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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斯·卢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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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斯·埃梅里·卢蒙巴（法语：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原名埃利亚斯·奥基特阿松博（Élias Okit'Asombo），非洲泰特拉族政治人物，与约瑟夫·卡萨武布并列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卢蒙巴生于1925年7月2日开赛省桑库鲁县，并于1960年出任其首名总理。但刚果于独立后不久后旋即爆发内战，其终于战乱中失势被俘，并于1961年1月17日在加丹加被处决。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被视为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位“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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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帕特里斯·埃梅里·卢蒙巴出生于比属刚果桑库鲁省卡塔科-孔贝奥纳吕阿的一个泰特拉族家庭。他先是在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就读，后来因后来因成绩优异，又进入由瑞典人办的新教学校。直到1954年（即建立世俗教育体系和创办第一所大学的那一年）之前，比利时殖民当局几乎没有发展教育系统，全部交由宗教传教团体管理。学校提供的只是基础教育，目的更多是培养工人而非文职人员，但卢蒙巴凭借自学精神，潜心研读历史书籍。
中学毕业后，他先在南基伍省的一家矿业公司担任办事员，直到1945年。此后，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和斯坦利维尔担任邮政二级职员，并在此期间为多家报纸撰稿。
1954年9月，他获得了比利时殖民当局颁发的“登记证”，这是一种只授予少数本地精英的特殊身份证明（到1958年，全刚果1300万人中仅有217人获此资格[4]）。
在矿业公司工作期间，卢蒙巴逐渐认识到本国的原材料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但同时也发现，那些跨国公司从未让刚果人参与这些财富的管理。于是，他开始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刚果，这使他有别于那些以族群为基础、倾向联邦制的独立运动领袖。[5]刚果历史学家伊西多尔·恩代韦尔·恩·恩齐姆指出：“由于卢蒙巴是泰特拉人，他的‘天然选民’分散在全国各地，这迫使他必须走一条全国统一的民族主义道路。”[6]
他并不主张立即独立，尤其是在意识到比属刚果以及邻近的法属、英属和葡属殖民地的边界都是由殖民列强随意划定之后。他明白，这些人为的界线终有一天会引发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之间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1955年，他创立了“殖民地本地雇员协会”（APIC），并在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访问刚果期间，与其就刚果人的社会处境进行了交谈。
当时负责殖民政策的比利时部长奥古斯特·比塞雷希望推动刚果的发展，尤其是建立公共教育体系。卢蒙巴因此加入了这位部长所属的自由党，并吸引了一批刚果社会名流参与其中。1956年，他以斯坦利维尔“进步者协会”主席的身份，向协会成员散发了一封通告信，在信中他写道：“所有关心我们利益的比利时人都应得到我们的感激……我们没有权利去破坏利奥波德二世那项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们的努力。”[7]不久之后，他与几位刚果知名人士应比利时首相之邀前往比利时访问。
就在这一时期，帕特里斯·卢蒙巴撰写了一本书，题为《刚果——未来之地，是否受到威胁？》。在书中，他主张比属殖民体系应通过和平方式逐步演进，他本人仍然支持这种体系。然而，由于独立进程迅速推进，卢蒙巴没有来得及出版这本书（该书在他去世后于布鲁塞尔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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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独立运动
总结
视角
1956年，卢蒙巴因挪用斯坦利维尔邮政支票账户的资金而被起诉，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因为他经常拿不到工资，觉得自己只是取回应得的报酬。他把自己的违规行为归咎于比利时人的矛盾做法——他们鼓励受过教育的刚果人过上像欧洲人那样的生活，却不给他们相应的物质条件。[9]提前获释后，卢蒙巴重新投入政治活动，并担任一家啤酒厂的销售主管。同年，他还担任斯坦利维尔“进步者协会”的主席。[10]正是在这一时期，比利时政府开始采取一些自由化措施：为筹备1957年的市政选举，工会和政党被允许成立。刚果的政党多由比利时政党资助，而卢蒙巴因其亲比利时的言论和与自由党的关系，被归入自由党友好会之列。
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了战后首届世界博览会，举世瞩目。卢蒙巴等几位刚果人受邀前往比利时参观。然而，他对展览中对刚果人民所展示的那种带有施舍意味、居高临下的形象感到极为不满，于是与比利时自由党划清界限，并与几位政治伙伴开始接触布鲁塞尔的反殖民主义团体。回到刚果后，卢蒙巴于1958年10月5日与加斯东·迪奥米·恩东加拉、约瑟夫·伊莱奥等人一道，在利奥波德维尔成立了刚果民族运动。
1958年12月，卢蒙巴出席了在阿克拉召开的“非洲人民大会”，这次会议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在那里结识了安的列斯-阿尔及利亚人弗朗茨·法农、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以及喀麦隆的费利克斯-罗兰·穆米埃等人——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的破坏性极强，这些现象削弱民族团结，并为新殖民主义的渗透打开了大门。”会议结束后，卢蒙巴已坚定地转向独立立场，被任命为大会协调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1]
回到刚果后，卢蒙巴召开了一场汇报大会，向民众介绍这次会议的成果，并在一万多人面前公开要求独立。他在阐述刚果民族运动的目标时表示，要实现“对殖民制度以及人剥削人的体制的彻底清算”。[11]
1959年，比属当局开始对民族主义运动展开镇压。1月，独立组织刚果人联盟（ABAKO）的集会被禁止，殖民当局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2人，但据部分估计，实际死亡者达数百人。ABAKO被解散，其领导人约瑟夫·卡萨武布被流放至比利时。10月，在斯坦利维尔召开的刚果民族运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宪兵向人群开火，造成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天后，卢蒙巴被捕，并于1960年1月受审，同年1月21日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1]卢蒙巴在1959年被捕与遭受酷刑，以及随后爆发的要求释放他的骚乱，成为揭露比利时殖民镇压的关键事件，也促使国际社会对刚果独立的支持迅速升温。[12]
比利时当局视卢蒙巴为独立运动中激进派的领袖，在将他排除之后，开始与其他独立派代表展开会谈。一次汇集刚果各界主要代表的圆桌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但刚果代表一致拒绝在卢蒙巴缺席的情况下出席会议。于是，殖民当局在1月26日匆忙将卢蒙巴释放，以便他能参加会议。比利时政府原以为可以利用刚果各派之间的分歧，结果却面临着一个出乎意料的统一战线。最终，在“几乎完全即兴的情况下”，[5]它立即同意给予刚果独立，[13]并将独立日期定为1960年6月30日。在这一天的独立典礼上，卢蒙巴发表演讲，公开批判殖民制度，强调独立应通过斗争而非施舍来获得。[14]
1960年5月，刚果（当时仍为比属刚果）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帕特里斯·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选举联盟于下议院的137席取得41席，成为最大党。为维护国家团结，ABAKO领袖约瑟夫·卡萨武布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并根据新宪法的规定，批准由获得最多选票政党提名的卢蒙巴出任总理。[11]由此，卢蒙巴组建了刚果独立后的第一个政府。
1960年6月30日，在刚果独立仪式上，卢蒙巴——此时他已彻底与自由派决裂，并身边聚集了左翼的外国顾问——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谴责自1885年以来比利时殖民统治的种种罪行。这标志着他彻底抛弃了早年温和的政治立场；在他1956年所写的《刚果——未来之地，是否受到威胁？》一书中，他曾仅仅主张为刚果争取自治地位。在仪式上，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发表了带有施恩和父辈口吻的讲话，与总统卡萨武布事先协调一致。然而卢蒙巴并未向国王致意，而是以“致刚果的男男女女，致独立的战士们”开篇。他的演讲旨在从卡萨武布手中赢得政治觉醒的刚果民众的支持，[来源请求]言辞热烈，宣告独立的意义不仅在于摆脱殖民统治，更在于实现非洲的团结，结束剥削与歧视，开启和平、社会正义与自由的新纪元。比利时国王对此深感被冒犯——他自认为是刚果独立的“缔造者”，因为早在1959年1月，他就通过一次广播讲话，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认刚果应当走向独立的比利时人，只是他强调独立必须“既不仓促，也不拖延”。因此，博杜安一度愤而打算提前离开刚果返回布鲁塞尔，但在比利时首相加斯东·伊斯更斯的劝说下作罢。当晚，在比利时与刚果政治人物共同出席的宴会上，卢蒙巴试图缓和局势，发表了一篇更为温和的讲话，强调比刚合作的未来前景。卢蒙巴主张迅速而彻底的独立，这与比利时原本设想的渐进式方案形成鲜明对比。比方说，比方计划中的“30年非殖民化方案”，旨在通过长期过渡逐步放权。[15]而卢蒙巴则认为这种做法只是殖民延续的另一种形式。两种愿景的冲突在独立日的演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博杜安一世谈的是和平过渡与对“比利时功业”的感恩，而卢蒙巴则讲的是摆脱长期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16]
“我们曾经历那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却只能换来连吃饱、穿暖、住得像样、抚养孩子都做不到的微薄薪资。我们曾忍受讥讽、辱骂与殴打——早晨、正午、傍晚都在继续——只因为我们是‘黑人’。我们曾目睹那些因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而被流放者所遭受的惨痛折磨；他们被逐出自己的祖国，命运之悲惨甚至比死亡更甚。（……）谁又能忘记那些枪声下倒下的兄弟，那些被粗暴投入牢狱、只因不愿再屈服于不义、压迫与剥削制度的人们？我们，这些在身心上都承受过殖民压迫的人，如今要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一切，从此结束了。”
——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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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任期
1960年，比加纳独立晚两年后，刚果也召开了一次泛非会议。面对由比利时支持的加丹加省（位于该国南部）分离事件，卢蒙巴谴责联邦制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在‘联邦制’这个词的掩饰下，人们企图让刚果各地的居民彼此对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那些鼓吹联邦制的人，其实是在鼓吹分裂。加丹加的情况，就是一些殖民者在说：这个国家要独立了，而它的财富将会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民族——黑人民族。不，他们说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加丹加国，好让明天是大资本来统治非洲人。”[11]然而，卢蒙巴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很快在刚果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普遍将他的言论解读为反比利时的宣言——而此时比利时官员仍在刚果行政机构的各个层级任职，军队的军官团也仍由比利时人组成，等待培养出第一批刚果本土军官。这种局面导致部分军营爆发叛乱，并迅速蔓延到民众当中，尤其是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一些比利时军官和行政官员被驱逐、殴打，甚至有人被杀害。[17]暴乱波及白人企业，发生了抢劫和强奸欧洲妇女的事件。[18]此后，大多数在政府和企业任职的欧洲人携家人逃离了刚果。2025-10-29[来源请求]
卢蒙巴趁机清除了比利时籍军官，下令将军队“非洲化”，同时将士兵的薪饷提高一倍。比利时方面认为，刚果政府和军队已不再值得信任，无法恢复治安，遂以“保护在利奥波德维尔（位于下刚果的首都）及其他地区的本国侨民”为由，派遣部队进入刚果。在加丹加——这个由强大的上加丹加矿业联盟控制的富矿区——比利时派出九千名士兵，支持该省于1960年7月11日由莫伊兹·冲伯宣布独立的分离主义者。短短十天内，比利时共向刚果派遣了11000名士兵，先头部队是伞兵特种部队。这次军事干预的规模与速度不仅令国际社会震惊，在非洲更是引起了强烈反响。比利时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行动，是因为它作为北约成员，在西德境内从比利时边界一直延伸到“铁幕”的地带，拥有装备精良的军事驻区。借助这一体系，比利时参谋部能够调动一整套部分来源于美国的军事资源，包括飞机、运输部队，甚至海军舰艇——后者还在刚果河口对刚果军队阵地进行了炮击。这一切行动都得到了北约的批准——在冷战正酣之际，北约允许比利时抽调驻德军力以介入刚果事务。[来源请求]
局势已濒临全面冲突，这使刚果危机迅速国际化。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谴责比利时的干涉，并表示要支持卢蒙巴及其阵营。联合国命令比利时撤军，但在接连通过数项相互矛盾的决议后，又放弃了军事干预方案，并将加丹加的局势定性为“内部冲突”。8月12日，比利时与冲伯签署协议，事实上承认了加丹加的独立。卢蒙巴决定采取行动，派军收复该地区。然而，联合国随后又改变立场，出动维和部队强制实施停火，阻止刚果政府军进入加丹加。8月2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份发往利奥波德维尔特工的电报中写道：“我们已决定，将清除卢蒙巴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当前形势下，这一行动在我们的秘密行动中应当获得最高优先级。”[11]
面对联合国的“背叛”，卢蒙巴呼吁非洲团结，并重申了抵抗的决心：“大家都明白，如果刚果死去，整个非洲将陷入失败和奴役的黑暗之中。这再次证明了非洲统一的生命力。这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欲望时，必须拥有的团结，否则我们无法生存。(…)在奴役与自由之间，没有妥协。”1960年9月4日，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通过广播宣布罢免卢蒙巴和一些民族主义部长，尽管他在宪法上并无此权力；次日早晨，他将卢蒙巴替换为约瑟夫·伊莱奥。卡萨武布公开指责卢蒙巴为8月入侵南开赛期间军队屠杀成千上万民众负责，并且批评卢蒙巴支持苏联在刚果的影响。[19]然而，卢蒙巴宣布他将继续执政；刚果部长会议和议会通过决议支持他，随后卢蒙巴以叛国罪罢免了卡萨武布。此外，卢蒙巴还召集了驻斯坦利维尔和开赛省的部分刚果国民军部队前往利奥波德维尔。[20]
然而，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21][22][23][24]利奥波德维尔发生了政变，约瑟夫-德雷西·蒙博托成功上台。新政权得到了卡萨武布和联合国的支持。蒙博托曾是军人，也是刚果亲殖民的前记者，以上校军衔重新回到刚果军队。他立即成立了一个由各领域能干的黑人组成的高级委员会，负责紧急处理刚果当时的混乱局面，涵盖了交通、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10月10日，蒙博托将卢蒙巴、伊莱奥及其部长软禁起来。但卢蒙巴秘密向政治盟友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前往斯坦利维尔，在那里他们组建了由安托万·基赞加领导的地下政府。11月27日，卢蒙巴和他的家人从位于卡利纳的蒂尔肯斯住所逃脱，并试图带着少量护卫乘坐雪佛兰汽车前往斯坦利维尔。他的逃亡直到三天后才被发现。凭借这段时间的提前优势，卢蒙巴认为自己成功逃脱了敌人的追捕，并在途中向支持者发表激动的演讲，这使得他耽误了时间，也为刚果情报部门的吉尔贝·庞戈上尉（负责情报联络）追上他并试图将其捕获提供了机会。经过12月1日于伊莱博的一次失败追捕，庞戈终于成功，并在桑库鲁省的洛迪逮捕了卢蒙巴。随后，他被带回姆韦卡，并被装上飞机送往利奥波德维尔，在那里他被转移到泰斯维尔的阿尔迪军事营地。此时，卢蒙巴被路易·博博佐（刚果军人、曾参与1941年比利时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进攻）领导的军队看押。博博佐得到了那些希望恢复秩序的人们的信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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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及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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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们曾计划将卢蒙巴及其几名支持者转移到博马的欣卡卡萨要塞。但在1961年1月17日，帕特里斯·卢蒙巴和他的两位同志——莫里斯·姆波洛与约瑟夫·奥基托——乘道格拉斯DC-4飞机[25]被押送至加丹加的伊丽莎白维尔，并被交给当地当局。卢蒙巴、姆波洛和奥基托被押往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们被捆绑、羞辱并遭受酷刑，施虐者包括加丹加政要莫伊兹·冲伯、戈德弗鲁瓦·穆农戈、埃瓦里斯特·金巴、基布韦、基滕格，以及比利时人加特和维尔舍尔。当晚约22时45分，[25]他们被一名比利时军官指挥的士兵枪决。据2003年的电视纪录片《中情局：秘密战争》所述，蒙博托在下令暗杀卢蒙巴后，又将其尸体溶解于酸中以销毁证据。[22]除此之外，人们已确定，美国曾试图暗杀卢蒙巴，但计划失败；这项行动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下令执行——据称他误解了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意图。[21][26][27]
2000年，比利时社会学家吕多·德·维特在卡塔拉出版社出版了《卢蒙巴之死》一书，[28]他在书中指控比利时方面应为此案负责，并指出：“正是比利时人主导了卢蒙巴被转移至加丹加、再到他被杀害以及尸体被处理的整个过程。”当时，比利时和联合国都未承认加丹加为独立国家，但一些比利时军官仍在当地任职。次日，比利时特工展开行动，将受害者被肢解后的遗体残骸用酸液溶解以彻底毁尸。卢蒙巴的多名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也被处决，其中包括比利时军人和雇佣兵的参与。冲伯随后散布谣言，声称卢蒙巴是被当地村民杀害的。这一说法激起了农村民众的愤怒与起义，他们在前教育部长皮埃尔·穆莱莱的领导下举起武器，高喊“为了卢蒙巴！”或“穆莱莱之水！”（Mulele Mai）。起义军一度控制了刚果近70%的领土，但最终被由比利时和南非雇佣兵支持的蒙博托军队血腥镇压。
2016年，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在对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展开的调查中查获了一颗牙齿。2020年9月9日，预审法官裁定，这颗牙齿可以归还给卢蒙巴的家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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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比利时为调查此事件而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如此描述当时的经过：
1960年12月1日，卢蒙巴在伊莱博被捕，随后被关押在泰斯维尔。
1961年1月12日至13日，泰斯维尔爆发了一场因经济原因引起的军队哗变。利奥波德维尔顿时陷入恐慌——人们担心卢蒙巴即将被释放并重新掌权。（……）监察官委员会要求卡萨武布将卢蒙巴“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监察官委员会的代表坎多洛以刚果方面的名义，向冲伯总统施压，要求将卢蒙巴移送至加丹加。[30]比利时驻刚果大使迪普雷将此事通报本国政府，并建议道：“你们或许会认为，应当支持这一计划，并敦促加丹加当局配合执行。”[30]
当时，刚果政府与加丹加政府仍在进行谈判，[31]而双方都感到受到卢蒙巴及其支持者的威胁。加丹加政府正遭到卢蒙巴派部队在北加丹加地区的攻击。[32]因此，对卢蒙巴采取联合行动，符合两方的共同利益。
1961年1月17日，刚果政府最终将囚犯卢蒙巴移交给莫伊兹·冲伯领导的加丹加政府。根据比利时调查报告，他在当晚21时40分至21时43分之间被杀害。
冲伯拒绝为卢蒙巴之死承担责任，一方面声称自己对卢蒙巴被转移到加丹加一事毫不知情，另一方面又辩称卢蒙巴是在企图逃跑时身亡的。
关于冲伯的第一项说法，2001年的比利时调查委员会给出了明确结论：“有三份1961年1月18日的声明与冲伯的说法相矛盾。”[33]调查委员会认为，冲伯确实同意了将卢蒙巴转移至加丹加境内的决定。委员会特别引用了一份加丹加当局的官方声明，确认了分离政府已批准这项转移。
关于莫伊兹·冲伯宣称自己未参与卢蒙巴之死的第二项说法，调查委员会指出：“对1961年1月17日当晚事件的细致、完整重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34]但委员会认为，有若干事实可以确认。当日16时50分，载有卢蒙巴的飞机降落。17时20分至20时30分间，卢蒙巴与他的两位同伴被关押在所谓的“布鲁韦兹宅邸”内，“可以确定，他们在那里遭到了看守的虐待，也被多名加丹加部长殴打。”[34]调查报告指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加丹加总统本人可能也参与了施虐……至少可以肯定，他在囚犯被押往行刑地点时，在布鲁韦兹宅邸见过他们。”[34]因此，委员会认定，处决卢蒙巴的决定确实由冲伯作出；此外，还有四名支持加丹加分裂的比利时人参与了处决过程：“警察督察弗朗斯·维尔舍尔、上尉朱利安·加特、中尉米歇尔以及准将松。”[34]“约在21时15分至21时30分，卢蒙巴与他的两位同伴被带到行刑地点。他们被枪决时，冲伯总统及其多位部长在场。（……）卢蒙巴最后一个死去。”[34]
调查委员会指出，比利时政府在反卢蒙巴事务中高度介入，支持加丹加分离运动，并积极推动罢免前总理。甚至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本人也参与其中（在卢蒙巴遇害前），包括给肯尼迪总统写信，反对释放卢蒙巴。[35]此外，一些比利时人还直接参与了卢蒙巴的处决。因此，比利时在前总理下台及遇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委员会认为，决定处决卢蒙巴的责任，直接来自莫伊兹·冲伯及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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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女儿朱丽安娜·阿马托·卢蒙巴（Juliana Lumumba）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要求“将帕特里斯·埃默里·卢蒙巴的遗物归还给他祖先的土地”，并称她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坟墓的流浪英雄，为何没有坟墓来令他能够永恒安息？”[36][37] ，2020年9月10日，比利时法院裁定该国政府须将卢蒙巴仅存的遗骸—一颗金牙归还刚果民主共和国。[38]然而与卢蒙巴谋杀有关的战争罪调查正在进行中。[39]
2021年5月，刚果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克迪宣布接返卢蒙巴的遗骸。他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国会议会会议前发表这历史性的宣言。[40][41]然而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移交仪式被推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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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菲利普国王首次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并重申对其前殖民地刚果的殖民历史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过去比利时的统治描述为“不平等关系的政权”[43][44]，2022年6月22日，比利时政府正式将其唯一遗骸归还给家属[45]。仪式于6月21日至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46]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代表比利时政府就他的国家在处决独立英雄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歉。
随著他的遗体归还，卢蒙巴将在首都金沙萨的一座特殊陵墓中安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全国哀悼三天。葬礼恰逢他著名的独立日演讲发表61周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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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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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位于苏联莫斯科的人民友谊大学被正式更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该校成立于1960年，专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青年共产党员。后于1992年再度更名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2023年又改回帕特里斯·卢蒙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48]
1961年，几内亚建立几内亚武装力量时，其首批学员班以卢蒙巴的名字命名。[49]
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英雄。
1964年8月22日，卢蒙巴主义统一党成立。
1966年，蒙博托·塞塞·塞科将帕特里斯·卢蒙巴封为国家英雄，并将原利奥波德二世大道——城市主要干道之一——改名为卢蒙巴大道，在大道顶端竖立了他的一尊宏伟雕像。[50]1968年1月，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雕像脚下献花，引发了学生们的激烈抗议。[50]卢蒙巴的妻子保琳及子女从埃及回国，被视为全国性事件。每年的1月17日——卢蒙巴遇害之日——被刚果（金）定为公共假日。
作为对卢蒙巴遇害的“惩罚”，莫伊兹·冲伯在1967年6月——当时他的一架飞机被蒙博托派人劫持至阿尔及尔——至1969年6月期间被阿尔及利亚拘押，其死因不明（官方说法为心脏骤停）。
2000年，海地导演拉乌尔·佩克拍摄了一部电影《卢蒙巴》，由艾瑞克·艾伯纳尼饰演卢蒙巴，描述卢蒙巴领导刚果独立运动到遇害的过程，全片在莫桑比克和辛巴威拍摄，2000年在坎城影展首映[51]。2002年，比利时政府正式为帕特里斯·卢蒙巴暗杀事件向家属道歉。[52]
2013年，为了纪念卢蒙巴，卢蒙巴维尔市正式设立。[53]
在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市议会于2018年4月23日通过决议设立“帕特里斯·卢蒙巴广场”，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揭幕——正值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58周年纪念日。[54]
在刚果（金）国内，卢蒙巴被塑造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在国外，他通常被视为泛非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革命家。卢蒙巴的意识形态遗产被称为卢蒙巴主义。与其说这是一套复杂的学说，不如说它是一组基本原则，通常包括：民族主义、泛非主义、不结盟和社会进步主义。蒙博托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刚果的大学生——他们在独立前对卢蒙巴并无太多敬意——在他去世后转而接受了卢蒙巴主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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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的行动
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在卢蒙巴之死中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他们担心刚果会倒向苏联。实际上，在加丹加分离事件期间，由于联合国未回应他请求提供军事援助以结束内战，卢蒙巴曾向苏联寻求支持。
自2007年6月21日起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档案显示，CIA曾策划暗杀卢蒙巴：[21][56]
“1962年11月，一位机密身份人士告知莱曼·柯里克帕特，他曾一度接到理查德·比塞尔的指示，负责一个包括暗杀刚果共和国时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项目。据该人士称，作案方式应为下毒，他提到曾接到命令与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会面，以获取毒药的投放方法。”[57]
这一暗杀计划曾为丘奇委员会所知。委员会指出，选定用于杀害卢蒙巴的毒药实际上从未施用在他身上。委员会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直接参与了卢蒙巴的死亡。[58]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希望铲除卢蒙巴——不一定是以直接暗杀的方式——以防刚果这一非洲巨国倒向共产主义。而比利时则将卢蒙巴及其经济独立主张视为对其经济利益，尤其是矿业部门的威胁。这两个国家支持了蒙博托对抗马伊马伊的战争行动。比利时雇佣兵组织了“奥梅冈行动”，并与比利时伞兵的干预相配合，以镇压基伍地区的马伊马伊抵抗。
卢蒙巴之死之所以逐渐水落石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弗朗索瓦·卢蒙巴的推动。他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依据比利时社会学家吕多·德·维特的研究成果，对不特定人员提出了控告。比利时政府在2002年也承认，其对导致卢蒙巴遇害的事件负有责任：“以当今标准来看，当时政府的某些成员及一些比利时当事人在导致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向卢蒙巴家属和刚果人民表示最深切、最真诚的歉意，为因当时的冷漠与消极中立所造成的痛苦致以歉意。”2011年6月23日，卢蒙巴家族在布鲁塞尔对大约十名被认为参与暗杀的人提起诉讼。[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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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调查
2022年初，比利时司法部门希望结束自2011年6月弗朗索瓦·卢蒙巴因父亲1961年1月17日被暗杀而提起的刑事调查。前刚果总理家族希望获得的不仅是议会调查委员会对比利时道义责任的承认。因此，2022年1月18日，预审法官希望通过查封手段获取议会内尚未公开的相关文件。比利时联邦议会下议院院长埃利亚娜·蒂利厄反对这一查封，这些机密文件随后在议会内被封存。现在，检控院需裁定此次查封行为是否合法。[60][61]
仍然是基于2011年卢蒙巴家族提起的控诉，比利时司法机关以刑事调查形式展开了审理。2025年6月16日，该调查告一段落，联邦检察院现要求在轻罪法庭对相关责任人提起审判，指控内容包括“战争罪”、非法转移战俘、剥夺公正审判权以及施以羞辱性和侮辱性待遇。
在最初被控告的十名比利时人中，只有埃蒂安·达维尼翁仍在世。他是外交官、国务部长、商人及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如今已93岁。在刚果独立及卢蒙巴失势之时，时任实习外交官的埃蒂安·达维尼翁曾被比利时外交部派往该地区。他在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质询中，始终否认比利时当局在卢蒙巴遇害事件中有任何参与。[62]
家庭
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妻子是保琳·奥潘加·卢蒙巴（1937年[63]—2014年12月23日[63][64]），二人共育有六个子女。保琳在丈夫1961年1月17日去世后未再婚，他们的孩子分别是弗朗索瓦、小帕特里斯·卢蒙巴、朱丽安娜、罗兰、克里斯蒂娜（1960年去世）以及居伊（1961年出生，遗腹子）。在被囚禁前，卢蒙巴安排妻子及子女（包括四个婚生子女和弗朗索瓦）离开刚果。他们前往埃及，弗朗索瓦在那里度过童年，并就读开罗法国高中，之后前往匈牙利继续学业。1990年代，弗朗索瓦回到刚果，正值对蒙博托的反叛初期，并创立了一个小型卢蒙巴主义政治组织。尽管该组织影响力有限，他仍积极参与刚果政治，并力图捍卫父亲的理念。朱丽安娜曾在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并投身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居伊在2006年刚果总统选举中参选，但未能当选。自参与政治舞台以来，他致力于在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家族与政治阵营中继续推动接班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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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另见
-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
- 刚果危机
- 帕特里斯·卢蒙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 帕特里斯·卢蒙巴的牙齿
- 约瑟夫·卡萨武布
- 米歇尔·蒙加利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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