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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变

以陳炯明為首的武裝政變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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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变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又之称为广州蒙难陈炯明叛变)为1922年6月16日广州一场武装政变。陈炯明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坚持北伐统一的孙文政见相左,故当日突然率部下粤军发难,武力驱逐孙文并消灭广州军政府;期间粤军炮轰总统府、逼孙部缴械并占领炮台兵工厂等军事要塞,孙中山则率海军战舰炮击粤军报复。

事实速览 六一六事变,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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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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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下野。孙文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支持恢复临时约法旧国会,亦电邀黎元洪到南方继续其总统职位[1]。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台,但是控制北京政府直系奉系军阀仍然没有恢复《临时约法》。8月旧桂系把持护法军政府发难挥师进攻粤东闽南,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所部粤军从福建回师,11月击败桂军夺回广州后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孙中山抵达广州改编军队由其直辖。

1920年12月12日,孙文召集残留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开会,但因国会法定人数不足无法开正式会,遂召开座谈会。与会者多主张在广州建立民国中央政府、另立总统。1921年1月1日,孙文在军政府发表演说称:

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数载以来,北政府尚自命为中央政府,外人仍承认之,而视我等则为土匪,视我等护法区域则如土匪区域。……此种机关,岂能代表中华民国而与北庭对抗乎?[2]

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省民选举议员和地方长官等),建立美国式民主联邦;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

1921年1月12日,由广州残留议员组织的“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由于选举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际社会、北京政府、直系、奉系军阀及湘、桂、鄂等省均不表示承认,广东省议会亦开会反对。孙中山实施武力统一全国之策,与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发生冲突。陈炯明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和平统一。他认为北伐系消耗广东的资源与北方争霸,并命部下向孙文提出了如下质询:

一、南方选举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何以御之? 二、广东现时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果有战事发生,究竟能支持几时?[3]

6月桂系军阀再次进逼广东,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带兵迎敌。此战虽击败桂系,但粤军战后死伤全军五分之一,士气顿遭重挫。

10月8日,“非常国会”通过孙文递交的“北伐出师案”。孙文随即将粤军编为约3万人的“北伐军”,于15日向广西进发。12月4日,孙文抵达桂林,在此设立“北伐大本营”。陈炯明对此进行抵制,拒不离开广州。

1922年2月13日,北伐军进抵湘南[4]:301

3月,在陈炯明的劝说下,滇省督军唐继尧表示不会支持北伐,湘省督军赵恒惕亦拒绝北伐军取道全州入境。[3]3月21日,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遭人刺杀,国民党指控陈炯明为凶手[4]:443,但亦有人认为邓铿不是被陈炯明所杀。[5]

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大本营迁至韶关,陈炯明拒绝参加会议[4]:443。20日,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职,率部离开广州,返回惠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同时命令部将叶举率部火速由桂返粤,孙中山遂以伍廷芳为广东省长[4]:649

5、6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广东已经稳定,便于5月6日协同胡汉民、许崇智出师北伐,与奉军张作霖一同夹击直系。但5月8日奉军战败消息传来,叶举等人见状便于当日率军抵达肇庆,5月9日,北伐军自韶关出发,兵分三路进入江西,5月10日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要求各军不得擅自开进广州,要求叶举部驻扎于肇庆、罗定、阳春、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等地,但叶举拒不从命,于5月18日开进广州,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矛头指向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6]。20日,叶举又与粤军诸将致电孙文,要求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职,遭孙文拒绝[3][4]:654。23日,蒋介石致函陈炯明,劝说其服从广州政府[4]:665

5月25日,北伐军占领南安,蒋介石向孙中山建议先巩固后方再北伐[4]:884。27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其调遣”,陈炯明拒不就任[4]:890。31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促其南下制衡陈炯明[4]:917。6月1日,为说服陈炯明参加北伐,孙中山令胡汉民留守,带两营警卫自韶关返回被粤军控制的广州城,命令陈炯明到广州面谈,陈炯明则不做回复[4]:919。6月2日,孙中山派人劝说陈炯明,未果,孙中山电令蒋介石立即率军赴广州[4]:745。同时北洋直系曹锟等人提出方法,要求南北总统共同下野,以促进和谈。5月28日孙传芳通电全国,请求南北总统一起下野,29日齐燮元电劝徐世昌退位。直系诸将领、官僚一时间纷纷催促徐世昌下野,徐世昌本来就是1918年段祺瑞与冯国璋争斗起来推举出的中间派,无兵权也无人望,被迫于5月31日发表通电声称自己愿意下野,但要“合法办法”辞职,希望延缓一些时间。6月1日天津旧国会203名议员发表联合宣言,指责徐世昌为非法选举上位,6月2日吴佩孚部下钱少卿打电话到总统府多次,询问徐世昌何时离开北京。如此种种,导致徐世昌被迫下台[4]:937[6]。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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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是否应该下野的争议

孙传芳于1922年5月28日给广州护法政府的通电,呼吁黎元洪复职之后,南北原来的总统(徐世昌和孙文)同时下野[7]。6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方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致电孙文,请孙实行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孙文则指其从没有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约定。

另外事变前一天(6月15日),粤军各将领亦曾发出通电,呼吁孙文和徐世昌下野,“敝屣尊荣,翩然下野”“爱护国家,尊重法治”[9]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对驻华各国公使发表声明,尊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唯一大总统。[4]:982-9836月8日,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汪精卫等通电,主张以孙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4]:1013

黎元洪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停战。[6]此时北伐军已占领吉安,陈炯明乘机要求南北总统同时下野[4]: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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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兵变

6月13日,陈炯明密令部下,准备袭击广州,陈军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人纷纷前往广州[4]:1040。同日,北伐军占领赣州,检获陈炯明与吴佩孚、陈光远图谋夹击北伐军的电函多件。主要有[10]:105-107[4]:1041

(一)吴佩孚抄示陈光远与陈炯明11日电。略谓:前与尊处所定夹攻孙军计划皆未照行,本月7日,虽击败逐退孙军于赣州城三十余里外,但敌增兵前进,志在得城。赣州一失,全局即难收拾。务于本月15日以前,照行所订计划,否则所订南北统一后北南吴佩孚、陈炯明正副总统条件,概作废纸。

(二)赣州搜出之陈炯明与陈光远电。陈炯明去电略谓:“贵军宜聚兵三南,予由惠州夹击,必操胜算,对许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务取完全消灭主义,对黄大伟、李烈钧等军,实行缴枪解散。”陈光远回电略谓:“三南地方辽阔,赣军不敷分配,今引孙军深人,赣城险固,死亡必多,足下以后夹击,敌必首尾不顾,是为上策,望尊处照办。”

(三)许崇智军攻克赣州时,又搜获陈炯明部与赣州密函。略谓:孙定18日总攻击,“陈部决计先期与我军协同动作。敌右翼最强,宜先翦除,请我帅速令重兵出三南,陈部即由连平进兵,与我军夹攻之。南雄方面,是否应与三南同时并进,信丰方面军队若干,何日可出三南,均请先电确示,以便告陈部动员相应”。

6月15日,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惠州邀请陈炯明出面,在石龙被扣留[4]:1053。当天,叶举、洪兆麟、杨坤如等于白云山总指挥处开秘密会,晚10时,叶举指授诸将领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机关及派兵进驻韶关各方略。粤军各将领亦发出通电,呼吁孙文和徐世昌下野[9]。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说法,粤军将领悬赏二十万元谋害孙文,许事成后大掠三日。由洪兆麟部首先发难[11][10]:118-119

6月16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宣布取消广州政府,部下劫掠各重要机关,断绝广州与外界交通,声明服从旧国会,并炮击总统府和观音山住所粤秀楼。15日夜10时,广州政府接到陈炯明即将叛变的密报,16日凌晨3时,探得陈军各部从市郊向市区开动,孙中山旋即离开总统府前往海珠[4]:1067。孙中山刚到海珠,陈军就控制了广州,封锁各交通要道[4]:1067,于4时占据各政府机关,并向总统府围攻,陈军从观音山上扫射粤秀楼一带,被总统府卫队击退,上午10时,陈军从观音山炮击粤秀楼,总统府卫队长姚观顺率部掩护宋庆龄等人潜出[4]:1068[12]。孙中山各部队相继遭到缴械。总统府警卫军,被第二师军队收缴。驻于兵工厂的陈策、朱卓文所部五营,死力抵抗,坚守附近之五座炮垒,与陈军杨坤如部战斗数小时之久。后为杨部猛力攻击,卒将该军击溃,死伤甚众。海军陆战队的长堤司令部,被熊略旅长所部缴械。而广东此时的要塞虎门炮台,当日已为黄凤纶所占领,钟景棠部也先已占领鱼珠等炮台。[13][4]:1068长洲炮台因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坚守,与海军舰队成犄角之势,使得叛军不能陈兵北江,以阻碍北伐军回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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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广州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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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孙中山与警卫营合影纪念

登上永丰舰后,孙文率领珠江上忠于其的海军舰队对陈军进行炮击。在此过程中,关于炮击的目标、伤亡,是否针对平民等,各方各执一词。

登上永丰舰后,孙文首先下令入赣北伐军回师攻粤。6月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登舰谒孙,孙向伍表示:“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军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15][4]:1070

6月17日晨,孙中山率领“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壁”各舰出动,由黄埔经过车尾炮台,“驶至白鹅潭,乃命各舰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之叛军,发炮射击。各叛军闻声落胆,皆纷纷弃械逃遁”。后各舰经中流砥柱炮台返回黄埔。[16][4]:1071午前5时,粤军钟景棠部下一千人,迫使孙军陈策部下三百人解除武装。但陈策因附近停有炮舰四舸为后援,不轻易屈服,双方因之展开战斗。正午,“永丰”舰及炮舰二舸通过珠江,在行驶中,用小口径炮向对面河之陈军宿舍轰击至数十发,陈军以小枪应之。此次变乱,因不带挑衅外国人色彩,故一般外人颇为安定。[17]午后5时许,海军又一度开炮,但不久即停[18][4]:1071。而据美国驻广州领事报告[19],孙中山16日午后,即开始炮轰广州市,17日下午又重行开炮。(This bombardment was repeated Saturaday,June 17)。17日下午1时,孙文率“永丰”等七舰从黄埔出动,在广州内河海珠、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炮击市区,又向白云山、越秀山、大沙头、沙河等处遥射。至下午3时,第一轮炮击结束。5时,第二轮炮击开始,至7时结束。两轮炮击共开炮约100发,着弹点多为人烟密集的城区。

炮击发生时,海珠一带居民纷纷呼救,街上行人被成片炸倒;在东堤一带,几乎所有商铺全被炸毁,宾客满座的冠月茶楼更是直接中弹,30余人或死火伤;在河南、越秀山、沙河、大沙头,民房多被炮击损毁。在两轮炮击中,广州房屋损失总计不下500万元,无辜平民死难者多达数百人。但在国民党方面则称此为“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20]。根据国民党的记录,孙中山于16日表达了自己发炮的目的:“令舰队发炮轰击广州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犹在”。是日(十六)晨,外交部长伍廷芳登舰谒孙,孙向伍表示:“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军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21]。十八日,美国副领事侯士顿(J.C. Huston)登舰谒孙中山,抗议美国在长堤的房产受到炮轰的毁伤。侯士顿向美国务院报告说[22]

在星期六(十七日)的炮轰中,两座美国房楼给炮弹毁损了。楼外明显的悬有美国的国旗,一位美国人差点给机关枪流弹所伤。广州基督教书院也为一大炮流弹所击。

一般人认为孙中山将会继续轰炸。因此我觉得应向孙提出抗议。在十八日,我偕同美国驻南中国舰队司令班尔上校(Captain Baum)到黄埔海圻舰上会晤孙中山。我向他抗议美国在长堤的房产受到轰炸的毁伤,并指出广州是无军事设防的城市,无辜平民已死伤不少。孙答曰:‘我轰炸广州也是一个抗议。明天我将继续轰炸。假如你能说服这些军队(指粤军)退出市外,而由魏邦平来维持善后,我就答应不再开炮。’我(美国领事自称)告诉孙中山,说我不是来做调人的,所以不能干预他们的事。

当孙中山于16日下令海军开炮时,舰队司令温树德“意颇犹豫”[23],而各舰舰长“皆不愿开炮,但为孙派严密监视,谓天大事情,由总统负责,各舰长无话可说,只得向空乱轰一阵,当时毁坏地方较少,实原因于是”[24]。但是,根据美国领事所得的情报,舰上军官被水手以手枪威胁,强迫向长堤岸上市区开炮,这些水手是孙中山前在“海员公会”(Seamen's Union)招募上船的[22]

一名在东堤的逃难者对炮击表示:“从前龙(济光)莫(荣新)在粤,地方濒危,尚不敢惊扰居民至此。今次彼此同是粤人,仍不惜糜烂大局,真可哀矣”[25]。事件发生后,叶举等粤军将领电请当时在惠州的陈炯明返广州维持局面。章太炎也于19日发电文支持陈炯明贯彻其“联省自治”的主张,并另电劝孙“去”非常大总统之“号”,离开广州。电文中说[26]

惠州陈竞存先生鉴:徐酋(徐世昌)将覆,仆已电劝中山去号,中山暗于时机,而君又果于报复,遂成此祸。但中山可仇,西南联省果可背,“联省自治主义”果可弃否?愿君明以教我。

当日,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陈炯明。电谓:“我等奉命声讨,先行炮击,冀其私心一悟,改逆从顺,免受天诛。如彼仍顽抗,恤恶不悬,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筏,谨驰电闻。”[10]:153下午,孙中山驻省城军舰炮击东关及白云山陈炯明部,广九车也震毁一部,陈军抢掠甚惨。[12]海军受到还击之后,各舰即退出省河。[27][4]:1213

国民党方面认为,陈炯明部在兵变后控制与论,“粤城各报,因受检查,对于战事,完全不能登载。”“广州自陈炯明举兵变乱后,一切新闻消息及报告、专论均己失其自由,除霄港报馆尚有一二家未被收买者外,鲜能得其真相。”“各通讯社及访员发出之新闻多被检阅,并禁止登载。”[28]学者伍立杨认为,孙炮击的是“叛军驻点”,而不是市区的居民房,部分报刊曲解孙中山炮击广州[29]。孙中山本人则认为,炮击“叛军驻点”对广州市区居民造成的损失,应由陈炯明承担[28]

蒋中正其时正在家乡奉化守制。18日,孙电促蒋来广东,6月29日蒋到黄埔,登上永丰舰见孙,此时,因珠江江面已基本被粤军火力封锁,“永丰”等舰已走投无路。形势持续恶化,永丰舰受到威胁,蒋介石急请孙移居下舱,而自守舵楼,冒险通过车歪炮台,直驶至白鹅潭,始脱离险境[30]:112。7月8日,舰靠近英法租界沙面,泊于白鹅潭。由于白鹅潭系广州对外通商口岸,由英法军队控制,孙文遂能在此躲避粤军火力。蒋在孙处于危难而急需时赶来,使得孙在以后对蒋有更深、更多之信任和期望[31]:164。蒋奉孙电召赴永丰舰参赞军事行动达42日,咸认蒋日后在国民党内政治地位的攀升此为重要之契机。[32]孙中山的后人回忆,陈炯明听闻蒋登上永丰舰后,面色发青,说蒋在孙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31]:165。19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从江西回师戡乱[4]:1151。20日,陈炯明突袭占领韶关[4]:1154

22日,黄埔附近的海军将领徐树荣、李天德、李安邦等率军前往海珠,与孙中山计划反攻广州[4]:1182。23日,孙中山从楚豫舰前往永丰舰[4]:1193。因深恐孙文再次开炮轰城,广州总商会于6月27日派出25名代表,由伍朝枢随同,前往永丰舰与孙文交涉。在听完代表们讲完城内遭炮击造成的情况后,孙文说:

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既赞成之,则自负责任。如其不来,我亦何必开炮……总之,陈氏一日在省,则省城地方一日不宁。汝等既系来请我勿再开炮,这又何难。若能本汝等之良心,主张不欢迎陈氏,作消极的抵制,则彼自讨没趣,自然不来省,则我亦可日内离去省城。否则彼来,我亦可来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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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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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对事变的报导

6月23日,香山县长吴铁城与顺德县长周之桢联合宣布独立,合两县民团六千人拥护孙中山。[34]陈永善带兵二千人、飞机二架,赴香山剿办,“击退孙系县长吴铁城所部,并击毙吴部民军六十余人。吴已败走,香山全归陈炯明部占领,袁带所部已返香山”。[35]

此次粤变突然,一时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陈炯明军队乘北伐军队陆续入赣之隙,占据众多交通机关及工厂。6月27日,胡汉民率领赣南北伐军准备回师广州[4]:1222。30日,李烈钧亦率领滇军回粤[4]:1240。此时,因北伐军大部已返韶州,孙中山遂决定与陈军决战,下令加强黄埔戒备,防止长洲炮台失守。海军司令温树德下特别戒严令,各舰长前往永丰舰,表示服从之意。[36]同日,蒋作宾缴获陈炯明与陈光远相约夹击北伐军的电报。电称:“北伐军攻下赣州,抄获陈光远、陈炯明往来电二十余通,内容系约定夹击李烈钧、许崇智者。”[37]

7月1日,北伐军各部抵达广州城外,陈炯明假意致电孙中山求和,同时试图买通海军袭击长洲,事败[38]:1。同日,香山民军黄明堂占领雷州,钦廉发生兵变,陈炯明、叶举等“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39]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各部进入粤境,誓言三路进攻韶关。陈炯明分兵堵截,异常忙碌。孙中山召见各舰长,要求坚守黄埔[38]:8。同日湘南北伐军主力抵达韶关郊外[38]:9。4日,280名国会议员电请孙中山令海陆军限期剿灭陈炯明[38]:18,广东国民大会亦通电讨伐陈炯明[38]:19。5日,陈炯明再次向广州政府求和[38]:20。8日,许崇智率北伐各军集结南雄[38]:29

7月9日,海军陆战队队长孙祥夫部投靠陈炯明,长洲炮台失守[38]:31。10日,孙中山率海军各舰轰击车歪炮台,进驻白鹤潭[38]:71。11日,北伐军进攻韶关[38]:76。13日,陈炯明求援于吴佩孚、李厚基,吴已电令闽督李厚基就近出兵援粤,李乃将王献臣团改编为旅以出峰市,高全忠之第二师出韶安,又令辛桂芳月编一旅出平和,分三路入粤,以断北伐军之后路。[40]15、16日,北伐军进攻帽子山,与粤军大战。18日,许崇智部克服翁源,随后旋失旋复,两日后复失。19日,陈炯明心腹陈觉民求援于吴佩孚,请吴迅攻赣南,“务将孙中山之部众歼除,以杜后患”。[41]同日,陈炯明军试图以水雷炸永丰舰失败[38]:125。滇军亦驱逐柳州的陈军[38]:126

7月22日,海军报告陈军拟在白鹅潭谋害孙中山未逞。[42]同日,北伐军退出韶关、翁源,驻始兴之北伐军三千人被包围。陈炯明部因军费浩繁,“特开赌业以资应付军饷,将所有赌博税金既充军费”。待战局告一段落,陈炯明至广州后,再行綦止。[43]24日,许崇智中路军在河源遭受重创,陈炯明军改守为攻。由于连续作战、战线延长,形势对北伐军不利,粤军定于26日发起总攻击。陈炯明任关国雄为驻梧水陆各军总指挥,命黄志桓率部开赴韶关。[44]27日,许崇智部与陈军在英德、新丰各处激战,仅英德一县即得失凡三次,最后粤军洪兆麟、叶举、钟景棠等全力夺回。北伐军仍然屯驻于翁源、曲江一带,而与陈军相持不下。[45]29日,北伐军自韶关附近失利,被迫全线退却,直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收容部队,重加整顿。[46]

8月3日,北伐军许崇智部于粤东北失利,退入福建[38]:126[47],孙中山派人赴福建联络王永泉[38]:234。4日,陈炯明占领南雄[38]:236。7日,蒋介石以韶关未复,赣南复失,南雄不保,第一师降敌,前方军队已失重心,劝孙中山离开广州,另图发展[38]:256。次日,居正、程潜亦劝孙中山离粤,另谋出路,孙中山未允。9日,北伐军回师途中,在韶关遭到陈军阻击。同时,受到曹锟、吴佩孚所派北军的进攻及广西陆荣廷旧部沈鸿英在赣西的袭击,三面受敌,不得不分途向赣、湘、闽、滇等地退却。回师平叛之举,终于落空。[48]孙中山被迫于是日离开广州,前往香港[38]:266。10日,孙中山抵达上海[38]:272

英国总领事杰弥逊于11日向北京英公使作下面一段报告[49]

八月八日下午,孙中山的美籍顾问诺曼来访,他说他和孙谈了一天,孙决定要离开广州,问我能否相助。诺曼并秘密的告诉我,现泊在广州的日本驱逐舰队的队长曾表示愿意带孙离粤,但是,孙决定不接纳,因恐怕受日本保护,会给美国一个不良的印象。我与香港海军当局商量后,即告诉诺曼说“摩汉”兵舰(Moorhan)将可送孙去香港,然后他可转乘邮船“俄国皇后”(Empress of Russia)赴沪。
无疑的,孙中山这次在南方的逗留,给广东和广西两省一个浩劫(calamity);其在政治上的无能(political incompetence),也是一个特出的例证。

根据香港英文报刊士蔑西报的报导,孙离粤的消息传出后,广州市民大感快慰。半闭门的商店,立刻全行开业。十日晚,全市放爆竹[50]。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3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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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1922年10月,孙文将忠于其的北伐军改名“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中正为参谋长,从闽南方向讨伐陈炯明;又派邹鲁联系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代表于12月26日在广西藤县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出师讨伐陈炯明[51]

1923年1月,流亡的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在上海见面,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后,于1923年1月26日共同发表宣言。同月,“西路讨贼军”进入粤境,陈炯明战败。14日,忠于孙的粤军纷纷倒戈,拥护孙回粤。陈炯明次日通电下野,率忠于其的粤军撤往惠州。1923年2月15日,孙文回到广州,并于3月2日在广州重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

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在陈孙决裂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陈炯明孙文二人均有联系与合作。苏俄代表如马林、西比里亚科夫对陈颇为赞赏,甚至认为其治国能力不下于孙文。陈独秀亦意识到陈孙必将分裂,认为“论道理应联孙、论实力应联陈”[52][53]

中国共产党方面,当事变爆发,孙的总统府遭炮轰后,中共中央发表紧急决议支持孙文。而中共党员陈公博(广东人)则公然在报刊上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特派员张太雷抵粤要求其赴沪解释时,陈公博则表示其“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更在党组织会议上宣布另组“广东共产党”。1923年春,中共中央以“分裂组织、违抗纪律”为由将其开除党籍,成为中共党纪史上首个被清除的一大代表。此后陈公博在赴美留学期间,彻底转向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54]

事变之后,共产国际最初仍未立即弃陈,部分代表在报刊上称陈为“革命督军”。随著时间推移,马林、越飞等人逐渐认识到陈既无意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日益“右倾”,认为其对革命缺乏实际助力。陈独秀此后向共产国际坦言,陈炯明“对社会主义毫无研究与信仰”。1922年7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推动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并命令中共服从。这与中共二大原先的“党外联合”路线有所冲突,但最终在马林强力推动下,中共领导层(虽有争论)仍同意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杭州西湖会议确定“联孙反陈”的方针。孙文在陈炯明兵变,被迫流亡上海后,也因势所迫,转而公开接受苏俄与中共的协助,开始改组国民党,从而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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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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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14日,孙文重登永丰舰

1923年8月14日,为纪念事件一周年,孙文与宋庆龄同该舰官兵重登永丰舰[55]:161。1924年,国共展开合作,广州革命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黄埔军校。孙文特地选择六一六事变发生的6月16日作为开学典礼的日子,并在演讲中提及两年前的六一六事变,要求听众坚持“革命主义”[56][57]

此后,国民党及其机构(如黄埔军校等)均会在6月16日举行纪念活动(后称为“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日”),内容一般为要求国民党员毋忘孙文之“革命精神”等,此后6月16日更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一系列“革命纪念日”之一[58]。如蒋介石曾在事变七周年(1929年)发表“告同志书”,谓:“此役为本党革命过程中严重之挫折,然总理大无畏精神所启示,卒肇后此革命进展之始基;可见唯努力革命为能支配一切环境,而总理所谓最后胜利,必当归于最后努力者,实为吾党同志应永远遵守之宝训”[59][60][6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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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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