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俱乐部

文津俱乐部，原称“养蜂夹道俱乐部”，1958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作为中央高级干部开会、会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后原址被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文革后重新开放，现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1][2][3][4][5]}。

历史沿革

俱乐部成立

1958年10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该俱乐部正式成立^[1][3][6]。俱乐部的领导关系挂在北京饭店，对外公章为“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7]。据王大明回忆，该俱乐部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彭真等人根据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们的意见提议建立的^[4][7]，地点由万里选中^[8]。作为中共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领导干部开会、会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其为“养蜂夹道”^[1][4][7]。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朱慧担任养蜂夹道的副书记兼主任^{[5][9][注 1]}。

养蜂夹道原本是一条胡同的名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13号（原址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在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西侧，起初该俱乐部的门牌号是养蜂夹道1号，所以人们将该俱乐部俗称为“养蜂夹道”^[1][5][7][6]。该俱乐部与中南海北门隔文津街相望，平常俱乐部院门紧闭，只有领导专车出入时大门才会打开^[1][5][6][9]。门内一条长廊直通南北，长廊两侧排列着8个四合院，长廊尽头是假山和网球场，后湖与北海相连^[3][5]。

初期活动

参见：三年困难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1959年10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宴会上讲话。

养蜂夹道俱乐部最初的功能包括：网球、台球、打牌、钓鱼、下棋等健身活动；洗澡、理发、修脚、搓背等服务项目；零点餐厅提供菜肴^[5]。每个月底会计拿着账单让高级干部们结账^[1][5][6]。而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著的《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等资料记载^[3][11]：

从各文工团选来的漂亮女演员为重要领导人作舞伴。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也是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长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养蜂夹道就容纳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20年不落后”....

另据官方文献记载，1958年秋末冬初，北京饭店派川菜名家罗国荣带着黄子云、于存几个徒弟前往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出外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等都悉数参加了当天的宴会^[12][13]。此外，官方文献披露，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前期，每逢“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市总会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后，中午到养蜂夹道用餐，由中共北京市委招待，北京饭店、四川饭店、全聚德烤鸭店都会送来菜肴^[1][5][6]。

1963年5月，邓小平等人在北京景山公园庆祝五一劳动节。

毛泽东平时则极少来养蜂夹道俱乐部，只在这里宴请过朝鲜首相金日成、越南主席胡志明^[1][5][6]。周恩来总理来的次数较多，有时来理发，多数是来开会，有时会议结束后在这里吃顿便饭^[1][5][6]。来这里最多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他经常在这里开会、会客或找人谈话，或是来打台球、打桥牌^[1][4][6]。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八字方针”，并在1961年1月14日-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这一方针，标志着“大跃进”的停止^{[14][15][16][17]}。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10人小组”，包括薄一波、谷牧等人，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中央确定的“八字方针”^[17][18]；周恩来则专门在养蜂夹道为“10人小组”安排了办公室，白天部长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17][18]。

文化大革命前后

据《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等资料记载，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爆发前，养蜂夹道俱乐部的“08”大楼扩建工程已盖了六年但尚未完工，花费超1000万元人民币，单电梯门就反复修改重装了约20次，且由于北京市委在人力物力上无法承担，薄一波、吕正操、孙志远等人即以中央的名义到各地搜集建筑材料和设备^[3][11]。楼内房间按等级划分，有中央领导人级别的，也有部长级别的，楼内地下室还修建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并装有隔音设备^[3][11]。招待费由国家财政报销^[3][11]。

此外，文革前，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打桥牌一般都来该俱乐部，邓小平酷爱桥牌，一起打得较多的是张致祥、万里、吴晗，其中固定对家是张致祥；此后邓小平打桥牌较稳定的搭档便是丁关根、王汉斌、王大明，其中固定对家是丁关根^{[注 2][1][4][8][6][19]}。经常来俱乐部打桥牌的还有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等人^[1][4][8]。当时在俱乐部观看打桥牌的高级干部不少，时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人看的时间特别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曾观战^[4]。

养蜂夹道俱乐部原址在文革期间被改建为解放军三0五医院，由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担任院长，当时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1][6][20][21][22]}。

1966年文革爆发后，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养蜂夹道的这批牌友也大多被打成“走资派”^[4][8][11]。养蜂夹道则被指为是“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曾被称作是“三家村”、“四家店”反党活动的“黑据点”，文革发动后很快在1966年8月1日关闭^{[1][4][5][8][11]}。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70年汪东兴对他说：“现在北京医院还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0五医院，这是专治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20]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政坛后，有人建议恢复高干俱乐部，未获邓小平同意^[19]。据王大明回忆，邓小平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邓小平和他们这些之前的牌友互相都没联系，“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4] 文革发动标志《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在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23]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该俱乐部恢复开放，19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通常在养蜂夹道俱乐部举办活动，可游泳、看电影或开展其他娱乐，也可喝茶聊天^[24]。

后来这里定名为“文津俱乐部”，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服务对象改为中央副部级以上离退休干部^[2]。

参见

• 中国共产党主题
• 北京主题
• 中国建筑主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 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
• 万寿路俱乐部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
• 文津街

注释

1. 朱慧的丈夫金映光，1950年2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第一副处长，此后分别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福利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服务局副局长、北京市第二服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0]。
2. 为了响应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六十条》时，发出的全党大兴调查之风的号召，1961年邓小平前往北京市顺义县农村调查，休息时想玩桥牌，便让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刘仁找了王汉斌，王汉斌约王大明一起去。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又推荐了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