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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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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业区，主要介绍现代广州市内，主要的核心商业区、步行街等的发展与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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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截至2002年都会级的商业功能区，在广州有北京路、天河、西关、东山口几个，而区域级商业功能区就有大东门、江南西等13个，还有环市东－天河北中央商务区，和流花会展商务区[1]。
现代广州城中心商圈，主要是以天河、越秀两个建制区为主的双核心结构。天河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发展，延至现代商业（高尚商务）集中地区，主要包括天河北、珠江新城等。而越秀（含东山）为广州传统城市中心，主要商业集中地区，包括北京路至上下九（连接西关）、环市东路（高尚商务）。整个的商业结构主体呈现出双中心空间结构[2]。
整体通商背景
历史上广州作为对外贸易而兴起的港口城市，由秦汉时期（约前226-公元220年），中国大陆的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就以广州为起航站远运海外，又由这里输入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等商品，逐步发展成世界最为著名的贸易大港[3]。而在历代朝廷对外（尤南洋各国）贸易中都占重要地位，与中国大陆腹地的联络比较密切、便利[4]。再到明清时期，由于官府将广州作为主要口岸，甚至实施一口通商，大大强化广州的出入口商品集散中心地位[5]。在16世纪中期以后，朝廷和官僚体制的运作，更是依赖包括广州外贸所大量带来的美洲白银，才得以正常运作[6]。就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大陆的美洲白银，单在广州港口，凭借欧洲各国到广州的贸易，约有9000万镑至1亿镑之间（约折合4亿银元）的输入，占这130年各外贸港输入银元的五分之四[7]。
到1842年南京条约后实施五口通商，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随著上海开埠而转移。而到了英属香港成为自由港后，其更代替广州成为贸易货物的集散地[8]。到中华民国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受第一次世界大战（1912～1936），中日战争等影响而有很大起落，有战事需要的原料、食品的交易会相应增加，而其他贸易品交易就相对大为缩减。而1946年至广州易帜前，由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广州贸易地位仍紧随上海，进口洋货以制成品及消费品为主；出口主要农副产品、矿产原料及半制品。货值此间逐年增加，且递增幅度大，出口货值一直居于民国前三位。到1949年时广州外贸出超达1400多万美元，而入口贸易陷于停滞[9]。
在共和国后的1957～1979年间，当局在当地建立国有外贸企业，以中央计划管理对贸易实施控制。到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局需利用大量外汇，而由专业外贸公司垄断出入口业务，将贸易所得外汇全部上缴中央。而广州外贸当时亦跟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按“计划”进行出口与收购。1979年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而1984年再批准含广州市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将广州市列为“开放、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到1985年，中央批准广州市恢复“国民经济计划单列户头”，令广州市政府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在这个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广州贸易市场的格局，重新有呈现历史上的多样生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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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区变迁
此时广州港为世界著名商港，商业在城市与世界范围有显赫地位，城乡商业发达，使广州城中形成三大商业区。中心是老城区，范围由西向东约由今华宁里至小北路，由北向南约为今越华路至中山路稍南（近今省财政厅）[1]。
宋代广州经济外贸发展，促成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在宋朝300年间，广州城扩建和修缮达10馀次。北宋庆历四年（1045）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次陆续筑起中城、东城和西城，其中西城是为保护新发展商业区而扩建，规模最大，周长十三里多[11]。西城处广州城西南方（南海县境），所在为深水道，外商的蕃舶和蕃坊就处于这一带。西城繁荣景象，以之中五丈多高的“共荣楼”为最辉煌的代表。熙宁四年（1071年）主持修筑西城的经略使程师孟更有作诗〈共荣楼〉咏之：“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南宋后广州城南沿江北岸，也跟著兴起新商业中心。为再加以保护，南宋嘉定三年（1210）广南东路经略使陈岘，在城南外筑东西“雁翅城”（南城）直至海边，东翅长九十丈，西翅长五十丈[12]。
明代官府颁令，禁止外商与商船在广州城范围做贸易，在城南的贸易活动，包括原本活跃的走私活动，很快就此销声匿迹。此时的西关蚬子步，则设立了市舶亭与怀远驿，用来接待外商。到嘉靖五年（1526年），西关南部开凿了河道，商店沿新河一带很快就发展起来，原在新城濠畔街的商户，也纷纷搬去那一带继续生意，带动了西关商业的崛起和繁盛[13]。
1909~1929年时，广州工商业逐步发展，东山以地理优势，成为工商界、归侨和侨眷争先购地造屋的地方，东山、东较场旧营垒（义山）等地成为新兴的居住和商业区[14]。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建立后[15]拆城墙、扩马路[16]，大规模推动城市新建设。1920到1930年代修筑马路的同时，又广建骑楼，时较为现代化的西堤大新公司、城内大新公司等，也采用骑楼式的建筑结构。因此骑楼街成为当时的新兴商业区，大受欢迎，便利市民日常生活与购物对接。时永汉路、一德路、惠爱路、文德路、吉祥路、财政北路、大南路等20几个路段，是广州主要集中的骑楼商业街。而尤其永汉路、惠爱路、一德路、上下九路等主要位置，据统计商户数目就占该区域3成人口[17]。
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广州商业遭到共和国以来第二次、也是最严重的冲击。其中1969年4月各市属专业公司被当局撤销，实行政企合一，商业正常运作受很大影响。而服务华侨的专供侨汇商品的华侨商品供应公司，也在1966年被当局撤销。到了1970年当局提出“闹市不闹”的口号，在备战疏散时大裁撤商业网点或搬迁到城市边缘区，时国营日用品商户被减少115个，下降18％。50多个商户被迁到郊区和市属从化、花县，另更关闭文昌、长寿两个小商品市场。个人商贩和集体商店也被大批裁减，有大批商业从业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18]。
在商业网点被大量裁并后，营业管理跟随国营工业模式趋机械化，如每天定时关门而无法合理服务市民消费需要。四人帮被处理后，营业管理方有灵活改善服务顾客。而广州当时的早市供应问题亦很严重，一个原因就是卖早餐的商户非常之少。在1970年后据统计广州市内，就有60多间饮食档和80多间糕点档被撤销，广大路口和清平路口一带原是食档较为集中，由于被集中裁撤而令这带变得极为冷清。同时期的海珠区党委副书记，大力主导改变与重振全区食档的夜市服务，令食档延长服务时间、增加货品花色品种和提高品质。后期工矿点、居民区、交通干线、车站、码头等地都有恢复商业点供应各种食品。据统计到1979年初，广州市饮食行业的早餐供应点由480多个增加到550多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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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外界广州市民有流行如此说法：“不到南方大厦，不算到了广州。”而附近的人民南路、十三行商圈就是当时外地客所认知的中心商业区域。后期上下九、北京路相继建立步行街，重新扩大本地和外地来客的商业消费选择。时广州城市开发需求，随著经济重振而逐步升温，东移开发空间成为政府的著眼点，沿环市东路跨过天河立交的土地，被选中为新开发中心。1998年天河城广场正式开业以来，天河路商圈逐步成型，千禧后成为广州的第一商圈[20]。
规划发展
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大力推动广州的市政建设，同时规划了中心商业区，将惠爱路、上下九路与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作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在此计划中，建成了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话当时的分布格局，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布满商铺，平均数字是每50个市民就有一间商店[21]。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1958年开始大幅裁撤商业网点，专业街特点逐步消失。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建设工业区为当局重点方向，而商业区方面发展，有1960年代在员村工业区的“员村一条街”配套工程，以服务产业工人为主[22]。1979年后各色商业区重新发展，层次呈现扩大与多元化，主要商业区分别出现在城市市区中心与交通集散中心，而分区中心与社区当中亦有形成更多的商业中心（群）[22]。
千禧后城市主推经济改变，当局因应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的（税费收入）需要，著眼于打造多个大型产业中心，以高新科技、金融服务业、商务投资等为主。而由此主要在白云、天河、番禺等地区，重点在如白云新城、珠江新城、南沙新区等主推产业中心区，打造所附属的商圈（商务配套），并以对粤港澳的知识技术、人力、资金等的再配置和使用[23]，实现北京中央所主打的产业转型升级工程的目标[24][25][26]。
现代商业分区
- 时尚与流行文化商业旺区：
- 其他主要商业圈：
- 岗顶商圈
包括天河区岗顶一带和石牌东路与天河路交界段一带，华南地区最主要的电脑以及电子产品和耗材交易市场 - 站西路以及火车站一带服装批发商业区
- 海珠广场—一德路海味以及玩具批发商业区
- 布匹交易市场商业圈
位于新港西路与东晓南路一带
- 岗顶商圈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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