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遗产争夺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家、娃哈哈集团创办人宗庆后于2024年2月去世后，其家族旋即陷入一场围绕数百亿人民币资产的遗产争夺纠纷中。这场纠纷不仅揭露宗庆后生前不为人知的多段关系与子女，更打破他长期以来“爱国民族企业家”、“布鞋首富”的朴素人设。

宗庆后遗产争夺事件

日期	2024年12月30日 (2024-12-30)－至今（8个月27天）
地点	中国大陆与香港
参与者	宗馥莉、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

宗庆后的女儿、娃哈哈现任董事长宗馥莉，于2024年12月30日被三名自称是宗庆后的美国籍“子女”，即宗馥莉的“同父异母弟妹”——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法院双线起诉。三名原告要求分割宗庆后在港设立的18亿美元（约141.3亿港元）家族信托基金，并要求验证DNA以确认血缘关系，进一步争夺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价值逾200亿元人民币（约219亿港元）。

这场案件引发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族企业财富传承、公司治理以及创始人个人形象与企业品牌深度绑定等问题的关注。

背景

宗庆后

宗庆后（1945年10月11日—2024年2月25日）是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他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其于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首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富之一^[1][2][3][4]。

宗庆后生前以其简朴、爱国、专一的公众形象广为人知。他常年穿布鞋，因此被称为“布鞋首富”，并对外展现出“一妻一女一身布衣”、生活单纯、一年生活费仅人民币5万元的朴素形象^[5]。他还曾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浙江省党代表^[5]。宗庆后本人也曾表示“企业最怕的就是内斗，所以我就一统天下了”，试图维系家族和企业的稳定^[6]。

多方媒体消息指出，宗庆后不仅在宗馥莉之外还有至少6名非婚生子女^[7]，包括与前娃哈哈高管杜建英所生的三名美国籍“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5][8][9][10]}。据凤凰网引用知情人士透露，宗庆后与宗馥莉的母亲施幼珍于2000年前后离婚，并在2005年前后与杜建英登记结婚，但两人之后也已离婚^[10]。但据财新网援引宗馥莉提供的遗嘱公证书所示，宗庆后未曾与施幼珍离婚^[11]。

宗馥莉

据财新网援引宗馥莉（1982年1月15日—）提供的《独生子女光荣证》，宗馥莉是娃哈哈集团创办人宗庆后与其原配施幼珍的独生女^[6]。自宗馥莉2004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便进入娃哈哈集团工作，并于2007年成立宏胜饮料集团，担任总裁，独立拓展业务^[12]。在宗庆后生前，她被视为集团的明确接班人，并于2024年其父逝世后，正式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职务^[6][9]。

在宗庆后去世并全面接班后，宗馥莉推动一系列被外界解读为“宏胜化改革”的举措，包括关停18家工厂和转移部分商标^[6]。这些行动被一些观察者视为她“清洗杜建英势力”的策略，杜建英是此次遗产纠纷中三名原告的母亲，其名下的关联企业在娃哈哈体系中拥有部分股权^[6][8]。

杜建英

杜建英是本案三名核心原告宗继昌（1989年—）、宗婕莉（1998年—）、宗继盛（2017年—）的母亲^[13]，她曾在娃哈哈集团担任高层及党委书记，与宗庆后之间有数十年的工作与私人关系^[5][8]。1988年，杜建英自浙江大学毕业后加入娃哈哈，成为集团创始阶段的重要成员之一，长期负责进出口等核心业务^[8]。根据媒体报导指，杜建英与宗庆后曾有过婚姻关系^[10]。

2008年，杜建英离开娃哈哈集团，但她与娃哈哈体系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她之后成立多间与娃哈哈有关联的企业，并透过合资方式持有部分股份^[8]。《经济参考报》统计指出，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系”已有超过15家企业停产，而杜建英几乎在这些公司中均有持股。其中，陕西娃哈哈的主要成员包括杜建英与其长子宗继昌；另有消息显示，母子两人曾共同设立7家企业，且大多涉及宗馥莉主导下的停工项目^[8]。

诉讼

2024年12月30日，自称为宗庆后子女的宗继昌、宗婕莉及宗继盛三人（下称“宗氏三兄妹”），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原诉传票，控告宗庆后之女、现任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并将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建昊企业有限公司）列为第二被告，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6]。该案于2025年1月3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内庭进行不公开审理^[6]。宗氏三兄妹申请禁止宗馥莉动用设于香港汇丰银行、以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名义开设的帐户资产。2024年12月，香港高等法院应原告申请，向宗馥莉及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二人直接或间接处理、处置或减少该帐户资产，包括自宗庆后逝世日（2024年2月2日）以来所涉帐户资金及其可追踪收益^[6]。

此外，宗氏三兄妹声称，宗庆后于生前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并承诺每名子女可获7亿美元信托利益^[6][14]。2024年初，该汇丰帐户馀额达18亿美元，原告认为这笔资产属于信托财产^[6]。宗馥莉方面则否认帐户为信托用途，称该笔资金实为拓展东南亚市场的营运储备金^[6]。宗氏三兄妹所提诉讼导火索，来自一笔在2024年5月自帐户中划出的108.5万美元资金，原告声称其为宗馥莉指示转出，涉嫌违反信托安排^[6][14]。

根据英属维京群岛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料，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唯一董事为宗馥莉，其任职资料最后存档日期为2024年3月7日^[14][15]。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亦被法院视为与宗馥莉密切相关的资产持有机构^[14][15]。

除信托基金外，宗氏三兄妹亦于中国大陆提出诉讼，于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宗馥莉（案号（2025）浙01民初123号^[13]），要求确认其对宗庆后所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拥有继承权^[6]。香港高等法院亦命令宗馥莉于七日内履行4项资讯披露义务，包括：提供帐户最新馀额、说明资产转移情况、解释一笔于2024年5月31日前转出的108.5万美元的处理详情，以及提供该帐户资金流动纪录^[6]。该禁制令系依据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M条发出，属于“在没有实质法律程序进行的情况下的临时济助”，目的在于配合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对宗馥莉与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提起的相关诉讼^[6]。

宗馥莉方面则主张，其父宗庆后生前已立下遗嘱，明确由她作为唯一继承人。根据宗馥莉出示的一份2020年遗嘱，其中载明“所有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权利”。然而，该份遗嘱的见证人全为娃哈哈集团内部高层，未见任何家族成员签署，原告律师据此质疑其程序正当性^[6]。此外，原告律师亦提交一份2018年经公证的《非婚生子女权益确认书》，其中载有宗庆后亲笔声明，确认宗氏三兄妹与宗馥莉享有“同等继承权”^[6]。其表示，宗庆后在生命晚期多次于非公开场合表达对宗氏三兄妹血缘关系的认可，并曾向身边人士明确表示，将会妥善照顾三人利益，不会让他们在家族财产分配上处于不利位置^[8]。

根据《封面新闻》报道，原告方向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宗继昌的1989年出生证明，作为血缘关系的初步佐证，同时亦提出申请，要求法院调取宗庆后于2023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诊期间所留下的血液样本，用以进行DNA鉴定，以进一步确认双方的生物学父子关系^[8][9]。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证实，当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介入处理娃哈哈事件^[6][10]。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向宗馥莉发出禁令，冻结其在香港汇丰银行帐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16]。9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暂委法官林展程颁布书面判词，宗馥莉的上诉被拒绝受理，同时批准暂缓资产披露令的申请^[17]。

反应

娃哈哈集团表示事件为宗氏家族内部事务，强调其与公司日常营运无关，并拒绝提供任何官方回应^[8][9][18]。宗馥莉本人截至目前也未公开表态^[8]。

宗庆后之弟宗泽后评论事件称：“本来就与她们两方没什么联系，好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作为老娃哈哈人看她们在糟蹋这块牌子，忍不住说了几句，结果给大家添了纷扰，到此为止^[16]。”

2025年9月，有内部文件显示为解决“历史相关遗留问题”，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决定自2026年销售年度起启用新品牌“娃小宗”^[19]。

评论与分析

《香港01》评论指，宗庆后生前所营造的朴素形象在此次遗产纠纷中，在多段婚姻和多名非婚生子女的披露下瞬间崩塌^[10][5]。评论称，宗庆后“光环散尽，塌房是小事，现在是连坟都被网民喷塌了”^[5]。

中国经济学者盘和林指出，过去娃哈哈在市场上长期依赖宗庆后塑造的“爱国且节俭的企业家”形象作为品牌竞争力的一部分，但在其去世后，这一象征性资产已难以为企业带来原有影响力^[10]。他认为，娃哈哈多年来以“家文化”与民族品牌定位作为核心标签，如今家族矛盾公开化，与先前形象产生强烈反差，对品牌的情感连结构成损伤^[18]。

食品产业观察人士朱丹蓬亦表示，这场涉及遗产与继承的舆论风波对娃哈哈未来发展造成压力，可能进一步影响其销售表现及整体业务规划^[18]。他指出，社会对大型民营企业普遍抱有更高治理期望，若出现家族内部冲突，外界可能视为公司管理不善，进而影响其社会形象与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18]。

《大公报》评论指出，宗庆后家族争产事件犹如一面棱镜，清晰映照出中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交接过程中，当创办人的私人情感纠葛与企业财产的公共属性交织之时，如何妥善处理非婚生子女的财产继承问题，以避免其由单纯的“家务事”演变为严重的“企业风险”。该报称事件不仅揭露中国民营企业在“家族式治理”背后潜藏的制度脆弱性，也提醒业界必须正视从“人治”迈向“法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