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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1997年书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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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英语：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跨学科研究类著作。该书试图解释为何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的文明得以生存并征服其他文明，同时驳斥将欧亚大陆霸权归因于欧亚人在智商遗传性、道德或遗传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观点。戴蒙德认为，人类社会之间权力与技术差距的根源主要在于环境差异，这些差异通过各种正回馈循环被放大。例如，地理环境促成了农业和动物驯化的发展，进而支持了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当文化或基因差异为欧亚人带来优势（如书面语言或对地方性流行病的抗性）时，戴蒙德强调，这些优势源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商业与贸易），而非欧亚人基因组的固有优越性。 本书于1998年荣获普利策非小说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随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其改编为一部三集纪录片，并于2005年7月11日、18日和25日在PBS播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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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该书的序言以作者戴蒙德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家亚里的对话开篇。二人谈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与在该地区统治了两个世纪的欧洲人之间权力与技术的差距，而他们二人都不认为这种差异源自欧洲人相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而言的基因优越性。亚里使用当地称呼发明和工业制成品的词语“cargo”向作者提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能够制造这么多的‘cargo’，并将它们带到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cargo’呢？”[2]:14
戴蒙德意识到，亚里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在其他地方同样适用：“欧亚血统的人……在财富和权力上主宰着……世界。”其他民族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仍然落后于欧亚地区的人类社会。还有一些民族，他指出：“曾被欧洲殖民者大量屠杀和征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彻底灭绝。”[2]:15
其他民族（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巴布亚人，以及最初居住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原住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欧亚人、班图人等所构建的农耕社会所征服或取代，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南非土著科伊桑人，甚至几乎被彻底取代或消亡。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源于这些农耕社会在技术和疾病免疫力上所具有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又源自末次冰期结束后农业的初期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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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标题揭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其他社会并维持统治，即使人口较少，也能实现帝国式的扩张[2]。
作者认为，地理、气候和环境特征若有利于稳定农业社会的早期发展，就最终会使人类对农业动物所携带的地方性疾病产生免疫，并促成强大且有组织的国家的形成，从而具备支配他人的能力[2]。
作者认为，欧亚大陆的文明并非主要源于聪慧的才智，而是机遇与必然性的产物。换句话说，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智力上的优越，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发展过程的出现依赖于特定的前提条件[2]。
通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从游牧式的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定居式的农耕社会。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包括能够获取可长期储存的高碳水化合物植物；有利于储存的干燥气候；以及能够被驯化、并能在圈养环境下生存的温顺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控制带来了粮食的剩余。粮食剩余使人们得以专注于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并支撑人口增长。专业分工与人口增长的结合，促使社会与技术创新不断积累、相互叠加。随着社会规模扩大，统治阶级与配套的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最终推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组织化[2]。
尽管农业在世界多个地区曾独立兴起，但由于欧亚大陆拥有更丰富的可驯化动植物资源，欧亚社会在农耕文明早期阶段便获得了相对优势。欧亚大陆尤其拥有可供食用的谷物——大麦、两种小麦，以及三类富含蛋白质的豆科作物；用于纺织的亚麻；以及山羊、绵羊和牛等家畜。与美洲的玉米或热带香蕉相比，欧亚大陆谷物里的蛋白质含量更高，更易播种与储存[2]。
随着西亚早期文明之间开始建立起了贸易关系，这些文明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接触并利用了邻近地区的额外有用动物，例如用于运输的马和驴。作者指出，欧亚大陆共驯化了13种体重超过100磅（45千克）的大型动物，而南美洲仅有一种（其中大羊驼和羊驼被视作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而澳大利亚、北美洲及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由于更新世末期不久发生的一次大型动物灭绝事件（这次动物灭绝事件可能由人类狩猎造成），因而缺乏有用的动物；而新几内亚岛唯一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是猪，它约在4000–5000年前由南岛民族在定居时自东亚大陆带入。包括斑马和亚洲野驴在内的马的近亲被证明无法被真正驯化；非洲象虽然可以被人类训练使用，但却极难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繁殖[2][3]。作者将被驯化物种数量极少（在148种“候选”中仅14种成功驯化）的现象视为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体现，即许多看似有前景的物种往往存在某一关键障碍，因而无法被驯化。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可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今都已经被驯化[2]:168–174。
欧亚大陆的人们驯化山羊和绵羊以获取皮革、衣物和奶酪，驯化牛以获取牛奶，并使用阉公牛进行耕作和运输，同时还饲养温顺的动物，如猪和鸡。包括马和骆驼在内的运输型大型家畜则在机动运输方面提供了显著的军事和经济优势[2]。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东西跨度极大，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地理优势。辽阔的土地为人类提供了更多适合驯化的动植物物种。更重要的是，欧亚大陆呈东西走向，使得人口迁徙和帝国扩张大多保持在相近的纬度范围内。相似的气候和季节循环使人们能够维持相同的“食物生产体系”——也就是说，从苏格兰到西伯利亚，人们都能种植相同的作物并饲养相同的动物。因此，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格局促进了各种创新、语言和疾病在整个大陆的传播[2]。
相比之下，美洲和非洲的南北走向给当地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一种作物在某一纬度被驯化后，往往难以适应其他纬度的环境。在北美，这种情况还因洛矶山脉两侧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而更加复杂。类似地，非洲自北向南的极端气候差异造成了破碎化：在某一地区能够繁盛生长的作物和动物，往往难以跨越中间地带的气候屏障，因此无法传播到其他潜在适宜的地区。因此，真正受益于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则是欧洲：在前1千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率先采用了西亚的动植物和农业技术；到了1千纪，欧洲其他地区也相继效仿[2][3]。
充足的食物供应及其所支撑的人口稠密化，使得分工成为可能。以工匠和抄书吏为代表的非农业专职人员因此出现，并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这些经济与技术优势最终使欧洲人在近几个世纪能够凭借“枪炮与钢铁”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尤其是在当地人口因外来病菌所致的瘟疫而大规模死亡之后[2]。
欧亚大陆人口稠密、贸易频繁，加之人畜近距离共居，导致疾病广泛传播，尤其是人畜共患病。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流行，源于人类与大量家畜的长期接触。多数欧亚人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获得了降低对某些疾病敏感性的基因变异，同时，疾病的持续流行也使成年个体往往对多种病原体具备免疫力。当欧洲人与美洲人接触时，欧洲人所携带的疾病因美洲原住民毫无免疫力而大规模摧毁了当地人口。在非洲和南亚，疾病的“交换”则相对更为平衡：当地流行的疟疾和黄热病同样对欧洲人构成严重威胁，使这些地区臭名昭著，被称为“白人的坟墓”[4]。
关于梅毒的起源，戴维·基斯等学者认为，早在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医学文献中就已有相关描述[5]，而以黛博拉·麦肯齐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梅毒是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随行者从美洲带回的[6]。来自欧洲的病原体使美洲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从而使得相对少量的欧洲人能够维持统治[2][3]。
作者提出了地理学上的解释，说明为何西欧人类社会成为世界主要殖民者，而非欧亚大陆其他强权（如中国）[2][7]。他指出，欧洲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巴尔干化”，即分裂为较小、彼此接近的民族国家，以山脉、河流和海岸线等天然屏障为界。这种碎片化格局促成了多样化的竞争环境，而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因缺乏此类屏障，更易被征服并形成庞大帝国。这些帝国凭借统一的管理，在制造业、贸易和知识上繁荣数千年，但其发展路径与西欧的竞争模式截然不同[2]。
在发展的后期阶段，西欧的碎片化政治结构逐渐转化为优势。邻国间的军事、经济和技术竞争迫使各国持续创新，否则将面临被超越或征服的风险。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型帝国因统一的集权体制，容易长期延续低效政策而不迅速承担后果。例如，中国的皇帝能够下令禁绝造船，从而终结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但欧洲的教皇却无法阻止伽利略所著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新教国家重印，也无法阻止开普勒和牛顿继续推动科学进步。这些科学和技术突破使欧洲的商船和海军掌握先进的航海能力，从而航行全球。此外，西欧还受益于相对温和的气候，而西南亚的强烈农业活动则导致沙漠化和土壤肥力下降，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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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充足的食物供应，因此城市化依赖于农业。农民负责提供食物，而分工则使其他人能够承担诸如采矿、文字记录等其他职能[2]。
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在于适合驯化的野生可食植物是否容易获取。农业最早在新月沃土地区兴起，因为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小麦和豆类物种，这些植物营养丰富且易于驯化。相比之下，美洲的农民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把野生玉蜀黍培育成可用的食物作物[2]。
存在大型可驯化动物是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的另一关键因素，这些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承担了提供肉食、劳作和长途运输的功能。作者指出，目前全球仅有14种大型哺乳动物成功被人类驯化。其中最有用的五种（即牛、马、绵羊、山羊和猪）均为欧亚大陆的特有物种。其余九种中，只有两种（南美洲的大羊驼和羊驼）来自欧亚大陆温带以外的地区[2]。
由于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影响，使得能够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出乎意料地少。戴蒙德提出了六项动物能否被驯化的标准，包括动物需足够温顺、具备群居性和社会等级结构，以及愿意在圈养的环境中繁殖。因此，非洲的许多哺乳动物——如斑马、羚羊、非洲水牛和非洲象——始终未被驯化，尽管其中部分物种可以被驯养，但其在圈养条件下却难以繁殖。此外，全新世灭绝事件也消灭了许多巨型动物群，如果这些动物幸存下来，或许会成为潜在的驯化候选；作者认为，这种灭绝现象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大陆表现得尤为严重，其原因在于当地动物此前从未接触过人类，而人类此时已具备先进的狩猎技术[2]。
相较之下，较小的可驯化动物（如狗、猫、鸡和豚鼠）虽然对农业社会有一定价值，但仍然难以支撑大规模农耕的运作。一个关键的例子是，像牛和马这样的大型动物能够耕作土地，这不仅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还使农业得以扩展到单凭人力难以开垦的土地和土壤类型。同时，大型家畜在运输货物和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拥有这些动物的人类社群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备显著优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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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认为，地理在塑造人口迁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旅行难度的增加（尤其是跨纬度的移动），也体现在气候条件对可驯化动物分布和作物在不同日照条件下的适宜生长区的决定作用上。人类单地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的东非大裂谷的东侧。撒哈拉沙漠长期阻挡了人类北上的脚步，直到后来尼罗河流域环境逐渐改善，人们才得以在那里定居。本书作者进一步描述了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包括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全球狩猎采集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2]。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探讨了过去500年里为何西欧而非东亚成为了人类社会主导性强权的集中地区。他指出，亚洲的大型文明往往形成于地理条件有利于建立庞大、稳定且相对孤立的帝国的地区，这种地理格局缺乏外部压力，因而容易导致停滞。而欧洲则由于拥有多样的自然屏障而孕育出了多个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这种竞争迫使各国不断推动创新，从而避免了长期的技术停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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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欧洲殖民美洲的过程中，据估计多达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其中包括天花、麻疹等疾病。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区，当地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科伊人同样因天花、麻疹、流感及其他疾病而遭受重创[8][9]。
戴蒙德质疑，为什么美洲本土的疾病没有像欧洲疾病那样对欧洲人造成大规模死亡。他认为，大多数流行病只能在村落和城市等人口稠密的环境中产生并持续存在，而美洲在这方面相对缺乏。他还指出，多数流行病源自家养动物的疾病。农业的发展导致人口密度增加，加上人类与家畜的密切接触，使这些动物病原体更容易传染给人类。二者的结合使欧洲社会积累了更多危险病原体，而欧洲人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获得了对这些病原体的免疫力（譬如对黑死病及其他流行病）。相比之下，美洲的狩猎采集群体和农民在这方面的免疫力则相对有限[2]。
他提到的一个例外是热带疾病，尤其是疟疾，它限制了欧洲人在非洲的渗透。类似的地方性传染病也成为欧洲殖民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障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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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景
1930年代，以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学者通过综合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地理、气候和土地利用对长期历史结构的影响。尽管1960年代后，地理学在美国学术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但直到1990年代仍有基于地理学的历史理论著作出版。1991年，本书作者在其著作《第三种黑猩猩：人类动物的进化与未来》的第四部分里探讨了“为何欧亚人最终支配了其他文化？”这一问题，延续了地理与历史交互的研究视角[10]。
反响
学界评价指出，由于本书覆盖范围广泛，难免存在一些过度简化的地方，但总体上是一部博学且成功整合多学科内容的著作。美国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和E. O. 威尔逊均对本书表示赞赏[11]。
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将戴蒙德视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同时强调，戴蒙德绝不能像许多决定论者那样被称作“粗糙的”。他认为，戴蒙德关于欧亚文明成功主要源于其拥有独特的大量可驯化植物的论点存在缺陷，因为其他地区的植物同样可以通过作物改良和选择获得理想性状，例如北美本土植物假豚草的缺点本可借助自然选择和一定的运气因素去除，因为所有被驯化的植物最初都具有不适合人类使用的特性。戴蒙德关于“受多基因控制的性状难以固定，因此地理受限的社会往往落后”的理论在他看来缺乏说服力；此外，戴蒙德在将经济史视为主要受环境因素支配时，也低估了“迁徙到更优越和更灵活地区”的可能性，并推测人类智慧和技术的许多来源恰恰来自环境不优越的地区。尽管如此，莫基尔仍认为，《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对长期经济史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著作之一，对于任何试图研究长期全球历史重大问题的人来说都是必读之作”，称赞其“充满了关于写作、语言、路径依赖等方面的巧妙论证，蕴含丰富的知识与洞见。这正是经济史学家一向喜爱和钦佩的著作”[12]。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称这本书是“一部完全且彻底的天才之作”[13]。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在美国学术杂志《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称该书“令人振奋”，并将其列为每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必读的十本书之一[14]。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德雷纳也将本书列入其关于国际经济史必读书籍的十本书清单[1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者伊弗·B·诺伊曼与奥斯陆大学学者埃纳尔·维根将《枪炮、病菌与钢铁》作为自己跨学科研究的参照。他们写道：“当然，实证细节应当准确，但对于这类研究来说，主要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是对细节的关注。”两位学者指出，“戴蒙德明确表示，这类规模的问题（即研究问题）必然是多因性的，然后他着手研究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即生态因素”，并指出戴蒙德“立刻受到了来自他所引用的各个不同领域专家的强烈批评”。然而，诺伊曼和维根也同样表示：“在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来解读并补充戴蒙德的材料、以理解同一宏观问题之前，他的研究最有力地解释了为何某些地区因生态优势而成为农业中心，而其他地区未能如此”[16]。
历史学家欧阳泰写道，戴蒙德的书“未必能在所有方面让专业的历史学家满意”，但他“大胆且条理清晰地阐述了旧大陆与新大陆发展差异的原因”[17]。
历史学家汤姆·汤姆林森认为，这项研究任务规模庞大，使得戴蒙德不可避免地“用概括性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仍对本书表示赞许。由于史前史并非汤姆林森的专长，他对戴蒙德关于史前历史的叙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汤姆林森认为，旧大陆社会和技术占优势的直接原因在于武器、疾病和交通手段的存在，这一点令人信服；但他对戴蒙德认为某些环境能够促使更大创造力进而产生更先进技术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强调，技术传播推动了军事征服与经济变革的扩散，但在戴蒙德的书中，这一方面的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历史的偶然性。他指出，戴蒙德在政治思想史方面涉猎有限，书中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促进社会繁荣的众多可能因素之一，而实际上其作用可能远超戴蒙德的描述[18]。
汤姆林森还认为，戴蒙德低估了文化特性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就戴蒙德“三因素论”中的“病菌”而言，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19世纪非洲的天花和霍乱，总体上可以与欧亚地区对土著人口的灾难相媲美，这些事件都是不同人群相互接触并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历史事件。他对戴蒙德关于人类未来可通过科学精确预测历史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这涉及寻找科学规律，而新的理论方法却否认了建立这些规律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不能简单等同于恐龙、冰川或星云的历史，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不会有意识地制造供我们理解它们的证据。”不过，他将这些缺陷视为是次要的问题，并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依然是极具想象力与阐述力的杰作”。另一位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教授则称赞本书非常有效地让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意识到史前史值得关注，但同样认为戴蒙德过度强调地理对历史的解释作用，而低估了文化的自主性。麦克尼尔认为，本书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前十九章（虽有个别段落例外）；而第二十章虽然尝试深入展开论证，但整体学术高度仍不及前十九章。不过他亦总结道，“尽管我只是顺便赞扬了它，并着重指出其缺陷，[...]总体上，我钦佩这本书的雄伟叙事、清晰表达、涵盖多学科的博学，以及它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让国际关系的学生相信史前史值得关注。最重要的是，它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历史与地球生命这一更大网络的紧密联系。”欧阳泰称麦克尼尔的评论“或许是职业世界历史学家对《枪炮、病菌与钢铁》观点最公正、最简明的总结”[17]。
2010年，《卫报》评论员蒂姆·拉德福德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令人振奋”，并特别赞赏书中植物与动物章节的优美结构[19]。
2023年，《经济学季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戴蒙德关于地形影响中国统一，并促成欧洲分裂的论断。研究模型发现，地形是导致亚洲和欧洲不同结果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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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杰森·安特罗西奥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为“学术噱头”，批评其对历史的叙述过于吸引人，却忽略人的能动性。他指出：“戴蒙德的叙述将欧洲统治的所有因素都归结为遥远且偶然的历史，几乎没有考虑人的能动性——即人们做出决策并影响结果的能力。欧洲人成为了无意的、偶然的征服者，而本地人则被动地屈服于命运。”他进一步批评道：“戴蒙德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存在严重误导。他极大地扭曲了驯化和农业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幸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吸引人，以至于诱惑了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21]
人类学家兼地理学家詹姆斯·莫里斯·布劳特曾批评该书重振了环境决定论，并将戴蒙德描述为支持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22]。布劳特批评戴蒙德对“欧亚大陆”和“创新性”这两个术语使用不够严格，他认为这可能误导读者，让人误以为西欧在起源于中东和亚洲的技术发明的发展和传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23]。
人类学家傅可恩写道：“虽然探讨为何某些国家能够发展技术而其他国家未能如此的问题既有趣又重要，但我认为这一讨论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斯沃斯莫尔学院的非洲历史讲师蒂莫西·伯克也指出：“对非西方社会及西方殖民史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种全球史的“大图景式”的解释可能令人不安，因为它似乎忽略或极度淡化了1500年之后诸多细微差异与选择的重要性。”[11]
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深入研究了政治制度对前欧洲殖民地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控制制度因素后，国家之间因纬度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几乎消失，从而质疑了戴蒙德关于地理因素决定国家发展的观点。他们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批判了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成果[24]。后来，这一批判在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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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于1997年获得斐陶斐科学奖[26]。次年，该书荣获普利策通识类非小说奖，以表彰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卓越综合分析。同时，该书还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27][28]。
国家地理学会曾制作了一部以本书为基础、由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主演的同名纪录片，并于2005年7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1][29]。
参见
- 班图大迁徙
- 詹姆斯·伯克 (科学史家)
-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 尤瓦尔·哈拉瑞
- 马文·哈里斯
- 美洲原住民的人口变迁史
- 瓜分非洲
- 厄内斯特·盖尔纳
- 文化生态学
- 文化唯物主义 (人类学)
- 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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