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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美国)
美国左翼反法西斯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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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法(英语:Antifa,/ænˈtiːfə, ˈæntiˌfɑː/)[1][2]是美国一场高度去中心化的左派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政治运动,由一系列无领袖抵抗团体或人士推动。与政策改革相比,他们更偏好以暴力及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达到目标[3][4][5]。很多安提法行动不具暴力成分,比如派发传单、张贴海报、发表演说、参与示威、因反种族主义和反白人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组成一个社群[6][7][8]。他们会以一系列示威策略打击新纳粹主义、白人优越主义等极右派极端主义支持者[4]。与其他左派反对运动不同的是,他们可能会以网络行动、人肉搜寻、骚扰、肢体暴力、刑事毁坏等手段去对抗他们所认定的极右派人士,乃至执法者[9]。

运动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多倾向于反权威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国家主义,他们一般支持各类左派意识形态,像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10],包括环保主义者、LGBT和原住民权利拥护者[8]在内的一些其他美国左派人士同样支持安提法运动[11][12]。“antifa”这个名称和作为标志的两面旗征(分别代表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源自于德国的安提法运动[13]。达特茅斯学院的史学家马克·布雷在研究安提法的专著《安提法:反法西斯主义手册》中认为反种族主义行动是当代美国安提法运动的前身[14][15]
安提法运动支持和反对者各有之。美国一些左派人士批评安提法的直接行动具暴力成分、没有实际效果,使得右派阵营更坚定[16]。右派人士则把安提法认定为国内恐怖组织,或以其统称[17]所有左派或自由派人士举办的示威行动[18]。一些学者认为安提法是对于极右派崛起的正当回应[19],并表示像泼奶昔般的安提法暴力行为跟右派暴力本质上存有不同[5]。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安提法跟白人优越主义的本质不同[4][20][21]。
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恶作剧是为了抹黑安提法群体而散播的。很多另类右派和4chan使用者会在Twitter上假装成安提法支持者,以进行假旗攻击[22][23][24]。右派媒体有时会把该些恶作剧有意或无意地采信为真,然后进行报导[22][25][26]。 特朗普政府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爆发期间,曾表示它们是由安提法一手策划的;不过根据对被捕者的分析,安提法与示威活动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27]。唐纳·川普和威廉·巴尔一再呼吁将安提法认定为恐怖组织[28]。学者、法律专家等人士认为,此举超越了给予总统的权力,并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9][30][31]。数项分析研究显示,安提法并不是美国的重大安全隐患,极右极端主义和白人优越主义反而才是美国需要面对的头号风险[2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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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英语“antifa”起初源自德语(Antifa)。在德国,“Antifa”为“antifaschistisch”(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缩略语,并是组织“反法西斯行动”(1932-1933年)的别名。这个存活时间不长的组织深深影响了当地日后的安提法运动[34][35][36]。德语“antifa”最早出现在1930年,它的全写“antifaschistisch”则源自于意大利语“anti-Fascisti”(反法西斯主义者)[34]。在2017年,“antifa”在《牛津字典》的年度词汇名单上成功入围,并称它“在2017年从相对默默无闻,发展到英语的既定词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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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诽谤联盟表示,安提法此一标签只应用于“主动跟他们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进行肉搏的人”,不应以其误指所有反法西斯的行动者[38]。记者康纳·弗里德斯多夫对“自称属安提法圈子的人”和“于街上参与反法西斯示威的人”加以区分。他认为“安提法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能跟Black Lives Matter成员或Black Lives Matter支持者等同”[39]。
在川普执政期间,安提法一词成了“保守派的大帽子”,因为川普、行政官员、川普的基本盘、右翼评论家皆以此一标签代指任何偏自由派或左派的抗议活动[17]。像L·布伦特·博泽尔三世般的保守派评论家把Black Lives Matter标签为“安提法”[17]。媒体政客报导指“安提法一词对于保守派来说十分有力……因为它是他们所恐惧的暴力升华。他们担心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中出现这种暴力。而且此举能让他们为反对者刻上烙印”[17]。亚历山大·里德·罗斯认为安提法一词的普及跟“另类右派”此一用语的普及有关,安提法“只是形容愿意为此参与示威的反种族主义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17]。
运动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多倾向于反权威主义[14]、反资本主义[40][41]、反国家主义[42],他们一般支持各类左派意识形态[43]。它的支持者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支持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12],不过社会民主主义者等一部分较温和左派分子[11]、环保主义者、LGBT和原住民权利拥护者[8]亦会支持安提法运动[12]。安提法运动参与者可能会以暴力对抗极右派及警方——这使得一些学者和媒体把其归类作“极左派运动”[4][44][45][46]或“激进运动”[42][47][48][49][50]。
専门研究安提法的历史学家马克·布雷(Mark Bray)[51]指出:“绝大多数的反法西斯组织是非暴力的。但是,他们愿意用肢体去保护自己和其他人,以使他们免受白人优越主义者的伤害,并在法西斯主义者发展成夺命组织前尝试先发制人,把之扑灭。这些特点使之不同于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者”[52]。安提法是一门泛左翼和没有阶级指挥的运动[12],支持者因反对右派极端主义、白人优越主义[42][53]、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团结起来[11]。安提法参与者反对保守派和自由派式的反法西斯主义[53][54],他们大多反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12],“不安于主流政治现况”[55]。与选举政治相比,更偏好于直接行动[42][53]。布雷表示:“绝大多数安提法是反对民主党的中坚反资本主义分子”。像南希·佩洛西和乔·拜登般的民主党领袖皆曾谴责安提法和“所有的政治暴力”[55]。尽管安提法反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但是一些右派评论家仍指责安提法受到“自由主义同情者”的帮助[56]、“隶属于民主党”、是“一个单一组织”、“受到像乔治·索罗斯般的自由主义金融家捐助”、“为Black Lives Matter示威的暴力主谋”、“反法西斯主义者就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马克·布雷称这些说法皆为错误[55]。
反诽谤联盟表示:“大多安提法份子来自于无政府主义运动或极左派,不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一些政治光谱更偏向主流的人士开始参与这场运动”[38]。马克·布雷同样称:“不要忘记他们自称为革命派。他们是超出了传统自由派-保守派政治光谱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12]。ABC新闻指出:“尽管人们常常形容安提法的政治倾向为‘极左’,但多名专家表示参与者的激进程度各异,并可能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所交集”[57]。有线电视新闻网写道:“安提法为反法西斯主义的缩略语。此一用语一般形容一群政治理念属左派(通常是极左),但不为民主党相容的人士”[58]。英国广播公司称安提法“正如其名,专注于打击极右派,而非推广极左意识形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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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法并非一个单一组织,而是多个自治团体或个人所推动的无领袖政治运动[38][12][52][59]。该运动没有严格的组织关系[42]和指挥中心,参与者透过“关系松散的社会网络、非正式的团结关系,分享跨越国界地域的极右派活动资讯”[31]。马克·布雷写道:“参与者会对执法部门和极右派隐瞒有关政治活动……他们高度期望成员保持忠诚,并害怕反对者渗透,故组织规模相当细小”[31]。布雷补充道:“安提法政治及所使用的方法,是专门为了打击白人优越主义者、纳粹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而设”[60]。对于布雷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活动都不包含暴力成分。他们的角色就有点像私家侦探:透过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追踪新纳粹主义组织”[60]。他表示安提法的人肉搜寻“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附近住了个纳粹,向雇主明示他们请了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蒂镇事件过后,那些穿得一身卡其色、举著提基火把的白人优越主义者需面对被解雇的命运,他们的家人亦严加斥责其行为”[60]。
参与者一般透过社交媒体和网站组织一场示威活动[61]。一些参与者会建立对等网路,或使用像Signal般的加密文本服务[62][43]。《Salon》的乔内耶·德韦加(Chauncey Devega)形容安提法并非一群人,而是一门组织策略[63]。一名安提法小组成员指出,安提法会以某人或组织“所属或支持的团体”,去研究及确定“其是否属于法西斯主义、另类右派、白人民族主义等等”。尽管“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白人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伊斯兰教仇视者”仍有所重叠,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赞同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分离主义,或直接与有关人士结盟的团体和个人。我们在使用这些用语时会尽量做到非常清晰准确”[64]。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和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ey)皆指出,像反唐纳·川普抗议运动般的直接行动、反另类右派煽动者米罗·雅诺波鲁斯游行、在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中跟新纳粹主义者和白人优越主义者发生冲突,皆“显示很多安提法支持者视川普为一个威胁到美国多元性、多种族民主的法西斯煽动者。这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安提法支持者这么快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以及为什么川普这么快为安提法支持者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65]。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安提法运动开始慢慢壮大起来。截至2017年8月,全美至少有200个安提法团体,它们的人数和活动内容不一[66]。这些团体多见于太平洋西北地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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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当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连同其政党于1920年代中期掌权时,对立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亦在该国和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应运而生。在美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领头人物很多都是从意大利流亡过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他们在团结工人和激进行动方面颇有经验[68]。在意识形态上,美国的安提法参与者视自身跟1930年代的反纳粹分子一脉相承。原本为反对二战时期法西斯式独裁而组织起来的欧洲活动团体,在1970至1980年代间为了反对白人优越主义和光头党而重新涌现,有关趋势最终蔓延到美国[66]。
当代的安提法政治可以追溯至1970至1980年代的英国和之后的德国。在1970至1980年代间,英国的白人优越主义光头党开始有渗入朋克摇滚的趋势,但却面对朋克圈子内一股庞大阻力;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亦涌现了一些新纳粹主义支持者[11],于是当地年轻的左翼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朋克粉丝)开始在街头上集结,一起参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11]。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80年代后期,美国的左翼朋克粉丝开始效仿,不过他们为了接美国人打击种族主义的地气,而把自己这个团体称作反种族主义行动”[11]。
马克·布雷认为反种族主义行动就是美国当代安提法团体的雏型[14]。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反种族主义行动的成员会跟著较受欢迎的朋克摇滚和光头党乐队一起巡回,以使三K党成员、新纳粹主义者等白人优越主义相关者难以在现场发掘新成员[11][69][70]。他们的口号为“他们去哪,我们就跟到底”——其背后意思是他们会在音乐会上跟极右派活动分子对峙,并主动从公共场所没收破坏他们的宣传用品[52]。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世界造物主教会”(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的负责人马修·F·黑尔于200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时,受到了反种族主义行动的成员打断,最终双方爆发冲突,警方到场后拘捕了25人[11]。玫瑰之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于2007年在波特兰成立,它很有可能是首个以安提法命名的组织[5][8][71]。美国其他安提法团体则有著不同的起源。1987年在明尼阿波利斯成立的团体光头(Baldies)以直接对抗新纳粹主义团体为要旨[41]。2013年,反种族主义行动的激进派分支另行创立火炬安提法网络[72],后者的分部遍布全美[73]。其他安提法团体则隶属不同的联盟,或自行独立运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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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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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Brian Levin)指出,安提法参与者“因认为媒体和政府皆由精英掌控,故此有需要透过从事暴力行为发声,反对他们所认定的种族主义者”[58]。马克·布雷写道,安提法的支持者“认为不应依靠警察或国家来阻止白人至上主义的发展,反而应视民众为反法西斯的主力。这点正如我们在夏洛茨维尔所看到的般”[12]。直接行动是安提法运动的重心[75]。前安提法组织者斯科特·克劳(Scott Crow)在一次访问中说道:
安提法的理念就是他们(右派)去哪,我们就跟到哪。该些仇恨言论不能算作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如果你的言论和背后的行动危及到了其他人,那么你就没权这样做。故此我们要去制造冲突,把他们灭声。因为我们不相信给予任何属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派别一把喉舌的决定是正确的。[58]
无政府主义网站“It's Going Down”上的一份指南警告说,不要接受“只是想找架打的人”。此外该网站亦写道“抵御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与其发生冲突,都是安提法的必要一环。但这并不是唯一要做的事;与之相比,其他工作更显得重要”[76]。

贝纳特(Beinart)表示,安提法参与者“尝试找出白人至上主义者,然后让老板炒他们鱿鱼,使之永久驱逐于公司部门之外……此外还试图打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过程中不排除使用武力”[75]。《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书评称:“去平台化为安提法的策略之一,即不让他们在公共场合中发表意见;阻挠活动进行、破坏宣传物品;若参与者认为有必要,则使用暴力作威吓”[54]。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指出,安提法的“做法充满著对抗性……为安提法站台者亦不得承认他们有时会携带棍棒”[77]。有线电视新闻网形容安提法“闻名于在示威期间破坏财物”[58]。斯科特·克劳表示,安提法参与者相信破坏财物“不等同于暴力”[58]。《洛杉矶时报》写道,安提法示威者会参与“骚乱。攻击一小撮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以及他们所认定的纳粹主义者或白人优越主义者(他们的指责有时会出错)”[78]。在夏洛茨维尔,安提法参与者曾使用球杆和颜色液体去对付白人优越主义者[79]。《堪萨斯城明星报》称,当地警方在2017年9月要求拥枪者(包括安提法参与者和极右民兵组织3%的人)除下弹药[80]。
除此之外,安提法参与者还会参与互助行动,比如参与2017年飓风哈维吹袭后的救助行动[81][82][83]。《国家》杂志的娜塔莎·伦纳德(Natasha Lennard)写道,截至2017年1月为止,安提法团体仍在跟跨信仰团体和教会一起“推动全新的庇护运动,使40年来为难民和移民提供暂居空间的行动得以延续和扩展”[84]。安提法参与者还会研究极右派的活动,以利于日后监察;举办有关反法西斯活动的会议和工作坊;在书展和电影节上分发文学作品;倡议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社区”,比如帮忙打理社群花园[85]。
很多安提法参与者会采用黑块战术——集体穿着黑色服装和蒙面,以隐藏参与者的身份,促进团结[86]。安提法参与者透过面罩“隐藏身份,避免对立阵营(有可能会对参与者进行人肉搜寻)、镜头或警方识别自身”,并以此拥护像“阶级制度十分不智、以匿名来克制自我”般的信念[87]。BuzzFeed新闻的约瑟夫·伯恩斯坦(Joseph Bernstein)称,安提法参与者戴面罩的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来自极右派和警察的报复。他们认为警察即使不是完全支持法西斯主义,也会对之表示同情”[88]。
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期间,安提法屡度成为报章的焦点,当中有些报导认为他们需为示威活动的大多暴力事件负责。Vox上的一篇报导表示:“安提法参与者较常参与传统形式的行动、派发传单、因反种族主义和反白人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组成一个社群”,并引用马克·布雷的说法,指他们“绝大多数”就是这样行动[7]。《卫报》在2020年7月的报导中访问了“一位加州组织者兼安提法参与者”,她表示“特朗普有关安提法暴力的指控——特别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期间所提出的指控——是说给他的铁杆忠粉听的,以使他们认为应去袭击示威者”[21]。《纽约时报》在2020年8月访问了公司曾在国会山自治区范围之内的小企业老板,他们大多认为自身所认定的安提法参与者需为多数暴力和恐吓事件负责,但却不会把之跟Black Lives Matter划上等号[67]。斯科特·克劳在2020年9月批评一份报告“将布加洛支持者和新纳粹主义者的意图杀人,跟人们因讨厌再有人踩在脖子上而破坏财产划上等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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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法团体曾跟黑块示威者一起参与反唐纳·川普示威[11][47][84]。他们亦参与了2017年2月伯克利的示威,反对另类右派煽动者[90][91][92]米罗·雅诺波鲁斯在当地发表演讲。他们随即成为主流媒体的焦点[61]——它们报导指安提法示威者“砸破窗子、投掷汽油弹”[58],造成了至少十万美元的损失[93]。
2017年4月,有人以直接行动联盟(Direct Action Alliance)和俄勒冈州学生赋权组织(Oregon Students Empowered)这两个“自称安提法团体”的名义威胁说,若姆尔特诺默县的共和党在当地参与第82届玫瑰大道游行,那么游行将会受到武力中断。游行组织者收到了一封匿名电邮,当中写道:“你也看到了我们在区内势力有多大。即使是警察,也无法阻止我们封路,所以请你明智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上述两个组织皆否认跟这封电邮有关。最后组织者建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只好取消游行[94][95]。
《纽约时报》报导指,安提法人士在2017年8月来到夏洛蒂镇的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现场,并“以棍棒和有色液体袭击白人优越主义者”[79]。阿黛尔·斯坦(Adele Stan)这名记者在场访问了某位安提法示威者,他表示“由于右派聘了一群恶棍暴民”,故他们携带棍棒到场是正当的[96]。夏洛蒂镇的一些安提法参与者反复喊着,反示威者应“给纳粹一点颜色看看”[77]。安提法参与者亦还在白人优越主义者的袭击底下保护在场的康乃尔·韦斯特和各路神职人员。韦斯特及后表示安提法“救了自己一命”[97][98]。安提法参与者亦守护联合循道会,夏洛茨维尔神职人员协会在该间教会为反示威者提供茶点、音乐、培训[99]。当地一名拉比指出,安提法反示威者“以棍子驱赶白人优越主义者”[97]。
在一连串暴力事件发生后,反对波士顿言论自由集会的示威者趋向了和平。此一活动总计有4万名和平示威者参与。麦克凯·科宾斯(McKay Coppins)在《大西洋》上表示,总计有33人因参与暴力事件被捕,而他们“大多受到少数安提法煽动者怂恿”[100]。总统特朗普把反对他参与凤凰城2017年8月集会的示威者形容为“安提法”[101]。

据估计,在2017年8月27日的伯克利市抗议活动上,有100名安提法参与者连同2000-4000名非安提法示威者一起跟举着“向马克思主义说不”的另类右派示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对峙。而主办者早因安全考虑决定取消该场集会[93][102]。示威者破坏了拍摄他们的摄录器材[103]。伯克利市市长杰西·阿雷金建议把安提法归类为“帮派”[104]。极右团体爱国者的祷告在反示威后取消了原定计划的三藩市活动。爱国者的祷告创办人乔伊·吉布森(Joey Gibson)认为安提法和BAMN应为活动取消负责[105]。
2018年6月,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安提法团体把领英上的资料整合成一张名单,上面列有1,595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职员的名称和个人照片[106]。
2018年11月,有人在《每日传讯》创办人塔克·卡森家外示威,警方及后调查了安提法团体“粉碎种族主义特区”(Smash Racism D.C.)[107]。美联社形容塔克·卡森为“总统当劳·特朗普及其政策的大粉丝”[108]。“粉碎种族主义特区”的成员以扩音器表示卡森在散播仇恨[109],并高呼“我们会跟你斗一场,我们知道你夜晚睡在哪!”。他们亦在卡尔森家的车道上喷上无政府主义象征[110]。该一团体在Twitter上面公开了卡森、卡森的兄弟、《每日传讯》共同创办人的住屋地址,违反了Twitter的用户守则,故其官方帐号遭到移除[111][112][113][114][115][116]。
2019年2月,安提法参与者在乔治亚州斯通芒廷游行,以庆祝白人至上主义兼新联邦主义者的集会计划因内讧和人身安全问题而取消。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原本是想在超级碗周末期间于地标石山游行,以吸引注意力。石山公园以“对公众健康或安全有即时明确的危险”为由,拒绝许可他们在那游行,不过这些团体却选择无视之。但由于后来Facebook和Twitter终止了他们的组织账户和页面,一位团体领导人亦因“担心来自反抗议者的暴力”而拒绝出席,故原定计划只好取消。100多名安提法参与者因此在邻近的村庄和平游行,并烧掉一个三K党人的肖像,期间高呼“另类右派晚安”、“三K党去死”等口号。游行结束后他们加入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于皮德蒙特公园举办的一场民权集会[117][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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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反应
马克·布雷表示:“鉴于白人至上主义和法西斯组织从过去至今所造成的威胁,故有组织的集体自卫不仅正当,而且十分必要”[19]。地理系讲师兼就当代右派此一议题著有専著的亚历山大·里德·罗斯(Alexander Reid Ross)则认为,安提法团体“能有效引导民众自发以有组织、有聚焦点的方式对抗法西斯主义”[120]。曾参与反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示威的学者康乃尔·韦斯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若没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我们早就被人群压得像曱甴般”。他表示当时有20名反集会示威者被他称为“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游行者包围[121]。
诺姆·乔姆斯基这名学者形容安提法为“送给右派的一份大礼物”,并称“该运动注定会自我毁灭,并在左派外围自成一角” [122]。曾就极右派和法西斯主义出版专著的埃莉诺·佩妮(Eleanor Penny)批评了乔姆斯基,表示安提法“一次又一次地在物理层面上保护了当地居民免受种族主义暴力的侵害,并阻止法西斯中坚分子进一步踏入主流政治”[122]。一些左派“反安提法主义者”认为,安提法打击的并不是结构性种族主义,而是自由民主制的一些表征,这样做会使之跟革命拉开距离[123]。历史学家兼《异议》(Dissent)杂志编辑迈克尔·卡辛写道:“非左派经常视左派目无法纪、颠覆秩序。暴力倾向正好坐实这一看法。”[124] 历史学家鲁斯·本-吉亚特认为“扔奶昔跟杀人不可混为一谈,但因为当权者与右派结盟的关系,任何反对右派暴力的异议和煽动,都会显得适得其反……左派军事化会使右派当权者和盟友镇压左派的行为正当化”[5]。
新闻学兼政治科学系教授彼得·贝纳特写道:“安提法相信他们是在反抗威权主义。大多参与者反对中央集权的理念。但安提法分子以保护弱势之名,来授权自己决定哪些美国人可以公开集会与否。这种权威并没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那些阻止共和党人在波特兰街头安全集会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反对美国右翼内日益壮大的威权倾向……但事实上,他们最不可能成为反对威权者的盟友。”[11]A·M·吉特利茨(A. M. Gittlitz)和娜塔莎·伦纳德(Natasha Lennard)[7][60]反对乔姆斯基等人的观点。他们分别以2017年夏洛蒂镇事件和2018年3月理查德·B·斯宾塞暂停大学之旅作例子[125][126],指上述事件为“一场胜利” [123]、“一针见血地反驳了安提法为‘送给右派的一份大礼物’的说法”[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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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诽谤联盟称:“大多民权组织批评安提法的策略十分危险,而且欠建设性”[38]。联盟在2017年批评安提法使用暴力等“不可接受的策略”,并警告说这会为右派极端份子提供发掘成员和宣传的材料[38]。联盟在2020年亦特地指出,过去数十年极右团体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凶杀案;相比之下只有一宗凶杀案疑似跟安提法有关[129]。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认为不应把安提法认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因为这会威胁到公民自由[130]。该中心表示虽然安提法参与者“有参与过小规模冲突和刑事破坏”,但与极右翼极端分子所造成的致命威胁相比,“实在显得小巫见大巫”[32]。
在2017年6月,新泽西国土安全与准备办公室认定安提法跟“无政府极端主义”有关[131]。它在2019年改变了看法,称“安提法是一门聚焦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等不公义问题的运动。大多安提法参与者并不提倡或赞同暴力;但该项运动的参与者有著不同的政治取向,当中包含极端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试图采取暴力行为,以推进各自的议程”[132]。《政客》在2017年9月获得了政府内部机密文件,并采访了政府相关人士。结果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皆认为“无政府极端分子”煽动了2016年4月一系列公众集会暴力事件[133]。
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在2020年6月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提到[134],“像安提法般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利用“这种情况推动极端主义暴力议程”[135]。他在2020年7月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供时称,调查局“认为安提法并非一个组识,反更多认为它是一门意识形态”[27]。他后来在9月17日对立法者重申了这一点[59]。此一说法跟特朗普就安提法提出的指控相矛盾,因此使两者关系恶化[59]。美联社报导称,雷“并不否认安提法参与者的问题十分严重”,他表示“联邦调查局已就我们所认定的‘无政府极端暴力分子’进行‘适当的事先调查’”,其中包括对认同安提法的人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认定安提法为一门运动或意识形态,而非“一个团体或组织”[59]。雷继指“美国近年发生了不少由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种族意识形态推动的致命暴力事件”,不过今年“大多致命暴力事件跟反政府分子(比如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有关”[59]。
2020年8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了三份报告草稿,当中没有将安提法视为具有国内恐怖主义风险,反之把白人优越主义评定为“头号风险”,有关级别比起国外恐怖主义组织还要高[33]。
2017年8月29日,民主党的美国众议院政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谴责了安提法参与者在柏克莱市从事的暴力行为[136]。
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和泰德·克鲁兹于2019年7月提出了一项将安提法认定为国内恐怖组织的无约束力决议[137]。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卡顿在2020年6月提倡采用军事力量去平息针对警暴和种族主义的全国性示威,并呼吁部署第101空降师去打击他所认定的“安提法恐怖分子”[138]。克鲁兹指责“安提法示威者组织了这些恐怖行为”[139],呼吁“对安提法等恐怖主义组织进行系统性执法”[140]。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候选人乔·拜登在2020年9月谴责了安提法参与者的暴力行为[55]。他此前曾谴责所有政治派别的暴力行为,认为他们应和平表达诉求[141]。
2017年8月,有人在白宫联署网站我们人民上发起联署,呼吁总统唐纳·川普把安提法正式界定为“恐怖组织”。白宫次年回应指联邦法律内没有机制能把某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142][143][144]。请愿书的起草人及后表示,他起草这篇请愿书的目的在于“把支离破碎的右派势力团结在一起……一起视安提法为攻击对象”[145]。
《政客》在2017年访问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他指自从川普执政之后,两边的极端主义者皆变得更为活跃,相关情况在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以后更为明显。一项内部评估承认,执法者无法完全渗透到“这些去中心化的分散组织”。同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皆在监察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安提法可疑活动[133]。
在2020年5月至6月期间,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指责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当中的暴力“是无政府主义及其他极左派组织以类安提法手段为之”[146],并称“安提法等组织”的行动符合“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147]。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C·奥布莱恩的看法与巴尔相近[148]。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文,指责“安提法等激进左派”参与暴力事件[146][149],及后一再承诺联邦政府会把安提法认定为“恐怖组织”[150][151][152][153]。不过川普并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因为联邦法律规定只可认定某个国外组织为恐怖组织,而安提法并非一个特定组织,而是一场关系松散的运动[154][155][156]。法律专家等人相信,认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将会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正当程序条款[29][30]。马克·布雷称,安提法因“组织关系松散,没有那么大规模引发川普所指责的种种行径”,故不能认定为恐怖组织。此外布雷表示,右派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中试图“将一切怪在安提法头上”,并认为安提法“以白人为主体”,乃属“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暗示他们认为黑人不可能这么大规模地组织起来”[31]。
《国家》杂志在2020年6月2日就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地区中心局的一份内部形势报告进行报导,当中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情报表明安提法参与了”5月31日华盛顿地区的暴力抗议活动[157]。2天后巴尔宣称:“证据显示安提法等极端主义团体,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行为者都有份煽动或参与暴力事件”[158]。不过川普政府没有就此一说法提出证据 [159];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安提法参与者有份参与煽动抗议或暴力,也没有证据表明安提法在示威当中扮演重要角色[27][160][159]。布雷表示,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安提法的一些参与者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抵抗”,但“无法确定确切人数”[31]。截至2020年6月9日,51名被检控者当中没有一个涉嫌跟安提法有关[161]。截至2020年9月16日,没有一个安提法或左派团体被检控方控告跟骚乱有关[89]。
特朗普在2020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指责有一些“幕后黑手”在控制他的竞选对手乔·拜登,他宣称:“这个周末有一辆飞机从某个城市开出,机上全是身穿深黑色衣服,携有装备的暴徒……他们就是掌控街头的那帮人”[162]。特朗普的言论类似于前几个月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虚假讯息——它们都在指责满载安提法参与者的飞机和巴士正准备入侵社区,并称此一行动的幕后黑手为乔治·索罗斯[163][164][165]。巴尔在2天后宣称,他得悉安提法参与者“正在坐着飞机到处走……我们会密切追踪他们”[166]。不过他们俩的说法皆没有证据证明[162]。 路透社报导指:“熟悉官方抗议和逮捕情报的执法、情报和国会官员皆于周二表示,他们手上的事件或报道资料并不能够证实特朗普的轶闻”[166]。
于2020年8月离任的国土安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副部长布莱恩·墨菲(Brian Murphy)在次月发表了一篇吹哨人投诉[167],当中宣称国土安全部部长查德·沃尔夫和他的副手肯·库奇内利指示他“修改情报评估,以使内容跟特朗普总统就安提法和‘无政府主义组织’所发表的言论相符”[168]。2020年9月18日,特朗普公开批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并暗示他可能因就安提法和俄罗斯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所发表的证词而被解雇[169][170][171]。
2020年9月25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美国黑人白金计划”(Platinum Plan for Black America)的细节。根据该计划,安提法及三K党将视作恐怖组织起诉[172][173]。该计划没有提及其他白人民族主义组织,亦不会就极右恐怖主义提出起诉[174]。
研究分析
犯罪学教授加里·拉弗里为了回应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上所发生的事而进行了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了安提法跟恐怖主义的关系。结果在2018年发表,其总结道:“尽管那些事件跟恐怖袭击有著不少共通之处”,但安提法参与者在集会上的行动“并没有包含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要求恐怖主义须具有的所有元素”。尽管它符合“次国家行为者”“行使或威胁行使暴力”,但其欠缺“事件的意向性”,即“行为人有意识计算的结果”。拉弗里亦对“安提法能否视作一个‘组织’”表示存疑,强调“将恐怖主义与安提法等非法暴力区分开来是很复杂的一件事”[175]。
中间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20年6月汇整出一个数据库,当中包含了美国自1994年以来的893宗恐怖袭击[21][176][177]。《卫报》在2020年7月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94年以后没有一宗凶杀案跟安提法或反法西斯主义有关。该报指出,只有维勒姆·范·斯普隆森一人的死跟反法西斯主义有关。他因涉嫌以汽油弹试图烧毁一间美国公司而被警方开枪射杀[21]。相比之下,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极右派人士则在同一跨度内造成了329人死亡 [21]。《卫报》引述了全球反仇恨和极端主义计划共同创办人海蒂·贝里奇(Heidi Beirich)的言论:“安提法不会像右翼极端分子那样到处杀人。两者并不能够等同。我有时会批评安提法在集会上和纳粹打架,以及那种暴力。但我想不出安提法参与者被指参与谋杀的例子”[21]。大力推动CSIS数据库建立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Seth Jones)跟《卫报》说道:“左派暴力从来不是重大恐怖主义威胁……最主要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反政府民兵和少数与布加洛运动有关的人士,他们试图在美国推动内战”[21] 。
CSIS数据库在2020年10月加入了迈克尔·雷诺厄尔(Michael Reinoehl)谋杀亚伦·丹尼森(Aaron Danielson)一案[178]。当调查仍在进行时(2020年9月),布莱恩·莱文指出若雷诺厄尔真有参与在内,那么这将会是近代史上首宗安提法支持者被控谋杀的案件[179]。拉弗里回应指:“这宗案例很可能会纳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成为首宗跟安提法有关的恐怖袭击”[179]。莱文补充道:“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但你也看到Facebook已成为小团体和独行侠们滋生的土壤”[180]。
网络危机研究所及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者于2020年9月发表了一份报告,其表示包括安提法在内的左派份子于“边缘网坛”上分享将警察去人化的迷因、发表暴力言论、协调骚乱活动[181]。美国之音将报告总结为“像安提法般的极左运动即使为去中心化,比起极右运动没那么致命,但亦有能力将和平示威激化至与执法机关的暴力冲突”。据美国之音报道:“司法部没有对任何左翼团体提出与骚乱有关的指控。极端主义专家表示,虽然安提法的确存有暴力威胁,但其程度仍不及极右派团体”。反极端主义计划高级研究分析师乔希·利波夫斯基(Josh Lipowsky)表示:“去中心化的安提法运动不像具组织性的极右团体般那么具威胁性”[89]。
恶搞误传
右派政治家、媒体、活动家皆在宣扬有关安提法为“拥有领导者,兼获得秘密捐款的单一组织”的阴谋论[182][183],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及其在2020年参选时的竞选团队都在宣扬这种阴谋论[32][55][184][185][186]。
2017年8月,虚假的安提法推特帐户开设了一项名为#PunchWhiteWomen(揍白人女性的脸)的照片恶搞活动[187][188]。Bellingcat的研究者艾略特·希金斯发现,该由4chan组织的假安提法帐号,挪用了英国女演员安娜·弗利尔在2007年女性援助组织反家暴活动中,饰演被打女性的照片。照片加入了安提法旗织,并配上以下标题:“投票给特朗普的53%白人女性就该这个样子”。另一张摄有一名受伤女性的照片则配上以下标题:“她选择成了个纳粹,现在是时候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该篇推文亦附有#PunchANazi(揍个纳粹)的主题标签。希金斯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是一次易懂且相当可悲的尝试,但如果白人民族主义团体今后试图发动更为复杂的攻击,我不会感到惊讶” [23]。在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过后,社交媒体亦流传著一张类似的假照片。其原本出自雅典于2009年发生的一场骚乱;在经过网民修改后,便成为一张显示“衣服上面画有安提法标志的人以一面旗子攻击警察”的照片[189]。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过后,网上亦流传著有关枪手就是安提法“成员”的假消息。另一个骗局就是有人以虚假的安提法帐户在Twitter上赞扬枪击案本身[190][191]。还有个吸引不少人的假安提法帐户在发布了一个源自俄罗斯的地理标签后,被Twitter封锁[24]。右派媒体经常将该些虚假的安提法帐户误信为真[22][26]。
2017年10月,有人开始在YouTube上散播针对安提法的阴谋论,称他们计划在下个月发动叛乱或内战。此一阴谋论的推动者有亚历克斯·琼斯、卢西恩·温特里希、保罗·约瑟夫·沃森、史蒂芬·克劳德等极右派人物[192][193][194][195][196]。此一阴谋论以拒绝法西斯主义举办多场反唐纳·川普抗议运动为基础[192][193][194][197]。抗议活动按计划进行,没有造成重大破坏[198]。
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期间,社交媒体亦流传著将要开展安提法活动的假消息,致使至少41个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慌[199]。2020年5月31日,有人以新建的Twitter帐号@ANTIFA_US煽动暴力。Twitter在次日确定它跟白人民族主义组织Identity Evropa有关,于是封锁之[200]。FBI华盛顿外勤办公室表示,示威者在2020年5月31日于华盛顿特区开展示威活动时,一个极右翼团体的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号召极右翼破坏分子袭击联邦探员,对示威者使用自动火器”[157]。保守派新闻机构、支持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用户,以及一堆假账号皆在示威期间散播有关安提法组织前往小城市、郊区、农村社区,预备在那煸动骚乱的假消息[201]。2020年5月到6月期间,拉腊·洛根一再在福斯新闻频道上散播有关安提法的虚假消息,比如发布一份有关安提法作战计划的假文件、把一个笑话当作安提法组织严密的证据[202]。2020年6月,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在《英格拉汉姆视角》上宣称,安提法、Black Lives Matter、共产主义者正一起“摧毁我们的司法制度……把你的财产拿走,交给其他人”,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他们从外部势力那边获得大量资金。朱利安尼此前曾批评经常成为阴谋论目标的乔治·索罗斯,称他为这些团体和示威活动的金主[203]。
2020年6月,某个在华盛顿州福克斯露营的多民族家庭被指参与安提法活动,致使他们受到骚扰,甚至因外人蓄意伐木,而被困在营地[204][205][206]。在科达莲,一群右翼武装自卫队员占领了街道,以回应安提法份子正在前往当地的虚假消息。索诺拉的和平示威者亦因这类型的假消息而受到威胁[207]。在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瀑布,数百名携武器者因相信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空中指挥官所散播的安提法谣言,而汇集在一起[165]。在2020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散布了类似的阴谋论,称那些“身穿深黑色衣服,携有装备的暴徒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以破坏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62]。同月,一个假冒的安提法网站把用户重定向到乔·拜登的总统竞选网站。虽然这明显是“将民主党与安提法拉到一块去的技俩”,但右派人士抓住了这一点[55]。Zignal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安提法活动是有关示威的三大阴谋论之一;其馀两个则为指责“乔治·索罗斯有份参与”和“弗洛伊德之死是假的”[183]。一些反对安提法的声音也是人为操纵的。彭博新闻的纳费萨·赛义德(Nafeesa Syeed)写道:“研究者在关注跟俄罗斯有关的网络活动时,发现一个得到最多转载的连结就是呼吁将安提法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请愿书” [208]。
在2021年1月,极右活动家和特朗普支持者又再一次散播有关安提法的阴谋论,称安提法需为特朗普支持者在特朗普怂恿下所发起的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负责。众议院议员莫·布鲁克斯、马克·伯恩斯(Mark Burns)、卢·多布斯、加州参议院少数派领袖香农·格罗夫、劳拉·英格拉汉姆、迈克·林德尔、 阿拉斯加前州长莎拉·佩林、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埃里克·特朗普、林伍德皆有在散播此一阴谋论[209][210][211][212][213]。众议院议员保罗·戈萨拉是首名错误指责安提法需为事件负责的国会成员[210]。众议院议员马特·盖茨宣称脸部辨识系统公司XRVision已确认闯入国会的人就是安提法份子,但XRVision其后称他的说法“完全错误”[210]。MSNBC的史蒂夫·贝宁将高萨尔、盖茨等人的说法形容为“赤裸裸的疯狂”,展现出认知上的失调。他指出,极右翼暴徒并没有试图隐瞒自己的身份或有多么忠心,随后还得到了特朗普的赞扬[214]。骄傲男孩的领导人在社交媒体服务Parler上,曾透露他们计划穿着与安提法有关的“全黑”服装,“低调地参与”集会,显然是为了将任何暴力事件的责任推给安提法[215]。右翼社交媒体网站TheDonald.win的用户就“安提法需要对此负责”的说法感到愤怒,其中一篇贴文称“看到人们把忍够的美国人的荣耀归功于安提法,真是令人作呕”[216]。在第二次川普弹劾案期间,川普的律师迈克尔·范·德·维恩在参议院上错误地指责“冲击国会案的首批被捕者之一为安提法的领导者”[217]。FBI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安提法参与了暴力冲击[218][219]。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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