姪子樞機

侄子枢机(拉丁语：cardinalis nepos;^[1] 义大利语：cardinale nipote;^[2] 西班牙语：valido de su tío; 葡萄牙语：cardeal-sobrinho; 法语：prince de fortune)^[3]是指由教宗提拔的枢机，而该枢机是教宗的亲属。这种任命枢机侄子的做法起源于中世纪，并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达到高峰。最后一位侄子枢机于1689年被任命，此制度于1692年被废止。^[4]“裙带关系”（nepotism）一词最初即专指此制度，约于1669年进入英语语汇。^[5]从亚维农教廷时期（1309–1377）中期至教宗诺森十二世于1692年颁布反裙带关系诏书《教宗应有之品格》（Romanum decet pontificem）为止，没有任命侄子枢机的教宗是极少数例外。^{[注 1]}每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在任命枢机时都会选择亲属，而侄子是最常见的选择，^[6]尽管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曾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枢机。

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教宗保禄三世的侄子枢机

侄子枢机的制度历经七个世纪，反映教廷历史与教宗个人风格的演变。从1566年至1692年，侄子枢机通常担任教廷职位“教会国监督”，其职衔就是“侄子枢机”，两者有时可互换使用。随著教廷国务卿权力的增强，以及教宗世俗权力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衰退，该职位与制度逐渐式微。

侄子枢机的名单包括至少十五位、可能多达十九位教宗：^[7]格雷戈里九世、亚历山大四世、阿德里安五世、格雷戈里十一世、博义九世、诺森七世、尤金四世、保禄二世、亚历山大六世、庇护三世、儒略二世、良十世、克勉七世、本笃十三世与庇护七世；可能还包括若望十九世与本笃九世（若他们确实被任命为枢机）；以及诺森三世与本笃十二世（若他们确实与任命他们的教宗有亲属关系）；另有一位对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及两至三位圣人。^{[注 2]}

在教宗选举中的角色

即使到了18世纪，教宗去世后的秘密会议中，枢机侄子仍然是自然的权力掮客，成为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枢机主教们可以团结的对象。尤其是，枢机侄子通常掌握其叔父所任命的亲信枢机的忠诚，而这些人往往是由他协助挑选的。^[8]例如，亚历山德罗·佩雷蒂·蒙塔尔托在1590年的教宗选举中领导其叔父的亲信，尽管当时他只有21岁。^[9]教宗选举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鲍姆加特纳指出：“这类任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宗的家族在教宗短暂的任期之外，仍能长期掌握权力与影响力”。^[10]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教宗额我略十五世（1621–1623），他在临终时拒绝了路多维科·卢多维西要求再任命更多亲属为枢机的请求，并表示他“已经要向上帝交代那些不配被任命的人了”。^[11]

然而，枢机侄子并不一定能掌握其叔父亲信的领导权。例如在1621年的教宗选举中，希皮奥内·波格赛仅能掌握29票（其叔父任命的56位枢机中的一部分），彼得罗·奥尔多布兰迪尼仅控制9票（其叔父剩下的13位枢机），而蒙塔尔托只掌握5票。^[12]事实上，当枢机侄子组织松散时，国际间的竞争往往会压倒家族忠诚。教宗诺森十世（1644–1655）去世时，枢机侄子的职位悬空，其派系在秘密会议中分裂且缺乏领导。尽管如此，他的嫂子奥林匹亚·麦达尔基尼却获邀在会场内向枢机主教们发言，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13]

在蒙塞拉托圣母堂的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文件《给枢机主教的指示：如何建立一个具备所有条件的枢机派系，以巩固其权势》（Instruzione al cardinal Padrone circa il modo come si deve procurare una fazione di cardinali con tutti i requisiti che deve avere per lo stabilimento della sua grandezza）提供了枢机侄子在枢机团中巩固权力的建议。^[3]另一份文件《额我略十五世给其侄枢机卢多维西的备忘录》（Ricordi dati da Gregorio XV al cardinale Lodovisio suo nipote）则提供了在教廷中如何晋升的建议。

对1605年至1644年间五次教宗选举的分析显示，枢机侄子通常未能成功推选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尽管最终当选者往往是由已故教宗任命的枢机。尤其是“王室枢机”^{[注 3]}，当他们愿意前往罗马参加选举时，往往反对枢机侄子的候选人，同时也反对其他君主所任命的王室枢机。^[18]一般而言，枢机侄子若要被视为教宗候选人（papabile），必须活得比其叔父的继任者更久，这不仅因为他们年轻，也因为他们常被归咎于叔父任期内不受欢迎的政策。

教宗选举有时会为枢机侄子带来戏剧性的命运转变，甚至使他们与新教宗发生冲突。例如，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与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被绝罚，^[19]卡洛·卡拉法则被处决。^[20]1605年5月的教宗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候选人安东马里亚·索利之所以落选，是因为足够多的枢机主教认为需要一位“愿意惩罚那些掠夺教廷的枢机侄子”的教宗。^[21]枢机侄子也可能成为未来教宗的潜在威胁。例如，卢多维西后来领导反对教宗乌尔巴诺八世（1623–1644）的势力，甚至曾谈及召开大公会议对抗教宗（虽然最终未实现，因为他在1632年去世），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对抗乌尔班那暴烈的脾气”。^[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