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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商人
來自台灣的企業家或商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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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商人，简称台商，是指来自台湾的企业家或商人，狭义上通常是指在台湾以外活动的中华民国籍商人；广义上则泛指不分岛内外的台湾企业与个人户，但不包含台劳（指在各国受雇的中华民国籍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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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台商经营的范围很广，涉及生活各个领域。电子产品尤为发达，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
1990年中华民国开放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初期投资以制造业劳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投资制造业达9成，然随中国大陆推动经济转型及产业在地化，制造业投资比重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59.1%，服务业投资比重则由1997年之13.8%升至2015年的40.2%，主要以投资金融及保险业之占比上升最为快速。制造业投资以资讯电子业为主，初期投资比重不及一成五，惟随著2001年底两岸相继加入WTO以及台湾企业全球化布局，2000年代资讯电子业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比重升至35%~40%[1]。
在中国大陆投资历史
台商在1980年后拜战后婴儿潮所赐，人口红利大幅增长，开始展现经济奇迹，一度出现台湾钱淹脚目的荣景。
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不少台湾商人便纷纷来到中国大陆等地发展，由于中国大陆等地的运作成本较低，台商数目便有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最初，台商以传统产业的小企业为主，项目规模较小。1990年代以后，台湾大企业增加对大陆的投资，项目规模增大，转以电器、电子等产品的制造业为主。2001年，两岸相继加入WTO后，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成为投资大陆台商的主要载体[2]:24。
- 1976年，中国大陆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中开放，就是吸引外资，尤其是中国大陆境外、港澳台地区的资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创造许多优惠政策，为台商赴中国大陆投资创造了条件。
- 1980年代初期，随著全球化潮流日炽，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台商在境外投资成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股重要动力。除此之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台湾工资高涨、环保意识提高，丧失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面临严厉的考验，因此传统产业往往必须主动或被迫移往海外，而中国大陆便成台商的选择之一[3]。但是因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中华民国政府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更未开放台商投资，台商以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投资，因此台商对中国大陆还处于试探期，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地缘与文化相近的福建沿海地区，投资数量有限。
- 1987年7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并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为台商间接赴中国大陆投资创造了条件。同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开放台湾人赴中国大陆探亲，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中国大陆考察或寻找投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88年6月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投资的规定”，为台商赴中国大陆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条件。
- 1989年，虽然六四事件发生，欧美日等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制裁，外资撤走，但台商却借机加快对中国大陆投资步伐，此年的投资金额为前几年之和，形成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一次热潮。在此投资热潮冲击下，中华民国政府于1990年1月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中国大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发展。
- 这一时期，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多为“台湾接单、中国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的“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规模偏小，平均每项投资金额不足100万美元；投资方式以合资或合作经营为主，独资企业较少。
-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大陆又掀起新一波改革与发展浪潮，台商看好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机，加快对中国大陆投资。同时，这一时期是两岸关系发展最为平稳的一段时间，中华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开放与规范政策，于是形成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二次高潮。此年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协议金额仅次于香港，跃居中国大陆吸引境外投资的第2位。
- 李登辉政府在1990年代初开始推动南向政策。1995年以后，由于两岸关系紧张、台湾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大陆经济环境的变化，总统李登辉于1996年提出了“戒急用忍”口号，严格限制大企业、高科技产业对中国大陆投资，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出现下降趋势。
21世纪初，中国大陆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台商开始扩大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因此从2000年开始，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出现第三次高潮。根据统计，2000年到2002年，若将通过第三地转投资中国大陆的金额计算在内，台商应是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大陆第二大境外投资者[4]。
2015年，根据中华民国经济部统计，2015年对中国大陆投资占比以香港73.4%居首位，新加坡占5.5%，台商占3.5%居第三，高于韩国3.2%、日本2.1%、美国2.1%、德国1.2%[5]。2015年9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披露当选执政后，将推行“新南向政策”。2016年6月，直属于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新南向政策办公室成立。
现况
- 累计直接投资金额：1,222.85 亿美元(1979年-2008年)，占外资的14.34％，仅次于港商[6]。
- 直接投资金额： 1,060.63 亿美元(1997年-2008年)，占同时期中国大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0.69％。
- 对外贸易的总额：1 兆 4,458 亿美元(1980年- 2008年)，占同时期中国大陆国际贸易总额9.89％。
- 出口贸易总额：5,755 亿美元(1990 年- 2007 年)，占同时期中国大陆出口贸易总额的 9.45％。
- 雇用员工人数：1,443.41 万人(2008 年底)，占同时期中国大陆劳动就业人口数的 1.86％，比台湾劳动人口还多[7]。
- 缴纳的税赋：878 亿美元( 1992 年- 2007 年)，占同时期中国大陆财政税收总额 2.69％。
自1969年起，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推广民间对外贸易，透过中华民国经济部对外组建公设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简称外贸协会，负责协助厂商展览、市场调查、开发市场等。
例如：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青商会、中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等等。
不少台商在中国大陆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皆设有台商协会[8][9]。2007年，在北京成立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台商南向触礁后多年，2002年，中华民国时任陈水扁总统重启推动“南向政策”[10]，鼓励台商往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发展。2014年越南排华暴动台商再次受到打击。
2011年中国大陆进出口500强中，有83家台湾企业，出口额合计达到2087亿美元，而进出口500强企业合计出口额为5720亿美元，占比达36%，相当于500强国企加本地民企的出口额。所有在大陆的台湾企业的出口额估计大约6000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大约32%，再加上其他外资企业，出口额大约12000亿美元，占63%，为中国第一大出口贸易外商族群。[需要较佳来源]2012年500强前十名台商即占三家[11]。2013年前十名占五家，即鸿海旗下三家，广达及和硕等五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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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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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在大陆社会的“接受度”整体评价为最后一名[13]，因为台商虽然在产品品质管理很好，但自成小王国，喜欢与官员打交道，却不愿意跟劳工、邻里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结果，并不会为台商取得最好的利益，虽然中国大陆是以关系治国，但是台商在这场关系链上本来就处于弱势，最后往往在中国大陆官商合作下被逐出市场或下狱。但与员工或市民建立关系，却也不能在这场关系链上获胜，这是台商或是所有外商共同的困境。
吕鸿德坦言，许多中小企业台商钻法令漏洞，采取斯巴达式的管理，不善待大陆员工。而部份台商对于台干与陆干的差别待遇，也无法获得大陆员工的忠诚度。
台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常以并购方式取得当地企业的经营权，然后以其手中持股抵押向银行融资，取得更多的资金。然后威胁撤资与迁厂，试图取得更廉价的劳工，或是要求政府对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租税减免、更低的土地取得成本、协助低利融资联贷等）。这造成政府图利少数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
但也有台商赴中国大陆而被并吞的情况。除了技术含量高的公司可能会被当地政府或大厂刻意兼并；或因中国大陆商人良莠不齐，不小心与投机的商人或骗子合作，使得原企业老板不得不有“跑路”的情况发生。另大多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庞大与台湾有很大的差异，或者法律上环境的不同，不小心投资过多而资金周转不灵等其他因素，造成全盘皆输的情形。
这类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基本属于正常的商业型态。台商至中国大陆投资的理由不外乎劳力便宜，市场庞大。而中国大陆给予台商优惠的理由，则是希望能技术引进。至于中间许多不法或不道德的情形，实在是有心份子(不分国籍)与政府在治理上的疏漏，造成的自然现象。
因为管理法规过于宽松，造成许多个体商人随意进入内陆要求代工生产，产品多为出于来源不明的设计图，加上追求利润的关系，使得出现许多劣质且有危害生命危险的产品出现于市面上，成为类似台湾的地下工厂，且多半未经中国大陆当局品管检验。其中不乏仿冒品。[14]
或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公司工厂，其建立点附近的协力厂，技术人员没办法与台湾相比，品质没办法比台湾直接生产优良，造成容易制作的产品在台湾制作，而需要技术的产品还是在大陆制作。但因为商业频繁，中国大陆的工人实力渐渐增加，这种差异性已经越来越小。
炒房问题
中华民国政府本以为实施降低遗产税、改善两岸关系、及签订ECFA等政策，可望能吸引资金来台投资，掀海外台商或华侨的鲑鱼返乡潮，以期带动经济发展，但台商的回流资金却似乎出现特定人士在投机炒作台湾房价，加上因为外国资本来台投资需经中华民国投审会审核与批准，
而台商返台投资的资金可以自行运用，在外部风险加剧的同时，中国大陆人工成本上升、美国查税加税的背景下，台湾内部的成本也逐年上升、大片土地取得不易，因此许多台商纷纷回来置产退休，而不是盖厂投资[15][16][17]，让台湾人民买不起价格合理的公寓单位，成为民怨之首[18]。
案例
- 2009年，东莞陆工杀台商案
- 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
- 2014年，越南排华事件中，台商受中越南海纷争牵连，不少工厂遭越南暴民放火与砸抢，事后越南政府答应赔偿与减税。
- 2014年，昆山中荣工厂爆炸事故。
- 2015年福建古雷PX工厂爆炸事故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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