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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皆老街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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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皆老街集中营(Argyle Street Camp),也称为亚皆老街战俘营,是一座日军在日占时期设于香港的战俘营,位于亚皆老街、太子道、科发道一带。亚皆老街集中营本用作收容难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军用于拘留被俘获的同盟国军官,其后用作拘留越南船民,现已遭到拆卸。
收容情况
亚皆老街集中营位于亚皆老街、太子道、科发道一带[1]:150。在日军使用前,亚皆老街集中营本来用作收容难民;香港保卫战爆发后,日军开始在此拘留战俘,他们主要是印度裔人士[2]。日军在1941年末完全占领香港,起初没有收容战俘的计划,只是把他们囚禁在深水埗和北角的收容所[3]。根据战俘忆述,1940年的亚皆老街集中营囚禁了1,000人,其中700人是印度人;战俘们试图维持营内的秩序,但他们经常就粮食分配等各种问题争论不休[4]:18。
后来,香港有战俘成功逃脱,日军对战俘的管理开始变得严密[2][3]。1942年,日军重组战俘营,亚皆老街集中营改用作拘留被俘军官,原有的印度华人战俘则迁离到别处;一些加拿大人和英国海军军人也从亚皆老街集中营迁移至北角集中营[2][3][4]:29。重组后,亚皆老街集中营拘禁的战俘大多数是军官,另外有百多名其他军衔的兵员,这百多人主要是勤务兵和炊事员[4]:42。
英军军官何礼文曾打算通过窝打老道的地下排水系统进入亚皆老街集中营,从而与被囚战俘通讯、并计划组织战俘集体逃脱,请求东江纵队协助;东江纵队同意提供协助,但计划因风险过高而告吹[5]:57–58。而圣德肋撒堂的神父曾获准前往集中营,主持弥撒等天主教仪式[6]。
1944年,亚皆老街集中营的战俘迁至位于深水埗的收容所;同年,起初的印度裔战俘又被移回亚皆老街集中营,直至战争完结[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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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和拆卸
战争结束后,亚皆老街集中营主要用作拘留大量涌入香港的越南船民,一度收容了25,000名难民;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曾派员到集中营,为营内的难民提供援助[8]:326[9]。此外,驻港英军通用运输连亦曾设于亚皆老街集中营[10]:199。
相关的日军战争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战犯审判中,德永功大佐(音译;Tokunaga Isao)、斋藤俊吉大尉(音译;Saito Shunkichi)和田中齐中尉(音译;Tanaka Hitochi)三名日军军官一同被控犯下战争罪行,称其与亚皆老街集中营的不人道对待战俘行为有关,导致生理上的痛苦和死亡;田中齐是亚皆老街集中营长,他额外被控涉入集中营的不当对待战俘行为[1]:143[11]。德永功认为战俘在某些情况有份儿促成自己的不适,他已完全运用权力来改善战俘的状况;斋藤俊吉指他无需负责战俘的健康,只负责监管战俘的医疗人员进行诊断和治疗工作,而且已经尽力;田中齐认为他的权力有限,因此不需为他们的不当行为负责[11]。最终,军事法庭只裁定斋藤俊吉的罪名成立[11]。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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