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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共产党于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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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口号于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而作为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于1987年初正式展开后又迅速平息[2][3][4][5]。1986年9月，在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项重大方针和政策[4][5]。1986年底“八六学潮”的爆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保守派人士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3][6][7][8]。
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高层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收回有关决定，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逐渐平息[7][8]。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借助“反自由化”的口号在意识形态上获得话语霸权，力图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力量，并逐渐衍生出“反和平演变”的理论[9][10][11]。而在经济层面上，改革开放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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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78年，随着中国大陆官方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发张贴的表达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而后“新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重拾五四运动精神“民主”与“科学”、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14][15][16][17]。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红线[18][19]。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5][20][21]。1983年，中国共产党内保守派人士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倾政治运动[22][23]，被部分人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回光返照[24][25]。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认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20][26]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陈鼓应教授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7][28] 1985年7月，邓小平在与乔石、胡启立谈话时，对此前胡耀邦与陆铿之间的谈话表达了不满，并让乔石和胡启立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6][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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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而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32][33][34][35]。1986年上半年起，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8][31][32][36]。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7][38]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36][39][40][41]
1986年8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领导体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今年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讲过，后来我也讲过。为什么今年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改不动，改不了。”[42] 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8][31][32][36]。
运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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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供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初稿中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30][43]。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反对该文件，并提供了一个修正稿交送给邓小平、陈云审阅，修正稿坚持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陈批示赞成修正稿，邓则批示赞成原稿、否定修正稿[30][43]。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引起了激烈争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坚持下，胡耀邦作出妥协，加上了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30][43]。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陆定一、万里等人主张在会议的决议稿中删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字句，另一方面杨尚昆、薄一波等人则反对删除，胡耀邦采取了调和立场[4][5][30][43]。最终，在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字句的决议版本[4][5][30][43]；会议的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5][44] 邓小平认为[45][46]：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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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中国大陆各地爆发了八六学潮，对学校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高呼“要民主”等一类口号[6][47]。12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潮情况，提出以疏导为主的方针，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并讲话，重申以疏导为主的方针，得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大多数人的赞同[47]。1986年12月27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发动者胡乔木、王震、邓力群、薄一波等人到邓小平家反映学潮的严重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6][47]。12月30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到他家谈话，指出[2][43][48]：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 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还点名批评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此后他们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2][49][50]。1987年1月2日，胡耀邦致信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6][47]。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月10日至15日，一场“民主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薄一波主持，胡耀邦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遭到邓力群、余秋里等人的批判，仅习仲勋对胡耀邦表达了支持[6][43][47][48][51]。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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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逐渐展开[3][6]。 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说：“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20][53] 1月19日，中央发出三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薄一波同志关于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议情况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摘要）>的通知》），文件列举了胡耀邦的七个问题，其中一个认为胡耀邦“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47][54]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5][52][55] 同日中央宣布免去朱厚泽的中宣部部长职务，由王忍之接任[48]。
1987年3月1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邓力群汇报了“反自由化斗争”的情况，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3]。此次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但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表态[3]。在“反自由化”运动中，知名作家巴金等人受到公开批判[56][57]，当时资历较浅但作品前卫的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58]。
反自由化运动期间造成中共保守派势力日益膨胀，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主要精力“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3]。赵紫阳担心邓力群等人发动的这场运动会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也会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故组织力量与邓力群等人进行了博弈和斗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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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28日，赵紫阳前往邓小平家中向邓作了相关问题的汇报，期间赵提到有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8][59]。赵紫阳强调这种气氛与1987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好舆论准备，并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8.18讲话”[8][59]。因邓亦担心如果改革开放走向倒退，那也是不行的，遂赞同赵紫阳的意见，并要求赵对这个问题作一次讲话[8][59]。
1987年5月13日，“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3][7][59]。在此次会议中，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对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3][7][59]；7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邓小平的“8.18讲话”[59]。这两个讲话发表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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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后续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标志着邓小平、赵紫阳等人1980年代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60][61]。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时说道：“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62]
1989年后，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借助“反自由化”的口号在意识形态上获得话语霸权，又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的倒台，“反和平演变”取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19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9][10][11]。另一方面，在经济层面，因六四事件而停滞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重新提速[11][12][13]；对于“姓资姓社”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态度[13][63]，猫论也广为流传[64]，此次南方谈话也被中共党内和史学界认为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1][65][66]。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替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67]。
评价
1986年，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三次发言，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而且笼统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中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4][30][43]。
1989年“六四事件”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从一九七九年‘西单墙’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些年不仅没有得到抵制和批判，相反却愈演愈烈。一九八三年在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就不了了之。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只进行了几个月就停止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再次被包庇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起了很坏的作用。”[68]
2003年，时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认为，“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又具有‘异己性’，其挑战可能削弱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与保守派结成暂时的同盟，打击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如此。 ”[9]
2010年，学者郭罗基认为，“新启蒙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69]。
2014年，学者吴祚来认为，“文革结束后，陆定一是想结束魔道，进入人道，但，邓小平却固守魔道，对魔道中的政治帽子戏法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所以，邓当时要求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得反至少二十年。”[70]
2018年，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认为，“自由是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为目标而奋斗，没有理由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71][72]
202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邓小平同志坚定捍卫了光辉的社会主义旗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他始终旗帜鲜明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大背景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危急时刻，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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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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