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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
楊俊在臺灣的展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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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是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间，先后于中华民国台北市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的艺术展览。展览由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馆长芭芭拉·史坦纳和艺术家杨俊共同策划。其中以群集式个人艺术展的方式解构，模糊个展与联展的定位，并邀请其他参与展览的重要环节者、及其他艺术家共同展出。展览名称“三个场域”是指先后在台北市三个意义、体制与功能相异的艺术场域展出，三种版本分别有著各自的独特脉络和相应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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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览的概念延续杨俊先前在韩国首尔善宰艺术中心举办的个人回顾展“总观视角”（Jun Yang: The Overview Perspective），及在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艺术家，作品，展览”（Der Künstler, das Werk und die Ausstellung）。其进一步思索加诸在艺术家及其作品上的期待，并让展览本身变成一个论题。杨俊还试图讨论场域彼此之间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在这次展览中，杨俊展出的许多作品大量使用观念艺术的创作方式作为表现手法。
这次展览引起许多艺术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与讨论，但也得到当事人占尽资源、举办方式不当等批评。2021年7月30日，针对展览筹备过程一度遭到取消，杨俊在社群媒体平台发表长篇文章，公开批评现任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骆丽真“不适任”。隔日，台北当代艺术馆发表声明表示相关事件为行政疏失，并对相关人员做出行政处分。其后台北当代艺术馆前任馆长潘小雪、现任馆长骆丽真均发表声明回应，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和台湾视觉艺术协会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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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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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7日，旅居台湾的奥地利艺术家杨俊向台北当代艺术馆提案，计划在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艺术展览[1]。5月30日，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潘小雪主持谘询委员会议，该展览未被推荐列入2020年及2021年的安排[1][2]。6月7日，杨俊与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潘小雪、关渡美术馆馆长黄建宏召开会议，三方共同协议档期，确保时间重叠以传达概念[1]。10月7日，在得知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人事变动后，杨俊询问是否影响展览，馆员回复展览已在排程[1]。
11月1日，经台北市文化基金会遴选会议通过，台北当代艺术馆新任馆长骆丽真到任[1][3]。在与潘小雪交接活动资料时，骆丽真被交付的台北当代艺术馆规划未包含杨俊的展览[1][2][4]。由于潘小雪已经规画2020年的活动，骆丽真启动台北当代艺术馆空间提升计划，并按时程进行20周年规划[1][2][4]。不过当骆丽真要推动新年度的展览安排时，展览组回报已与杨俊经由电子邮件讨论至执行阶段[4]，且应允高出平常的展出经费[1][2][3]。到了12月11日，在与潘小雪讨论后，骆丽真决定由展览组通知杨俊取消展览[1]，并请其另寻场地[4]。
杨俊认为原洽谈筹备的展览，是因骆丽真上任才被取消[2]。12月13日，双方首次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会面，杨俊决定诉诸法律途径[2][3]。12月31日，台北当代艺术馆收到律师函，认为杨俊有展出权利并要求履约[1][2]。台北当代艺术馆认为该展览未获谘询委员推荐、前馆长潘小雪授权，亦未签署契约，属于磋商阶段[1][2]。2020年2月15日，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黄文彦介入，与杨俊、骆丽真等召开协商会议[1][2]。最后方案确认举办杨俊的展览[1]，展出日期缩减一半[2][3][4]。原先300万元展览经费，由台北当代艺术馆承担250万元[3][4]。
不过杨俊认为台北当代艺术馆与骆丽真仍屡次以行政抵制、拖延计划[2]。而骆丽真首次参加展览筹备的网路会议时，杨俊反对其在列[1][2]。骆丽真将行政统筹交付副馆长张玉汉处理，持续执行杨俊的展览、教育推广活动、及各项行销等项目[1]。台北当代艺术馆也调整20周年空间及展览活动的工作时间与档期[2][4]。由于认为此次事件是馆员处理展览时的行政疏失产生纠纷，台北当代艺术馆在经行政调查后，对相关人员做出行政处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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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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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的展览概念始于杨俊在2018年时，于韩国首尔善宰艺术中心举办的个人回顾展“总观视角”（Jun Yang: The Overview Perspective）[5][6]。该展览是作品的总梳理，用回溯和内省的角度关注“回顾”对艺术家的意义[5]。延续该思想轴线，在2019年于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的展览“艺术家，作品，展览”（Der Künstler, das Werk und die Ausstellung）[6]，将主体内省从个人转移到体制机构[5]。其中探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意义与期待，并让展览变成论题[5][7]。
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展览“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是其第三个个人艺术展[8]，进一步扩充过去的思想[5]。相较于过去两个个人艺术展，杨俊在展览中首度尝试将作品与概念，分散至台北市的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三个意义、体制与功能相异的场馆[5][7][8]，期望刺激大众思考不同展示场所对于艺术家、艺术品及阅听人产生的影响[9]。杨俊还希望分析与探索“个人艺术展形式”的可能性，挑战艺术机构场域展示艺术家作品与执行展览的惯有方式[10]。
其中“杨俊”二字在展场频繁出现，阅听人不断从作品标题及形式与“杨俊”接触，并建立“杨俊”是拥有跨国经验、及深厚人脉的艺术家形象[8]。当阅听人阅读展场这些艺术品时，会在思绪里形成不同画面、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使“杨俊”由抽象发散的概念转换成具体饱满的形象，进而让杨俊“存在”于世界上[8]。杨俊也有意透过作品的陈列安排，强调展览专案、记忆与合作关系[8]。这些横越国界的多元文化经验、及在各个社群之间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样被赋予所谓“存在”的意义[8]。
在TKG+ Projects则展出有版次、可复制的作品或部分物体，完整的作品则出现在两座美术馆[9][10]。对于画廊作为限量奢侈品商店[9]，杨俊放大与模糊艺术品与商品在交易的不同及稀缺性[10]。他还刻意不在作品上签名，拒绝被明星化、被品牌化操作，抗衡画廊商业操作的机制，反思该动作加诸艺术品的市场价值[10]。对于艺术机构呈现展览、艺术家时总会附上“艺术杂志”报导及学术研究，也成为杨俊希望讨论的议题[7]。其中他为了展览制作厚度、形状、形式有如艺术杂志的书籍，内容4万馀字[7]。
在“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中，杨俊在现场透过许多作品组建出整体的意义[10]。而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其大量地使用观念艺术的创作方式作为表现手法[8]。当中透过物体、表白、图像等展演，导致“杨俊”变成一种符号[8]。在其刻意安排之下，展览中出现的书信、报纸、记录思想过程的摄录、及影片中出现的表白等，这些物质、文字与声音媒介同时是作品与创作过程，并作为其“存在”的证明[8]。而在艺术品展现自我与关怀社会的角度部分，杨俊则认为商业是无法离开的话题[8]。
关渡美术馆和台北当代艺术馆将《Jun Yang会见Jun Yang》（2015年）列为首件作品[8]，这是杨俊与多位名字标音相同者的合照[10][11]。影像艺术作品《俊杨和军杨（树）》（2002年）探讨汉名在发音和意义的变体，思考名字如何影响著个人身份的建构[10]。系列作品《Jun Yang在找Jun Yang》（2006年），讨论海报沟通传达的功能性[12]。而《成为欧洲人或吃维也纳牛排长大的我》（2015年）、《给xxx的信》（2005年）、《哪位是艺术家？》（2019年至2020年）等，亦围绕杨俊的身世、经历及对自我的辩证上[8]。
在TKG+ Projects、关渡美术馆和台北当代艺术馆建筑物外设立的《杨俊，Jun Yang, 杨俊（红字）》（2019年至2020年）[6][7][8]，三种字型赋予联想[12]。影像艺术作品《幽灵岛》（2009年）、《罪恶与宽恕的年代》（2016年）、《首尔虚构故事》（2010年）则是纪录亚洲的社会变迁[10]。《首尔虚构故事》探讨城市崛起间接造成的世代困境，《幽灵岛》探讨国民政府转往台湾造成的认同议题，并反应无解的现实状态[10]。《罪恶与宽恕的年代》则以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为基础，阐述20世纪日本历史影响集体与个人背负的“罪”[10]。
《ra’mien》（2002年）是在奥地利维也纳的面馆设计，延续“异文化刻板印象”的脉络[6]。《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2007年）提到家庭、记忆及城市的剖析，《革命》（2011年）则讨论群众与政治的关系[8]。《无偿图书馆》（2014年、2020年）关注艺术社群的沟通对话与关系连结[10]，而《世界所有的颜色》则回应艺术世界的独创性议题[6]。《皇帝的冰》和《在地底下埋了一千公斤冰块的艺术家》（2020年）基于中国古代“冰”的传说，并和西村佑贵合作制作儿童绘本与装置模型[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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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与格拉茨美术馆馆长芭芭拉·史坦纳策划“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7]。其中杨俊以群集式个人艺术展解构定义[7]。早在2019年，杨俊与芭芭拉两人在格拉茨美术馆策划个人艺术展“艺术家，作品，展览”时，引入许多认识杨俊的国际艺术家[6]。在这次三个场域举行的“个人艺术展”，除了杨俊个人作品，还纳入参与展览重要环节的人士，包括策展人、资料手册设计师、展览标题字体设计者等[10]。同时还展出对其有意义的“其他艺术家”作品[10]。
这些“其他艺术家”的作品部分来自杨俊的私人收藏，部分是曾参与过的计划，亦有部份是其他艺术家因杨俊而衍生的作品[10]。经由展示与串联，杨俊试图表达除了艺术家外的更多身份，包括策展人、启发者与沟通者等[10]。行动也展现出其重视与其他创作者“同工”的关系，从对旧有的展览展示、及其中的身份权力关系作出批判[10]。另外在《自我肖像》（2020年）这件作品中，如同联展一般将每一位展览受邀参与者的名字、及其提供的一件自我肖像呈现在墙面上[10]，呈现个人诠释自我描绘的各种样貌[12]。
在“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中，杨俊的历年作品回顾、及先前在格拉茨美术馆合作过的艺术家，都安排在关渡美术馆展出[6]。而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中，总共邀请11组艺术家共同参与群集式个人艺术展，包括：克里斯多福·亚当斯（Christopher Adams）和蒋慧仙、艾文·鲍尔和buero bauer、奥利佛·克利佩尔、松根充和、西村祐贵、Topotek 1、千鸟艺术，以及杨俊（与杨俊的英文“Jun Yang”同名、现居美国旧金山的韩裔美国人艺术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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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呈现
“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展览名称中提及的“三个场域”，指杨俊在台北市不同的艺术场域展览：内湖科技园区的艺术品经销商TKG+ Projects（展期：2020年12月5日至2021年1月30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关渡美术馆（展期：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2月21日）、及台北市政府的公共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展期：2021年2月6日至3月31日）[7][10][12]。三个场域皆有各自的历史发展、功能性及政治目的[10]，分别有著不同的独特脉络和相应重点，并以不同样貌呈现[7]。
在这三个展览中，由TKG+ Projects首先开幕的部分分成两个展区[9]，并以“作品／艺术即产品”（Art as a product）的概念延伸[7]。在第二展区中呈现的是作品被以“商品”或者“高级设计家具”的展示逻辑，被放在量贩店货架或展架上陈列[9]，而画廊的墙壁则未放置任何作品[7][10]。杨俊借此刻意影射产品展架及产品身份[9]，以“商店”的氛围打破艺术品买卖给人的神秘感与神圣性，从而讽刺艺术的商品性在画廊空间中被有意识地淡化[10]；反之则是强调其中的美学性，诱导人们因作品的精神性而购买[10]。
关渡美术馆以两年一度的关渡双年展档期和规模举办展览，也是唯一和TKG+ Projects、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展期有交叠的场馆，是核心展示场域[6]。关渡美术馆和格拉茨美术馆的主要差异在于展出先前展览的侧写纪录，及强调杨俊在台北艺术社群的计划：2008年台北双年展促成“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实体空间经营与法人计划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和《台北当代艺术中心》[6]；及2018年文化部规划空军总司令部旧址转型文化场域“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时，委托制作的作品《我们说著代码语：红、蓝、白》[6][11]。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中，一楼展场集结所有讨论“杨俊”的作品，围绕其身世、经历及对自我辩证上[8]。二楼的作品则展现杨俊其他方面的思考，讨论主题由个人延伸至政治与国家的层面[8]。整个展览以杨俊过去的计划、或曾执行的专案作为结尾，且这些展示的作品具有商业气息[8]。由于教育性和公共性为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重要构成元素，在展览期间还举办诸如儿童和成人工作坊、教育推广和艺术家导览、及相关讲座与讨论等活动[12]，强调其公众任务及公共空间的面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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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响
能够在台北三个重要的艺术机构展示，艺术家个人自带声望能所促成不待多言，在如今高度人际政治角力场的艺术界，有本事‘乔’出三个重要展示机构的重叠档期，自有其象征资本与欲带宣言式的呈现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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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间，“杨俊 艺术家，合作者，他们的展览与三个场域”在TKG+ Project、关渡美术馆及台北当代艺术馆，先后举办三个个人艺术展，引发当代艺术圈许多人的关注与热烈讨论[7][10][13]。其中杨俊试图讨论场域彼此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并模糊个展与联展的展览定性，使人看到艺术家身份、展览生成、作品展示的复杂性[10]。不过在三个地方举办个人艺术展、扩展展览与艺术品定义等争议，也引起不少艺术界人士的批评[8]，甚至认为这是占尽资源的行为[7]。
艺术评论人庄伟慈在《艺术家》中提到，这系列展览的相关话语及文字，已揭示整体策略与创作目的，熟悉观念艺术操作的阅听人并不一定需要现场观看作品[13]。艺术评论人吴牧青在专栏文章同样提到，展览可以理解为“观念形式走在展呈之前即已完成”的计划，但批评“是一场为了膨胀场域声势的平行灌水展”，并将其比喻为“三尊足以成为负面文本的超级英雄纪念碑”[6]。同时吴牧青还批评杨俊和不同机构在展览计划中的授权情况，显示出机构策划权的让渡、及馆长在机构里的权力[6]。
同时这次展览里几件具商业性质的作品、举办与办理方式、及部分作品的内容等，也存在许多议论空间[8]。杨俊认为美术馆可以较完整地呈现作品脉络及概念，画廊、展览会、或私人收藏人士家中等场域则会因空间的限制，只能展出最具艺术和商业价值的面向[9]。不过杨俊在具传播知识使命的空间、及在艺术世界凸显商业这个话题，明显引起一部分反弹[8]。而当台北当代艺术馆提供场地展出作品时，依照杨俊在展览论述中提到的内容，把自身对于民众的教育使命与专业、及艺术品的诠释权让渡给艺术家，同样成为讨论对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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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0日，杨俊在社群媒体平台发表汉语与英语对照的长篇文章，表示自己无故被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骆丽真下令停展、及后者曾发文人身攻击，是“不适任的馆长”[3][4][14]；同时他指控台北当代艺术馆在事件发生后，将共同策展人与相关馆员解职与降职[1][2][3]。其后台北当代艺术馆副馆长张玉汉在社群媒体发表个人声明，提出其在事件中的观点[2]。隔日，台北当代艺术馆发出新闻稿，表示尊重杨俊的言论自由[15]，但认为其对于展览执行的理解与实际情况有所落差，就相关内容进行说明[1][2][3]。
台北当代艺术馆强调整体事件为馆员处理展览的行政疏失，未经前馆长潘小雪授权，亦没有签订契约或合作意向书[1][2][3]。8月24日，潘小雪发布公开声明，回应展览经过口头核可，而馆员依其任内展览程序与杨俊接洽[16]，并指出骆丽真与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应对大众说明[4][14][15]。其后骆丽真在见到潘小雪的贴文与事实存在出入后决定发表声明，回应该展览未在馆长交接时提及、未与艺术家签订合约与合作意向书[16]，并提出对话过程证明其行事是基于尊重前任的指引[4]。
由于事件涉及到展览机会与权益等争议，引起台湾艺术文化界大量讨论[1][14]。8月26日，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针对此案发布声明，指出被指涉的基层艺术管理人员名誉及工作权益有严重影响，可能在业界引起黑名单效应[15][17]。同时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发布两点呼吁，包括台北当代艺术馆应还原事件发生经过，及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重新审视展览与检讨，以保障艺术管理人员权益[15][17]。8月30日，台湾视觉艺术协会针对展务运作机制的检讨与改革发表声明，呼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尽速出面回应[18]。
同时期，关渡美术馆馆长黄建宏、格拉茨美术馆馆长芭芭拉·史坦纳、TKG+ Projects策展人许峰瑞亦有回应[19]。由于骆丽真认为有权拒绝展览的执行，而潘小雪认为展览是经过口头认可的展览，接任馆长虽可自行裁决是否举办，但否决提案应“诚心对谈”，故台北当代艺术馆档期核可的流程持续在艺术圈衍生各种舆论争议[16][20]。到了10月4日，胡永芬在Facebook批评“谘询委员球员兼裁判”[20]。其后台北市议会议员秦慧珠在议会质询时，因将“展览制作费视为策展人所得的利益输送”又引发争论[20]。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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