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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前11世纪至前3世纪的中国古代王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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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完全施行封建制度的世袭王朝，可分为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从周武王灭殷商建国并定都镐京（宗周）起，至周幽王亡国止，是中华文明的全盛时期之一。该时期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皆深刻地影响着后世[1]。东周都城为雒邑（今河南洛阳），其时代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5年[2]—前221年）。前256年秦昭襄王废黜周赧王，东周亡。东周时期商鞅变法，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秦朝[3][4]。
周人崛起于周原，在巩固国力后于武王伐纣灭商朝建立西周[1]。三监之乱的危机，于周公东征后平定，并且借由大量分封诸侯来稳定东土[1]。西周国力于成康之治时达到颠峰，在昭穆时期持平[1]。共懿孝夷时期国势渐衰，最后发生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1]。宣王中兴只是西周的回光返照，宣王后期周室混乱，最后于周幽王发生犬戎之祸，西周亡[1]。东周时，平王东迁使周室核心以成周为主，周室与诸侯作战失败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尊王攘夷运动产生出春秋五霸等霸主[3]。到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战国七雄彼此合纵连横。周室被秦国废除，七雄最后也由秦所统一[4]。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周室的最高权力者，也是诸周人的宗主。由上至下纵切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由尖至锥的横切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再以礼乐制度与井田制巩固整个尖锥，维系周王与诸侯、国人的关系[5]。春秋中叶后礼乐崩坏，典章制度逐渐瓦解。思想逐渐走向诸子百家[5]。
周朝是以周族为代表和主体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a]交往、融合的重要时期。自西周实行分封制后，中原华夏族文化同四周的方国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地区性文化[6]。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古代散文由句而篇，由简而繁的过程。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7]。西周青铜器铭文具有朴素、写实的风格，闻名的有《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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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
“周”的称呼，可能就是商王武乙给予的[9][b]。周族擅长农耕，于是“周”字卜辞写成“田”，金文写成“上田下口”（金文：
）[10]。很像是在一大块方形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金文的“口”表示国家政令所出。“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9]。
西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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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是商朝时期活动在陕北黄土高原的部落[c]。据周族传说，其部族起源于姜嫄，始祖为后稷，封于有邰（今陕西武功）[15][11]，自后稷至周文王共有十五王[e]。周族时常被戎狄侵扰而搬迁[14]。商朝中期，公刘率周族迁居豳（今陕西旬邑西南），建立城邑与发展农业[24]。商王武丁时期征伐的周国，一说是指妘姓周国[b]。直到公亶父[d]时，周族因为犬戎的逼迫[27]，约在商王武乙时期迁至渭河周原（今陕西岐山）[28]。周原农耕条件优越，姬姓周国稳定发展[29][30][31][14][32]。
周国的拓展是从季历开始。公亶父去世后幼子季历继位，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外奔离周[f][18][11]。他与太伯、仲雍所建的虞国友好，得以开拓晋南[f]。和任姓挚国通婚，取得商朝属国挚国（今河南平舆）、畴国（今河南鲁山东南）的支持[36][37]。趁商朝国力衰退，“诸夷皆叛”的时机，竹书纪年记载季历持续讨伐与商朝为敌的夷狄，向陕南、晋南发展[g]。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小邦周屡次帮大邑商击败戎狄，使商王文丁封季历为“牧师”（类似方伯）。同时文丁深感威胁，最后杀了季历[48][46][47]。季历长子姬昌继位后，商王帝乙为了安抚姬昌就把其妹嫁给他[49][50][51][18]。
到了商朝帝辛（即商纣王）初期，九侯（亦称鬼侯）、邘侯（亦称鄂侯）与周侯（即姬昌，后封为西伯）并为商朝三公[52]。九侯、鄂侯因九侯之女事件相继被商纣王杀害，周侯昌也因此事被囚于羑里[h]。周侯昌之后被赎回来，且被商王帝辛授予征伐西方的权力，即西伯昌[i]。西伯昌返国后团结贵族与国人，礼贤下士，共有八虞、二虢等等贤人相助[j]。制定“罪人不孥”与“有亡荒阅”等管制奴隶的法律。避免再与商朝直接冲突，西伯昌采取团结友邦、消灭西方戎国与商朝友邦，完成孤立商朝的方针。西伯昌先排解晋南虞、芮两国的纠纷，维持东向中原的通道。西向击败犬戎[60]。反击密须（今甘肃灵台）的入侵，并并吞之[61]，巩固西方。东向消灭黎（即耆，今山西黎城）[62]、邗（即于，今河南沁阳）等国，巩固晋南。最后攻克商朝的大邦崇国（在渭水黄河一带[k]），迁都建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水西）[l]。此时周国誉称“三分天下有其二[66]”，准备大会诸侯进取商都，甚至可能还“受命之年称王”，为周文王[67][68]。但周文王于迁都隔年骤逝，其子姬发继位，号周武王[18][55]。
周武王继续文王未尽事业，拜吕尚（即太公望）为师，以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荣伯为左右相辅[69]。当时商室混乱，商王帝辛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向太师请教后也准备逃走[70]。商室对外虽然屡战屡胜，但是对淮水东夷人方之战消耗过多国力，构成周国灭商的条件。武王十一年[71]，周武王开启武王伐纣，以吕尚为太师，率周六师出兵潼关，与西夷诸侯[m]（今甘肃、四川与湖北等地）会师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并誓师，史称盟津之誓[n]。周武王趁商师主力尚与东夷作战之际，率联军东征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隔年甲子日[77]，周师袭击驻守牧野（今河南新乡）的商军殷八师，此即牧野之战[73]。商朝面对周师的突袭，只能以奴隶组成临时军队迎战。虽然商将蜚廉、恶来奋力作战，周师还是击溃并且攻入朝歌[78]，商王帝辛于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而后周武王命吕尚与诸路周师扫荡商王国东方与南方，降伏剩馀势力与方国[o][18][73][74][79]。
周武王灭商后，在牧野举行告捷礼，在商都举行社祭以安抚、降服殷商贵族。周武王自谦“小国”，征服商朝称是源自天命[78]，安抚庞大的商朝遗民与属国，告诫须听从周室的命令[80]。周武王于沣水东岸建立镐京（为宗周，今陕西长安沣水东）都城，迁都镐京并举行献俘礼。开始兴建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期望成为关东的政治、军事都城[78][81]。将东土俊杰成族地迁到扶风、岐山、周原等关中诸地，为周室所用，即“殷士肤敏，裸将于京”[82]。为了控制关东，建立封建制度，大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封太公望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召公奭于匽（今河南郾城），拱卫洛邑。封管叔鲜于管（今河南管城）[83]、蔡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于霍（可能是今河南临汝），是为三监。分割殷商地区为三个地区，朝歌以北为邶，霍叔监管；朝歌以南为鄘，蔡叔监管；朝歌以东为卫，管叔监管。为了安抚商人，封商王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仍为殷；复位微子启于微（今山东微山），后迁封至宋（今河南商丘）[84]。分封功臣如檀伯达于河内，司寇苏忿生于苏忿生之田（共十二邑，今黄河中游北岸[85]）。据说有分封历代亡国遗民为二王三恪[p]，以团结外族贵族，史称“兴灭国，继绝世”[86][18][84]。周武王力图安定关东，但殷商旧地仍然动荡不安，使他十分焦虑，难以下咽，通宵失眠，周公旦也时常忙碌而忘记进食[92]。周武王在克商后不久去世，由幼子姬诵继位，号周成王[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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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初定，周成王尚未成年。掌握大权的大宰周公旦，以安定周室为由以王叔摄政。大保召公奭、管叔鲜与蔡叔度等人对周公旦深感不满与忌讳。武庚为了复国，与管叔鲜、蔡叔度联手，号召东方方国奄国（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徐国（今山东滕县东南）、熊盈（嬴姓淮夷）等东夷、淮夷诸国发动反周战争，史称三监之乱[84]。周公旦面对叛乱，先取得召公奭的谅解，发布〈大诰〉，与召公奭安定关中宗室贵族[93]。而后发动东征：第一年、第二年周召平定三监与武庚之乱，召公奭追击北逃的武庚[94]；第三年周公旦东征东方诸方国[95]，周成王还率军支援攻灭奄国（今山东曲阜）[96]，最终周公旦攻灭东夷大国薄姑（今山东博兴、临淄）与丰伯（疑似逄国[97]）[98]，战乱平定[99]。此战周公旦共杀武庚、管叔鲜，放逐蔡叔度，废霍叔处为庶民，消灭奄、蒲姑等东方大国，连徐国也南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周朝总算稳定下来，疆域从中原扩展到东方与东北方，奠定创业基础[100][84][101]。
周公旦为了稳定周室与加强对东土的掌控力，分封宗室功臣至东方、修建洛邑、建立礼乐制度、完善封建制度[q][18][102]，最后还政给周成王[99]。三监之乱后，周公旦依旧封微子启于宋国以安抚商人。将参与叛乱的商人与殷商贵族强迁至洛邑，与周民融合。完成周武王的遗愿[78]，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成为东方政治与军事中心。周成王到洛邑大会诸侯和四夷，史称歧阳之蒐。军事部属方面，在洛邑设成周八师以征讨东夷、淮夷与南蛮，在镐京则有西六师来守卫宗周。分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以掌控战略、经济与交通要道：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徐旧地建鲁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封太公望吕尚于蒲姑旧地建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封召公奭长子克于遥远的东北建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封周成王之弟叔虞于夏墟建唐国（后改称晋国），都唐（今山西临汾）；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殷墟建卫国[r]，都朝歌。这五大国的封君与周成王均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分别负责镇压各地殷商、东夷之民。其中齐、鲁、燕构成周朝对东方的第一防线，卫国掌控商旧都朝歌。还封其他周室诸侯国如蔡叔度之子蔡仲于蔡国（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之子于霍国（今山西霍州）等等，这个武装封建运动一直持续到西周末年[100][102]。
周成王亲政后，还是有对外征伐，如令大保伐录国[104]。周康王继承其父周成王的事业，得召公奭与毕公高辅佐，采取息民安定的策略[105]。对外以伯懋父（即卫康伯）率殷八师军平定东夷叛乱[106][107]。以盂率兵西伐鬼方夷狄[108]。并且开拓东南如巡狩到九江[109]，分封虞侯夨到宜（今江苏丹徒）等[35]。周康王在酆宫（即酆京）大会诸侯，史称“酆宫之朝”。成康时期成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之一，史称成康之治[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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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康王之子周昭王时持续对南方或东南扩张，例如征伐郐国[111]、虎方[112][s]。并且两次大规模南征，拓展到汉水流域，与荆楚[t]发生冲突[110]。第一次南征是十六年，周昭王渡过汉水南征荆楚，最后战胜[117][u]。从《𤞷驭簋》[118]与《过伯簋》[119]也得知，有南国入侵周土，周昭王率军讨伐荆楚，最后降伏南夷、东夷诸国，约二十六邦[120]，获得大量的铜[119][118]。第二次南征是十九年，但周昭王渡汉水时遇难，并且丧失周六师[121]。周昭王应有带祭公辛伯南征[122]，传说周王带诸臣渡汉水时，因梁败（可能遇袭使浮桥败坏[113]）而溺死[123]。另一说则是乘当地人提供的胶船，渡河时胶船解体而溺死[124]。这两种说法最后都由辛游靡取周昭王遗体北返。总之，这次战争激烈，周六师均败。昭王之死不是偶然事件，后来周人都不愿再说此事[110]，到春秋时期还被齐国作为宣战楚国的借口[125]。至于南征对象是否是楚国，现今学者也有许多见解[v]。周师北返后，其子姬满继位，即周穆王。周朝中后期，采取安抚荆楚与册封“汉阳诸姬”等诸侯国来巩固南方[130]。
周穆王的在位时间是西周最长的。他好大喜功，向四方征战不休。例如命令毛公班兼管淮水繁（繁阳，今河南新蔡北）、蜀（疑是今安徽合肥西蜀山）、巢（今安徽桐城南）等地，率吴伯、吕伯伐东国狷戎，三年平定[131]。当淮夷入侵周土时，命伯雍父率成周师氏，抵御淮夷入侵[w]。另有南征扬越至九江的事迹[132]。从《今本竹书纪年》得知周穆王可能有征伐犬戎与徐国的事迹。一开始周穆王封徐子为伯。在十二年率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率军西征犬戎[133]。但徐国于隔年袭击洛水一带，周穆王与造父紧急返师[134]。最后率楚国攻克徐国[135]。十七年周穆王二度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136]。这些事演变成《穆天子传》[137]、徐偃王[138]及赵国始祖造父[139]的传说[140][x]。昭穆时期，周朝屡次对四方动武。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怀柔之策而伐犬戎，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西方各族荒服不至[142]，戎狄不减反兴[130][110]。
周室从周共王开始国势渐衰。懿孝夷王三代，周朝对外与四周方国陷入长期战争。周懿王时，南夷（即淮夷）的卢、虎会合杞国、舟夷等方国入侵周朝东土，周懿王命师俗与史密分别率齐国、莱国军队合攻长必之地，平定乱事[143]。史书也称周懿王时，王室衰退戎狄交侵[144]。周夷王时因为荒服不朝，派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145]。王室内部及王室与诸侯间也加剧对立。周懿王时王室威信不再[146]。懿王去世后，太子姬燮被王叔姬辟方夺取王位，号周孝王。周孝王以非子饲养马匹大盛，最后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清水）[147]。周孝王不久去世，周懿王之子姬燮虽有身疾[148]，仍受诸侯拥立，号周夷王。周夷王继位之初，不敢认为周王的地位比诸侯还大，而后听从纪侯密报，烹杀疑似荒淫的齐哀公[149][150]。齐哀公之弟静被立为齐胡公后，避纪侯迁都于薄姑（齐国旧都营丘西北五十里）[151]。经济方面，由于过度分封，贵族势力膨胀，时常争夺交换土地，“田里不鬻”，井田制开始崩溃，社会动荡不安[y][15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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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时，东方淮夷侵入伊水、洛水一带，逼近成周，而西北𤞤狁直逼镐京周围[156][157]。周厉王连年抵御外族，虽然在征服南方濮国获得大胜，获得东南诸国臣服[158]，但周朝国力逐渐匮乏[z]。内政方面，从《国语．周语》得知，周厉王不听周定公、召穆公的劝阻，任用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收归山泽之利，不开放给国人使用[160]。为了压制国人不满，推行“弭谤”政策，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161]。这些可能是因西周中期经历多次国防需求和赏赐贵族，王室资源已趋于匮乏，只能推行这些政策，进而与贵族发生利益冲突[162]。最后镐京爆发国人暴动（或称彘之乱），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周室由掌政大臣管理，太子姬静由召穆公保护[163]，史称共和行政[aa]。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帝王纪年。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太子姬静即位，号周宣王[153]。
周宣王前期励精图治。政治上任用大臣辅佐朝政，修建宫殿[174]。命仲山甫在齐国筑城来加强防备[175][176]。九年在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大会诸侯[177][178]。军事上任用将领与诸侯，讨伐四周方国异族。命召穆公率齐国、纪国与莱国等军伐淮夷胜利[ab]。并派尹吉甫管理成周到淮夷一带的财政。如果淮夷不听话，还可用军队压制[ac]。还有派南仲皇父率六师伐徐国[183]，派方叔伐荆楚[184]。对外战事又以反攻𤞤狁最为重要。五年，周宣王率尹吉甫亲征𤞤狁会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185]）[182]，命南仲皇父至朔方筑城御敌[186]。十二年派虢宣公伐𤞤狁于洛水[187]。虢宣公可能还派秦庄公于洛水一带追击[ad]。又分封诸侯，周室灭谢国后，封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建南申国[190]，与吕国成为周室南方的重镇。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省华县），建立郑国[191]。西周的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153]。
周宣王后期对外屡战屡败，且改动周公制度，干涉诸侯继承[181]。战事方面，周室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只有对申戎（即西申国）获胜[192][193]。但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194][195]。在制度方面，从《国语·周语上》得知有“不藉千亩”、“料民于太原”与“立戏伐鲁”。共和年间，大量公田被贵族私占（藉田礼废）。所以周宣王宣布废除藉礼，承认公田私有化，改行按亩征收实物的“彻”制。由于废除周公的制度，虢文公表达抗议[196]。由于南国之师全军覆没，战事频频导致人口流动，周宣王不听仲山甫劝谏，于太原清算人口来补充军队损失[197]。“立戏伐鲁”的作法，动摇嫡长子继承制。周宣王以个人喜好，废除鲁武公的长子括改立少子戏为继承人，使鲁国内乱，最后派兵平定乱事[ae]。关于周宣王的死因，也带有神话的成分。总之，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其子姬宫湦继位，号周幽王[15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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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时期，周室走向瓦解崩溃。虢石父（皇父）受周幽王重用执政，但是他好利贪污，还将搜刮的财富运往向邑（今河南济源），国人皆怨[198][199]。二年关中发生地震、山崩和旱灾，国人认为这是掌权者乱政导致的，连伯阳父都说“周将亡矣”[200]。郑桓公听从伯阳父的建议，将族人东迁至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与郐国（今河南新郑西北）之间，准备重建郑国[af]。虢石父攻灭焦国（今河南陕县），准备东迁西虢国[202]。当时西戎屡侵周土，伯士于伐六济之戎战败而死，秦襄公之兄伯父于犬丘（今甘肃礼县）抵御西戎战败被掳[203][204]。
周幽王废立太子之事，将西周推入深渊。周幽王讨伐褒国而获得褒姒[205]，周幽王十分宠爱她[ag]。周幽王废正后西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只能投奔西申国（推测为今陕西郿县[207]）[208][209]。申侯联合鄫国与西戎拥护宜臼，周幽王也在隔年出兵伐西申国[210]。最后申鄫引西戎、犬戎击败周幽王[211][212][213]。前771年镐京陷，犬戎於戏地骊山（今陕西临潼东[214]）杀周幽王、太子伯服与郑桓公，俘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归[215][216]，史称犬戎之祸，西周亡[204][217]。战乱期间，王室贵族纷纷埋象征权力的鼎、簋、盘等铜器后东逃东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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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历史
周幽王被杀后，进入东周时期。前770年申侯、鄫侯[213]、许文公与郑武公等诸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虢公翰可能以周平王称王不正为由，于携（今陕西西安北）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周携王[ah]。二王分立的局面，直到前750年晋文侯攻杀周携王而止[222][223]。周平王基于某种原因[ai]，在晋文侯、郑武公与秦襄公护送下东迁到成周洛邑[233]，史称平王东迁。时任西垂大夫的秦襄公早在犬戎之祸就从秦邑（今甘肃礼县西北）举兵抗敌，并与晋文侯有护送之功。周平王就把岐周之地封给秦襄公（秦襄公成为诸侯，建秦国），将汾水之地给予晋文侯[234]。秦襄公、秦文公先后力战犬戎，最后收复岐周之地，并将岐东地区归还给周室[235]。
东周可分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周王威严扫地，仅有天下共主的虚名[236]。此时周室丧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为缩减。平王东迁后，还需要郑国、卫国和晋国等诸侯供给粮食。而郑伯掌控王政大权，屡次挑战周室威严。周平王时，先后由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担任卿士，掌握王政大权。然而到郑庄公时，郑伯只关心郑国事务，对周室漠不关心。周平王感到不满，有意起用虢公忌父来分化郑庄公大权，引起郑庄公强烈不满。周平王为了平息，于前720年以王子狐入郑为人质，郑国也派公子忽入周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左传》认为周郑互质，贬低了周室威严，是“礼崩乐坏”的缩影[237][238]。
到了周桓王时，周王有意摆脱郑庄公的控制，打算起用虢公忌父执政。而郑庄公就收割温地的麦和成周的禾以威胁周室，激怒了周桓王[237]。前717年郑庄公入朝，周桓王就不以礼接待郑庄公。郑庄公对周桓王更加不满，与鲁国交换领土时就不禀告周王。前706年周桓王罢免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大怒，不朝见周桓王。周桓王就命虢公林父与周公黑肩率蔡国、卫国与陈国等诸侯联军攻郑国。但联军被郑军击败，周桓王更被郑将祝聃射中受伤，史称𦈡葛之战。此战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的强国，史称“庄公小霸”。而周天子对诸侯已经失去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23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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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战争。谁战胜就召开盟会，强迫诸侯国认他为霸主。前720年，齐国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互相结盟的开始。前717年，齐僖公又与鲁隐公结盟于艾。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多国会盟，平定诸国，成就僖公小霸。然而东周诸侯互相攻打，外又有楚国、狄戎等四方夷狄入侵华夏。诸侯需要团结一致，才不会被各个击破[240]。齐国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外平夷狄，内制诸侯，让诸侯尊王。联合九国诸侯抵御楚成王北伐，至此东周粗安。齐桓公之后，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与楚庄王先后崛起，《史记》称春秋五霸[239][241]。
周王室方面，周庄王时发生周公黑肩之乱。周公黑肩打算杀周庄王，改立庄王弟王子克。周公黑肩最后被周庄王与辛伯所杀，王子克奔南燕（河南延津）。周惠王时，发生五大夫作乱（共有𫇭国、边伯、石速、詹父与子禽祝跪等人），五大夫立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奔温（今河南温县南）。最后仰赖郑厉公与虢公丑协助平乱，郑国获得虎牢（今河南荥阳）以东的土地。周惠王对齐桓公十分忌讳，不愿赐与霸主称号，反而命楚成王得以征讨南方不服之国（成为霸主）。晚年宠爱幼子王子带，欲立为嗣，约郑国联楚国、晋国以成此事，但此时齐桓公称霸天下，与诸侯会盟力挺太子。周惠王驾崩后，太子即位为周襄王，并封齐桓公为霸主[239][241]。
周襄王欲伐郑国，听从王子带建议，娶狄人女隗氏为隗后，取得狄兵伐郑。事成后因王子带与隗后私通而黜后[242]。意图篡位的王子带就于前636年引伊雒之戎等等狄人击败周襄王，占领成周。晋文公为了成就霸业，在前635年出兵灭王子带，迎接周襄王返回成周复位[243]。前632年，晋文公居然召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周室权威尽失[244]。周襄王为了连秦制晋，以秦穆公称霸西戎为由，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成为霸主），最后使晋秦相争。周襄王去世时，王畿已缩小，周室无钱安葬襄王。而诸侯国以晋国为首，联合秦国、齐国对抗楚国[239][245]。
周定王时，晋国衰退，楚庄王击败中原诸侯国，称霸天下。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进军到成周洛邑的南郊，问鼎中原。周定王派王孙满出使楚军，楚庄王询问周朝国宝九鼎大小轻重，欲逼周室投降。王孙满以有德者方能取天下辞退楚庄王，楚庄王不敢取代周朝导致天下诸侯围攻，便受封霸主称号撤兵回国[246]。春秋后期，晋国与楚国南北对峙，晋国拉拢东南吴国牵制楚国[247]。吴国屡次威胁楚国后，楚国拉拢越国以牵制吴国。这使得东南吴越相继兴起。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与晋国争霸获胜，受周敬王使者封为霸主。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国后，马上北上与齐国、晋国等诸侯会盟徐州（今山东滕县南），经周元王派使封为霸主[248][249]。春秋末年，周王室控制的地区只等同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仅在名义上保留周朝最高权力者的地位[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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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诸侯分布图（前350年）
战国时期诸侯分布图（前280年）
春秋末年，周王室由姬姓刘氏和姬姓单氏为卿士，刘氏为周顷王之子刘康公的后裔，属于王室近亲；单氏为西周初年由周族首领一支单公[251]的后代，属于王室远亲[252]。周景王的太子寿早死，改立王子猛为太子，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前520年四月，周景王临死前嘱咐宾孟要扶立王子朝，然而卿士刘献公与单穆公依旧立王子猛为周悼王。不久，王子朝得到毛伯得、尹文公与召庄公的支持，击败周悼王，占领周王畿，史称王子朝之乱[253]。周悼王去世后，晋国扶持周敬王对抗王子朝，形成东王周敬王与西王王子朝分据王畿。前516年，晋国卿士赵鞅大合诸侯，出兵支持周敬王，周王畿再度统一，刘单二氏的权势更重。而刘氏因为与晋国范氏亲密，赵鞅在击败范氏后迫使周王杀刘氏谋臣苌弘，至此刘氏衰退[254]。周贞定王时刘氏灭亡[255]，单氏独秉周政，成为王畿内唯一的大族[239]。
东周到了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诸侯本身的权力与地位，也被内部卿大夫、士等贵族与高级官员给威胁[250]。例如周威烈王时晋国领土被韩虔、赵籍与魏斯等三卿瓜分，建韩国、赵国与魏国等国，史称三家分晋[256]。前386年周安王封齐国大夫田和为齐侯，即田齐，史称田氏代齐[257]。连周室也陷入世卿单氏掌控，史称单氏取周[258]。
前344年魏惠王称王。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国君第一个称王，表示形式上周王室最高权力的地位已不再存在[259]。楚（春秋已称王）、魏、齐、燕、韩、赵、秦等七国陆续称王，史称战国七雄，周天子反而还要恭祝诸君称王。前370年，齐威王朝见周烈王，使齐威王贤名更盛。前364年，秦献公于石门山之役大败魏军，诸侯震动，周显王亦祝贺“献公称伯”[260]。齐秦先后击败魏国，局势演变成秦齐争霸，秦昭王与齐湣王还一度自封东西二帝[239][261]。而周王畿分裂成东西两周，周天子成为无地之王，只能依附东西周公。前440年周考王时，为了续其弟姬揭周公官职，就封于王畿（今河南），是为西周桓公，建西周国，王畿更为缩小。前367年周显王时期，西周威公去世后，其少子姬根叛乱，赵成侯与韩国就扶持他于东部建立东周国，都巩地（今河南巩义）。周王畿分裂成西周国与东周国两个小国，周王住在东周国[262]。周赧王时，东周公不愿供养周天子，周赧王只能依靠西周公，迁居王城[239]。
战国中晚期，秦国屡攻六国，群雄多次或合纵以众小抗大、或连横连大灭小。其中楚考烈王组织各国合纵，怂恿周赧王担任联军召集。周赧王求助西周君，倾西周国国力组建军队，与诸侯约在伊阙（今河南龙门）会师。最后只有楚国和燕国军队到达，合纵失败。前307年秦国报复诸侯，出兵借道两周攻韩国，周人不敢得罪秦军，只能闪避[263]。前256年，秦将军摎攻伐韩国与赵国，取阳城（今山西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等数十城。西周君惊恐，联系诸侯，出兵伊阙抵御秦军。秦将摎攻入西周国，西周君投降，秦夺九鼎，西周国亡。同年周赧王去世，无继承人，东周灭亡[264][265]。前249年，东周文君意图联合诸侯抗秦，被秦国相邦吕不韦攻入国内，东周国亡[266][267]。前246年，秦王政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用金钱分化六国，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239][268]。
疆域
周朝兴起于今陕西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季历与西伯昌（即周文王）的经营下扩展至陕南、晋南一带。到周武王时大会蜀、羌、彭等等西土诸侯（陇南、四川与湖北等），史称孟津之誓[18]。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得“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定都于镐京（今陕西长安），领土拓展到东土晋中、河南、山东等地。但是殷商势力与东夷势力尚盛，其民众与周人在文化、思想方面几乎不同，周武王采用分封宗室功臣的方式巩卫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与监督东方广大的殷民与东夷。周公旦发动周公东征平定殷商与东夷、淮夷后，借由封建制度武装殖民宗室功臣到东方交通与政治据点。其中以五个诸侯国为主，成为周朝的藩屏：掌控东夷蒲姑、奄的齐国与鲁国，守卫北方、东北方的晋国与燕国，监控殷都与掌控东方交通中心的卫国等[84]。成康时期，周朝疆域东至大海，西至渭河上游，北达肃慎（今辽宁朝阳），南到江淮、汉水以北一带，领土扩张到最大[269][270][271][84]。
在昭穆之后，周朝遭到荆楚与东南徐国的挑战。在懿孝夷厉时期，宗周又受到犬戎、鬼方与西戎等侵扰。周王或是好利、或是黩武，与诸侯国的关系日渐冷淡，甚至任意废立诸侯。这些都使周朝疆域衰减。直到宣王中兴时，周宣王派兵击败周边蛮夷如猃狁、西戎、淮夷、徐国和荆楚等方国，周朝疆域再度恢复，在诸侯国的地位也再度提高[130]。周朝中后期，为了抵御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在汉水两岸、汉阳与南阳地区分封诸侯以建立防线。在汉水东岸有邓（曼姓，今湖北襄樊）、鄀（允姓，今湖北钟祥），在汉水西岸有谷（今湖北谷城西北）、卢（妫姓，今湖北襄樊西南），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一防线。在汉阳有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湖北随县西北）等姬姓国。南阳有申（今河南南阳）、吕（今河南南阳）等姜姓国，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二防线。这些“汉阳诸姬”诸侯国为南疆屏障[272]。
然而到周宣王晚年，因为一连串战争失利，国力大伤，再加上周幽王昏庸残暴，与申国交恶，最后引来犬戎之祸，西周灭亡。周平王后的周朝，周王畿已经丧失一半，只能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到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天子权势一落千丈，号令不出王畿，被诸侯国欺负。诸侯国互向兼并，又受四夷侵略，岌岌可危。春秋时期有赖霸主尊周攘夷，尚能稳定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到战国时期，七雄称王争霸，周天子只是一个摆饰。后来周王畿分成东周国与西周国，周天子只能交替迁居两地，有国无土[239]。
行政区划
封建制度即“分封制”，王室借由土地、权力分封，以君臣宗法关系，让周室可以掌控地方诸侯[275]。史前时期为雏型、商朝形成，到西周逐渐完备、典型，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退并逐渐被郡县制取代[276]。周王为天子，直辖周土王畿，也是中原地区众诸侯国及外族方国的共主[277]。周王畿为宗周镐京（今陕西长安）及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所展开连成的千里土地，这两个城市分别是西土与东土的政治与交通中心。王畿以外的地区则分封给宗室、功臣与历朝后裔的诸侯国，或是归附的方国。诸侯受周天子册封，管辖诸侯国，并向周天子纳贡。在分封仪式中，天子一面“受土”，包含山川、田地与城市；一面“受民”，包含天子分配的移民与封地的原住民；同时依其爵位赏赐一定车服器物，规范承担缴纳贡物[278]、军事保卫与服从命令等义务[279]。
诸侯国为世袭，但理论上可由周王室收回分配。诸侯在其国内可设置官员与军队，有些诸侯还能兼任王室官吏，周初卫康叔为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司徒。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在部分大国还派国监或国守去行政、监视诸侯，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280][281]。例如齐国就有国氏和高氏监国，周初为了监度武庚设三监。但随著国守与诸侯互相通婚，再加上东周王权的衰落，使得监督机制瓦解。卿大夫受诸侯册封，领有采邑。卿大夫拥有采邑的自治权但不能对外自主，为周天子与诸侯的属官[5][282][283]。
再下为士，受卿大夫分封食田。士分成统治贵族与平民，统称国人。国人为居住在国邑（城敦）内的平民，由周人贵族、臣属商人贵族、夷狄世族与周人、商人平民组成。平民平时需要耕种农田，战时需要组织军队作战。而国邑之外的平民为野人，即国邑外的当地原住民，又被称为鄙人，为尖锥的圆盘。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参与政治，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圆盘外为方国外族[5][282]。
这样把统治土地、臣民的权益一级一级地分下去，建立起“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从属关系[284]。西周时的分封大多为周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国内卿大夫的分封要到春秋时才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诸侯新建，人口稀少，国事粗简有关。周初时的采邑主要集中在王畿内。畿外诸侯国很少在自己封地在为卿大夫分封采邑[283]。
周朝的地方区划为国野制度。国野制度到春秋时期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国与野的界线，据《国语》、《孟子》说法郊内为国，据《小司徒》、《载师》与《质人》说法城内为国。清朝学者认为国与野的界线为郊。而现今部分学者认为封疆内为国、封疆外为野，约是城乡的关系[285][28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西周有国、都、邑、野、鄙等地方制度。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国都邑之外广大区域称为野或鄙。周人与外族贵族、周人平民居住于国，其他平民与原住民、奴隶居住于野[287]。
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但是“国”的地位为武装移民据点或政治中心居多，并非经济生产据点，没有调节生产的能力，一般仰赖“野”供给粮食，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西周末期开始，国野区别开始渐渐消失。春秋时期国野区别消失加剧。春秋时晋国“作州兵”与鲁国“作丘甲”，让野人与国人一样当兵，从而扩大兵源。春秋中后期，国野的趋同，原乡存于国人中的“乡校”亦常见于野人之中[287]。
周朝的聚落组织，为乡遂制度。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礼》记录的乡制[288]与遂制[289]十分整齐划一，不确定西周是否真的采用此系统[290]。到春秋时期，聚落组织也发展成“书社”阶段，出现邻里与乡党的聚落单位。党[291]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关系密切，多相连称。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292][293]。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287][294]。
据说周朝还实施“五服”或“九服”制度，即畿服制[ak]。也就是从王畿向外由近而远划分五个或九个不同区域，这些区务对王室有不同的责任和纳贡义务[300]。近今学者，多认为“五服”或“九服”制度是东周时人之理想规划，并非上古时期的历史真迹。然而从诸多证据显示[301]，畿服制也不是后人捏照，确实存在于周朝。而且又有内服、外服之说。内服，为王室内部诸百官；外服为王畿外的诸侯方国[302]，内外服还有许多说法。总之畿服制的事实真相还须持续研究与厘清[283]。
周朝的爵位，据古代《周礼》和《礼记》等儒家书籍说明，爵位为公、侯、伯、子、男，称五等爵[297][303][304]。近现代学者对周朝是否具备完整的五等爵抱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并且依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考证与研究。部分学者认为无五等爵之分，只有大国、次国、小国与附庸，或是认为爵位无固定称呼[283]。另一部分学者参考金文，认为五等爵是可信的[283]。但是其中一些学者认为称谓可能是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ak][283]。
现今学者已确认西周时期的爵制并非五等爵制，要到东周之后才形成五等爵制的雏形，汉代后才逐渐完备五等爵制[305]。公、侯、伯、子、男本来都有各自的意义，是意义延伸才逐渐与爵位有关。其爵位体系一开始也不是同一个体系[aj]。公与伯属于西周中央朝廷官职的级别，尊称公的官员大多是师保等级，尊称伯的官员则是次等的司马、司工等卿士。而伯本义为兄弟之长，意义延伸为宗氏之长和国君。而子原本是强调嫡子地位，并借此成为宗族首领甚至是一国君长。侯男属于“侯甸男”的地方诸侯体系，侯负责驻卫、视察、管理边境领土，而男次一等，可能是侯、伯等所委派，协助侯管理边境领土。而不是周廷同一体系方国蛮夷君长，比较强盛需要友好的方国君长称伯，而歧视外族蛮夷君长则贬称子[aj]。所以可以发现，西周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当诸侯去世时，一律尊称公[306]。总之，周朝应该有爵位、等级之分，但绝不是五等爵制，其详细内容还需要继续研究[283]。
政治体制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最高权力者[307]。其下透过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典章制度[5]，维系与诸侯国、官员、国野人民的关系。周朝官制复杂不清，是一个未厘清的问题[al]。整个社会阶级可类比成尖锥。从纵切来看由上至下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从横切面来看由尖至锥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5]。
周朝中央职官以两寮为基本框架，即管理行政事务的卿士寮机构与管理礼仪、祭祀工作的太史寮机构[310][311]。卿士僚（或称卿事寮[312]）的主官为卿士，其正式官职在西周初期为太保或太师，西周中期之后为太师[282]。卿士主管周室的“三事四方”[313]。“三事”为王畿内三事大夫[314]，管理王畿政事，为内服；“四方”则是王畿以外的邦君诸侯，管理四方诸侯事务，为外服。内服、外服源自商朝的畿服制度[315]。从《令彝》得知[313]，三事大夫为诸尹、里君与百工。诸尹又称“任人”，管理政务；里君又称“牧”、“常伯”，管理民事；百工泛指各种官吏[316]。从《尚书·周书·立政》得知还有准夫、又称“准人”，管理法律[317]。从《盠方尊》得知卿士僚的属官为“三有司”[318][319]（可能就是三事太夫[282][320]），为司土（徒）、司马与司工（空）。司徒掌管农业、畜牧与山林，有时候还要管理天子的藉田；掌管军事的司马；掌管建筑、建器具等百官的司空。另有司士管理军法，司寇管理刑狱审判[282]，合称五官[321]。太史寮的主官为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祭祀、礼仪属官为六卿（或称六大），又称“天官”，除掌历法记事的太史外，还有管理天子家事与国家政事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322][320]。六典为偏向原始宗教制度的官职，在西周中期后逐渐废除，改成偏重五官的政务官职[5]。师是职位较司马低的军官，是军队的统帅，而“亚旅”、“虎巨”等也是军官[5]。至于内廷事务官：掌管马匹的趣马，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膳夫[5][282][320]。
周朝官制有公、卿二级。公级在早期有太保、太师、太史，后期为太师与太史。卿级在早期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之后司寇地位下降，只有五官[320]。周天子任命三公总理百官，为执政大臣。例如《毛公鼎》记载毛公主管卿士寮与太史寮事务[5]。三公为后世概称，源自太师、太傅、太保与太史尊称“公”，如召公奭官为太保，周公旦官为太傅、太公望（即吕尚）官为太师，毕公高官为太史。三公在西周初期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又以周公旦、召公奭为尊。召公奭留守宗周辅佐周成王，周公旦留守成周以掌控东土，史称“分陕而治”[282]。西周中期，太保地位下降，以太师与太史为主。到西周晚期，太师等执政大臣统称为卿士。例如东周周桓王伐郑时，虢公林父为右卿士，周公黑肩为左卿士[282]。周朝官制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史官，周人尊重祖先，任命、受官、战争、祭祀等国家大事都要在宗庙向祖先报告，即“告朔”或“朝庙”。这些礼仪都由太史主持，使得太史掌握朝廷行政和用人大权，成为仅次于太师的执政大臣[282]。太宗又称宗伯，掌祭祠礼仪，其地位尊贵，例如册命礼是由太保、太史与太宗共同举行[282]。有些官职虽然低微，但是时常亲近天子的缘故，能够掌控大权。例如《大克鼎》提到天子的膳夫可以担任出纳王命的重职。当时已经区分政府事务与天子家事的概念，例如《毛公鼎》提到“我邦、我家”，“朕亵事”等[5][282]。
周朝诸侯的职官方面，诸侯初步设有卿、太夫、士等职级的政事官[323]，以及周天子派往各诸侯国的“监”[324][325]。西周时，诸侯国立国不久，地盘不大，政事粗简，所以职官不会如《礼记》、《周礼》说的那么齐全[320]。西周时期诸侯国官制的实际状况还需要考古资料来厘清[320]。西周中后期，王室和诸侯国的卿、大夫们已经初步设有家臣以管理家族和采邑内部事务，但是家臣制还是到春秋时期之后才兴盛、完备[320]。 所谓三公九卿应该就是三公三孤六卿。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西周的公、卿与大夫等高官，采用世官世禄制（官爵世袭），又称“世卿”，按礼必须由天子重加册封[330]。世官世禄制就是官职与俸禄都是贵族世袭，子承父，孙承子。当封主或被封者发生变化时，都要由封主再重新敕命被封者的官职[331][332]。而被封者的子孙继承官职时，也要由封主重新册封官职[333]。例如周公、召公之职，到东周时期还由周公旦与召公奭的后裔担任。而虢季氏世代为“师”（将军）[334]，宗周微氏[am]世代为太史[336]。这种制度可以保持牢固的血缘关系、人群基本以征服族与被征服族来区分，并且受到宗法制度的保护[331]。掌政的世族都要把持其权力。所以，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宋国为华氏当权。所谓“政由宁氏”，则是举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亲戚就是氏族后代[308]。世官世禄制一直到了春秋末年及战国时期，封建制度被破坏而止[331][337]。
宗法制度源自父系家长制，商朝已具雏形，至周朝逐渐完备。周代以嫡长子（宗子）为继承人，这一路继承下来的一脉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各自流传的一脉为“小宗”。大宗与小宗是相对关系。各宗的嫡长子为该宗继承人，旁系封为卿大夫，卿大夫旁系封为士，依此类推。整体来说，一姓始祖的宗子一脉为“百世不迁”的大宗，小宗限于五世，超过则迁，改认四传嫡长子为宗兄。大宗不能绝户，小宗可以灭绝。宗主可以掌控宗人的生杀大权，战时可以统率全宗人，宗人需要遵从、服从宗主。野人不能有宗法制度，只能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关系。
宗法制度使得周天子不但是诸侯的君主，也是大家庭的宗主。周天子看重宗法关系，称同姓诸侯为“叔父”非“某侯”以拉近关系[5]。另有宗统君统的问题。所谓宗统，即是宗族系统，意指以宗主为代表的宗族谱系的传承。所谓君统，即是指天子与国君之位的世系传承。君是宗法关系中的宗主，承宗庙之重而为宗庙主，并没有超脱于宗族之外。国君身为宗族主，当有“收宗睦族”之义务。不少周朝青铜器皆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反映对宗族血缘观念的重视[337][282][338]。
周朝的宗族政权主要透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339]的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起来的，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340]。国的统治者称国君、家的统治者称家（君）长，为各级宗族政权的宗主。使得西周政权具有宗族的特性[341]。
礼乐制度为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据说周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因此制造乐器、编订乐曲，配合礼法。西周的“礼”由原始的祀神之事延伸为治国驭民的大纲、基本的原则、判断是非的依据、纲纪人心的道德规范[342][343]。所以古代的“礼”，涵盖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等。例如规范了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井田制、畿服制、爵谥制与法制等[344]。这也是商周时国家、社会还是处于人少事简，社会单纯的状态所制定的规范[345]。
还有昭穆制度，即字辈谱，用以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周朝在宗庙次序排列、墓地墓位排列及祭祀、宴飨等活动，都会序昭穆顺序。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长辈群为昭、晚辈群为穆，代代递为昭穆（例如父辈为昭，则子辈为穆。上下延伸祖辈为穆，孙辈为昭）[346]。以左为昭，右为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347]与子孙在祭祀时排列行礼[348]也都是依昭穆。可见，昭穆是伴随祭祖活动而诞生的，它一出现就具有敬祖敦宗的内涵。昭穆制度还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公卿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349]。
西周的法受礼教影响，有三个特征：凸显“亲亲”、“尊尊”，也就是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实际是维护等级制（“亲亲”“尊尊”的精神先后展现在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度）；强调明德慎罚，以刑辅德，德主刑铺，也就是提倡尚德、敬德，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受制、包容于德、礼。周王还以以礼来约束贵族，以刑罚来控制大多数的平民，也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350]。以维持“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宗法秩序[351]。
周礼还有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对祖先和神祇祈求祥福的礼节。凶礼是指哀邦国之忧或天灾人祸的丧葬礼节。军礼是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礼节，例如有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宾礼是诸侯对王的朝见、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的礼节，例如有下级会见上级的贽见礼[352]，周王任命、训诫和赏赐下级的册命礼（策命礼）等等[353]。嘉礼是为了亲善万民的礼节，包括男女结婚的婚礼、古代成人礼的冠礼、笄礼[354]、宴饮宾客的飨礼[355]等等。
与诸侯国和对外关系
周朝的对外关系，周室认为周王的地位高于万邦[356][357]，视万邦的总和为“天下”[358][359]，周室不认为有任何方国与其是对等关系。周朝所能控制与维系的地域范围，被视为周朝的地方势力。但不受控制的范围（如外族方国）则视为“戎狄蛮夷”，这些族群的体制也确实异于周朝。总之，这展示周王对较大地域内各类政治实体和人群拥有控制权的反映[360]。
周灭商后，周室多次大规模分封王室子弟、功臣或异姓贵族到各地建立诸侯国，控管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代表周天子行驶对地方的统治权，巩固周王宣称的广大领土。而周天子以君臣宗法关系，掌控地方诸侯，手握巡视列国、监督诸侯、废立诸侯与任命诸侯之卿等权利，诸侯国只能从属于周天子[361]。诸侯国的封爵制度，在西周时期只能粗略代表其社会秩序，到东周之后才逐渐形成公、侯、伯、子、男等五等爵制度，但要到汉代之后才趋于定论[305][aj]。西周发生两次大规模册封，第一次是武王伐纣后，第二次是周公东征后。而周朝册封诸侯的依据分为三类[362]：
- 第一类是与周室有血缘关系的王室子弟[363]，所建立的诸侯国为姬姓封国，数量最多[364]，掌控战略、经济与交通要道，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姬姓封国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东征后册封。例如鲁国、晋国等[362]。
- 第二类是异姓贵族，在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的过程立功，或是与周人有世代同盟的关系，所以也分封为诸侯以守卫周室。例如齐国、楚国等[362]。
- 第三类是古代帝王后代（二王三恪[p]），这类封国部分只是象征性的，影响力不大。例如宋国、杞国等[362]。
东方重要的诸侯国为鲁国与齐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迁封于奄（今山东曲阜）。伯禽从周王领有殷民六族和宝物夏后氏之璜与封父之繁弱[365]，奉命管理当地反周势力不小的商奄遗民（东夷族）。伯禽率领许多精通礼制的人就国，依当地人风俗而施以周礼。到鲁炀公时完全征服商奄之民，并迁都至曲阜。鲁国成为周礼最完备的国家，在春秋时期成为周礼文化的中心[362][366]。齐国为周文王与武王之师吕尚（太公望）的封国，迁封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吕尚出自姜姓，其姜姓部落与周室的姬姓部落互为姻亲，且为联盟关系。吕尚负责管理亲商的薄姑遗民（东夷族），并且受周室给予征伐四方之权[367]，征服周围东夷小国，依循其俗而简其礼，成为东方大国[362][368]。
北方重要的诸侯国为晋国，东北方则有燕国与邢国。晋国为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此地据说为夏朝中心，有夏墟之称，周初有陶唐氏后裔所建的唐国。周成王灭唐国后，封其弟叔虞于此，袭用唐之国号，后改为晋。此地河流交错，且有数个盆地。叔虞领有怀姓九宗人民[370]就国，当地还有唐国遗民与狄人。晋君因其俗，就其礼，用“夏政”和“戎索”分别治理，各得其宜，周礼的影响力也较淡薄[362][371]。燕国为召公奭的封国，由其子燕侯克负责迁封至蓟 (今北京房山)。召公奭为周室宗室，且与太公望、周公旦并为开国功臣。燕侯克领有殷商大族𠭯、雩和驭族，以及微氏族、羌族和马羌等一同北上[372]。燕君负责开拓疆土，镇守西周北土。但是到东周初年为止，燕国都没有留下显著的事迹[362][373]。邢国为周公旦庶子之一朋叔，于周康王时迁封至邢 (今河北邢台)，受赐州人、重人与庸人为臣属。邢国负责阻击泜水（今槐河）的戎人，防止其南下入侵周室[374][362]。
原商室的核心领地分别由卫国和宋国领有[375]。卫国为周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r]，迁封至朝歌（今河南汲县北）。康叔从周王领有殷民七族[376]，镇守商朝核心的殷墟之地，启以商政以怀柔商人[377]。康叔还兼任周室司寇，位尊权重[362]，其子康伯也受重用[378]。宋国为殷商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微子启为商纣王（帝辛）的庶兄，商亡后投降周室。周公平定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使微子启管理殷商遗民，建宋国[362][379]。宋国周围有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南）、杞国（今河南杞县）、陈国（今河南淮阳）等诸侯。陈国以南还有蔡国（今河南上蔡西南）。汉水流域有随国（即曾国）、申国、吕国等“汉阳诸姬”诸侯国，在南方还有周室册封的异姓诸侯国楚国，楚人与当地荆蛮融合[362]。
虢国和郑国封于周王畿附近，其国君于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陆续担任周王的卿士，对周室政事有很大的影响力。虢国分别有西虢和东虢，为周王畿的东西屏障。周文王次弟虢叔封于雍地（今陕西陈仓），即西虢国；周文王大弟虢仲封于制地（今河南荣阳），即东虢国[380][an]。郑国为周宣王弟王子友的封国，封地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北）。犬戎之祸后，西虢国东迁到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国土地跨黄河南北岸，又称“南、北虢国”。郑国东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兼并东虢、郐国等小国[379]。
周室东迁到洛邑后，岐周旧地逐渐由新册封的秦国所领有。东周时期的权力核心逐渐由周天子转移到霸主诸侯，诸侯成为主角。春秋时期，位于成周附近的郑国小霸，而后意图争霸的还有齐国、宋国、晋国、秦国与楚国。春秋中后期楚晋两国长期南北对峙，征战不断。春秋晚期，东南沿海的吴国与越国兴起，争霸中原。战国时期，卿大夫等强势世族篡夺或瓜分诸侯国。如三家分晋成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田氏代齐成田齐，与秦国、楚国、燕国合称战国七雄。周王畿最后也形成西周国与东周国，周王有国无土[279]。
周室以中国自称，其外邦按照方位概称东夷、西戎、北狄与南蛮[382]，实际上包含的民族或方国是复杂繁多的[6]。周人兴于泾、渭，曾长期与戎狄杂处[383]。武王伐纣时，联合西夷诸侯[m]东征，诸侯范围约陕、甘、晋，南不过四川、鄂西北地带。灭商后，周室将目光放在东土，西土相对安定的多。周康王之后，冲突才陆续增加，例如伐鬼方。西戎在西周时代分布甚广，约涵盖周朝西北和北方，有犬戎、姜戎和申戎（西申国）等分支，另有𤞤狁、鬼方。西戎与周室的关系，时而臣服时而冲突。犬戎是西周在北方最大的外患，在周初屡次侵略丰镐以西与以北地区。周穆王征伐犬戎并获得不少俘虏，迁部分犬戎至太原（太原之戎）。在周懿王时，犬戎再度兴起，曾侵略镐京，一度逼周室迁都。周厉王末年更是屡次掠夺，深入王畿。周宣王前期，周军成功抵御𤞤狁攻击，命秦人屡伐西戎。但周宣王晚期，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虽然击败申戎（西申国），隔年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周幽王时，周室与申戎（西申国）爆发冲突，西申国就邀西戎、犬戎攻入镐京，灭亡西周。犬戎受到秦国屡次攻击，退出岐周地区，但秦国周边还是有大荔、义渠等等戎族。其他戎族如骊戎与伊洛、扬拒、泉皋之戎于春秋时期迁入中原，参与各国会盟或战争，有些还与周王联姻[384]。另据《逸周书·王会》和《穆天子传》，在河西走廊、青海、新疆一带可能还有渠叟（渠搜）、禺氏（月氏）、大夏、西王母等国[6]。
北方尚有北狄，活耀于东周时期，主要分成赤狄、长狄、白狄等族。赤狄与长狄分布在今河北西南部至今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山山脉一带；白狄分成两部，一部在今河北西部，一部在今陕西北部。赤狄屡次与晋国作战或相合，最后被晋国并吞。北狄在东周时期屡次侵略卫国、邢国与晋国，最后被晋国同化，到战国时期建立中山国。东北方主要有肃慎、山戎、东胡、濊貊等族，还有商末宗室箕子建立的箕子朝鲜[385]。肃慎[386]居燕山之北，据说与周室亲密[387]。山戎[388]又称北戎，即春秋时期的无终国，分布今天津蓟县一带，在东周时屡次侵略燕国与齐国。东胡[389]则分布在燕山山脉偏北，到东北地区的西部，在战国时期强大并威胁燕国[390][391]。
东夷十分强大，山东一带有奄、薄姑等东夷大国，以及莱夷。商武庚发起反周的三监之乱，东夷就是主力之一。周公东征平定奄、薄姑等国后，原地建立鲁、齐等国管理当地殷民六族、奄、薄姑等东夷遗民，逐渐形成齐鲁文化。淮水一带有淮夷、徐国（徐戎）、舒国（群舒）。淮夷在商朝晚期就与商王帝辛（纣）作战。鲁国开国后，国君伯禽也时常与淮夷、徐国抗衡。据青铜器铭文显示，从周初到周厉王、周宣王时期，淮夷和徐国屡次与周室作战。徐国在徐偃王时国力强盛，受周穆王封为东方伯国。而后徐偃王攻入成周洛邑附近，最后被周楚联军攻入徐国而亡。周厉王时淮夷入侵周室，周王先后派虢仲、召公作战才平定[392][393]。春秋战国时期，徐国被华夏化，于前512年亡于吴国。淮夷自前515年后没有记载，可能亡于吴国或越国。而东夷、淮夷的九夷、莱国、根牟、舒国先后被齐、鲁与楚国灭亡而合融[394][395]。
南方诸蛮分成数个区域，江东地区有受周室册封的吴国[f]，于西周后期灭了由南下奄人建立的淹城（今江苏常州），还灭太湖地区的邗国。浙江以东有越国，又称于越，曾经派使朝见周成王[396]。以南还有百越族如扬越、瓯越、闽越与南越等等族，延伸到鄱阳湖以东以南的浙闽丘陵、岭南丘陵一带。东周中期以后，对这些地区的纪录才逐渐变多。江汉地区的蛮族被称为“荆蛮”、“楚蛮”，即荆楚，原是三苗的后裔。周昭王曾两次大举南征荆楚，第二次南征时周昭王于汉水被荆楚与南国诸侯攻灭而死。而楚国先祖鬻熊投奔周文王，其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丹阳（今河南淅川[397]），为子爵楚国，并安抚当地蛮族[398]。楚人与周室和蛮族都有往来[399]，融合形成楚文化。楚国在西周夷厉二王时扩张领土，其君熊渠伐庸国、杨粤（疑为扬越）等国，最后攻下鄂（今湖北武昌），并将征服之地分封给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400][401]。周宣王时，周室派召伯虎南征楚国成功，并且在江汉间分封申国，与随国共为周室南方屏障。此时楚君熊霜去世，楚国内乱。东周时期，楚国再度兴起。前740年熊通自称王，为楚武王，迁都至郢（鄢郢，今湖北宜城[402]），并且陆续并吞百濮、庸国、卢国、苗蛮等族。江汉地区东边还有鄂国。鄂国（今河南南阳）自商朝即存在，是商朝末期的三公之一，也是西周的友好同盟国。西周初期，鄂国受到晋国威胁，被迫南迁到东鄂（今湖北随州）。周夷王时期，鄂侯还将女儿嫁予周王，借由与周室联姻以对抗逐渐壮大的楚国。周厉王征伐角夷、橘夷北返时，还与鄂侯驭方设宴以维持关系。然而前875年，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攻打周朝在东、南方的诸侯国。最后被周厉王率军灭鄂。鄂人迁移至河南南阳东北，仍称鄂国，是为西鄂。巴蜀地区方面，武王伐纣时，巴国、蜀国与周室亲近，皆派师支援。巴人可能与百濮杂居江汉一带[403]，受楚人压迫陆续迁入鄂西清江流域，最后到今重庆一带建巴国[404]。蜀人早在西周就生活在四川一带，并归附周文王，而后支援武王伐纣，于周成王时进贡[405]。此后，巴蜀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比较常与中原往来[406][407]。
军事
周朝兵制大多承袭商朝，但有较大发展，趋向完备。周朝兵制只有少量的近卫军，其馀大多是兵农合一军队[408][409]。卿同时也是军将[410]，而太师和太保平时辅佐周王，战时成为军队统帅[411][412]。“师”是军队的统帅，职位次于司马。西周时代的“六师”、“八师”，即是国家军事组织，也是国人的地域组织，其直属的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而“亚旅”、“虎臣”等也是军官，仅次于师。其下则有千人和百人单位，分别由千夫长与百夫长领导[413]，最小单位为十人。至于古代文献提到的军、旅、卒、两、伍等军等编制[409][414]，其真实性有待厘清。从金文可以发现，发生战事时，可能是以地域或族为单位[415][416][417]。当然，这也可能是指地方兵，而不是周朝中央军[418]。
周室统领的军队有两种，在宗周的六师称为“西六师”，武王伐纣后在商朝旧都朝歌设“殷八师”[419]，周公东征后改设在成周洛邑，即“成周八师”。这十四个师就巩固周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师氏虎臣（一种虎贲），就是周室常设的近卫军，由国中贵族子弟中精选的勇士所组成。师氏虎臣侍卫国王，守护王宫，其组织还有奴隶[420][418]。
此外，周室还拥有地方军队，即诸侯国的军队。平时镇守一方守卫王畿，战时奉调出征，参与周王指挥的战争。诸侯国军队大国三师、次国两师、小国一师。西周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能随诸侯之意征伐，必须听从周王指挥，此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部分大国军队的指挥权还掌握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到东周时期，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并且扩充师的数量，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导致周室的衰微[5][418]。
周朝军队的兵源主要以“士”和“在国之庶”，这些都是国人。例如周设六师，即由六乡的丁壮组成。而别被征服族的“在国之野”，就没有资格当兵[421]，负责运输辎重、饲养牛马、炊衅等[422]。例如鲁国作战为“三郊三遂”，乡（包含郊）为正卒（国人担任），遂为徒役（野人担任），合为三军[418]。六师人员在发生战争时征调组合，但平常时也要定期训练，其方法是在农闲时节举行田猎，每年四次，春季称蒐，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狝，冬季称为狩。田猎完全按照军事组织集合丁壮，具有检阅操练的作用[409][418]。
西周春秋的战争主要是车战，还有徒兵配合。兵器种类比商朝增加许多，出现如戈、戟类兵器。从《诗经·大雅·皇矣》可得知还有钩援、临冲等攻城武器[423]。当时外族也有较强军力，从《多友鼎》得知，与𤞤狁战争后，获得超过127辆兵车[424]。此外，还鼓励驭车及射击，认为射御足力则贤[420][418]。
人口
周朝人口按照居住点，分成居住城邑的国人与郊区的野人，还有被迫服役的奴隶共三等级。国人为周人或友好邦国人民，野人为当地原住民。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与教育，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国人具有宗族关系的宗法制度，野人只能个人关系的家庭制度[426]。
国人是居于国、都、邑的周人贵族与平民、以及辅政的殷商与东夷贵族。周人按照宗法制度，依据嫡长子与庶子的分封方式，由天子递减成诸侯、卿大夫与士，庶子最后变成平民。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也需要服从兵役。缟京的国人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如国人暴动。此外还可以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国、卫国、宋国、曹国、陈国、许国或山东半岛的莒国、纪国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例如卫侯有意让位于弟，但是让国之事不受国人同意而罢[427]。郑国贵族立公子𦈡，过一个月就被国人所杀[428]。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君有意投靠楚国，被卫国国人驱除流亡至襄牛[429][430][426]。
野人，即居于野鄙之人，亦称庶人。大多是被征服的商人与东夷人。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庶人”与“国人”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野人虽不能参政，但是他们亦不是奴隶。野人与国人一样，都必须服役，而且亦与国人一样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国人要差许多。如兵役，野人仅负责军械的搬运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顾侍侯国人，他们多无参战之权力。但野人地位虽低，毕竟尚属平民阶层，他们平时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组织。周人在征服东方广大区域后，并没有破坏该地区原有之公社机构。甚至其公社中之贵族亦不更换，只是让他们转而效忠服侍他们而矣。与国人一样，贵族无权对野人随意进行处置和杀戮[430][426]。
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与罪犯。战争俘虏的来源，诸如周朝克商与东征战争，还有征讨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都会产生大批的奴隶，大多为异族人。罪犯的来源，有一些是贵族被废为奴隶，例如栾、却、胥、原等晋国卿大夫，因政治斗争失败，全族被贬为奴隶。庶人犯罪，也有可能被贬为奴隶。奴隶除了少部分作为祭祀的牺牲之外，大多被贵族强迫服役，大国的有钱大夫就有一万以上的奴隶。奴隶在贵族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阍人、寺人等。用于生产活动的有隶农、工妾、蚕妾等。奴隶还可以被抵押买卖，或随主人殉葬。与一般概念不同，奴隶在周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说周朝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并不准确[430][426]。
经济
农业是周朝的主要产业。周朝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几乎比现今温暖，当时华北就有水牛、象、犀牛、獐、竹鼠等现今亚热带、热带才有的动物[8]。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耒耜[432]。一说耒是耒耜的柄，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433]。另一说耒是曲柄枝刃耕具；耜则单刃耕具，类似锹、铲[434]。在西周时期，农具的材质仍以木、骨、石、蚌器为主，部分使用青铜器[435]。耕作技术方面，已经修筑沟洫（排水用）、选种、锄草等等专业技术，抛荒制也被休耕轮作取代。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有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当时还有伐木、种植漆树、桑树与果树[436]，并且设立山虞、林衡等官职保护森林[8]。另外狩猎、畜牧、渔猎等行为也有，王族与贵族会借由狩猎来娱乐或军事演练，平民则获取生活物资[8]。
关于井田制与西周田制的部分，最早描述井田制的古代文献出自战国与秦汉时期[437][438][439]，而且时代越晚描述越具体详细。这样使得近现代学者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部分学者则希望从中还原本来的西周田制[440][441]。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西周田制应有公田、私田的划分，农民在公田、私田的工作时间则是分开的。而土地是公有的，分配给各家使用，但会定期重新分配，有如《汉书·食货志》：“三岁更耕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三年一换主易居”[442]。西周后期，田制出现变化。从《卫盉》、《五礼卫鼎》、《格伯簋》与《散氏盘》等等青铜器发现土地交换，转让的铭文，表示“田里不鬻”的局面开始动摇。周厉王开始，因为专利的政策，使得人民荒废藉田。到周宣王时，就直接“不藉千亩”，也就是废除公田（藉田），直接按亩征收实物。最后，周宣王晚期战乱不断，人民流徒逃散，田地逐渐荒废，以至于要“料民于太原”，重新统计户籍[443]。
周朝手工业的种类甚多，技术相当进步。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百工负责管理各类手工业[8]。青铜铸造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目前西周早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丰镐和成周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相对较少，制作技术与风格承袭商朝。到中期之后，青铜器出土数量远远超过前期，分布广泛，诸侯国也出现不少青铜器。技术上，出现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闻名的《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大型器的制作，是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表现[8]。另外，西周青铜器与商朝的差异还有：食器增多和酒器明显减少，以及造型、纹饰由厚重、神秘转为朴素、写实的风格。漆器种类繁多，还出现镶嵌蚌片和蚌泡，以及包铜或镶嵌青铜[8]。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陶器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矽石琉璃[444]。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等[445]。骨器是周人生活不可或缺，如发笄、箭镞以及农具骨铲等，都可用动物骨、角或蚌壳制成。此外，还有集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等于一身的车辆制造[8]。
周朝虽然重农，但不轻商。据史，周文王曾于荒灾时请四周商旅来往周地流通有无物资[454]。西周时在王都、诸侯国都以及交通要道均设有市[455]。当时商品有车、马、奴婢、木材、器用、布帛丝麻、五谷、果蔬、禽兽鱼鳖、珍异等。当时的货币为贝币，以朋为单位[456]，一朋有五贝、二贝、十贝等说法。而珠玉、铜（古称金）等物，也类同货币，但西周商品交易还是以物易物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旗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等等属官[457]。他们的职责主要有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商业的发展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出现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8]。春秋时期，商业活动繁荣，著名商人有子贡、管仲、鲍叔牙等。孔子曾经夸赞子贡有预测商机的能力。战国时代，王侯权利越来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吕不韦。其中吕不韦还可以控制国家[8]。
文化
周人重礼，以维系人与天、人与人的关系。在“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概念下，建立政治秩序、宗法伦理、祭礼仪式、法理规范及道德价值等[458]。因此务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若天子不敬德谨行，就会丧失“祈天永命”的机会[459]，此即周朝的天命思想。并且以“信”、“义”为西周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此为敬德保民思想。从《燹公盨》得知给人以孝信，则得知以福禄，所以“孝信”为西周道德体系核心内涵的孝悌与诚信[460]。而义的本质是“忠义”，就是忠君之义[461][462]。
《周易》起源并非源自周文王，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按八卦所演变成六十四卦编排。主要是从西周的政事中推演万物运行的道理，所说的是适应周的统治者的行事决策。例如师出必须有纪律，失去纪律就是凶兆[463]。周王分封诸侯而开国，并且不用小人，避免发生乱事[464]。也叙述很多战事[42]，或是祭祀等大事[465][466]。《周易》将“道”字提升为事务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对此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周易》的思想，主要采取“中行”的手段和行动，来争取事业的成功和推广[467][468]。采取“中行”的手段就能独自回复到正道上来[469][470]。
西周也逐渐萌芽阴阳学。周幽王时，关中发生地震与山崩。从《国语·周语上》得知，太史伯阳父认为是阴气压迫下面的阳气，使阳气升不上来，而发生地震[471]。这是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变化的创见，是阴阳家的一个重要起源[472]。从《国语·郑语》得知，伯阳父与郑桓公讨论东迁与周末弊端时，提到五行如融合金、木、水、火、土，以成百物，以土为主要元素[473]。而《尚书·洪范》的“洪范九畴”，也提到五行的性质作用、“五行”与“五味”的关系[474][472]。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国学又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475][476]。西周王畿的大学又称“辟雍”[477]，诸侯国的大学则称“泮宫”[478]。大学有突出的实践性、开放性。学习内容从《周礼》得知，可能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目的将学生训练成合格的统治者，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还是贵族公共活动与社会交际的场所。关于西周的乡学，从《礼记·学记》得知“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从《孟子·滕文公上》得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文献说法不一，未有定论[479]。到了东周中后期，因各国纷扰，导致各国自成国学。其中因为诸子流通结果，学派各自出炉，形成日后史典所称的“九流十家”。
周人的宗教与商人相似，主要有：崇拜上帝[481][482][483]（或称天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与占卜问事等。周人对上帝与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会来人间监护其子孙[484]。而鬼神主要有日月星辰之神、山川之神、土神与谷神等[485]。周人居住西北的周原，看到是完整的天空，使得觉得天地无所不在；相较居住平原，附近可能有若干森林、沼泽的商人就不同[484]。在周人信仰中，这些神多半是由上帝所册封的人鬼。例如周人的谷神，就是源自周人的租先后稷。周人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同于商人，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源自天意[484]。王者受命于天，接受的使命乃是爱护人民，王者不能执行如此任务，“天命”就可以转移。这为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观，确定了基调[486]。对祖先虽然祭祀恭敬，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恶言，甚至言“先祖匪人”等咒骂祖先之话[487][488]。
周人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祭祀上帝的典礼称郊祀，由周王举行，上帝似乎不与普通人交流。其他神祇如土神、谷神等就直接主持人间事务如土壤肥沃、五谷丰收等。土神又称社，谷神又称稷，供奉社稷之神的地方也叫社与稷，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社祭的赛会[484]。而商遗民的社则称毫社。在自然界中存在著众多的神灵，附身在巫觋，与人民沟通，人民也认为巫觋通晓过去未来，十分尊重，连王侯都有供奉。而《周易》是西周时期周人筮占用的书本[489][488]。
王室诸侯中管理和鬼神交涉的官职，有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低等官员则有宗、祝、士、卜等。周人除了用人牲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牲祭祀祖先神灵，用人的数量和规模，和商代末期差不多，不像商王武丁时期那样盛大[490][488]。
西周末年有出现宗教思想动摇的现象，怨天、骂天的诗句屡次出现[491]。这里的“天”的形象与周初不同，变成昏庸、邪辟与残暴的上帝。所以人们诅咒上帝“昊天不佣”、“昊天不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因为西周末年，关中发生地震、天灾与干旱，使周人否定上帝神圣的地位。再加上周宣王后期到周幽王政事混乱，军事征伐消耗国力过大，引发周人对宗教思想的动摇[492]。
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主要有《尚书》、《周易》以及《诗经》。《尚书》中的《周书》，叙述周朝君臣讲话记录以及周朝历史。《逸周书》则是记录周文王到周景王的周朝历史。这些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严谨的文风。《周易》是周人对易学的总结，分《古经》和《易传》两部分，是最早哲学书，其博大精深的原理广泛影响后世哲学思想[7]。《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馀篇。其中《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而国风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的控诉。有“陈古刺今”的效用。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在交际的场合，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来表示想讲的意思。朝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493]。
西周流传下来的文字有甲骨文与金文（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西周甲骨文大多出自周原，其技术源自商人，但有不同变化[494]。西周出土的青铜器较多，其金文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西周研究以金文为主。金文初始于商朝中期，盛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其中以毛公鼎为金文代表，其字数与重要性最高[495]。
西周音乐的发展，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西周结合礼仪制度与音乐和舞蹈，后世通称雅乐。雅乐的黄金时代从西周到春秋早期，在春秋晚期走向衰退。礼乐的规模按照贵族等级，有严格的大小规模：周王的乐队可以四面排列，为宫悬。诸侯则三面排列，为轩悬。卿和大夫则两面排列，为判悬。士只有一面，为特悬。悬为原指乐悬，又可代称整个乐队[497]。据说舞蹈团的规模也有规范：周王用八佾，即八八六十四名舞者。诸侯为六佾，即八六四十八名舞者，大夫为四佾，即八四三十二名舞者、士为两佾，即八二十六名舞者[498]。曲目也有限制，周王祭祖可用的《诗经·周颂·雍》，士大夫不可使用。周室使用雅乐的时机有用于祭祀（郊礼、社礼）、飨宴、射礼、战胜庆典之礼（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等。音乐包含六代乐舞、小舞、散乐、四夷之乐、房中乐、诗乐及其他宗教性乐舞（如求雨的舞雩和驱除疫鬼的傩）。当时的乐官为大司乐，负责音乐礼仪管理和教育[499]。周朝贵族与国人普遍重视音乐修养，与礼仪深深绑在一起。东周之后，礼乐败坏，下位者僭越上位者的礼仪。例如执政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等三家大夫用周王在用的《诗经·周颂·雍》来结束祭祀[500]。另一方面，雅乐瓦解，乐师各奔前程。例如太师挚投奔齐国、亚饭干投奔楚国、三饭缭投奔蔡国、四饭缺投奔秦国[501]。周朝乐器种类繁多，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磐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竽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瓠、革之音，大都齐备。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有宫、商、角、征、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律吕学[502]。
西周时期持续重视异常天象，尤其是日蚀与月蚀的天文事件[503][504]。周人以天象对应人事，进而形成“天”崇拜，产生天命观。此后，天文学家就从事观天象卜天意给帝王分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提到的朔日的记载，说明西周历法的进步。十三月记事的存在和干支的运用，表示西周有部分沿用殷历的可能性。《诗经·豳风·七月》提到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为大火这颗星将沉没于西南地平[505]，与《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和八月“辰则伏”的记载天象相符，这是妇女准备冬衣所参考的天象。西周可能将朔望月分成三段：“既生霸”为上半月，“既望”为下半月，“既霸死”则看不到月亮[506]。当时对天象的观察和计时制度，是使用十二辰计时方式[507][508]。
西周时代的数学有加法和乘法的概念[509]。关于河图洛书，在《周易·系辞上》提到“河出图，洛出书”。而《尚书·周书·顾命》也提到“天球、河图在东序”的记载，这些都只有文字说明。到西汉后，文献才记载河图洛书实为幻方与九宫图[510]。医学方面，初步将医与巫分开，《周礼》将巫祝列于春官宗伯管辖，将医师列为天官冢宰管辖。医学以经验为主，提出气候季节会生那些疾病[511]。并且根据病人生病的特征判断疾病，给予药物或治疗[512]。周代建筑实物已无留存，虽发现一些遗存基址，但上部构造和外观仍不甚明了。只能透过当代青铜器、漆器中的仿建筑部分来推论。从夨令簋可得知，器座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斗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蹲兽方鬲，约铸于西周中期。器下作屋形，前有双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门上下用连楹和门枕固定在门楣、门槛上。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瓦的最早考古实物是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遗址，瓦的总类多达十几种，花样纹饰各不相同[513]。
君主年表
由于共和纪年（前841年）前的年代没有确切纪录，西周年代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许多研究者先推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再类推各代诸王统治年数去还原统治时间。例如西汉刘歆从《国语·周语下》提到武王伐纣的天文景象来推算年代。唐朝僧侣一行利用《竹书纪年》纪载“《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新唐书·历志》〉”来推算年代。部分研究者则是从西周末年犬戎之祸的年代及西周诸王积年来反推，但是诸王积年的准确性令人质疑[516]。这些求证法都以古代文献为依据，文献的精确性会影响年代的正确性。论证方法的不同，使得每个推估的结果都不同，年代差距很大[ao][516]。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学者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计画，尝试以《古本竹书纪年》纪录的“天再旦[517]”天文事件以及用碳14定年法界定西周考古物等方式来推算年代。然而其论证方法不适合精确到数年[518]。2000年《简本》报告发表后，引起中外学者广泛争议，目前仅供参考[519][520]。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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