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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奥尔语
从皮钦语演变而来的混合多种语言语法的语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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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奥尔语（英语：Creole Language[2][3][4]或Creole）是接触语言的一种稳定形式。它的形成过程通常是：不同语言相互简化并混合成一种新的形式（往往是皮钦语），随后这种形式进一步扩展、发展，成为一种拥有母语使用者的完整语言，而这一过程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5]其特征为混合多种不同语言词汇，有时也掺杂一些其他语言文法的一种语言，也称为归融语、混成语或混合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克里奥尔语有一致的语法体系，拥有庞大而稳定的词汇，并且能够被儿童当作母语习得。[6]这三个特征使克里奥尔语区别于皮钦语。[7]克里奥尔学是研究克里奥尔语的学科，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被称为克里奥尔学者。
克里奥尔语的确切数量尚不清楚，尤其是因为其中许多缺乏充分的记录或文献记载。自1500年以来，大约已经产生了一百种克里奥尔语。这些语言主要以英语和法语等欧洲语言为基础，[8]这是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果。[9]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改进，商人们必须设法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而最快的方式就是发展出一种皮钦语；而这些皮钦语又进一步演变成了完整的克里奥尔语言。除了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之外，还存在以阿拉伯语、汉语和马来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
克里奥尔语的词汇主要来自其母语来源，尤其是社会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一方语言。然而，词汇往往会经历明显的语音和语义变化。相比之下，克里奥尔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法则常常具有新的或独特的特征，与母语来源的语法存在显著差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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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人们普遍认为，克里奥尔语的产生，是在成年人为了作为第二语言而使用的皮钦语，逐渐成为他们子女的母语和主要语言时发生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母语化”。[11]美国语言学家小罗伯特·A·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这一“皮钦-克里奥尔语生命周期”。[12]
一些语言学家，如德里克·比克顿，认为克里奥尔语之间在语法上的相似性，比它们与自身来源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更大。[13]然而，目前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能够解释这些被观察到的相似之处。[14]而且，也没有任何语法特征被证明是克里奥尔语所独有的。[15][16][17][18][19][20][引用过多]
许多今天所知的克里奥尔语是在过去五百年中形成的，它们的出现源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海权和贸易的全球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殖民帝国。和大多数非官方或少数族群语言一样，克里奥尔语在公众眼中通常被视为母语的“退化变体”或方言。正因这种偏见，许多在欧洲殖民地中产生的克里奥尔语遭到污名化，最终走向消亡。然而，近几十年来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变化，使克里奥尔语的地位有所提升，它们既被视为有生命力的语言，也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其中一些克里奥尔语甚至被赋予了特定地区的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地位。[21][22]
另一些学者，如萨利科科·穆夫韦内，则认为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是在不同环境下各自独立产生的，皮钦语并不一定总是先于克里奥尔语出现，克里奥尔语也不必然由皮钦语演变而来。按照穆夫韦内的观点，皮钦语是在贸易殖民地中产生的，当地的使用者在日常交流中仍保留母语方言，只在特定接触情境下使用皮钦语。而克里奥尔语则出现在移民殖民地，在那里，说欧洲语言的人（通常是契约劳工，他们所用的语言本身就远离标准语）与非欧洲的奴隶群体广泛接触，从奴隶的母语中吸收了部分词汇和特征，逐渐形成了原始语言的强烈“低位化”变体。这些契约劳工和奴隶最终将克里奥尔语作为日常交流的通用语，而不仅仅是在需要与上层语使用者接触时才使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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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英语中的creole一词源自法语créole，而法语词又与西班牙语criollo和葡萄牙语crioulo同源，这些词都来自动词criar（“养育”或“抚养”），其词根可追溯到拉丁语creare（“生产、创造”）。[24]这一术语的特定含义是在16至17世纪欧洲海权与贸易大规模扩张、在其他大陆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criollo和crioulo这两个词最初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使用的形容词，用来区分一个族群里在当地出生和成长的人，和那些成年后才迁入的移民。它们最常用于指殖民母国的居民，例如区分españoles criollos（祖先来自西班牙，但本人在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人）与españoles peninsulares（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即西班牙本土的人）。而在巴西，这个词也用来区分negros crioulos（祖先是非洲奴隶，但本人在巴西出生的黑人）与negros africanos（直接出生在非洲的黑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及其衍生形式（如Creole, Kréol, Kreyol, Kreyòl, Kriol, Krio等）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泛称意义，而成为许多在当地由移民群体发展起来的独特族群的专有名称。因此，最初的“克里奥尔语”一词，指的就是这些克里奥尔人的语言。
由于欧洲殖民时期的贸易格局，大多数已知的基于欧洲语言的克里奥尔语都出现在全球赤道带沿岸地区，包括美洲、西非、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以及东南亚直至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门、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尔和大洋洲等地。[25]
这些克里奥尔语中有许多如今已经消亡，但仍有一些继续存在，例如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北部和东部沿海（圭亚那地区）、西非、澳大利亚（见澳大利亚克里奥尔语）、菲律宾（见查瓦卡诺语）、以及毛里求斯、塞舌尔等印度洋岛国。
大西洋克里奥尔语以欧洲语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非洲语言，可能还包括一些美洲原住民语言的成分。印度洋克里奥尔语同样以欧洲语言为基础，但吸收了马达加斯加语以及可能的其他亚洲语言元素。然而，也有一些克里奥尔语，如努比语和桑戈语，完全源自非欧洲语言。
由于在欧洲殖民者眼中，克里奥尔人普遍地位低下，克里奥尔语通常被视为“退化的”语言，或至多是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母语的“初级方言”。因此，“克里奥尔”一词在语言学家的使用中，往往是与“语言”相对立的概念，而不是其限定词。[26]
另一个可能导致克里奥尔语在语言学中长期被忽视的原因，是它们无法纳入19世纪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语言演化“树状模型”，也不符合该模型所假设的音变规律性。对此提出质疑的学者，包括最早倡导“波浪模型”的约翰内斯·施密特和胡戈·舒哈特，他们也被视为现代社会语言学的先驱。这场发生在19世纪晚期的争论，对历史语言学和克里奥尔语研究中比较法的现代化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2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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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世纪下半叶去殖民化带来的社会、政治与学术变革，克里奥尔语在过去几十年中迎来了复兴。它们在出版物和电影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情况下，其社区中的社会声望也显著提升。事实上，一些克里奥尔语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并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地方学校和大学教学。[21][22][28]同时，语言学家也逐渐认识到，克里奥尔语丝毫不比其他语言低劣。如今，“克里奥尔”或“克里奥尔语”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任何被认为经历过克里奥尔化过程的语言，而不再带有地理上的局限或族群上的偏见。
关于克里奥尔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的演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美国教育体系中，过去乃至今天，用Ebonics一词来指称AAVE的做法，反映了“克里奥尔”一词在历史上所带有的负面含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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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按照外部历史的划分，克里奥尔语大致可分为四类：种植园克里奥尔语、要塞克里奥尔语、马隆人克里奥尔语和克里奥尔化的皮钦语。[30]由于克里奥尔语自身的特性，对某一种克里奥尔语进行系统发生学上的分类往往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它所源自的皮钦语及其母语（这些母语本身可能也是其他克里奥尔语或皮钦语）在被记录之前就已经消失的情况下。
系统发生学上的分类通常依赖于词汇的继承，尤其是“核心”词汇，以及语法结构的继承。然而，在克里奥尔语中，核心词汇往往来源混杂，而语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独创的。正因如此，关于某种克里奥尔语的“母语”究竟是哪种语言——也就是说，它是否应当被归类为“法语克里奥尔语”、“葡萄牙语克里奥尔语”还是“英语克里奥尔语”等——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这类问题经常引发长期的争论，而社会偏见和政治考量也常常会干扰科学性的讨论。[21][22][27]
在两种语言发生接触时，常常会使用“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这两个术语。不过，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在二语习得或语言替换的情境中才比较清晰：也就是说，当某一群体的母语（底层语言）被迫放弃，而改用另一种目标语言（上层语言）时，才适用。[31]这样的结果是，原先说底层语言的人至少在较正式的场合会使用某种形式的上层语言，而底层语言可能在非正式交流中作为第二语言继续存在。正如许多被替代的欧洲语言（如伊特鲁里亚语、布列塔尼语和威尼斯语）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底层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影响通常只限于发音以及少量借词。有时底层语言甚至可能彻底消失，不留任何痕迹。[31]
然而，关于“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这两个术语在克里奥尔语的起源或描述中适用到何种程度，学界存在争议。[32]语言替换的模型未必适用于克里奥尔语的形成，因为克里奥尔语往往源自多种语言，而不是由某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的结果。[33][34]当必须假设存在多个上层语言（如帕皮阿门托语的情况）、底层语言无法确定，或者所谓的底层证据仅仅是基于类型学上的类比推断出来时，底层-上层的区分就显得尴尬。[18]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在科学上有意义地表明，各母语在形成的克里奥尔语中所作的贡献存在明显不平衡，那么这种区分就可能具有价值。[35]在大西洋克里奥尔语的研究文献中，“上层语言”通常指欧洲语言，而“底层语言”则指非欧洲语言或非洲语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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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克里奥尔语很少获得官方地位，使用成熟克里奥尔语的人最终可能会感到必须让自己的语言接近某种母语。这种去克里奥尔化的过程通常会形成一种后克里奥尔语连续体，其特点是语言中存在大范围的变体和矫枉过正现象。[21]
普遍认为，克里奥尔语的语法比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语言更为简单，而且内部存在更多变异。[37]然而，这一观点有时也会受到质疑。[38]（另见语言复杂性。）
对克里奥尔语的系统发生学或类型学比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通常，由相关语言衍生的克里奥尔语之间的相似性较高，例如欧洲语言衍生的克里奥尔语，而包含非印欧语系克里奥尔语（如努比语或桑戈语）的更大群体中，相似性则较低。法语克里奥尔语彼此（以及与法语的不同变体）之间也比与其他欧洲语言克里奥尔语更为相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克里奥尔语和英语中，定冠词多位于名词前，而法语克里奥尔语以及17至18世纪被传入现今魁北克的法语变体中，定冠词通常位于名词后。[39]此外，孕育欧洲殖民地克里奥尔语的欧洲语言都属于西印欧语的同一分支，语法高度趋同，以至于沃夫将它们归入同一个“标准欧语”组。[40]法语与英语尤其接近，因为英语通过大量借用，其类型特征实际上比其他日耳曼语更接近法语。[41]因此，克里奥尔语之间所谓的相似性，很可能只是由于共同母语的影响，而非所有克里奥尔语的普遍特征。
成因
关于克里奥尔语的起源，有多种理论，都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Arends, Muysken & Smith (1995) 提出了一个四分分类，用以概括克里奥尔语生成的解释路径：
- 强调欧洲语言输入的理论
- 强调非欧洲语言输入的理论
- 渐进式和发展性假说
- 普遍主义路径
除了克里奥尔语形成的具体机制之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争论：克里奥尔语是否是由不同于传统语言的机制所决定（这是 McWhorter 2018 的核心观点）[42]，还是说在这方面，克里奥尔语的发展机制与任何其他语言并无不同（如 DeGraff 2001 所主张）。[43]
皮钦语与克里奥尔语的单一发生理论认为，所有大西洋克里奥尔语都源自一种地中海通用语，其途径是通过17世纪的西非葡萄牙皮钦语，在西非所谓的“奴隶工厂”[需要更深入解释]中经过再词汇化，而这些地方正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源头。该理论最早由胡戈·舒哈特在19世纪末提出，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泰勒[44]、惠农[45]、汤普森[46]和斯图尔特[47]推广。然而，这一假说如今并未被广泛接受，因为它假设所有说克里奥尔语的奴隶群体都基于同一种葡萄牙语克里奥尔语，而实际上许多群体几乎没有接触过葡萄牙语；同时，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而且葡萄牙语在大多数克里奥尔语的词汇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它们在语法上的相似性则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屈折消失以及欧洲语言和西非语言中不常见的语法形式丢失来解释。比如，Bickerton (1977) 指出，再词汇化假说包含了过多不大可能成立的前提，要让一种语言“在整个热带地区传播开来，被不同语言背景的民族使用，却仍能在语法结构上几乎完全保持一致——尽管在语音上发生了相当变化，词汇几乎被完全替换”，几乎是不可能的。[48]
Hancock (1985) 提出了“本土起源假说”用来解释西印度群岛的英语克里奥尔语的起源。该假说认为，在16世纪末，讲英语的商人开始在冈比亚河、塞拉利昂河以及邻近地区（如布洛姆海岸和歇尔布罗海岸）定居。这些定居者与当地人通婚，形成了混合人群。由于这种通婚，产生了一种英语皮钦语。奴隶们在奴隶集散地学会了这种皮钦语，并在后来被带到西印度群岛，成为新兴英语克里奥尔语的组成部分之一。
法语克里奥尔语最有可能被视为“正常”语言变化的产物，其克里奥尔性更多是社会历史性的，且与殖民背景相关。[49]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法语克里奥尔语在系统发生上是以法语为基础的，更具体地说，是以17世纪的一种柯因内法语为基础，这种法语当时存在于巴黎、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以及新兴的法国殖民地。该假说的支持者认为，今天在美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的非克里奥尔法语方言，都可追溯到这种单一的混合法语。此类方言分布于加拿大（主要在魁北克和阿卡迪亚社群）、路易斯安那、圣巴泰勒米，以及美洲其他一些零散地区。[50]在这种假说下的研究路径，与语言变化的渐变论以及混合法语形成过程中“不完全语言传递”的模式是相容的。
“外国人话”（Foreigner Talk，FT）假说认为，皮钦语或克里奥尔语的形成源于母语者在与完全不懂其语言的人交流时，主动对自己的语言加以简化。由于这种交流方式与对小孩子说话的语言形式有相似之处，它有时也被称为“婴儿语”。[51]
Arends, Muysken & Smith (1995) 认为，“外国人话”的形成涉及四种不同的过程：
- 迁就
- 模仿
- 电报式简化
- 约定俗成
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奥尔语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而不必诉诸单一起源模型。然而，Hinnenkamp (1984) 在分析德语的“外国人话”时指出，它过于不一致且不可预测，无法作为语言学习的有效模型。
虽然“输入的简化”常被用来解释克里奥尔语语法的简单性，但这一解释也遭到了一系列批评：[52]
- 尽管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词汇来源语言差异很大，但它们之间却存在许多语法上的相似之处。
- 语法简化也可以通过其他机制来解释，例如比克顿的“语言生物程序理论”所提出的先天语法。
- 克里奥尔语的词源语言使用者，如果没有专门学习，往往难以理解皮钦语或克里奥尔语的语法。
- 皮钦语更常用于不同底层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底层语言使用者与词源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流。
“外国人话”解释的另一问题在于它可能存在循环论证。Bloomfield (1933) 指出，“外国人话”往往是对非母语者不正确言语的模仿，而这种言语实际上就是皮钦语。因此，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前者导致了后者的产生。
“不完美二语习得假说”认为，皮钦语主要源于奴隶在学习主导的词汇提供语言（二语）时的不完全习得。对自然情境下二语习得过程的研究发现了一些“中介语系统”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同样出现在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中：
- 动词形式固定不变，通常源自动词不定式或标记最少的动词变位形式；
- 限定词的缺失，或以指示代词、形容词、副词充当限定词；
- 否定词放在动词之前；
- 用副词表达情态意义；
- 固定的单一语序，疑问句中不发生倒装；
- 名词复数标记减少或缺失。
不完全二语习得说并不排斥其他理论，尤其是“欧洲方言起源假说”和“语言传递的普遍主义模型”。[53]
那些强调“底层语言”（即非欧洲语言）的理论认为，克里奥尔语之间的相似性，主要源自非洲底层语言之间的相似性。通常的假设是，这些特征要么直接从底层语言转移到克里奥尔语中，要么通过“再词汇化”的过程在克里奥尔语中保持不变：即底层语言用上层语言的词汇材料替换自身的词汇，但保留原有的语法范畴。[54]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被假定的底层语言彼此之间、以及与克里奥尔语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Bickerton (1981) 指出，非洲语言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关于克里奥尔语起源的历史资料又极为缺乏，因此若要确定词汇对应关系，往往只能依靠偶然性。Dillard (1970) 提出了“自助餐原则”这个说法，用以批评那种做法：随意把克里奥尔语的某些特征归因于非洲底层语言的影响，或欧洲各种次标准方言的影响。
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讨论，可参见 Mufwene (1993) 中的各方论述；较新的观点则可参考 Parkvall (2000)。
由于许多（但并非所有）克里奥尔语在社会历史背景上存在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如 McWhorter (1999) 特别强调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有一类克里奥尔语可能起源于皮钦语——也就是为便于不同母语、互不通晓的群体交流而临时创造的简陋二语。Keith Whinnom（见 Hymes (1971)）提出，皮钦语的形成往往需要三种语言，其中一门（上层语言）在其他语言之上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皮钦语的词汇量通常很小，来源于使用者各自语言的词汇，比例不一。诸如屈折变化等形态学细节（通常需要多年才能习得）往往被省略；句法则被保持在最简单的状态，通常依靠严格的语序。在最初阶段，言语的各个方面——句法、词汇和语音——往往都很不稳定，尤其容易受到说话者语言背景的影响。
如果皮钦语被某个社群的儿童作为母语习得，它就可能趋于固定，并发展出更复杂的语法，包括稳定的语音、句法、形态结构以及句法嵌套。皮钦语只需一代人就能演变成一门完整的语言。所谓“克里奥尔化”，就是这一第二阶段，即皮钦语发展成为完全成熟的母语。在这一过程中，词汇也会不断扩充，逐渐形成一种词汇丰富化的体系。
普遍主义模型强调，在语言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从一位说话者传递到另一位说话者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普遍的机制介入。所涉及的机制各有不同：可能是普遍存在的语义透明化倾向，也可能是由普遍规律驱动的一语习得过程，或者是一种普遍的话语组织过程。比克顿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语言生物程序理论”，仍然是主要的普遍主义理论。[55]他认为，克里奥尔语是新建立的种植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创造。在他们周围，所听到的只是结构不足、无法作为自然语言使用的皮钦语；而这些儿童依靠自身天生的语言能力，把皮钦语的输入转化为一门完整的语言。据此推论，所有克里奥尔语的共同特征，正是源于这种普遍存在的先天语言能力。
近期研究
近几十年来，关于克里奥尔语本质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两个问题——克里奥尔语究竟有多复杂，以及它们是否真的是“例外”的语言。
学界曾提出过一些特征，用来区分克里奥尔语与非克里奥尔语（例如比克顿[56]的观点）。
约翰·麦克沃特[57]提出了以下特征，用来界定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原型”，即由皮钦语新近演变而成的语言：
- 缺乏语境性的词形变化：即没有仅用于表示格或性一致性的词形变化（与此相对的是“固有的词形变化”，如表示时态、语气或数的变化）；
- 缺乏功能性的声调标记：即没有利用声调来区分词汇意义（如汉语mā“妈”与mǎ“马”），或标记语法特征；
- 缺乏语义上不透明的构词：即没有类似understand或make up这样的词，其整体意义无法从组成部分的意义直接分析出来。
麦克沃特认为，这三种特征的缺失在由皮钦语新近演变而来的语言中是可预期的，因为对非母语者而言，习得这些特征会带来额外的难度。然而，随着世代的传承，这些特征预期会逐渐（重新）出现，因此，“许多克里奥尔语会表现出与原型的偏离，而这些偏离可以被识别为在克里奥尔语形成之后出现的现象”（McWhorter 2018）。举例来说，McWhorter (2013) 指出，克里奥尔语苏里南语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并长期与荷兰语处于双层语言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借入了一些带有ver-前缀的荷兰动词（在苏里南语中表现为 fer-），而这些动词的意义无法通过前缀和词根来直接分析。例如：morsu“弄脏” 与fermorsu“挥霍”。
麦克沃特认为，这三种特征可以概括任何由皮钦语新近演变而来的语言，他甚至指出：“到目前为止，二十年来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反例”（McWhorter 2018）。然而，克里奥尔语原型的存在一直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
- Henri Wittmann (1999) 和 David Gil (2001) 认为，诸如曼丁语、索宁克语、马古瓦法语和廖内印尼语等语言都具备这三种特征，但并不表现出克里奥尔语的社会历史特征。对此，McWhorter (2011, 2018) 持不同意见：例如，他指出索宁克语具有“相当数量的固有（即非语境性）词形变化”，而马古瓦法语“在动词上保留了丰富的性、人称和数的标记，以及动词变位类别”，因此这些语言不应被视作克里奥尔语。
- 另一些学者（参见 Muysken & Law (2001) 的综述）则提出存在可作为麦克沃特假设反例的克里奥尔语——例如，伯比斯克里奥尔荷兰语中存在屈折变化，帕皮阿门托语中存在声调。[58]然而，McWhorter (2018) 仍持反对意见。他指出，帕皮阿门托语中利用声调区分分词动词形式与基础形式，是在与西班牙语母语者广泛接触之后才出现的。
在此基础上，麦克沃特提出“世界上最简单的语法是克里奥尔语语法”，他主张，任何非克里奥尔语的语法，其复杂程度都至少与任意克里奥尔语的语法相当。[59][60]对此，吉尔反驳称廖内印尼语的语法比麦克沃特用来展示其理论的萨拉马卡语更简单。[17]维特曼在1999年与麦克沃特的辩论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反对意见。[61]
在用形态和句法来定义克里奥尔语方面进展有限，这使得一些学者——如罗贝尔·肖当松、萨利科科·穆夫韦内、米歇尔·德格拉夫和亨利·维特曼—开始质疑将克里奥尔语作为类型学类别的价值。他们认为，克里奥尔语在结构上与其他语言并无区别，所谓“克里奥尔语”其实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而非语言学概念，用来指代被迫迁徙的人群及奴隶制度背景下的语言现象。[62]
Thomason & Kaufman (1988) 阐述了克里奥尔语“特殊性”理论，认为克里奥尔语是一种非遗传性的语言变化实例，其形成源于语言转换过程中异常的传递方式。相比之下，渐进主义者则质疑克里奥尔语环境下存在所谓的“异常传递”，他们认为，形成当今克里奥尔语的过程与语言变化的一般普遍规律并无不同。
鉴于对“克里奥尔语”作为概念的这些质疑，德格拉夫等学者开始怀疑克里奥尔语在任何实质意义上是否真的具有特殊性。[20][63]此外，Mufwene (2002) 指出，一些罗曼语族语言实际上有可能是克里奥尔语，但由于历史上学界对这种观点存在偏见，它们并未被语言学家视为克里奥尔语。
争议
克里奥尔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考察那些被怀疑为克里奥尔语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克里奥尔性”，这就是 Schneider (1990) 所称的“克里奥尔性连续体”。不过，在克里奥尔学者之间，对于“克里奥尔性”的性质并没有共识：它究竟是一种原型性的特征，还是仅仅指涉一组可以辨识的现象，这些现象彼此关联不多，也没有一个单一的深层成因。
“克里奥尔性”是争论的核心，约翰·麦克沃特[64]和米卡埃尔·帕克瓦尔[65]与亨利·维特曼 (1999) 及米歇尔·德格拉夫[66]在此问题上观点对立。按照麦克沃特的定义，克里奥尔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典型的克里奥尔语具备他提出的三大特征，用以诊断克里奥尔性——几乎没有屈折变化、几乎没有声调，以及透明的派生变化。在他看来，越接近这些特征的语言，越“克里奥尔化”。因此，表现出三大特征的海地克里奥尔语，被他称作“最克里奥尔的克里奥尔语”；[67]而像帕伦科罗语这样的语言，由于存在复数、过去时、动名词和分词的词形变化，就显得不那么典型。[68]对麦克沃特-帕克瓦尔假说的反对意见指出，这些所谓的“克里奥尔性类型学参数”同样可以出现在一些并不被视作克里奥尔语的语言中，例如曼丁语、索宁克语和马古瓦法语。维特曼和德格拉夫因此得出结论：迄今为止，试图找到一个能够科学地衡量“克里奥尔性”的标尺的努力都失败了。[69][70]Gil (2001) 对廖内印尼语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Muysken & Law (2001) 则举出了一些克里奥尔语，它们在麦克沃特的三大特征中表现出“出乎意料”的例子（例如伯比斯克里奥尔荷兰语中的屈折变化，或帕皮阿门托语中的声调）。此外，Mufwene (2000) 和 Wittmann (2001) 进一步主张，克里奥尔语在结构上与其他语言并无不同；“克里奥尔语”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而不是语言学概念，它涉及被迫迁徙的人群与奴隶制度的背景。DeGraff & Walicek (2005) 则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讨论了克里奥尔学，否定了可以依靠特定语法特征来负责任地界定克里奥尔语的观点。他们回顾了语言学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强调应当把克里奥尔语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纳入考量。
另一方面，麦克沃特指出，在班巴拉语（一种实际上的曼丁语方言）的语言中，存在大量语义不透明的派生，因此没有理由假设在其近亲语言曼丁戈语中这种现象会不存在。[71]此外，他还注意到索宁克语具有所有语言学家都会判定为“屈折变化”的现象，而目前索宁克语的词典编纂工作仍过于初步，尚不足以权威地断言其中不存在语义不透明的派生。[72]与此同时，亨利·维特曼所描述的马古瓦法语仍然保留了一些语法性别的标记，这本身就属于屈折变化，同时它也保留了语义不透明的派生。.[73]米歇尔·德格拉夫则主张，海地克里奥尔语从法语中继承了语义不透明的派生。
参见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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