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小轮加价暴动

天星小轮加价暴动，或称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官方称1966年九龙骚动，史称六六暴动、六六骚乱，是1966年发生于英属香港的一次骚乱，事件由天星小轮头等加价港币5仙引起，先后有市民在中环及尖沙咀天星码头外集会抗议加价，在九龙的游行抗议活动，在九龙部分地区引发连续两晚骚乱。港英政府出动警察训练分遣队平乱，香港空军辅助队亦出动直升机协助。

起因

经济背景

参见：1960年代香港和1965年香港股灾

香港经济在1960年代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许多低收入工人的每天薪金仅有数港元^[1]，赚取的收入仅足够糊口。由于自1940年代晚期起有大批难民为躲避中国大陆的内战和动乱而涌入英国统治的香港，导致房屋远远供不应求，房价及租金持续上涨，除了使中低收入的市民生活环境困迫，也带来金融不稳的问题，由于其时对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多家华资银行向房地产过度放贷，当地产回调，借出的资金未能及时回笼，银行便因缺乏流动资金而面临倒闭危机，存户的信心受到打击，继而赶往银行提款，引发挤提潮。1961年6月，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持续数日，直至获得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注资才得以缓解^[2]。1965年1月，香港发生一场更严重的挤提潮，并引发金融危机。小型银行明德银号因其支票被拒付，引起存户到银行通宵轮候提款，港府在1月27日接管银号审查帐目后，确认其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多家华资银行的存户因担心存款化为乌有，纷纷到银行提款。同年2月6日，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因周转困难及帐目问题，在2月8日被财政司郭伯伟勒令全线停业，该行被政府接管后，触发更大恐慌^[3]，挤提潮蔓延至广安银行、道亨银行、永隆银行及恒生银行等多家华资银行，并且引发六五股灾。面对席卷多家华资银行的挤提潮，港府安排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向多家华资银行无限量拆借资金，以维持受影响银行的资金流动性。财政司郭伯伟又于2月9日下午宣布限制银行存户每日最多提取现钞100港元，以支票提款则不予限制，直至英伦银行空运的大量钞票在周末抵港为止^[4]。同年4月因挤提面临倒闭的恒生银行同意汇丰银行收购控股权^[3]，以恢复市场信心^[2]。至于在1965年2月全线停业的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因有多笔坏账及涉嫌造假^[5]，于同年5月正式倒闭。当年的金融危机有不少市民失去积蓄，引起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

天星小轮加价

1965年10月，来往中环及尖沙咀的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加价，将头等（渡轮上层）收费由2毫子增加5仙至2毫5仙，二等（渡轮下层）收费1毫子则维持不变。因为当时未有行车海底隧道，渡轮是横渡维多利亚港来往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最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社会舆论对小轮加价纷表反对，批评其带头加价及引发加价潮。1965年11月，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收集超过2万名市民签名，联署反对天星小轮加价。1966年3月，为政府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建议的交通谘询委员会举行会议，除叶锡恩外，其他委员一致赞成批准天星小轮加价的申请，与会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轮董事局主席郝礼士（M.A.R. Herries）更宣称“不愿乘搭头等的人可以选择搭二等”，虽然天星小轮确实没有增加二等收费^[6]，但这种说法无助安抚坊间的不满情绪，倒成为火上加油的“公关灾难”，引起社会更为强烈的反感。此外，1966年4月1日，政府如期调高所得税及薪俸税，又增加汽车牌照费、邮费、廉租屋屋租、停车场等多项收费，进一步导致民怨升温，促使更多市民支持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抗议活动。

经过

叶锡恩起草的反对加价的请愿书

1966年4月4日上午11时，25岁青年苏守忠身穿黑色皮外套，背部用白色油漆写上“For Elsie”（支持叶锡恩），并手持写有“绝饮食，反加价潮”、“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的纸牌，坐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码头的栏杆外，表示要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加价，引起途人围观。4月5日，卢麒等11名青年加入声援。同日下午，有2名警察以阻街为由拘捕苏守忠。当晚卢麒等人前往港督府要求会见香港总督戴麟趾及警方释放苏守忠。同日晚上在九龙尖沙咀天星码头，有10多名青年举行示威，后来沿广东道游行往佐敦道码头，吸引群众跟随。又有游行队伍从尖沙咀经弥敦道游行往石硖尾，支持苏守忠及反对加价^[7]。

4月6日凌晨，警方拘捕4名示威者，同日苏守忠在西区裁判处受审，香港及九龙出现零星示威。入夜后开始有人在弥敦道向巴士掷石及放火。晚上8时，约有300人向油麻地警署投掷石块及玻璃瓶。警方出动警察训练分遣队驱散，但人群在弥敦道再度聚集，电影院散场后，聚集人数更倍增。暴徒周围放火，并且抢劫商店，又攻击消防局及捣毁公共设施，更袭击到场的警察。警察训练分遣队以催泪弹、木弹及实弹驱散人群，当晚发射催泪弹772枚、木弹62枚、实弹62发。港府于4月7日凌晨1时08分宣布九龙局部地区在凌晨1时30分至清晨6时实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时左右，旺角弥敦道再有人群聚集，并且放火烧车和抢掠商店；有数百人包围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及企图纵火。政府宣布九龙局部地区在翌日0时30分实施宵禁，香港空军辅助队派出直升机在九龙上空盘旋，协助维持治安。当晚的骚乱有1名青年死亡，4人受伤，警方拘捕约400人，其中200多人在骚乱现场被捕。4月8日，政府宣布九龙部分地区的宵禁提早至当晚7时起实施，警方预先在各主要道路布防，英军派出装甲车巡逻，当日有大批探员在九龙多处搜捕怀疑滋事份子。连续两晚的骚乱在4月8日晚上大致平息。4月9日，有超过300名被捕人士在法庭受审，当中有很多是15至25岁的青年人，大部份人被判刑，不过其后大都获得特赦提早释放。九龙局部地区的宵禁令于4月10日解除。

影响

这场骚乱造成1人死亡，26人受伤；共有1,465人被拘捕，其中905人被控破坏宵禁及其他罪名^[7]。在九龙区的商户因骚乱引致的直接损失至少2,000万港元。天星小轮最后在4月26日获政府批准加价，并于5月2日调整收费^[8]。

港府在1966年5月4日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港督戴麟趾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律师黄秉干组成“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调查骚乱的成因及提供预防的建议^[9]。委员会在同年12月发表《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认为部分示威者参与骚乱的动机，是因为在经济上遭受挫折及社会贫富悬殊而引起^[7][10]。报告指政府职权过于集中，导致殖民地政府与市民之间出现隔阂，更表明如政府需要关注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并且认为如不处理这些负面因素，将来可能再有骚动，建议政府设法开辟与民众的传达管道，并增进公务员与市民之间的接触。然而港府未来得及付诸实行，1967年因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香港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六七暴动，港府在平息这场演变为炸弹浪潮的六七暴动后，采取多项政策防止严重骚乱重演^[7]。

曾参加绝食抗议的青年卢麒因煽动破坏公安判守行为3年，后来又因盗窃单车被判监4个月至1966年8月出狱，可是在1967年3月被发现在牛头角廉租屋住所内上吊自杀^[11]。

反对天星小轮示威被认为是1945年香港重光后发生的第一场香港本土抗争运动^[12]，在事件发生期间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左派及中国国民党支持的右派都没有通过其在香港的社团发动群众参与抗争，更在其各自的喉舌媒体支持港府平乱，因此这场抗议活动本身并未带有明显的政治派系色彩，而以绝食及游行反对天星小轮加价，是1960至1970年代香港连场本土社会运动的开端。与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显著不同，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骚乱乃本土发生，并无外在势力推动。在1970年代的“反贪污捉葛柏运动”、“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等等；反映随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以及战后婴儿潮成长为青年人，香港人自我意识及身份认同逐渐抬头^[13]。

与中国共产党关联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认为“事件是‘港英搞鬼，弄假’。英国搞假民主的‘骗术’：‘华革会’…叶锡恩为了搞假民主，争取群众，收买了几十个人，表面上出来反对加价，谁知后面跟上了14K，黑社会势力，乘机捣乱，发生了九龙骚乱事件。”而根据其持有的资料，中共还通过《大公报》及《文汇报》，强烈谴责有人在香港破坏秩序；而由于中共高层的态度，中共所支持的香港左派势力并没有参与这场抗议天星小轮加价的抗议活动，在发生骚乱后还要求港府平乱，尽快恢复社会秩序^[14]。此外，虽然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骚乱与翌年由香港左派为响应中国文化大革命而发起及得到中共支持的六七暴动，两者的发生时间只是相隔约一年，有部分人认为六六骚乱是六七暴动的前凑或预演，惟两者并无直接关系，性质也有极大差异^[15]。

保留天星码头事件

参见：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

至2006年，由于政府规划拆卸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以及皇后码头，引发连串保育抗争行动。保育人士重提是次加价暴动，以码头见证本土意识抬头、盛载抗争历史为反对拆卸码头的原因之一^[16]。

参见

• 双十暴动
• 六七暴动
• 2016年旺角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