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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保卢斯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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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保卢斯（德语：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或译为保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一名陆军元帅。他率领德意志国防军第6集团军参与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战斗以国防军的灾难性失败而告终，苏军将德军包围在城内，这场战役导致了轴心国联军约伤亡841,000人，其中第6集团军被成建制消灭，265,000名官兵被俘。
保卢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他被认为是一位有前途的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晋升为少将。保卢斯参加了对波兰和低地国家的入侵，之后被任命为德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以此身份，保卢斯帮助策划了对苏联的入侵。
1942年，尽管缺乏野战经验，保卢斯仍被任命为第6军团司令。他率领部队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但在随后的苏军反攻中被切断并包围。阿道夫·希特勒禁止突围或投降，然而空军的补给杯水车薪，德军的防御逐渐被削弱。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被希特勒晋升为陆军元帅，希特勒他向幕僚宣称，德国陆军元帅是没有被活捉的先例的。希特勒寄希望保卢斯自杀[1]，但是未能如愿，当日，保卢斯率领幸存的第6军团官兵向苏军投降。
战争中被苏联囚禁期间，保卢斯成为纳粹政权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并加入了苏联资助的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1953年，保卢斯移居东德，从事军事历史研究。1957年他在德累斯顿逝世，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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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保卢斯在普鲁士王国的黑森-拿骚省布赖特瑙出生，为一教师之子，其父曾经设法为保卢斯取得海军军官学校的学位，但并不成功[2]。其后，保卢斯被送往上黑森的马尔堡大学短暂修读法学，但他在不久也被淘汰了。屡遭挫折的保卢斯只好在1910年2月进入第111步兵团充当候补军官。他在1912年7月4日与罗马尼亚贵妇埃列娜·罗塞蒂-索列斯库（Elena Rosetti-Solescu，1889-1949）结婚，后者是他在第111步兵图一名战友的妹妹。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 奥尔加（Olga，1914-2003），嫁给了保卢斯的副官阿希姆·冯·库申巴赫（Archim von Kutzschenbach，1904-1944），在巴登-巴登逝世，享年89岁
-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918-1944），参加了德国国防军，在安齐奥战役中阵亡。
- 恩斯特·亚历山大（Ernst Alexander，1918-1970）， 弗里德里希的双胞胎弟弟，参加了德国国防军，一直和母亲在西德生活并活到了战后。1970年6月19日在杜塞尔多夫自杀。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卢斯所属的第111步兵团为西线战场的主力。而他于1914年秋在法国的孚日和阿拉斯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战斗，但不久后就因为疾病而撤回[3]，并于南线的马其顿中作为军方办公人员。直至战争完结，他已经晋升为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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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后，保卢斯成为自由军团的一名旅副官。他被选为威玛国防军中仅有的4,000名军官之一，国防军是凡尔赛条约规定的100,000人。他被分配到斯图加特的第13步兵团担任连长。十多年内（1921–33年），他担任过各种工作人员职位。20年代，作为魏玛共和国与苏联为逃避凡尔赛条约而进行的军事合作的一部分，保卢斯在苏联莫斯科进行了客座演讲。
后来保卢斯在1935年10月被任命为装甲司令部参谋之前曾短暂指挥过一个摩托化营（1934-35年）。这是一个在奥斯瓦尔德·卢茨领导下的新编队，负责指导德国坦克部队（Panzerwaffe）的训练和发展。在1939年，他更获晋升为少将。
二战生涯
保卢斯在1939年成为了德国第10军团的长官。1939年9月1日，德军正式入侵波兰第二共和国，波兰战役的爆发标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保卢斯的第10军团曾先后参与对波兰、比利时、法国三国的战斗（在后者两次的战斗时，第10军团已易名为德国第6军团），这使得他累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这是日后他担任东线要职所不可或缺的。1940年9月经陆军总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推荐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第一军需总监）。
1941年12月在其上级，南方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赖歇瑙元帅（赖歇瑙在次年1月17日突发心脏病逝世）的推荐下他被授予第6军团指挥官一职。其后第6军团被派往东线加入德苏战争，并委以参与史达林格勒战役。
在史达林格勒战役这段时间内，他一直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来调整兵力，即使后来被敌军包围也是如此。由于希特勒过度分散兵力，使得对史达林格勒作战的第6军团并不能得到集中的火力支援。此外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突围之建议得不到希特勒及保卢斯本人之执行，也导致了第6军团被重重包围。再加上史达林格勒军民收到史达林的指令死守该城，都使得德军在突击及进攻上损失惨重。
1943年1月7日，红军顿河前线指挥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宣布停火，并向保卢斯的士兵提供慷慨的投降条件：正常口粮、伤病员的医疗、允许保留他们的徽章、勋章、制服和个人物品。作为交流的一部分，罗科索夫斯基告诉保卢斯，他处境艰难。保卢斯向希特勒请求投降。尽管第6集团军明显处于无法维持的境地，但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拒绝了保卢斯的请求，并表示：“投降是不可能的。军队坚持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前线的帮助就越大，并会把俄罗斯人拉走。从它分裂。
1月25日，在苏军猛烈攻势冲破斯大林格勒最后一个紧急机场后，苏军再次向保卢斯提供投降的机会。保卢斯再次通过无线电向希特勒发出请求。告诉希特勒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保卢斯强调他的士兵没有弹药或食物，他不再能够指挥他们。他在给希特勒的电报里这样写：
部队没有弹药或食物。 有效的指挥不再可能。18,000名伤员没有任何补给、敷料或药品。进一步的防御毫无意义。崩溃不可避免。部队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剩馀部队的性命。
希特勒再次当即拒绝了保卢斯的请求，命令他死守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回复：
投降是被禁止的，第6军团将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最后一轮，以他们的英勇坚忍，将为建立防御战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做出令人难忘的贡献。
如果第6军团突围撤出的话，深入高加索地区的整个A集团军群便会被切断后路，所以第6军团只能作为牵制苏军的堡垒坚守。对于1942年的南俄局势，曼施坦因这样回忆：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4]。
1月30日，保卢斯通知希特勒，他的部下离崩溃只有几个小时了。作为回应，希特勒通过无线电对保卢斯的军官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宣传，以鼓舞他们的士气并增强他们坚守阵地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他将保卢斯提升为陆军元帅。在决定提拔他时，希特勒注意到没有普鲁士或德国陆军元帅投降的已知记录。言外之意很明确：保卢斯要自杀。希特勒暗示，如果保卢斯允许自己被活捉，他将使德国的军事历史蒙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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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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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卢斯一度向希特勒要求允许投降苏联，以拯救麾下将士的性命。希特勒不但不应允，反而将保卢斯晋升为“德意志陆军元帅”，德国史上从来没有元帅投降，希特勒暗示保卢斯战斗到死或者自杀。保卢斯选择生存，并在1943年1月31日向苏军投降，他表示：“既然升我为德国元帅，我就没有必要为了那个奥地利的下士（希特勒）自杀”。在保卢斯副官威廉·亚当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1943年1月31日——早上7点。天还黑着，但天已经不知不觉亮了。保卢斯睡着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能够摆脱让我如此沮丧的思想迷宫和奇怪的梦境。但我不认为我在这种状态下停留了很长时间。有人敲门时，我正要安静地起床。保卢斯醒了，坐了起来。那是总部的指挥官。他递给上将一张纸说：“恭喜你。陆军元帅的军衔已授予您。今天早上很早就收到了派遣——这是最后一个。
人们不禁觉得这是自杀的邀请。但是我不会帮他们这样的忙。保卢斯看完电报后说道。施密特继续说道：“与此同时，我必须通知你，俄罗斯人已经到了门口。”说完，他打开了门，一位苏联将军和他的翻译走进了房间。将军宣布我们是他的俘虏。我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
“准备出发。我们将在9点回来接您。你会去你的私人汽车”苏联将军通过他的翻译说。然后他们离开了房间。我带着公章，我为我最后的公务做准备。我将保卢斯的新军衔记录在他的军事文件中，盖上印章，然后将印章扔进炽热的火中。
地窖的正门被苏联士兵关闭并把守。一名警卫队长允许我和司机出去准备汽车。爬出地窖，我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几个小时前还在互相射击的苏联和德国士兵现在静静地站在院子里。他们全副武装，有的手里拿着武器，有的肩上扛着武器。
我的天，这两者的反差太大了！德国士兵衣衫褴褛，穿着浅色外套，脸颊凹陷，没有刮胡子，看起来像幽灵。红军战士神采奕奕，穿着暖和的冬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些事件使我许多个晚上无法入睡。红军战士的出现似乎是象征性的。9点整，第6集团军司令部指挥官抵达，将战败的德国第6集团军指挥官及其参谋部带到后方。向伏尔加河进军已经结束。”[5]
1943年2月2日，第6集团军余部投降。得知保卢斯“投降”的消息后，希特勒勃然大怒，发誓不再任命其他陆军元帅（事实上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他又任命了另外七名陆军元帅）。谈到保卢斯的投降，希特勒告诉他的幕僚：
在和平时期的德国，每年约有18,000或20,000人选择自杀，即使没有处于这种境地。这是一个看到他的50,000或60,000名士兵勇敢地为自己保卫到底而死的人。他怎么能向布尔什维克投降呢？！
保卢斯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反对自杀。据马克斯·普费弗将军所说，保卢斯在被俘期间说：“我无意为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开枪自杀。”另一位将军告诉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公共和秘密警察组织），保卢斯曾告诉他自己晋升陆军元帅的消息，并说：“这看起来像是在邀请他自杀，但我不会帮他这个忙。”保卢斯还禁止他的士兵站在战壕顶部，以免被敌人射杀[6]。
在投降前不久，保卢斯在最后一班离开他的位置的飞机上把他的结婚戒指还给了他的妻子。自1942年以来他就没有见过她；他今后也没能再见到她，因为她于1949年去世，而此时他仍在苏联被囚禁[7]。
保卢斯的投降及德军在史达林格勒的退潮，德军的战略主动权逐步消失，以此成为苏德战场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转折点。此后的三年苏军一路向西反攻，解放了被德军战领的区域并横扫东欧的各个轴心国，德国最后1945年4月16至30日的柏林战役战败，最终于5月7日正式向盟军投降，二战欧洲部分彻底结束。保卢斯也以战俘的身份送往同盟国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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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生活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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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保卢斯在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1953年获释，并到民主德国定居。之后他在德勒斯登担任检察官。[8]
1953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保卢斯于1954年7月2日在西方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题为“关于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他在文中缅怀一个多月前逝世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并批评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的政治领导人造成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
我特别想到古德里安将军，他过早地去世了，我和他特别亲密，作为装甲部队组织的参谋长，我们一起执行一项任务。也许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10多年前——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总体上知道，通过他的著作，他有多大的责任感，他是多么焦躁地拒绝与联邦总理的欧洲防务保持一致社区政策。无论如何，他是统一和主权德国的捍卫者。大家都知道，我国曾经有伟大的军事专家，闻名于世，如克劳塞维茨、老毛奇、施利芬等。当然，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坚持不懈地冷静地评估了德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为一般性的战略和战术制定了原则和立场，这些原则和立场适用于德国将处于战争状态的特殊情况.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想知道，毫无疑问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德国为何会在两次战争中被打败。这个问题不能用军事术语来回答。对此负责的政府都将其武装部队置于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即使是最好的军队，当它被要求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也注定要失败，也就是说，当它被命令去反对其他民族的民族生存时[9]。
他还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并呼吁德国人和法国人和解：
今天的美国政策称自己为“强权政治”。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尤其具有指示性。我们因奉行现在正在培养的暴力和雷击政策而受到惩罚，我们知道这让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德国人已经看到，在20世纪，强富国家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推行的“强权政治”注定要失败。这项政策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能够扼杀其他民族的民族意志，粉碎他们的独立。但是，仅仅因为一个大国美国依靠这一地位，它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屈服并支配其他国家，因此认为国家时代已经结束是一种误解和危险的想法。与东西方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我们的民族生存至关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是时候一劳永逸地埋葬我们继承下来的宿怨和许多争端了。这两个民族必须搁置他们之间的所有冲突，尤其是因为德法关系是美国人控制的危险链条中的一环，美国人将一个欧洲人民与另一个欧洲人民对立起来，并利用他们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9]。
最后，他支持前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呼吁改善西德与东欧集团之间的关系，同意布吕宁对西德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公开亲美政策的批评，并表达了他对德国统一的希望：
布吕宁总理对阿登纳总理对西方的僵化定位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实际上反对欧洲发展委员会和波恩公约。像许多西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样，他赞成利用最微小的机会与东德谈判。因此，另一位著名且经验丰富的德国政治家强调，EDC协议的最终实施对德国民族来说是危险的。任何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受美国影响的阿登纳博士强烈反对利用与东方人民恢复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机会。
作为一个前军人和一个军团的指挥官，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和我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走任何形式的发展和巩固道路。东西方的关系。只有我们德国人才能决定德国的未来。
当我说我们德国人必须首先关注德国的统一和独立，关注我们国家重要的民族权利的确认时，我意识到这样我们才能最好地为和平事业、国际缓和与和解服务人民之间。我们想要良好的关系德国人民和其他尊重我们民族权利的人民之间。这是欧洲集体安全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幸福未来的先决条件。重新统一的德国与两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不仅不会破坏欧洲的和平，而且为普遍繁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9]。
1953年至1956年旅居东德德累斯顿，任东德军事史研究所文职主任。1956年底，他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并且变得越来越虚弱。几个月后，他于1957年2月1日在德累斯顿去世，享年66岁，此时距离他在斯大林格勒投降计14年零一天。作为他最后遗嘱的一部分，他的遗体被运到西德的巴登-巴登，安葬在他的妻子旁边[10]。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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