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涉嫌抄袭事件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又称汪晖抄袭门、汪晖事件，是发生于2010年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著作《反抗绝望》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被指存在抄袭的一宗社会事件。^[1]

经过

指控

2010年3月10日，王彬彬在《文艺研究》发表《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2]一文，认为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存在多处抄袭，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五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3][4][5]

3月24日，汪晖表示“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5]

3月25日，《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6]

4月2日，熊丙奇在《东方早报》撰文：“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如果抄袭属实，“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7][8]

4月12日，王彬彬接受《中国青年报》的访问，在回应“为何要选择汪晖的《反抗绝望》而不是其他人的书”时，他说^[9]：

这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一个因素，就是汪晖这本书影响特别大，20多年来，这本书成了一个神话，成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楷模……汪晖之所以成为汪晖，主要靠这本书奠定了地位。没有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的巨大声誉，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汪晖，怎么可能当《读书》杂志主编10年，怎么会有今天这么高的学术地位？

4月29日，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指汪晖的另一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涉嫌抄袭^[10]。

5月21日，林毓生在北京大学演讲后就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一事接受《新京报》采访，提出应立即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说如果不处理，清华大学校长应请辞，并提到最近有人发现汪晖的近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有涉嫌抄袭的段落。余英时对林的意见表示赞同。^[11]

对指控的质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认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不认为是“恶意剽窃”，又指《反抗绝望》写于1980年代，90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开始严格地讲究学术规范。钱理群认为，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他说：“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而赵京华则对王彬彬的“动机”才出质疑：“王彬彬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王彬彬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种冷嘲热讽、那种洋洋得意，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另外，作为国家核心期刊的《文艺研究》怎么也会发这种格调不高的文章？”^[12][13]

王彬彬上述评论作出回应^[12]：

30年代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还引起轩然大波呢，80年代就不要学术规范？只要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注释、不说明，那就是剽窃，这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说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应该算剽窃。而且，你要说80年代不如现在规范，这本书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08年，这些问题你也没改啊……因为这些事，我给自己树敌还少吗？我吃的亏还少吗？不过我不在乎。有人把一个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审小偷，反而问我扭送的动机，这叫什么道理？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说，这类问题对于纯洁和改善学界的学风有好处和有必要，多年前汪晖给他留下的印像是他的博士论文是^[14]：

有学术深度的，是扎实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那时的答辩还是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这篇论文的主体至今看来还是立得住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别人的。……（王彬彬）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如果是那样，当然可以说是‘抄袭’。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

方舟子表示，汪晖抄袭证据确凿，“小学生”都看得出来，而且汪晖也持回避态度，“不敢说什么”，那些积极为汪晖开脱的“著名学者”更可气。^[15]

公开信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包括汪丁丁、郑也夫、张鸣、陈明、邓晓芒、徐贲、薛涌、董健、冯崇义、郭于华、张隆溪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的《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呼吁汪晖的博士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汪晖就职单位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7]

反指控

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向凤凰网公开了由近百位国际学者联合署名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支持汪晖，联署者多为美国人。信中否定剽窃的主要根据如下^[16]：

1. 这个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的严谨分析文章中被辩驳。
2. 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
3. 2010年春天，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的亚洲研究学者。

对反指控的质疑

据悉，王彬彬2006年曾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对刘禾进行学术批评的文章《花拳绣腿的实践》和《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董健接受《时代周报》采访表示，不能用派别之分来掩盖学风问题。^[17]同济大学历史学博士王晓渔质疑联名担保的那些外国学者是否真的对照著看过汪晖的那本书。他表示虽与王彬彬素未谋面，但就事论事，他认为王彬彬做得对^[18]。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那封80人的联名信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干扰国内63名教授致信清华大学和社科院要求审理汪晖案件的提议，质疑判断是否属于剽窃为何不是由被告所在的学术机构来判定。他亦认为那80馀名学者否定剽窃的方式“滑稽之极”，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懂中文，另外他也对信中的根据作出质疑^[19]：

1. “争论还在进行中，有三名学者（指钟彪、舒炜和魏行）也都遭到了批驳，难道他们三位可以代替学术机构的裁判？”
2. “几个人通读之后未能证伪，就是无抄袭的铁证？说这话的人完全不像是西方学术背景的人。……三个人的读后感，一下子演成80馀人的签名，这是什么逻辑关系？”
3. “倘若学术高下与剽窃与否无涉，说它作甚（指信中提到汪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一事）？”

郑也夫表示，他从中国两名学者处获悉，他们和三名签名者有过沟通，当中两名表示他们自己“自愿签名；没读过汪晖的书；签名是基于对译者的相信；签名是基于相信发生了政治迫害”。另一名签名人曾表示要先等汪晖本人的声明，但声明没听到，那封信件就网上公布了，他表示如果他知道如此他会退出签名^[19]。

湖南《湘声报》资深编辑、文史学者向继东在接受《时代周报》时对刘禾的联署签名信作出评论，他说那些支持者可能大部分都是被授意签名的，因为当中不少中国以外的学者不一定都懂中文，质疑他们如何辨别汪晖的文章是否抄袭。他又说那封80人的联名信只能使汪晖陷入更难堪的境地，而且清华大学有可能做出的反应是：“汪晖抄袭事件在学界还有争议，学校不会介入”。他不认为汪晖事件属于“媒体攻击”，认为是“媒体的良心发现，也是媒体人的良知”，他亦说“发表文章批评汪晖的王彬彬、项义华都是学者，也不是媒体人，媒体只不过是一个平台，也发表了很多为汪晖辩护的文章。”^[20]

7月14日，易中天接受《扬子晚报》采访表示，（汪晖）“可以不当教授，岂能不是男人”。^[21]

7月底，薛涌为《亚洲周刊》撰文称：“中国学术界缺少应对抄袭的机制，没有网络和媒体，汪晖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小圈子里的游戏。”^[22]

汪晖本人回应

7月中旬，汪晖接受《中国评论月刊》的专访，汪辉说，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他强调《南方周末》在3月25日与4月8日两次大版面地报道“抄袭门”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联系他。支持汪晖的舒炜的8000多字长文最初投递给《南方周末》，但被告知最早两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节。舒炜最后将稿件转投《北京青年报》^[23]。

汪晖表示，在4月13日，《南方周末》的编辑刘小磊电邮汪晖，说“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汪晖认为，如果明知王彬彬的文章有问题，那么媒体就应该为之前的严重指控，包括编者按语和小标题公开道歉。4月14日，在汪晖准备回复的同时，他被告知刘小磊群发邮件附清华大学公示获政府特殊津贴名单，汪晖认为这是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他入列，他也对《南方周末》的公正性与动机产生了怀疑，后来也没有回复刘小磊。^[23]

他也指出批评王彬彬的钟彪和舒炜以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的文章在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他说，在2010年3月下旬，他对要求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混乱，在回到中国后才与该报记者逐一核对原文，做出全面的回应，但媒体不愿意等待。汪辉在4月11日回国后，将有关资料交给有关方面进行核查。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相关规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细致的查证，才能说明问题”^[23]。

8月1日，汪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回应涉嫌抄袭事件，称其博士论文中出现的“疏失”并非“抄袭”“剽窃”。他指责《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没搞清状况前就发表指责他抄袭的文章。汪说，林毓生对他抄袭的批评“近乎无的放矢”。^[24][25]

8月3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应全撰文，称汪晖在享受了多年“杰出学者”待遇之后，如今被打回原形是历史的惩罚。^[26]他又分析汪晖的博士论文导师唐弢等人为何被汪晖蒙蔽^[26]：

（汪晖）是通过搬弄一些导师和同行不太懂的东西欺骗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唐弢可能由于年龄大了，对新的著作和译著了解不够，再加上太相信汪晖的“为人”，所以没有看出破绽来。其他同行如钱理群等人，可能也是如此。我觉得，汪晖的特点就是把他读到的各种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他的“著作”里。这种做法对那些比较局限于某一行当的人容易产生迷惑作用，觉得作者比自己渊博得多，从而产生不敢妄加评判的感觉。于是，汪晖的那种“大杂烩”著作就被误解成了大师级著作，学术骗子就成了学术天才。

诉诸法律

8月5日，汪晖委托律师所向王彬彬发出律师函，称“您（王彬彬）的系列文章中关于汪教授存在‘抄袭’与‘剽窃’的指责失实，可能构成对汪教授的名誉侵权”。^[27]接到律师函后，王随即开始写《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称如果说《反抗绝望》还有一些原创内容，那么《现代思想的兴起》“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可以说在华美的外衣下，爬满了虱子。”^[28]

8月9日，郑也夫在《中国青年报》刊文，针对汪晖所称“缺点、疏漏、疏失”，提供“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29][30]

不了了之

针对汪晖的律师函，8月29日，王彬彬以在《羊城晚报》发表《再说汪晖的剽袭问题》作为回答。但汪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对记者多次联系采访要求不予回应。汪晖所在单位清华大学以及授予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都对此持沉默态度。^[31]

疑似抄袭文本

《反抗绝望》疑似抄袭和“换头”文本的对比^{[32][26][33][29][34]}

汪晖《反抗绝望》	其他著作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1873—1929）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之所以珍贵，不仅由于它使鲁迅能够描绘出那些人的思想内在活动的画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给了鲁迅一个牢固的基础，能据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激情和印象的冲突。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看来正是自我观察使鲁迅的观察力变得无比敏锐，使他学会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来看人，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之所以珍贵，不仅由于它使托尔斯泰伯爵能够描绘出那些我们已向读者提到的，人的思想内在活动的画面，而且还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它给了托尔斯泰伯爵一个牢固的基础，能据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激情和印象的冲突。我们说，看来正是自我观察使托尔斯泰伯爵的观察力变得无比敏锐，使他学会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来看人，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
他那种对人类心灵的深刻研究使他的全部作品——不论他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必然地具有高度的价值。鲁迅小说中的确还包含着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动人素质——思想深度，艺术构思，性格的有力刻画，生活习俗的鲜明画面，这一切日益为人们重视，但是，真正的行家将始终很清楚：认识人的心灵，乃是鲁迅艺术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上文所说，来自他对自我的观察、解剖和体验。	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他那种对人类心灵的深刻研究将使他的作品——不论他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必然地具有极高度的价值。很可能他会创作出许多作品，能用其他更为动人的素质——如思想深度、构思有趣、性格的有力刻划、生活习俗的鲜明画面等——使每个读者为之惊叹不已。……但是，真正的行家将始终很清楚——就象现在已经很清楚一样——认识人的心灵，乃是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疑似抄袭部分的对比^[35][33][3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其他著作
自我意识构成了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说，这一唯心主义原则认为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只从它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出发而进行自己的活动；从客观方面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谓事物和客体以至康德所谓物自体都是理智的功能，从而客观只为主体而存在，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唯心主义的原则就是自我意识。就主观方法而言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又只从意识对它自身行为认识的反省出发伴随著这知性的直观而进行自己独特的活动；就客观体系而言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用这种方法揭示出理智的这样一些功能，凭借这些功能便产生日常生活中所谓的事物和客体以及在独断哲学中所谓的物自体。最后这个概念，即物自体概念，本身是彻底矛盾的概念；就这样物自体概念被溶解为最后的残留物。整个存在只能被理解为理智的产物，而哲学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
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是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的理智。这个差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差异的关键。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这个差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差异的关键。
从康有为对“诸天”的持久观察，到谭嗣同用“以太”对宇宙及其现象命名，直至吴稚晖的自觉的宇宙论构想，自然的观念始终是被反思的课题，并不断地获得新的特征。以此为基础的越来越激进的思想活动随之也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宇宙论思想有三个建设性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自然的观念成为思想的焦点，成为热烈和持久的被反思的课题，从而获得了新的特征。以其为基础的具体自然科学随之也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一部机器基本上是一个完成了的产品，或说一个封闭系统，当它被制造之时并无机器的功能可言。所以它不可能发展，因为“发展”指的是一个东西致力于成为它还不是的东西（如从婴儿成长为成人），而机器自身在未完成状态干不了任何事情。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一部机器基本上是一个完成了的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它被完成之前不是一部机器，在它被制造的时候，它也不具有一部机器的功能，只有到完成后才有此种功能可言。所以它不可能发展，因为“发展”指的就是一个东西致力于成为它还不是的东西（例如一只小猫长成一只大猫）。而一部机器在还没有完成的状态时是干不了任何事情的。
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发展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不是说自然的观念是在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伦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一种宇宙论成型之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激进的、反传统的思想体系；我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非时间关系，而在思想史的过程中，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常常正好相反。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说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非意味着自然的一般观念，或作为整体的自然观念，是在脱离对自然事实的具体研究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这种抽象的观念成形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具体自然科学的上层建筑。它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关系。这里，就像通常发生的，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