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发生的一起重大教案事件。

当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设立育婴堂。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部分天津民众因排外情绪及对育婴堂的不信任，怀疑其中涉及婴儿失踪与制药谣言，遂聚集数千人到教堂示威。当日，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1830－1870）在前往会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途中，与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并开枪击伤其随从，引发局势进一步恶化。随后，丰大业被民众杀害。事件中，部分民众焚毁法、英、美、俄、西班牙等国教堂及法国领事署，并袭击传教人员和本地教徒。根据当时统计，共有23名传教士和修女遇害。^[1]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军舰在天津、烟台一带集结。慈禧太后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并调李鸿章协同处理。事后，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并发配充军，涉事的“水火会”首要16人处决，另有25人充军。清政府同时赔款并重建教堂，由崇厚代表向法国致歉。

背景

清末自《天津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并依据条约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权以及“宽容条款”等相关权利。^[2]

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传教士及部分教会事务不受中国地方司法直接约束，这在社会上引发争议。“宽容条款”也使得基督教徒在司法处理上与一般民众有所不同，引发部分人对教会享有特殊待遇的质疑。个别不法分子借入教之名谋取保护，也造成一些社会矛盾。

此外，基督教与当时汉族社会的传统思想、信仰和习俗之间存在差异。部分基督徒反对祭天、礼佛、祭祖、祀孔，以及佛教、道教活动，认为其属于“迷信”，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与民间信仰群体的摩擦。反教情绪亦在部分士绅中得到支持，早期的一些冲突常与地方官绅的态度有关。

当时，多数中国民众对现代医学缺乏了解，社会上流传一些关于人体器官与医疗的谣言。教堂环境因相对封闭而带有神秘感，加之临终弥撒、洗眼等宗教仪式被误解，导致部分民众产生“挖眼”等传闻，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猜疑与不安。

事件经过

谣言与迷信的误会

清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夜间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咬坏，身体不全，缺少一些器官，于是民间开始诬指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当地民间黑社会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挺刑不过，为了逃避惩罚，就拉教会保护自己，说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同时又有人向水火会反映，说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运口袋，怀疑里面是死小孩。水火会老大带着数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长求救官府，6月20日，武兰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3]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骂刁民胡闹，认为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而且西药用人体器官做药引子纯属无稽之谈，民众不服，诬指失踪孩子还在教堂关着。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

发生暴动与犯案

望海楼教堂被愤怒的天津群众烧毁，成为当时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事件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神父热情接待，问武兰珍是教堂哪个人卖给他迷药，又是在什么地方卖的，武兰珍说是叫王三的中国教民在教堂的左侧铁门边卖给他的。其实教堂边门都是木门，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教堂花名册也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三位官员羞愧难当，连连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会煽动民众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无业流民、地痞无赖等，闻讯纷纷赶来。教堂外就聚集了上万人，抛砖打破窗户。

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丰大业和崇厚抱怨并发生争执，双方口角。丰大业在与知县刘杰争执时和示威民众爆发斗殴，丰大业和其助理西蒙使用防身手枪击毙了一名中国助理和为数不详的民众，他们二人也都被群众杀死，尸体被丢弃在河中。

暴民们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以凶残手法杀死了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4]）、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40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与此事无关的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堂、1座俄国东正教教堂。杀死教士，把附近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共打死13名法国、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5]。

交涉及影响

6月24日，法国第三舰队军舰开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一带，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否则就要打进北京。清廷惊恐万状，慈禧太后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主张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曾国藩亲自查案

曾国藩向慈禧太后汇报说：“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 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 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认定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刁风不可长”。^[6]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引起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曾国藩认为，当事人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曾国藩将骚乱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

法国方面的要求

法国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处死地方官、惩罚凶手。曾国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国藩决定软硬兼施，告诉法国，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但法国非要杀了这些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就撤回使馆侨民，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曾国藩向慈禧太后写了详细报告，认为天津官员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慈禧太后也对法国的嚣张反感，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约八十多人，中秋节前，曾国藩向慈禧汇报：“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慈禧太后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

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慈禧太后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对张光藻、刘杰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对慈禧太后的处理感到失望，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顾及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放弃杀官员要求。^[7]

民意之不满与李鸿章的接手

清廷内部及中国舆论对这个交涉结果都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直接称其为“曾国贼”，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曾国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7]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由于对洋人妥协之事，民怨沸腾，慈禧太后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正好这时发生刺马案，于是让曾国藩办理，免去他直隶总督职务。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8]，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李鸿章最后判决其实差不多，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但也是因俄国松口放弃死刑要求）、4名缓刑，其馀不变。有传说16名被正法的其实是李鸿章花钱让死囚犯顶替。^[9]

执刑以后

教案与排外事件仍频传

由于是天津百姓搞事在先，只能如此判决，而李鸿章接手结果也差不多，其实因为理亏，曾国藩自然也没办法太强硬，但自己却因为被指对洋人没脊梁骨，颇为恼怒，一年后即去世。这件案件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慈禧太后以为因为法国接受李鸿章提出的条件，认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比较能干。于是往后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鸿章办理，殊不知法国人只是因为普法战争失利，才无暇处理教案。

但是事件后，仍有朝野爱国者认为应乘机利用爱国情绪打击洋人，“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义上的弟子李鸿章为首大骂曾国藩卖国，使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国贼，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全被击毁。曾国藩面对的是排外的旧中国，当时无力回天民智未开的局面，因此还被这些爱国人士搞得名声扫地，带着“卖国贼、汉奸、软骨头”的骂名离开人世。

既要利用排外来煽动民意，但又对列强自我矛盾的大清，显然没有意愿深入解决此问题，故此后教案仍时有所闻，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1900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