其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日渐强盛，但因后来发生内乱，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随后后晋建立。不久，石敬瑭死后，契丹与晋的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府称帝建立后汉，收复中原。之后，后汉枢密使郭威篡后汉建后周并将皇位传给其养子柴荣，柴荣苦心经营，使得后周日渐拥有有统一中原的能力，但其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后周随后被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所篡，五代结束。
十国方面，江南以吴国最强，而后被齐王李昪夺位，建国南唐，其次有吴越与闽国等。湖广则被荆南、楚国与南汉等占据。南唐国力较盛，先后攻灭闽国、楚国，但多次用兵使得国力衰退，曾被后周所败。蜀地有前蜀、后蜀，国家富强，是仅次于南唐的强国。北汉是唯一在北方的十国，是后汉刘氏后裔所建。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后，与其弟赵光义相继扫荡其他中原诸国及地区，最后于979年统一汉地大部分地区，十国结束[参1]。
五代十国大体上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但是以“使”名官者很多。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置不常，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其中一些政权臣服于五代，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参2]。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枝和重文抑武的国策[参3]。外交方面，唐朝时胡汉融合，外族陆续入住中国四周。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出现一些外族国家，如汉化的沙陀建立五代后唐、后晋与后汉等。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南下灭后晋后建立辽朝。还有党项的定难军，于北宋时建国西夏、西南白族建立的大理国与逐渐脱离中原政权的越南大瞿越。这些都对宋朝的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参4]。
由于北方战乱、外族入侵与天灾不断，南方十国在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皆胜于北方五代。这也是华南经济再度胜过华北的时刻，此后这一局面再也没有逆转[参5]。十国为扩展经济，重视兴修水利与经济作物，发展贸易业、茶叶、纺织，钱塘江海塘也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由于关中经济崩溃，五代大多定都于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都城的因素与燕云十六州被外族统治影响宋朝的军事与经济[参5]。
文化方面，五代十国时期乃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许多儒学经典。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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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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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陆续出现许多不受控制的藩镇[注1]。虽然藩镇在唐宪宗时期大致臣服，但直到唐朝中后期，唐廷仍然因为宦官专政与牛李党争而无法根除藩镇问题。由于河北被藩镇控制、中原战乱不堪，唐廷十分依赖江南的财富。然而江南地区在庞勋之变和黄巢之乱中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朝廷经济收入，唐朝逐渐走向灭亡。唐朝后期出现三个重要的藩镇：沙陀人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因平乱有功受封河东节度使，治所为太原；原黄巢部将朱全忠（原名朱温）因平乱有功，受封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后封岐王）、护国军节度使王重盈与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首的关中藩镇势力盛大，时常威胁唐廷。黄巢之乱平定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叛变，率军在中原地区四处攻掠，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造成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局面[参8]。乱事波及两淮江南地区，当地群雄纷起抗敌，十国中的吴国与楚国得以建立[参1]。秦宗权之乱直到唐昭宗时才在朱全忠的努力下平定[参9]。
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与岐（李茂贞）这三派藩镇影响了唐朝后期、五代前期的政治，而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更成为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的君主。朱全忠与李克用因故不合[注2]，双方上至朝廷，下至藩镇，都斗争不断。朱全忠利用朝中的势力打压李克用，并且趁李克用与李茂贞等人抗衡之际威服河北各藩镇，并吞护国军、淄青军等节度使领地，地盘的扩充使得朱全忠的势力远大于李克用[参9]。关中的李茂贞虽然威胁唐廷，但因李克用与朱全忠的干涉而失败。888年唐昭宗继位后，刚招募了一支军队就被朱全忠等人挑唆讨伐李克用，结果大败，因而失去军力，反而受制于藩镇。昭宗后期，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唐昭宗被韩全诲幽禁，崔胤紧急招唤朱全忠入援，韩全诲强迫唐昭宗投靠李茂贞，朱全忠于是率军围困凤翔。隔年，凤翔军粮草耗尽，李茂贞只好杀宦官韩全诲等人，与朱全忠和解。朱全忠趁机掌控朝中大权，派兵控制长安，还屠杀宦官数百人。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全忠的威胁，于是暗中召募六军十二卫，但被朱全忠察觉。904年朱全忠杀崔胤，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同年8月弑帝，另立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朱全忠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位，建国后梁，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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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各朝虽然掌控中原与关中地区，但没有像唐朝一样成为藩镇认可的共主，主要势力范围也不出华北地区，只能说是一个藩镇型的朝廷[参11]。各地藩镇在唐朝灭亡后，有的奉五代为宗主、有些依旧拥护唐室，其他则是保境固守或称帝争天下。不管他们的外交策略是如何，这些藩镇都已独立自主，其中十个具代表性（并非同时出现）的国家被史家称为十国[参12]。中原地区归附后梁的有义武军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等，半独立的有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卢龙军节度使燕王刘守光，独立的是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蜀地方面，蜀王王建建立前蜀；湖广一带，占据江陵周围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在后唐时建荆南，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建楚国，两广（岭南）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建南汉；江南地区，占据两淮吴地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吴国，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建吴越国，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建闽国[参11]。另外，交趾地区，静海节度使曲承裕自立，在越南历史称为曲家，是越南地区脱离中国历史的开端[参13]。党项族组成的定难军也在陕北夏州一带割据自立。位于河西瓜州的归义军一度建立西汉金山国。
后梁太祖针对唐朝后期的弊端做出不少偏激改革。他极度厌恶宦官，曾拒绝在南方避难的宦官返回京城[参14]；讨厌唐廷高级官员，启用失意士人如李振、敬翔等人，并且听从李振建议，屠杀宰相裴枢、崔远等三十名高官，史称白马驿之祸[参15]。这些失意士人重现实而轻名义，是五代政治人物的代表[参16]。经济方面重视农业发展，致力减轻赋税；对军队十分严厉，如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斩首，称“跋队斩”。然而后梁太祖晚年荒淫无度，甚至不顾伦理，经常召诸子之妻入宫陪侍。外交方面，后梁立国之初，几乎所有国家与藩镇都表示臣服，只有晋、岐、前蜀与吴敌视后梁，依旧奉唐室年号。其中晋王李克用更是后梁太祖的死敌，自开国起后梁太祖就北伐晋国，在潞州（今山西长治）与李克用僵持不下，史称潞州之战。李克用因忧劳去世后，其子李存勗在李克宁、张承业的辅佐下而获得胜利。910年后梁太祖怀疑成德军与晋密结而率军进伐，迫使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勗。李存勗率军于柏乡（今河北柏乡）击溃后梁军，成功救援成德军，而梁军元气大伤，史称柏乡之战。北方之雄刘守光为人残暴，且是晋的强敌。他于909年被后梁封为燕王，三年后称帝建国燕国。隔年，李存勗派周德威攻打刘守光，后梁太祖亲自率军救援，但被晋军击溃。刘守光最后于隔年被李存勗攻灭[参11]。
后梁太祖败退洛阳后病危，次子朱友珪不满后梁太祖有意立义子朱友文为太子[参17]，趁机刺杀父皇而继位。然而朱友珪荒淫无度，不得人心，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节度使（即魏博军）杨师厚进伐夺位，史称后梁末帝。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再加上916年魏州之战中梁军惨败于晋军，后梁北疆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918年李存勗率军南征，与梁军相持于濮州一带。梁军惨败，但晋将卢龙军节度使周德威战死，梁晋战争沉寂了一段时期。921年张文礼杀成德军节度使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国与后梁，对抗晋国。然而李存勗率军于镇州击溃赵梁联军，又夺得河北三镇后。923年，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即后唐庄宗），以光复唐朝为由建国后唐，不久又二度南征。梁北面招讨使王彦章采取牵制郓州（今河南东平）的方式，成功围堵唐军于杨刘（今河南东阿）附近。双方对峙良久，唐军军粮不足，有即将撤退的迹象。然而梁户部尚书赵岩、张汉杰等人进谗言，使王彦章被撤换，后唐庄宗又率军经郓州迂回攻入空虚无兵的开封府。城破之日，后梁末帝无奈命控鹤军都指挥使皇甫麟杀死他，后梁亡[参11]。
后唐庄宗灭后梁后，定都洛阳。此时河北三镇已定，后唐国力强盛。岐国李茂贞对后唐称臣，后唐庄宗封他为秦王。924年李茂贞去世，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担任凤翔节度使，吞并了岐国。前蜀王建在建国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使得前蜀在经济与军事都十分强盛。但918年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李继岌率军攻入成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
后唐对外强盛，但是内忧积重。后唐庄宗定都洛阳后，招回宦官以任枢要之职，任用李袭吉等保守派，一切与唐朝后期政治相同，朝政日益败坏[参16]。后唐庄宗自认基业已固，不务政事，肆情纵欲，自取艺名“李天下”，宠信伶人敬新磨、伶官景进等人。当时军队庞大，国库吃紧，然而其妻刘皇后干预朝政、贪婪爱财，将税收一半归后宫，使得朝廷还要暂扣军粮以补其他支出，形成极大的隐忧，不久征蜀唐军即因故兵变[参18]。
郭崇韬虽然完成灭蜀任务，但李继岌对于不能深入参与军务而感到不满。他密报朝廷，意图陷害郭崇韬。后唐庄宗有意先调查再决定，但刘皇后自行命李继岌处决之。926年郭崇韬被杀，唐军军心涣散，兵变四起。刘皇后又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用于劳军，使局面更加恶化[参19]。不久，天雄军士兵皇甫晖因赌博输钱而煽动士兵造反，杀主帅杨仁晸，立偏将赵在礼为留后，是为邺城之变，唐将李绍荣平定失败，后唐庄宗只好派养兄李嗣源前往平定。李嗣源于魏州受部众与叛军拥护，反而率军南征后唐庄宗。各地唐军不愿为后唐庄宗作战，汴州被陷，后唐庄宗因洛阳内乱中流箭而死[参20]。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杀尽叛臣而称帝，即后唐明宗，后唐庄宗的长子李继岌自杀于长安[参18]。
后唐明宗执政期间革除后唐庄宗时的弊政，朝政逐渐安定。他诛除宦官，任用士人；撤销不少冗馀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加强中央军力，建立侍卫亲军以压制藩镇。这是五代少见的稳定时期之一，史家称后唐明宗是五代时期仅次于后周世宗的明君，他制定的一些制度也被宋朝所继承[参16]。然而到晚年后唐再度走入内乱。933年后唐明宗重病，其子李从荣夺位被杀，幼子李从厚继位，即后唐闵帝。此时后唐明宗的两位大将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本想以调动节度使的方式来分离军权，反而激起叛变。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攻入洛阳，后唐闵帝在逃往魏州途中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后唐末帝[参18]。内乱期间发生后蜀独立之事。原来在前蜀灭亡后，后唐庄宗以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不久后唐明宗叛变夺位，孟知祥练兵意图独立。932年孟知祥在并吞东川军后被后唐明宗封为蜀王，并于后唐末帝发动内乱时称帝建国后蜀。同年孟知祥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孟昶励精图治，扩展疆土，让后蜀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局面[参18]。
后唐末帝与石敬瑭早在后唐明宗时就彼此不合。唐末帝继位后十分猜忌石敬瑭，而石敬瑭也因畏惧而怀有叛变之心[参21]。936年后唐末帝把石敬瑭调任天平军，并命张敬达、杨光远率军催促。石敬瑭听从桑维翰与刘知远的建议向契丹国借兵叛变，并且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注3]，每年还要输帛三十万匹。张敬达闻知叛变之事后，率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坚守不下。当时卢龙军的赵德钧和契丹可汗耶律德光有意合作共谋中原，石敬瑭大为惊惧，急令桑维翰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跪于契丹帐前，苦苦哀求，才使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合作的打算。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国后晋，即后晋高祖。937年晋军与契丹军大举南下，杨光远、赵德钧等诸镇陆续投降。晋军独自攻入洛阳，后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后晋高祖定都汴州，依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国，此后契丹国对五代的影响力达到最大[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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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进入后晋时期，国力大不如前，时常被契丹国威胁。江淮地区的吴与后继的南唐国势强盛，他们采取联合北方契丹国制约中原的策略，屡次征讨周边国家壮大势力，成为中原五代的一大威胁。吴国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早在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属毕师铎率军攻打扬州，杨行密在抗敌过程中发展割据势力，最后建立吴国[参1]。902年杨行密被唐廷封为吴王，建都广陵，称江都府。执政期间鼓励农桑，稳定经济，使江淮地区逐渐复苏。对外则拥护唐室，与宣武军朱全忠（后梁建立者）敌对。905年杨行密去世，其子杨渥继位。隔年江西钟传去世，诸子内乱，杨渥趁机派秦裴攻占江西，统一江淮。然而杨渥喜好玩乐，又猜忌功臣，大臣张颢、徐温发动兵变，杀死杨渥。908年徐温拥立杨渥之弟杨隆演为主，除掉想自立的张颢，彻底掌握吴国大权[参22][参23][参24]。
徐温掌握大权后屡次攻伐吴越国未果，至后梁末期才和谈。唐朝灭亡后，吴国不承认后梁宗主地位，仍然沿用唐哀帝年号，直到919年吴国改元，才正式与唐朝切断关系。对内则逐步翦除杨氏旧将以稳固其势力，然而专政的长子徐知训骄横恣肆，曾因欺负吴王杨隆演而引来兵变，最后被部下朱瑾杀死。徐温养子徐知诰平定乱事，而徐知诰事徐温甚孝谨，最后成为徐温政权的继承者[参25]。923年，杨隆演郁郁而终，其弟杨溥继位，并于927年称帝，即吴睿帝。927年徐温去世，追封齐王，养子徐知诰继位，成为吴国实际统治者。徐知诰生活俭朴，尊重吴帝和将领而颇得民心[参26]。937年徐知诰夺吴睿帝之位，吴亡，建国齐，都金陵，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同年后唐灭亡，两年后徐知诰自称唐室后裔，改姓名李昪，建国南唐，即南唐烈祖[参27]。李昪建国后采取与民休息、与邻国友好的政策，使国力持续强盛。943年李昪去世后，其子李璟继位，即南唐元宗。李璟在位初期，南唐国力仍然强盛，对外联合辽朝压制后周，对四周国家也采取见机入侵的方式，陆续灭闽国与楚国[参23][参24]。
在南唐东南方有吴越国与闽国。吴越国的建立者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都杭州，其疆域约同今浙江省，领有八都兵。907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即吴越太祖。在位期间促进经济发展，保境安民；对外奉中原五代为宗主国，与吴和南唐为死对头，这个策略一直维持到亡国为止。另外曾经派使册封新罗、渤海国等国王，海中诸国皆奉他为君长[参23][参24]。闽国是由福建观察使王潮所建立，其与其弟王审知控制福州一带，后为威武军节度使，其疆域约同今福建省。王审知执政后于909年被后梁封为闽王，即闽太祖。在位期间也是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并向中原王朝称臣，使闽国迅速发展。925年闽太祖去世后，其继位者与宗室、大臣互相猜忌、斗争而使闽国逐渐衰弱[参23][参24]。
闽国的内乱引来南唐与吴越的觊觎。943年闽景宗王延羲之弟王延政于建州（今福建建瓯）称帝，国号殷。隔年闽景宗被大臣所杀，国内大乱。945年王延政改国号为闽。同年南唐元宗趁机伐闽国，攻下建州，闽亡。然而吴越趁机介入，闽将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泉州、漳州又为清源军留从效所据，南唐最后只获得建州与汀州（今福建西北部）等，与吴越国的关系持续恶化。不久南唐元宗趁楚内乱之际于951年派边镐攻灭，但隔年因楚将刘言起兵反抗，使得南唐又失去湖南一地。南唐连年用兵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所得之地也大半丧失。再加上南唐元宗为人柔和、好谀恶直，以是群小竞进，政事日非。后周趁机于957年发兵南征南唐。南唐元宗战败，割让江北十四州给后周，并且去掉自己的帝号，只称唐国主，南唐元气大伤。而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太子李弘冀，他在毒死意图夺位的叔父李景遂后也去世。南唐元宗只好改立五子李煜为太子，但是李煜的书生气质较重。南唐元宗为了避周军与吴越军联合入侵金陵而迁都洪州，即南昌府（今江西南昌）。961年唐元宗去世后，由李煜即位，即南唐后主，还都金陵府。至此南唐无力威胁五代，只能保境安民[参23][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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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湖广一带有荆南、楚国、南汉。荆南又称南平、北楚[注4]，其疆域约为今湖北省西部。建立者高季兴为后梁太祖的将领，907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首府为江陵。荆南地小国弱，因而向四周各国称臣。其国君高季兴和高从诲贪图各国贡品而拦截抢夺，遭各国发兵威胁才愿归还，被称为“高赖子”。后梁灭亡后，高季兴改向后唐称臣，在924年被后唐唐庄宗封为南平王，即武信王。后唐灭前蜀时，高季兴表示愿意协助伐蜀，但并未实际行动，而后又向后唐索要前蜀土地。这些使后唐唐明宗大怒而发兵南征，所幸江南雨季使唐军粮草不济而退。荆南与后唐的关系直到其子文献王高从诲继位后才和好[参23][参24]。
楚国则由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所建立。秦宗权之乱时，秦的部署孙儒攻打两淮杨行密，孙儒部将马殷带部分人马经江西至湖南割据[参1]。907年后梁建立后，马殷向后梁称臣而被封为楚王，即武穆王。其势力涵盖今湖南与广西省北部，对外臣服五代各朝，对内平定乱军、强藩，并且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使楚国国势强盛。927年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定都潭州，即长沙府。楚文昭王马希范时期扩地至今广西省东北部，国势颇盛。然而马希范在947年去世后国势大乱，楚将拥护次子马希广继立，使长子马希萼不满而叛变。950年马希萼成功攻下长沙，即楚恭孝王。然而马希萼纵酒荒淫，使得楚将王逵、周行逢举兵叛变楚国。他们拥护马殷嫡长孙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率军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不久徐威也拥护马希崇为武安军留后，放逐马希萼至衡山。而马希萼则于衡山再度被廖偃、彭师暠拥立为衡山王，楚国分裂成马光惠、马希崇与马希萼三派，史称众驹争槽。最后，马光惠被王逵以懦弱为由废除，改立辰州刺史刘言为武平军留后；再来南唐元宗于951年派边镐攻占长沙，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南唐领有全湖南地区，楚国亡；同时南汉中宗北取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领有全岭南地区。952年据有朗州的武平军留后刘言不愿降唐，派王逵、周行逢攻下潭州，驱除南唐收复湖南地区，并被后周正式封为武平节度使。而拥立刘言的王逵与他不合，就联合周行逢废除并处死刘言。王逵领有湖南后贪得无厌，也被部下潘叔嗣所杀，武平军之位最后由周行逢继承。周行逢革除楚国劣政，爱护百姓，提倡廉洁。对将领用法严厉，果断诛杀。湖南地区又恢复平稳，直至962年周行逢去世为止[参23][参24]。
南汉是由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立，907年被后梁封为彭郡王，909年被封为南平王，最后911年为南海王，同年去世。刘隐稳固岭南后重用当地士人[参28]，为日后建国打下基础。911年刘隐去世后，由其弟刘䶮继位。刘䶮在统一岭南后于917年称帝，即南汉高祖。国号大越，都番禺，号兴王府。隔年改国号为汉，即南汉。南汉高祖与邻国和好，推广科举制度。然而本身残酷奢侈，每视杀人则喜，宠幸宦官，以至政事不宁。942年南汉高祖去世，其子刘玢继位，即南汉殇帝。南汉殇帝贪图享乐，当时有张遇贤叛乱，隔年被其兄刘晟所杀。刘晟自立为帝，即南汉中宗。在位期间，虽然夺取楚国容州（今广西北流）、邕州（今广西南宁），但是提倡严刑立威，为人残暴，大肆屠杀皇族和大臣将领，南汉只剩宦官、宫女执政。958年去世后，由其子刘𬬮继位，即南汉后主[参23][参24]。其间越南开始脱离中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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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国陆续衰弱或自保时，北方的后晋也因为契丹国的威胁而屡屡不安。当时后晋新立，财政匮乏，契丹贪求无厌，藩镇多不愿服从。为解决财政危机，后晋高祖采纳桑维翰的建议，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并且重视农业、商业以提升经济。虽然契丹国得以安抚，但原燕云十六州官员如吴峦、郭崇威耻臣于契丹，不愿投降。各地藩镇几乎不服晋廷，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国以夺位，此时有赖杜重威、李守贞等人平定。937年天雄军（即魏博军）范延光反于魏州，前去平乱的张从宾也向他投降，并且杀后晋高祖之子石重信和石重乂。最后在范张联军逼近开封时，有赖侯益与杜重威率军击溃而平定。杨光远自恃重兵而干预朝政，后晋高祖常屈从之，后来勾结契丹国叛变而被李守贞打败而死。942年成德军安重荣指斥后晋高祖父事契丹，要求出并讨伐契丹国。但实际上却是暗通契丹，联手忠义军安从进叛变，意图夺位。后晋高祖派杜重威率军击斩安重荣，史称宗城之战，并将其头送与契丹国。同年位于代北的吐谷浑部，因为不愿意投降契丹国，首领白承福率部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契丹国派使问罪。后晋高祖最后在这些忧愤之中去世，其大臣冯道、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就以侄子石重贵继位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即后晋出帝[参29]。
由于后晋的将领与百姓对屈尊异族而感到强烈不满，后晋出帝听从景延广建议，放弃对契丹国称臣而改称孙以洗刷屈辱。景延广对契丹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他杀害契丹商人，逮捕契丹使者出气，屡次对契丹挑衅[参30]。此举引来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944年率军南征。当时河北大旱，蝗虫侵袭，契丹军攻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而还。隔年后晋出帝派杜重威率军北伐，耶律德光闻之率大军南下，最后杜重威成功的在白沟（河北定兴、新城间）击溃契丹军。然而，后晋出帝于白沟之战后日益骄奢，又以冯玉执政，贿络公行，朝政败坏。946年后晋出帝再以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此时杜重威有意夺位，反而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趁机率联军直逼开封，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陆续投降，最后后晋出帝开城投降，后晋亡，史称辽灭晋之战。隔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即辽太宗，正式建立辽朝[参31]。此时尚有晋臣河东军刘知远、府州折从阮、雄武军何重建与泾原军史匡威拒绝投降辽国。辽太宗本来对经营中国地区很有信心，然而“打草谷”与掠人为奴的掠夺政策使中原百姓群聚反抗。其中河东军刘知远听从张彦威的建议，以中原无主为由于太原称帝，建国后汉，即后汉高祖。辽太宗压制不了此局面，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参32]。他命萧翰留守开封，杜重威留守邺都。最后于杀胡林（今河北栾城）去世，其兄子耶律兀欲继位，即辽世宗[参29]。
后汉高祖在辽军北返后开始收复中原。萧翰得知消息后，劫持后唐宗室李从益称帝于开封，而后北返。后汉高祖闻之派使杀李从益以定都开封，并派高行周与慕容彦超在魏州之战战役降服杜重威，诸镇相继归附。948年后汉高祖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并以杨邠、郭威、史弘肇与王章为辅国大臣。当时永兴军（长安）赵思绾、凤翔军王景崇与河中军李守贞先后发动叛乱，关中危及，有赖郭从义、郭威分别平定永兴军与河中军。后汉隐帝年长后猜忌辅国大臣，与郭允明协议后于950年以辽军寇河北为由派郭威镇守邺都，随后大杀杨、史与王等大臣，又杀郭威一家，并召泰宁军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郭威听从魏仁浦建议起兵南下，并派养子柴荣镇守邺都。隔年击溃慕容彦超，攻入开封，后汉隐帝最后为郭允明等所杀。郭威本有意立刘崇子徐州军刘赟为帝，先以李太后临朝。当时恰巧辽军入侵，郭威出师御敌，但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军士拥护郭威称帝，大军返回开封。951年郭威称帝，建国后周，即后周太祖，后汉亡[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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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太祖登基后减除若干苛政，励行节俭，使南流的人口再度有流回中原的倾向[参34]。然而刘赟被杀，使后汉旧将不服周廷。河东军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得知郭威称帝后，自立为帝，建国北汉。他依辽人为援，自称侄皇帝，并且伺机伐周。旧汉将徐州巩廷美与泰宁军慕容彦超意图叛变，有赖后周太祖陆续平定[参33]。
954年后周太祖去世，由养子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后周世宗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明君[参34]，于继位之初遭遇北汉帝刘崇与辽将杨衮联合南下。当时周廷惊恐，大多主张稳重行事，然而后周世宗亲自击溃汉辽联军，并斩临阵后退的无能将领，史称高平之战。此后改革军事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内政方面，他招抚流亡，减少赋税，稳定国内经济。整顿吏治，延聘文人，打压武人政治，使后周政治清明。955年又废天下佛寺，获取大量铜器以整顿经济[参35]。军事与经济的提升都为日后基本统一汉地而建立重要的基础[参33]。
后周世宗在稳定国内后即意图统一天下，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955年率军击溃后蜀，占秦州汉中一带。956年率兵击溃南唐，获得江北之地，迫南唐称臣。959年后周世宗率军北伐辽朝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周军陆续攻陷瀛洲、莫州等地。当他准备收复幽州时，却突然生病，被迫班师[参1]。不久去世，其幼子柴宗训即位，即后周恭帝。960年，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以镇定二州遭北汉、辽朝入侵为由率军北御，而后在开封的陈桥驿发生陈桥兵变，受禁军拥护为帝。赵匡胤回师开封，废黜后周恭帝，后周灭亡，五代结束。他建立宋朝，即宋太祖[参36]。
宋太祖继位之时，十国仍有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荆南与湖南武平军周行逢、闽南清源军留从效等，除后蜀、北汉、南汉称帝外，大多奉宋朝为宗主或臣服之。宋太祖面对辽朝的威胁，采赵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统一中国地区。962年周行逢、荆南主高保勗去世，两国新主周保权、高继冲年幼无能。宋太祖趁机于隔年以平湖南之乱为由派兵南下并湖南，途中假道伐虢，并吞荆南。后蜀后主孟昶闻知荆南与湖南被并吞后，联合北汉以拒宋师。然而其晚年奢侈逸乐，朝政不修，军队皆无战斗力。965年宋太祖派王全斌、崔彦进出凤州（今陕西凤县）、刘光义、曹彬出归州（今湖北秭归），北东两路同时入蜀。结果不出六十多日，后蜀帝孟昶投降，后蜀亡。其宠妃花蕊夫人在亡国后写下：“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南汉后主刘𬬮将政事交给宦官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由于只信宦官，官员都需阉割才能进用。970年宋廷派潘美伐南汉，由于南汉将领大臣宗室皆死光，只有宦官领军，隔年南汉帝刘𬬮投降，南汉亡[参36]。
南唐后主李煜是词坛高手，却终日以外患为忧。当时有赖其弟李从善、大臣潘佑与将领林仁肇等人，尚且与后周得以对峙。宋朝建立后，李煜终日与臣酣宴、愁思悲歌。975年宋太祖以南唐帝李煜称病不入朝为由，派曹彬南征，并以吴越军为辅夹攻。最后李煜投降，南唐亡。吴越国方面，虽然忠献王钱弘佐时趁闽国内乱获得福州，但是本身课税繁重，民不堪苦。到忠懿王钱俶时，因为对宋朝十分恭顺，宋太祖没有夺取地。而闽南清源军留从效割据一方，去世后多人争位，最后由陈洪进夺得。978年钱俶与陈洪进纳土归顺宋朝，吴越国与清源军（964年改名为平海军）亡。而十国最后一个国家北汉的末主是英武帝刘继元。979年北宋宋太宗派潘美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击退辽国援兵，刘继元投降，北汉灭亡。至此十国时期结束，正式进入宋朝时期。然而，尚有燕云十六州还未收复。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不久，他不顾大臣反对，于979年从太原北伐辽朝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起初宋军攻下易州和涿州，但在燕京的高梁河之战惨败而退。而定难军虽于982年李继捧奉土归并北宋，但李继迁持续于陕北发展势力。至此进入宋朝与辽朝、西夏、金朝、蒙古等诸国对峙的多元民族竞争时代[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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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与行政区划
后周时五代十国局势图。图中后周国势最强，南夺南唐江北诸州，西占后蜀陇西之地，北夺辽朝瀛洲、莫州等地。十国除北汉外都臣服后周，而北汉是后汉皇室所建，连辽抗周。
- 疆域
五代十国的疆域大抵区分成五代与十国。五代诸朝的领土大抵是华北地区与关中地区，一度领有燕云十六州、河东（今山西省）、蜀地（四川省）与淮北地区。十国与其他藩镇大多分布在五代的周围如华南、湖广、蜀地、甘肃、河东与河北等地区，其中江南、湖广地区分裂为六国，这显示江南地区远较三国时期更为开化，故已可以用小地域形成自立的地盘。五代十国的各国疆域在宋朝统一后仍然被沿用为路的行政区划，现在则成为省界。而且，被细分化的疆域仍然不能自给自足，各国只能发展自身产业，并越界进行经济交流以互通有无，最后促使宋朝商业的发达[参37]。
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政治核心因为战乱与经济因素，由长安、洛阳过渡到开封。当时关中因战乱而荒废，较强的藩镇只有岐国李茂贞与定难军，而河陇地区也持续衰退，回鹘、吐蕃等外族纷纷割据河西走廊；而华中、华南地区经济强盛，所以割据藩镇繁多，是十国势力范围[参1]。而开封处于隋唐大运河中枢地位，负责转运河北、关中、江南与湖广地区的货物，是天下粮食、货物的转运站。当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时，聚集天下财富的开封就成为五代的首选地位，这也促使宋朝之后的中国朝代选择以大运河城市如北京、开封、南京与杭州等为首都。另外，五代的战争大多以开封的宣武节度使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对峙为主，例如李克用的晋与后梁、后晋与后唐、后汉与占据中原的辽朝、北汉与后周等都是如此。
五代十国的范围与唐朝后期相比，萎缩明显，比汉地的范围略小，外族大举占领汉地的周围，最后建立辽朝与西夏。河西地区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燕云十六州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后为辽朝），使汉、唐以来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再加上中国政治核心东移，使得五代、宋朝备受辽朝的压力[参1]。而安南地区被静海军的曲家所割据，并在吴权于白藤江之战击败南汉军后，使越南地区正式脱离中国历史。而在陕北夏州割据的定难军，虽于982年李继捧奉土归并北宋，但在李继迁努力下于宋朝时独立成西夏[参37]。
- 行政区划
五代十国的行政区划继承唐朝后期的形式，即道（节度使）、州（府）、县三级行政区划。五代注重对地方官的考课，令其忠于职守，后梁、后唐皇帝都诏谕吏部注意州县官不得“姑徇私情，靡求才实”[参38]。
节度使成为地方行政区划是由唐朝中期才开始设置的，又称藩镇，主管地方军事、行政与财政，位高权重。安史之乱期间，唐廷成立许多地方节度使以围堵叛军。平乱后，唐廷也册封大量降将为地方节度使以安抚，造就这些拥兵自重，割据为王的藩镇，形成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五代时节度使的授任更为冗滥，有的节度使以亲王遥领，如后唐末帝之子李重美遥领成德军节度使，后汉高祖之弟刘勋领山南西道节度使；或以宰相遥领，如后唐庄宗时以侍中、监修国史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往往专横至极，为所欲为。其中，权重者称节度使、权轻者称防御使（后称观察使），安史之乱后的道，即是节度使的辖区。当藩主有异心时，往往趁机举兵以图推翻中央，这个现象自唐朝后期开始出现，五代各朝或地方十国的内部也时常发生，这是五代十国动荡不安的起因。此外还在某些地方设“军”，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如907年后梁在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939年后晋改旧威州为清远军，954年后周以莱芜监为广利军等，其军使委命本道差补[参39]。到宋朝时，节度使被路行政区取代，并且分割地方的行政、财政与军事权以防止拥兵自重的局势出现[参39]。
第二行政区为州，州设刺史，第三行政区县则设县令。部分州因首都地位或地势重要而升级为府、例如五代在汴州设有东京开封府、长安设有西京京兆府、魏州设有大名府，有些重要的府在宋朝形成五京制。而十国与各地藩镇也在其首都或重要州设府，如吴国的扬州江都府、南唐的昇州金陵府与洪州南昌府、楚国的潭州长沙府、南汉的广州兴王府、北汉的太原府、前蜀与后蜀的成都府与兴元府、荆南的江陵府等等。并于军事要地设大都督府，如后梁在宋州、福州均设大都督府。后唐在全国设十大都督府[参39]。本时期南方的州县数量，因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加而增加。《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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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常，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拢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烦多的源头[参1][参2]。
- 三省六部
中央行政机构有三省六部。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下设六部尚书，并分司办事。后梁重新设置唐朝空置的尚书令，并且定为正一品，改唐朝的尚书左右丞为左右司侍郎。后唐时恢复唐朝旧制，并多设左右仆射，与尚书左右丞均为正四品。后梁又设中书门下省，置“中书门下平章事”，改司政殿为金銮殿，设大学士一员，以崇政院使敬翔为金銮殿大学士。中书省和门下省方面，其官员品级也比唐朝高，其长官侍中在唐代宗以前均为正三品，后晋时中书令和侍中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从三品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十国方面，有设有等同宰相的官职，如吴国的大丞相，楚、吴的左右丞相，吴、南汉的参知政事，吴越的参相府事等都等同宰相的职称[参1][参2]。
- 三司
三司使专管财务，至五代时才确定。早在唐朝时就有户部、度支、盐铁等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唐昭宗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至此出现三司使。后唐曾设置租庸使以管辖三司，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以管理朝廷财务，地方财政也需听从三司使的命令。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宋朝设置的三司就是缘自五代的[参1][参2]。
- 枢密院
五代十国还设有枢密院以掌管军事，又大多为武将。枢密使掌握军事，其实权往往超过宰相，可直接下令任免藩镇。所以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有时又以宰臣兼任枢密使。例如959年后周世宗命司徒平章事范质与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借此以加强文人官僚制度[参1]。早在唐代宗时就以宦官掌枢密，所统领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共称“四贵”。此后宦官往往侵夺相权，甚至废立皇帝。唐朝后期，朱温大杀宦官，至此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朱晃建立后梁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改枢密使为崇政使。923年后唐庄宗又复称枢密院，并设枢密使与副使。后晋曾以宣徽使代之，但不久又恢复。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的方式，最后由宋朝所继承之。而十国等各国或地方藩镇也大抵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参1][参2]。
- 法律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沿用唐朝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957年后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律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参1][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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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早在唐朝时因为外族纷纷进入中原内附定居，在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陕北与河西走廊陆续成为外族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原政局更容易受外族的影响。例如沙陀族、党项族受唐朝册封为节度使，而沙陀领有的河东军于五代建立后唐、后晋与后汉。而契丹族的影响最大，多次成为篡立者的外援。建立契丹国后于946年入主中原，建国辽朝。虽然辽朝最后返回燕云地区，但仍然对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参4]。
五代时，北方以契丹最强。契丹族原唐朝受封为松漠都督府。唐朝后期，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崛起并征服各部，取代痕德堇可汗后于907年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征服漠北地区奚、室韦、黠嘎斯、阻卜、鞑靼、克烈等部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都十分强盛。915年耶律阿保机出征室韦得胜回国，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滦河边建城，于隔年建立契丹国，即辽太祖。契丹国掠夺中原的人口，收留因河北战争而逃亡的流民，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925年东征渤海国后即有意南下中原。辽太宗继位后趁后唐发生内乱之际，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出兵协助攻灭后唐，扶持儿皇帝建国后晋，并且获得燕云十六州。石重贵继位后不愿称臣，并滥杀契丹商人。辽太宗为此多次出兵南征未果，后来有赖后晋大将杜重威投降，而攻陷汴州，建辽朝。而后因为辽军打草谷滥杀汉人，使中原人人举兵抗辽，辽太宗也在北返之际于杀胡林去世，辽朝政局动荡不安。虽然辽廷扶持北汉，但最后于959年被后周世宗夺下瀛洲、莫州等地。宋朝建立并灭北汉基本统一汉地后，于同年北伐辽朝。此时有赖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与宋军大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成功击败宋军，此时也进入宋辽对峙时期[参4]。
五代时北方与东北还有奚、吐谷浑、室韦、渤海国、女真、黑水靺鞨等国。奚国于唐朝受封为饶乐都督府，于唐朝中后期多次入侵边疆。辽朝建立后，奚国被契丹征服，契丹还建立辽中京以统治之，并且逐步同化奚族。而唐朝后期的另一强国渤海国，也在926年亡于契丹，并于原地成立东丹国，以契丹太子耶律倍任人皇王。辽太宗继位后废除东丹国，建立辽东京以管理之。而吐谷浑部，原本定居青海一带，被吐蕃攻灭后，东迁到朔方、河东一带。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国，使得部分吐谷浑臣服于契丹，但仍有不少逃回太原，投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参4]。
唐朝后期，西方吐蕃最强，但因内部分裂而衰。五代时，河西走廊被回鹘、吐蕃与党项等许多民族所割据，有甘州回鹘、肃州龙家（焉耆人）、凉州嗢末、吐蕃六谷部、黄头回鹘、位于兰州一带的党项族、陕北的定难军（党项统领）等。此时汉人政权只有沙洲、瓜州的归义节度使与五代属地的朔方节度使与河西节度使（管制凉州、兰州等）。而定难节度使是西夏的前身，本体是陕北夏州的党项族。其领袖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被唐僖宗所册封。虽然定难军独立自主，对外仍然臣服五代各朝与北汉。五代时，后唐明宗意图并吞定难军，将庭州军安从进与定难军李彝超对调，最后有赖李彝超成功击退安重进的唐军才稳固之。最后在宋朝时吞并灵州、河西等地，建国西夏[参41]。
西域地区则有西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仲云国与喀喇汗国等。其中于阗和喀喇汗国是西域大国，其范围涵盖整个西域地区。拥有塔里木南部广大领土的于阗是盛行佛教的塞种人国度，统治者尉迟家族自汉朝起就掌握该国的政权。唐朝时，于阗属于毗沙都督府，由当时的国王尉迟伏阇雄兼任都督。五代时的于阗趋于汉化，国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国内实行唐朝旧俗，并派人向中原朝廷进贡[参42]，后晋封其为大宝于阗国王[参43]。喀喇汗国则为伊斯兰势力东进的主要势力，同于阗多次发生战争，但皆以失败告终。十一世纪初，于阗与归义军在喀喇汗国和西夏夹攻中相继灭亡[参44]。1212年时，喀剌汗国亡于由耶律大石率领的契丹族，后者建国西辽[参4]。
南方有交趾国、大理国、牂柯蛮、彭氏土司与昆明部落。曲承裕担任静海节度使后，曲家长期割据交趾，907年去世后由曲颢继位。930年曲主曲承美被南汉高祖攻灭，不久杨廷艺举兵并攻下大罗城，静海军再度建立。937年矫公羡夺位并向南汉称臣，隔年杨廷艺的女婿吴权自爱州举兵，南汉高祖派其子刘弘操率军入援。吴权在杀死矫公羡后于白藤江之战击溃刘弘操率领的汉军，至此南汉再也没有南征交趾的意愿。939年吴权称王，建立吴朝，都城古螺，越南地区开始脱离中国历史，至968年丁部领统一十二使君后建立丁朝，越南正式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大理国源自唐朝时的强国南诏，由于长期与唐朝战争，国力日趋衰弱，于南诏末年多次发生权臣篡位事件。902年，世袭清平官的权臣郑买嗣迫南诏帝蒙舜化贞退位，建国大长和。928年大长和的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和清平官赵善政杀死大长和帝郑隆亶，赵善政建国大天兴。次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建国大义宁，而杨干贞之弟杨诏认为海通节度使段思平有异心，促使杨干贞派兵追杀。段思平即向高方寻求庇护。而后，段思平向东方的黑爨借兵，与其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举兵反抗。937年灭大义宁，建立大理国，都城大理[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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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
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继承唐朝后期节度使的制度，当时地方藩镇时常举兵意图推翻中央朝廷。为了解决此问题，朝廷逐渐加强中央禁军以打压地方，到宋朝更发展成强干弱枝的政策。而五代十国最高的中央单位是枢密院，大多为武将担任。由于五代重军事、轻文人，为了巩固政权也以宰相兼任枢密使[参1][参3]。
唐朝中期开始，节度使拥有强大兵力，掌握地方军事、民政、财政。他们位高权重、专横至极，时常发生举兵意图推翻朝廷之事，史称藩镇割据。而唐朝最后也被宣武节度使朱温所篡，五代十国的建国者也大多是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到五代十国时，举兵篡位之事更多，在后晋高祖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更加剧烈。也使得五代君王时常替换，最后形成九姓十五君之多[注5]的乱世。为此君主纷纷采行建立禁军、调动地方节度使等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禁军负责守卫首都与皇宫，有时会驻防各地以压制地方藩镇，例如后梁、后唐就以禁军压制、削弱河北三镇。后来宋朝宋太祖更以禁军“殿前诸班”统一天下。此外，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参1][参3]。
而五代各朝时常扩充禁军，军事官制也繁多易变。后梁太祖最亲近的军队是“厅子都”，此军装备精良，凶悍异常，太原晋军十分畏惧。立国后扩编宣武军为禁军，取禁军的精锐以成立侍卫亲军。在首都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动。后唐禁军的前身是河东军，李克用以众多养子为骨干建立“义儿军”，是其最精锐的军队。征战的主力部队是915年收编的魏博银枪效节军，在灭梁时发挥重大作用。建国后在首都设立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在后唐明宗时成立侍卫亲军为禁军，以其邺都起事的兵士为骨干，又称随驾军。其中石敬塘还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都卫副使。后晋又在首都设护圣左右军，其本部军源自石敬塘在河东起事的军队，其部属刘知远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很大的改变。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后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其中殿前都点检掌握军事实权，后来担任此职的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后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国宋朝[参2]。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等[参3]。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后梁太祖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除了兵役，还有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馀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参2][参5][参3]。
人口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黄巢之乱后，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饿死或流徙他处。例如唐朝后期蔡州秦宗权四处肆虐，一度攻陷东都（今河南洛阳），形成“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情况[参45]。朱温与徐州时溥的战争，破坏徐、泗、濠三州的农业。朱温与河北刘仁恭的战争又破坏魏州至沧州之地，于定州之战更死伤六万多人。唐朝原本的精华区长安、洛阳一带也在朱温东迁唐昭宗期间，被强制迁移人民，并且拆毁房屋，焚烧一切，以至生灵涂炭，在籍民户不满百户。而后梁与晋的战事，使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为了抵挡晋军，后梁数度决开黄河，使得河南、山东一带洪水泛滥不堪。到后唐、后晋期间，华北地区被受契丹国袭扰，卢龙、燕州之地屡次被契丹骑兵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尤其在契丹军南下攻陷汴州后，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百姓有十馀万人被杀死。而后河中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馀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839年唐文宗时期，户口有4,990,000户，到宋朝再度统一时，全国户口只剩3,790,000户，在这一百四十年间减少达一百二十万户，可以想见唐末五代战乱的剧烈和民生的痛苦[参46]。
虽然唐朝后期南方也受到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的影响，但在十国时期，重大战事较少，政局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参45]。再加上唐朝中衰以后，中原动荡不安，不少人纷纷南下江南、湖广与巴蜀一带，最远达两广之地[参47]，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而南方如苏州、鄂州、洪州、饶州、吉州、襄州、郢州、唐州、衡州、广州等都大幅提升。据说当时的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原来人数的三分之一，武昌在两年内户口增加了三倍，这都反映了南徙人口的众多，使得人口分布则以南方地区比较密集[参48]。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使得十国府库逐渐充实。五代十国末期，后周与北汉的户口不过一百万户，南方诸国则多达两百七十馀万户。在这些国家中，以南唐的六十五万户最多，其次是吴越的五十五万户居次；再次为后蜀的五十三万馀户。这三国的人口总合，差不多是当时中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参49]。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的态势至此已经定型，北宋年初的南北人口比例大约是6：4[参45]。
经济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熄，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参45]。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南方十国国家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参5][参45]。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943年后晋出帝时，春夏里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参5]。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参1]。后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后周太祖郭威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注6]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后梁太祖朱温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参51][参5]。到后周世祖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参1]。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参5]。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参52]。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参53]，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参54]，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参5]。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馀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参45]。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十分发达。楚国发展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参45]。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太祖建国初期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而南方十国的纺织业更是凌驾在北方之上[参5][参55]。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932年后唐宰相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等九经，出现官方大规模印刷。这个计画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953年后周时期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参55]。
五代亦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也是由民间走向官方制窑。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参56]。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参55]。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参57]。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918年后梁时期时，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参57]。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参57][参55]。
商业方面，由于北方五代战乱不断，农业遭受破坏，连带商业也难以发展。而华南经济未遭受很大破坏，南方十国的政局相对于北方也比较稳定，除了盛产粮食之外，部分国家还大量出产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由于国家林立，长江水运与海上运输都很便利。各国纷纷互通有无，有的还与外国贸易，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华北需要大量的茶叶，而楚国、南唐与闽国等南方茶商也需要运送至河南、河北等地，使得荆南成为茶叶转运中心，商人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而江南所需的食盐一部分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五代与北汉、燕、岐等势力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前后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诸臣服国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南唐、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等都有商业往来。当时有不少贸易大港如扬州、明州、广州等等，其中杭州、福州与泉州都是这个时期扩建成长。例如吴越钱镠扩建杭州城、闽国王审知扩建福州城、闽南留从效扩建泉州城等[参45]。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辽朝[参5]。从全国范围来说，由于政治不统一导致交通阻隔，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参5]。如前蜀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参58]。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仍然十分兴盛[参5]。
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处于分裂时代、政治不统一，商贸才能有如此长足的发展。大一统的政权满足于农业的收益，倾向于重农抑商、将治下民众束缚于土地上，统治者对政治稳定的考量往往压倒经济利益，并忌惮沿海城市发展商业而导致的政治离心力。[参59]分裂时代则不同，摆脱了中央控制的不同的割据政权，在面临土地有限、难以单独依靠农业支撑统治时，无不以商贾为重，作为地方政权的财政之源、立国之本；甚至为了能在各国之间的商业竞争中生存，更不得不加大海外贸易的比重。譬如，东南沿海的南汉、吴越、闽国三国都十分注重外贸，各国鼓励外商进驻的同时也鼓励本土商人去东洋、南洋发展。[参59]即便是深居内陆的小国荆南，也十分注重和仰仗河运商业，甚至到了以商业利益决定外交政策的程度。[参60]这种政治分裂形成的对商贸、航海的重视，不仅在割据时期支撑著地方政权的生存，更在长远的时期看来第一次致使了有别于唐及以前点对点式贸易的、遍布东亚的、完善而庞大的贸易网络的形成。此外，出海行商而富贾一方的思潮在往后的时代中发挥著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商贾为先的风气和传统，并鼓舞著一代代逐利的商人冒险远航。[参59]所以，五代十国时期也标志著东南沿海自主发展海外贸易[参61][参62]和中国由“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转变的开始。[参63]
文化
五代于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为印刷事业的发展、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词的兴起等几个方面。由于南方较北方富庶安定，因此，文学、绘画、金属工艺、浮雕、纺织、陶艺等均盛行于南方[参6]。
五代儒家学说虽然还是国政的基本依据，但是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当五代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明宗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使儒学的传统不至于中断。而民间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培育了不少的儒学人才，这都成为宋代儒学兴发的重要养分[参65]。
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时常发生叛变弑君事，而君王大多重武轻文，士人也重实轻虚，使得本时期比较少有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有名的儒者只有冯道[参65]。冯道为五代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学《九经》，侍奉九姓十五君，“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其行为事君不忠，但是事亲济民、其主政提携贤良，在五代有著“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晚年著有《长乐老自叙》[参65]。
由于乱世灾祸，人们对前途深感无从把握，大多采行消极避世的思想，部分儒者与百姓转向佛教与道教。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而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参66]。其中道教学者谭峭继承老子“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他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许多观点蕴含著人民性、民主性因素。谭峭著有《化书》，其中《道化篇》云：“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参65]。
唐朝后期的皮日休继承王充以来的“气”一元论，将气看作天地万物的本原。他不认同相命术数等迷信，也不认为有“天”，主张无神论。并且具有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生活，批评唐廷政治腐败无能[参65]。
五代的文人饱经沧桑，诗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气息。其中以吴越国诗人罗隐的五七言诗比较优秀，著有《罗隐甲乙集》，收其诗作，今已不传。五代前期时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学士颇多，司空图、韦庄、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学成就的人物[参67]。
然而五代十国的文学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其词风的前期继承晚唐风格，主要描写皇室贵族的享乐生活。其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以花间派的作品为代表。到后期出现清晰深沉的描述，情感生动，使人回味无穷，对宋词的影响极大。花间派起源于晚唐温庭筠、晚唐前蜀的韦庄，其中温庭筠被后人称为“花间鼻祖”，有名的有〈菩萨蛮〉、〈梦江南〉等，而韦庄有〈女冠子〉、〈菩萨蛮〉等，其风格较为清新。而后繁荣于五代，以蜀地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蜀地有晚唐前蜀的韦庄与后蜀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收入《花间集》。欧阳炯词作风极委婉之致，有名的有〈南乡子〉[参67]。
另一个中心的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冯延巳的作品有〈采桑子〉、〈谒金门〉等，词风细腻深沉，影响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等，遗有《阳春集》。李璟的作品以〈摊破浣溪纱〉最具代表，内容深动，没有艳丽虚浮感，李璟父子的作品被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五代十国中最重要的词人。其前期的作品也是如同花间派，以〈玉楼春〉、〈菩萨蛮〉等宫廷艳丽生活为主。但在国亡被俘后所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像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以〈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最具代表。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参67]。
史学早在唐朝就十分兴盛，到五代十国时仍然盛行，并且重视唐朝史料的部分。其中，以《旧唐书》和《唐会要》最有名，对于记述唐代史事、人物、典制、兴亡盛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旧唐书》即《唐书》。为了累积丰厚的资料，早在后梁末帝即下诏征集唐代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到后唐明宗又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碑碣。最后后晋高祖在914年后晋天福六年下令撰写，到945年开运二年完成。本书先后由张昭远、贾纬、赵熙等等人撰写，监修一开始是赵熙，最后是刘昫。《旧唐书》保存丰富的人物、事件等原始史料，例如李密的〈讨隋炀帝檄文〉，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但是成书仓促，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所以到宋朝又出现《新唐书》[参68]。
五代另一个钜作《唐会要》是由后周的王溥所著，其分门别类的叙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与文物的沿革变迁，再现唐代风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专著[参69]。五代的历史笔记也十分兴盛，主要也是叙述唐代事物。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的《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士人逸事等。这些笔记内容真切，在时代特点与社会风貌方面的叙述也比史书多元[参69]。
唐朝后期、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乱不堪，使得儒学衰退、许多士人百姓纷纷寻求宗教上的抚慰。宗教方面依旧延续唐朝中期以来的政策，趋向崇道贬佛，但是佛教在南方逐渐生根发展。五代各朝推行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以限制佛教。但是南方十国崇尚佛教，并没有强制限制，而南方又以中国化的禅宗为主。道教在五代十国时期所受限制较少，许多五代皇帝推崇道教，使得道教比较兴盛。然而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仍然胜过道教[参70][参71]。
武宗灭佛后，佛教各宗陆续衰退，只有禅宗南宗逐渐兴盛，并且在唐朝后期开始分为五宗。禅宗在南顿北渐后分成神秀的北宗与惠能的南宗。惠能主张顿悟、见性成佛，在南迁岭南后广为流传。其弟子神会北返洛阳，并在明定南北总是非大会上击败北宗，使禅宗南宗成为禅宗主流。禅宗南宗而后分成神会的荷泽宗、行思的青原宗与怀让的南岳宗。南岳宗至百丈怀海时，其弟子灵佑、慧济创建沩仰宗，在五代时期十分兴盛，至北宋四代而亡。百丈怀海的弟子希连、义玄创建临济宗，到北宋成为禅宗最兴盛的派系。文偃创立云门宗，其思想可概括为三句，即：“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文益开创法眼宗，认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所以主张“不著他求，尽由心造”。青原宗至曹山本寂时创建曹洞宗，在唐末五代时期形成五宗七派，即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等五宗，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岐两派等。然而禅宗到后期过度推广顿悟，反而流于形式与神秘主义，甚至出现“呵佛骂祖”之事。使得佛教走向世俗化、制度解体化[参70][参71]。
佛教其他宗在武宗灭佛后大半衰亡，天台宗、唯识宗的典籍亡失。五代十国时，十国吴国皇帝邀请高丽谛观应携天台典籍，谛观著《四教仪》，使得天台宗因而复兴。而净土宗渗入民间，并且向上流传至士人，到后期与禅宗融合，一度有“禅净一致”的思潮。佛教在后周时又发生大规模排佛运动，后周世宗以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为由整饬寺院，沙汰僧尼，与前次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一宗。至此中国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参70][参71]。
唐末五代的道教仍然十分兴盛，逐渐以外丹道走向内丹道。五代十国时有不少崇道的君王，例如后周世宗就是抑佛扬道。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基础。五代有名的道士有杜光庭、谭峭、彭晓、谭紫霞与刘海等。杜光庭主张以道为本，纳儒、佛入道，著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常清静经住》等等。他主张修道之人都要“因元气而成”，其方法是“安神去欲、保守三元”。他继承唐玄宗时道士吴筠的作法，认为三教应该融合无别。他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清净之道，可以说是道教融合佛儒的典型代表。此外，他还将茅山宗和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统一起来，并加以规范与制度化，广受后世道教所采用[参70][参71]。
谭峭自幼爱好黄老、诸子及列仙传记，立志修道学仙。擅长辟谷养气之术，著有《化书》（《谭子化书》），认为万事万物皆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后复归于虚，“其化无穷”。彭晓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都比较有影响力[参70][参71]。
摩尼教、景教与祅教等宗教也因武宗灭佛而大半衰退，其中摩尼教走入地下化，并在五代复受五代朝廷礼遇。摩尼教化为民间秘密宗教后，成为农民起事的凝聚力量来源。例如920年后梁时期的陈州毋乙、董乙等人就利用摩尼教起事。而伊斯兰教没有在武宗灭佛被取缔，其主要以侨寓中国沿海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后裔为主，这些人大都沿习父辈的信仰。在西域一带的民族也因为伊斯兰教的东传而逐渐放弃原本的摩尼教、景教、祅教、萨满教与佛教，成为新一代的穆斯林[参70][参71]。
五代十国的绘画主要继承唐朝绘画，并且有所创新。南唐、前蜀后蜀与吴越等国经济强盛，皇室和士人生活优裕，产生宫廷画院，使绘画艺术走向观赏性、集中性，其中还产生许多以家族为单位的创作群体[参72]。935年后蜀创设翰林图画院，这是中国有正式的宫廷画院之始，而后南唐也设立图画院。图画院聚集了一批著名画家，互相讨论研究，造就一批颇有成就的画家。他们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一定的发展，特别山水画和花鸟画对宋代的画风影响很大[参73]。
五代十国时期因为中原战乱不堪，许多画家由中原转向西南和东南，并隐居深山，造成山水画的迅速发展以及花鸟画的兴起[参72]。水墨山水画在五代进入成熟阶段，画家体味生活，将所见自然环境的特色，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北方荆关与南方董巨两派。北方山水画以后梁的荆浩、关仝师徒最有名，荆浩陶情林泉，寄趣丹青，人称“洪谷子”。他擅长画崇山峻岭，其所绘的《匡庐图》有“全景山水”之称。关仝擅长画关河之势，雄浑之中平添北方山水萧索苍凉之气，绘有《关山行旅图》、《秋山晚翠图》等[参72]。南方山水画以南唐的董源、巨然师徒著称，他们皆擅用水墨描绘江南景色。董源擅长用披麻皴，好以淡墨轻岚写出江南平淡天真之趣，以《洞天山堂》、《寒林重汀图》最有名。巨然直接承袭董源的画法，更在山顶上常钩画一些明净的卵石，即“矾头”。以《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等著称[参72]。而花鸟画以南唐的徐熙与后蜀的黄筌等人最有名。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有名的有《写生珍禽图》、《雪竹图》等[参72]。人物画皆继承唐朝周昉和张萱的宫廷人物画风，有名的有顾闳中、周文矩与石恪。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线条细腻，色彩华丽鲜艳，为传世的艺术珍品。周文矩对人物的刻画表情生动，对形体与姿势掌握的深厚功力，绘有《苏李别意》与《按乐宫女图》等[参72]。而后蜀石恪擅绘人物鬼神，形象多作丑怪奇诡之状，绘有《二祖调心图》。五代时的道士张素卿擅长道画，“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彩欲活。见之者心惊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至者也”[参73]。
五代杨凝式兼具颜柳的专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著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以《夏热帖》、《神仙起居法》、《草堂十志图跋》传世。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参73]。
由于战乱与天灾，五代十国的科技发展不如唐朝，而南方十国的科技发展较北方五代兴盛。然而整体而言，在制瓷雕版、农业水利与火器方面仍有发展的地方[参74][参57]。朝廷的历书因为藩镇割据不能遍及全国，人民为了能有历书使用，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唐朝后期、五代与北宋民间，有好几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由于不是官方颁布的历书，被贬称为小历[参57]。在医学方面，五代出现了官方医官，后唐于清泰年间增设翰林医官之职。北宋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后蜀的韩保升是本草学家，他详察药品，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在后蜀帝孟昶的支持下，他以唐朝《新修本草》为蓝本，重新编著成《蜀重广英公本草》，史称《蜀本草》，后散失[参74][参57]。
在农业与水利方面，五代也有很高的发展。韩鄂一般被认为是唐末五代人，他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四时纂要》，是继《齐民要术》之后，又一本重要的农书。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参57]。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五代时，江南吴国、吴越国与南唐重修江河，引湖水济运，持续发展唐朝的塘浦圩田系统，并且还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参74][参57]。
五代的吴国、南唐常将火药、猛火油等使用在战争上。904年杨行密军围攻洪州﹙今江西南昌﹚，部将郑璠命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参75]。975年北宋大军南征南唐，南唐将领朱全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但最后因为风向改变，火焰反燃己军而大溃[参76]。
君主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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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十国的定义为《新五代史·世家》收录的十国，该书为欧阳修于1053年成书（宋仁宗皇祐五年）。在此之前，961年（宋太祖建隆二年）成书的《五代会要》（北宋王溥编撰）只收录中央政府五国为五代，前一年（960年）赵匡胤刚建立北宋。974年（宋太祖开宝六年）成书的《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监修）开始记载地方割据势力十六家，收录于《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这一年地方割据势力尚有南唐、吴越、北汉、闽南清源军与夏州定难军。1014年成书的《九国志》（北宋路振书未修成而卒），只记载荆南以外的九国，该年已是澶渊之盟后宋辽南北朝对峙时期。收录标准可能以称帝封国王为主[参78]，但已称帝的燕未收录，可能与根据地是北宋未收复的燕云十六州有关[参78]。直到1053年欧阳修成书的《新五代史》才把荆南列入成十国，该年已是西夏崛起，宋辽西夏三国对峙时期。收录荆南可能与此北宋时期南平王（安南国前黎朝）升格安南国王、西平王（西夏）升格为夏国王，最后称帝建国西夏，使得平王地位上升有关。[参78]
其他藩镇势力
902年－979年唐末五代独立藩镇势力，奉唐朝、五代、十国或北宋为正朔，或称帝但仍行中国典章制度并认同汉文化者，皆收录于此。
注解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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