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最后的女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最后的女孩（英语：The Final Girl）或译为幸存的女孩[1]，是一种常见于恐怖电影中的角色原型与电影比喻[2][3]。该术语由电影研究学者卡洛·J·克洛弗提出[4]，她在分析自1960年代后期起大量涌现的美国恐怖电影时，发现了其中的共同叙事结构：这类电影普遍描绘一位纯真的年轻女性，在与男性杀人魔对决后成为最终幸存者。[5]
背景
美国的恐怖电影自1910年上映的短片《科学怪人》开始便持续制作，但真正促使此类型电影大量兴起的，是1960年亚佛烈德·希区考克执导《惊魂记》的全球性成功。此后，越来越多制片人投入恐怖电影制作。1970年代以降，恐怖片的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一种强调暴力与惨剧描写的子类型：砍杀电影的成形[7]
1978年，低预算仅约32万美元的《月光光心慌慌》创下750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成为杀戮电影人气奠基的关键作品。与其同期的作品如《德州电锯杀人狂》与《隔山有眼》，以及1980年代的《十三号星期五》和《猛鬼街》，都推出了多部续集，成为该类型电影的代表作。这些电影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复杂的剧情或精湛的演技，而是以视觉上的残酷与猎奇为卖点。其故事多数沿用雷同的情节与角色设定。正因为题材简单且被视为庸俗，这类作品长期未被电影研究与评论界重视。然而，基于其在观众间持续的强大吸引力，一些学者开始将这类电影视为反映现代美国社会病理的镜像，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学者卡洛·J·克洛弗最初是一位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训练，并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世纪文学学者。[5]。她在中世纪文学领域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与著作，并因此获得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的肯定。其后，克洛弗转向电影研究，曾任职于瑞典电影研究所，随后进入柏克莱分校任教。在广泛调查当代美国电影的过程中，她逐渐对恐怖电影产生浓厚兴趣。作为中世纪文学专家，克洛弗认为该类文学的显著特征包括“公式化的叙事重复”、“作者缺席”，以及“由读者或听众主导的叙事模式”[5]。她认为现代美国电影，特别是恐怖类型亦呈现出类似结构。凭借其擅长结合文本分析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克洛弗对恐怖电影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最后的女孩”这一概念。[5]
Remove ads
定义
克洛弗最早于1987年发表的论文〈她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Her Body, Himself）中提出“最后的女孩”（Final Girl）的概念。[8]该概念后来收录于她于1992年出版的著作《男人、女人与电锯：现代恐怖电影中的性别》中。[9]克洛弗对1960年代至1980年代末所制作的大量恐怖电影与杀戮电影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与分析，并从中归纳出多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与角色设计上的共同特征。根据她的观察，现代美国恐怖电影通常具备以下要素：
- 凶手几乎全为男性，仅有极少数例外；
- 他们往往在性方面具有冲突或压抑，并因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而受到深刻心理创伤；[10]
- 虽多数凶手为人类，但有时亦会变形为鲨鱼、青蛙或鸟类等非人类存在；[10]
- 男性被害者的杀害场面通常极为简略，而女性受害者则常被以特写镜头处理，细致呈现其痛苦与恐惧；[11]
- 许多遭杀害的女性角色皆具吸引外貌与奔放性格，其中多数在从事被视为不道德的性行为后即被杀害；[8]。
- 凶手鲜少使用枪枝等现代武器，反而多以刀、斧、冰锥、锄头等冷兵器作案；[12]
在这些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叙事中，最终存活并成功逃脱的角色，往往是一位年轻、天真且坚韧的女性。克洛弗将这类角色称为“最后的女孩”，并认为这是现代恐怖与血腥杀戮电影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
Remove ads
“最后的女孩”自故事开始便已登场，与其他接连遭杀的朋友不同，她是唯一能察觉危机征兆，并开始预测未来走向的角色。[13]根据克洛弗的分析，“最后的女孩”通常具备以下特质：
克洛弗之所以关注“最后的女孩”概念，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她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长期兴趣。在她之前，如萝拉·穆维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电影观点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其本质乃是“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机制。男性观众会将自身情感投射至银幕上的男性角色，并透过这些角色的视角观看女性角色。借由这样的观看模式，电影作为叙事装置，便成为一种反复凝视与支配女性的结构。[15]在这样的架构中，男性角色通常被塑造成自主、果断的行动者，而女性则处于被观看与被评价的位置。直到1980年代前期，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大致上仍维持此种看法。
然而，在杀戮电影中，尽管观众群主要为年轻男性，电影前半段所施加暴力的凶手往往缺乏传统理想中的男性特质（甚至在某些作品中暗示其性无能），而电影后段击败杀戮者并存活下来的“最后的女孩”，则是一位坚毅、独立的年轻女性。观众在观影初期可能以杀戮者的视角，体验对女性施暴的恐怖与施虐式快感；但随著叙事进展，观众逐渐转而对女性的反击与最终胜利表示喝采。[14]这种观看立场的转变呈现出一种传统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难以完全解释的性别混乱与颠覆。克洛弗正是基于这种结构性张力，进一步探讨血腥杀戮电影与“最后的女孩”的叙事与文化意义。
针对这种性别扰动如何在杀戮电影中发生，克洛弗提出一套分析模型，其核心架构深受当时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影响，并采用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方法。依据她的观点，杀戮者的不稳定与变态特质象征“女性化男性”：一种无法发声、脆弱、如同孩童般的性别形象。相对地，“最后的女孩”虽然是女性，但其所展现出的行动力、判断力与理性，则构成一种“男性化女性”的形象。换言之，她被视为一种具备双性特征的角色。[16]克洛弗将从杀戮者的暴力逐步过渡到“最后的女孩”的反击，定义为一场“性别认同的游戏”（gender-identity game），此一叙事进程揭示了性别边界的模糊与叙事主体的转移——从“女性化男性”过渡至“男性化女性”。[16]
在阿尔弗雷德·希区考克的《惊魂记》中，主角贝兹透过与母亲之间的双重人格关系完成了由男性向女性的转换；而在当代血腥杀戮电影中，性别交换的形式则转而由“对女性角色的再性别化”（regendering）所实现。当这种性别交换完成后，故事也随之结束。克洛弗指出：“当‘最后的女孩’完成阳具化（phallicized）之时，叙事便戛然而止，恐惧也宣告终结。天将破晓，社会秩序将恢复原状。”[17]
Remove ads
克洛弗未明确解释此类作品为何在美国大量出现，但她指出，这现象或许与1960年代后半在美国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关。该运动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规范与性别角色，使许多无法清晰表达自身困惑的男性，将其内心的恐惧投射到此类电影中[18]。此外，克洛弗对于杀戮电影中对年轻女性施以执拗暴力的起源亦有所探讨。她指出，1914年由珍珠·怀特主演并于国际间取得成功的连续剧《波琳的苦难》可视为最早以“女性不断遭遇危险”为卖点的电影之一[18]。
至于此类叙事结构的历史则更为久远。克洛弗认为，这类传统可追溯至维多利亚时代的“鞭打文学”，以描写女性遭受鞭打等残酷情节为主要卖点的文学形式，并可视为现代血腥电影的前身[18]。
案例
克洛佛的论文发表后，“最后的女孩”的概念逐渐引起电影研究领域以外的广泛关注，并在大众媒体中被广泛引用。美国的影评人所举出的代表性“最后的女孩”角色包括以下几例：[19][20][21][22]
Remove ads
另见
- 阿尔弗雷德·希区考克的女性形象
- 恐怖电影中的性别
- 遇险少女
- 女性主义电影
- 电子游戏中的性别表征
- 尖叫女王
- 定型角色
参考来源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