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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
清末民初教育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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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严修是中国清末民初时期创办新学的教育思想家、改革家和实践家，他主张教育救国，致力于教育变革。严修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实践，他循序渐进办教育，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1]，取法西方、立足本土办教育的理念[2]。
1882年，严修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任内曾捐资办学。1897年，严修上奏朝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3]。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弃政从教回到天津与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先后共同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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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严氏先祖世居浙江省慈溪县[4]。清顺治年间，七世祖严应翘因经营盐业迁居天津，此后成为天津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严家暂时离津，避居于直隶省三河县的严家盐店所在地[5]。同年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4月2日），严修出生于三河县，出身于天津盐商世家，初名严慎修，后更名严修[5]。
严修出生后，其父严克宽为治家计，放弃科举，并将功名寄托于儿子。严修自幼饱读诗书，3岁随家人返回天津，6岁入私塾，师从查贴青，启蒙教材为《龙文鞭影》。9岁时开始习作试律，14岁应院试入府学，15岁参加岁试，列一等第七。1876年至1881年间，他师从举人张绅，研读《诗经》《书经》《礼记》《左传》《朱子汇参》，并在辅仁书院、问津书院应试各课，成绩多居前列。
1878年，严修18岁时再次参加院试，补为廪膳生。其在科举之路上进展顺利，阅读范围也日益扩展。至1881年（21岁）时，他已通读《国语》《法言》《文选》《绛史》《经义述闻》等，并常温习《易》《诗》等经籍。1883年，23岁的严修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因其经艺卷获正考官徐桐称赞。回津后，严修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接见。
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一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6]。光绪十二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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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94年）八月三十一日，时年三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奉光绪帝上谕：“今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贵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锐新，多方鼓舞，以称朝廷培植人才至意。”同年十月十四日，严修离京赴任贵州学政。
在任贵州学政期间，严修曾多方筹资办学，倡导教育革新。戊戌变法时期，他上奏要求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8]。然而，因守旧大臣反对拖延，迟迟未能施行。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但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发生，经济特科随即被慈禧太后下令废止。
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1898年任满返京后，他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济特科被废止。严修仍坚信中国必须实行变法维新，因此辞官返乡，在天津弃政从教，尝试兴办新式教育[9]。最初，他在家中设立严氏家塾“严馆”，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任教，开设英文、数学及理化课程，并提倡体育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跳高，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0]。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严修深感忧患，他先遣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随日本人大野赴日短期学习日语，并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同年，他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次年扩建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11]。
1902年，严修又亲自送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留学。
1903年，严修考察归国后，袁世凯亲自登门邀请他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行新政，要求各府县必须设立学堂和师范学校，并亲自主持创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校。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再赴日本考察教育。8月返国途中，他提出“于津城办民力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12]。同年10月17日，他创办“私立中学堂”。年底，在其意见下，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义。此后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为“南开中学校”。南开创办伊始，严修即提出“尚公”“尚能”的办学宗旨，张伯苓亦在多次演讲中加以阐发，并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贯彻[13]。
1905年，学部设立，严修被任命为侍郎。同年，他主持将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14]。
1908年，严修辞职返津，继续兴办教育。1909年，他仍主持顺直教育事务。但随着袁世凯被罢免，清廷也将其禠职。
1913年7月，严修率袁世凯三子赴欧考察，并安排他们在英国学习。1914年2月，他在英国接到电召，被授任教育总长，但婉辞不就。1915年5月，严修赴江苏南通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家张謇兴办的教育、实业及慈善事业，用时四日[15]。
1918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时，正值留学的周恩来陪同参观游历。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16]。
1920年，周恩来因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失学。严修出资7000元设立“严范孙奖学金”，经南开大学校董会决定，资助周恩来及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16]。其后，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均得到严修资助[16]。严修甚至在自己的账户下为周恩来开设专门户头，首年款项直接交付本人，其余费用则由他人定期转寄。1922年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赴天津致谢[4]。
1921年，严修发起成立城南诗社，主持期间，常邀社员至八里台南开大学及青龙潭（今天津水上公园内）聚会，讲授并观摩诗文创作[17]。
1923年5月，南开大学部迁至八里台新址；同年9月，增设女中部（前身为严氏女塾，后更名严氏女学、严氏女中，1923年改为南开女中）。
1928年，南开学校再度扩展，增设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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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底，严修应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之邀，带病出席天津至杨村公路竣工典礼。不幸因受寒回家后即卧病在床。至1929年3月2日，病情略有好转，他特地邀集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相聚，并作诗自挽：“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诗中透出达观之情，亦流露对生死的坦然与惜别。
同年3月14日23时，严修因病逝世，享年69岁[19]。《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此后，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先后举行追悼会。会上，张伯苓致悼词称：“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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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与实践
严修自1894年12月29日接印上任贵州学政，开始其社会革新的实践，至1898年1月7日任满离黔。在三年有余的时间里，他倡导“敦品励学，讲求实用”的学风，主张在选科取士上注重实用之学。1897年10月，他提出设立“经济特科”的主张，意在适当打破传统的科举取士常规，选拔具有真才实学之人。
戊戌变法期间，严修上奏《奏为时政维新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一折，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开设经济特科[8]。其奏折进京后，光绪帝即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但因守旧大臣阻挠拖延，迟迟未能施行。礼部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复上书催请，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勉强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然而，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告发生。
同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遂于1898年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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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严修在自己的宅院建立严氏塾馆，聘请张伯苓教授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西方新式教育的课程[20]。1904年，严修、张伯苓等人在塾馆私学的基础上缔造了私立南开中学，很快在天津的中等教育中显示出新式教育的蓬勃朝气和先进性，受到社会的好评。
1905年，在严修的主持下，把设在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14]。
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主持全省教育时，依然大力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
严修素以倡导男女平等著称[2]。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他自费率二子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其间，严修专程调研女子教育的现状，访问了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及教育家伊泽修二，并参观考察了杜边小学校、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和庆应义塾等学府。
当年冬天回国后，严修即在自宅创办“严氏女塾”，主要招收其家族及亲友之女。女塾的师资由其子与日本教师共同担任：次子严智怡任主任兼国文教师，三子严智钟授英文；聘请日本教员川本教授日文和唱歌，山口教授手工，野崎教授织布。严修本人亦时常亲授作文。女塾所用教材与教具多为其自日本携回。民国以后，女塾逐步扩展，先后增设高小班和中学班。
1904年，严修在主管直隶学务期间，进一步推动女子教育，倡议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后发展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其办学传统延续至今，成为天津美术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的源头。1923年，严修又协助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其办学脉络亦延续至今，成为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
严修与张伯苓认为，中等教育仅为国民教育的初步，只有大学才能够应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颉颃。因此，在年迈之年，严修致力于创办一所大学[16]。
1917年，在尝试创建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便失败后，严修派张伯苓先期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经营之道[21]。同年，严修也亲赴美国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著名私立大学的运作进行考察。1918年底回国之后，严修和张伯苓开始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奔走[16]。两人先行前往北京，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及多位知名学者，讨论大学成立事宜，又找到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范源濂等人[22]，募集大学创建的资金。之后两人又亲自或派人前往多处，争取各地军阀支持[9]。严修、张伯苓曾拜会曾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恳请帮助筹款。1920年10月，李纯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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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积极倡导社会转型、移风易俗，倡导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2]。中华民国成立后，严修拒绝以清朝遗老自居，率先剪掉辫子，废除跪拜礼，避而不见退位后到天津寓居的溥仪。
同时，严修反对嫖娼、征妓、纳妾、赌博、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社会陋俗，对有赌博癖好者如梁启超、林墨青等名士时常规谏，每逢寿日他就外出避寿，家中婚丧一律从简。
严修反对女子缠足等歧视女性的封建传统[2]。1910年，清廷资政院会议，严修通过天津代表胡玉孙递交《不缠足说帖》，希望清朝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子缠足。他还与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合作筹组“放足会”，并组织亲自作《放足歌》，在严氏女塾及女学内传唱[2]。
文学
严修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出版。
严修主持城南诗社时期的诗歌与域外纪游诗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所在[17]。严修的诗歌创作高峰出现在晚年。1921年，严修有感于存社诗文唱和兴盛，在天津发起成立了城南诗社，讲授并观摩旧诗文创作。此时，严修的诗歌反映了北洋乱世时期文人的特殊心态。严修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创作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的忧虑，而非同其他清朝遗老一样多表达遗民之思[17]。严修的欧美纪游诗多关注欧美国家当时的进步文明，反思当时中国的落后，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罕见的革新思想[17]。
评价
严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曾被袁世凯聘为直隶学务长，在一年的任期中，要求每个府县必须设立一座学堂，同时设立一座师范学校，主持建立了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校。弃政从教后，严修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及崇化学会等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严修曾任贵州学政并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严修近代的教育思想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2019年，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24]。
张伯苓和早期南开校友对严修十分崇敬，将其尊为校父。张伯苓称赞说，严修“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南开之精神，即是严先生的精神”。
1897年，严修奏开经济特科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3]。
蔡元培说评价严修“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周恩来则评价“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他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25]。 1948年，胡适在《另一个中国》中撰文称“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26]
严修逝世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园内均兴建了以严修的字“范孙”命名的“范孙楼”，以纪念严修创办南开学校。
2019年，严修逝世90周年及其创办的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之际，肇始于严修次子严智怡创办的天津博物馆为了纪念严修在天津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策划了《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常设展览以资纪念[27]。
2022年4月，严修诞辰162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和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张伯苓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之《严修纪念文集》[28]。
家庭
严修是清末巨商严信厚的堂侄，是费市严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4]。
严修长子严智崇，1918年在日本去世。严智崇之子严仁荫，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严修二子严智怡，中国近代博物院事业创建人之一。曾任直隶商品陈列馆馆长，1916年筹组天津博物院，1922年后先后任天津博物院院长、天津广智馆董事长、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等职。
七子严智开，美术教育家，曾任北平艺专校长、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主任教授、教务长之职，创办了天津美术馆，并担任馆长。严智开女儿严仁英，曾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中国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
长女严智蠲，曾任天津私立蒙养园园长，与严修学生卞俶成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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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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