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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克·费佛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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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克·費佛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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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克·费佛伯格(德语:Leopold Poldek Pfefferberg,1913年3月20日—2001年3月9日),也称作里奥波德·费佛伯格,在迁往美国早期时也称里奥波德·佩奇(Leopold Page)[1],是一名犹太裔波兰-美国人,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在战后他搬到美国定居,并反复讲述他及其同胞——约1200名犹太人辛德勒拯救的故事。终于在1980年启发了澳洲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写成了布克奖得奖作品——《舒特拉的方舟》。此书成为了史蒂芬·史匹柏经典电影作品《舒特拉的名单》的底稿。

事实速览 波德克·费佛伯格, 出生 ...

早期生活

费佛伯格生于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的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犹太家庭,于亚捷隆大学取得体育学士哲学硕士学位后,出任中学体育教师直至1939年。[2]1939年他加入了波兰军队以对抗纳粹德军的入侵,并担任连长,但于桑河一役中遇袭受伤,幸得其军士长将其背负到战地医院才得以保住性命,并在当地拖著不良于行的双腿照料其他伤者。[3]

与舒特拉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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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普拉佐集中营

在波兰战败并被纳粹德国及苏维埃瓜分之时,费佛伯格需要决定到底向东还是向西走,根据他的形容:

在成为克拉科夫-普瓦舒夫集中营的阶下囚后,[4]他藉著因早前照料病人的经历而所得到的德国医疗机关所签署的文件,自由进出于邻近地居,并以此到邻近医院探望其士兵及母亲。在这种条件下他得以与舒特拉相遇。[1]奥斯卡·舒特拉当时是苏台德地区的德国商人,刚接下由犹太商人手上充公回来的一所珐琅器工厂。舒特拉首先认识的是费佛伯格的母亲,一名有名的室内设计师,奥斯卡聘请了她去为其新居装潢一番。

藉著这层关系费佛伯格成为了舒特拉珐琅器工厂的一员,并使他不至于成为3百万名死于德国大屠杀的波兰犹太人的一份子。虽然如此,但其双亲、姊妹、姊夫及很多的亲属却没有这份福气。费佛伯格与很多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后来被统称为辛德勒犹太人)总是怀著感激的心情去认容舒特拉是“现代的挪亚”——在被赶离家园后不至于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恶名昭彰的灭绝营,而是到舒特拉的工厂工作并得以存活。

费佛伯格在1941年成婚,并育有两名孩子。[5]他与其他舒特拉犹太人一样,跟随了舒特拉的工厂从克拉科夫迁到捷克布林利茨,并以焊接工一职效力舒特拉直至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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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生活

战后费佛伯格首先于布达佩斯安顿,然后迁到慕尼黑并筹办了一所教育难民儿童的学校。1948年迁到美国并与其妻子定居下来,并在加州比华利山开设了一家皮箱店。[3]他以里奥波德·佩奇一名在美国行商,并在任何情况下向偶遇的编剧、作家及制片人等讲述舒特拉拯救波兰犹太人的故事,及在电视节目上接受访问等。1974年奥斯卡·舒特拉病逝使他的希望一度幻灭。

1980年费佛伯格遇到了托马斯·肯尼利,当知道对方是一名作家后便重施故技,向其讲述舒特拉的故事。肯尼利对此大感兴趣,并愿意将其写成故事。肯尼利邀请费佛伯格成为该书的顾问,并双双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等地考察舒特拉过往的史迹。在其布克奖得奖作品——《舒特拉的方舟》一书卷首中,写道:

当《舒特拉的方舟》于1982年出版后,[7]费佛伯格更进一步,开始说服同为犹太人的史提芬·史匹堡将其拍摄成电影,并利用与其母亲的关系以获得接近机会。当费佛伯格问史匹堡何时会将此故事拍成电影时,史匹堡感到不安,并且认为自己未够成熟去处理这一主题,因此回答要十年后。费佛伯格称当时的他每个星期均会致电给史匹堡,并一直维持了11年之久。1992年,史匹堡终于答应开拍这部电影,一如既往,费佛伯格出任顾问一职,并带领史匹堡到波兰考察。《舒特拉的名单》获得空前成功,并为史匹堡赢得了所有荣誉。此片在第66屈奥斯卡金像奖中成为大赢家,获得了共7项奖项,包括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及最佳电影等主要奖项,而费佛伯格也作为史匹堡的上宾而参与其中。在史匹堡领取最佳导演奖项所发表的感言中,他向费佛伯格表示最深的谢意:

费佛伯格也是“奥斯卡舒特拉人道基金会”的创办人,[1]用以表扬在人道救援上的任何单位,不论是个人或组织,也不论种族与国籍。他指出,只有在基金会真正运作的时候,他才算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当他不在的时候,当舒特拉犹太人都不在的时候,基金会仍会继续下去。

费佛伯格解释他希望说出舒特拉的故事,努力背后的成因是:“舒特拉给了我生命,我希望以永恒作回报。”[9]2001年3月9日,费佛伯格与世长辞。[10]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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