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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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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棉业系指中亚国家乌兹别克的棉花产业，棉花为乌兹别克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乌兹别克有“白金”（乌兹别克语：oq oltin）之称，对该国经济相当重要，2006年即占其出口额的17%[1]。乌兹别克每年生产约100万公吨的棉花（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5%），并出口70万－80万公吨（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10%），2005年统计显示其为世界第8大棉花生产国与第11大出口国[2]，主要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孟加拉国、韩国与俄罗斯等国[3]，但其产量已逐年下降，棉产量高峰的1988年产量达近200万公吨，至2012年则仅有100万公吨，该国政府已启动升级厂房设备与棉花处理技术的计画以提升棉业产值[2][3]。
乌兹别克的棉业为国家所控制，每年约有200万人参与采收棉花的工作，为世上规模最大的季节性劳工动员[4]，其中许多工人受到强迫劳动，仅领取微薄的工资，甚至有使用童工的状况，因而受到一些国际企业组织的抵制[5]。近年来乌兹别克棉业的人权争议已有改善趋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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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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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古籍记载，乌兹别克的棉花种植可追溯至近2000年前[7]。1959年苏联选定中亚为其棉花产地(在俄罗斯帝国已发展商业性种植)[8]，乌兹别克的棉产量大幅增长，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产量即占了苏联全国的七成，当时棉业受政府严控，各集体农场（kolkhozes）均有一定的生产量配额[7]。1976年至1983年间因应莫斯科下令乌兹别克增产棉花，沙洛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等乌兹别克高层谎报棉花产量提高，以骗取央行的拨款，是为“棉花弊案”，为拉希多夫任内最著名的丑闻[9][10]。乌兹别克独立后苏联式的配额制持续运作至2020年，棉业仍受政府控制[11]。
因单一经济作物经济风险过高，加上国家粮食安全与环境的考量，近年来乌兹别克渐增加谷物的种植比例，并减少棉花的产量，1990年全国种植棉花的田地共有180万公顷，2006年时已降至140万公顷，种植谷物的田地则自100万公顷增至160万公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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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情况
乌兹别克的棉花一般为四月至五月初种植，并于九月采收，种植地点主要集中在艾达尔库尔湖沿岸，另外还有首都塔什干的锡尔河沿岸以及与土库曼边界的阿姆河沿岸，以生物防治有效地防治病虫害，种植棉花品系过去以Okdare-6、纳曼干-77（Namangan-77）与塔什干-6（Tashkent-6）等早熟品系为主，2009年起育种专家开发出了布哈拉-102（Bukhara-102）、布哈拉-8（Bukhara-8）、安集延-35（Andijan-35）与希瓦-150（Khoresm-150）等早熟、高产、高品质或抗病虫害的新品系[3]。
人权争议
乌兹别克棉业中广泛使用强制性童工[13][14]，儿童自幼即被教育成期待参与棉花采收，将其视为为国贡献的机会[11]。许多棉农被迫生产棉花，销售出口所获的利润却大多归国家所有[15]，采收季节则有许多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被迫参与采收，拒绝劳动者会受到降低收入的处罚，童工甚至会遭受殴打[14]。国际组织反奴隶制国际形容乌兹别克棉业的劳动情形为“骇人听闻”[14]，数个国际组织、企业与投资者遂联合成立“棉花运动”（Cotton Campaign）以维护该国棉业工作者的人权，他们指控伊斯兰·卡里莫夫政府对人权工作者施以监禁、虐待与流放的处罚，指其强迫劳动的行为已侵犯人权、将下一代拖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中且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禁止人口贩运的国际公约[15]，并呼吁乌兹别克政府尊重人权、接受国际劳工组织核查其棉花生产过程[15]。
因人权争议频传，H&M、特易购、宜家家居、爱迪达与马莎百货等国际企业皆声明将避免在产品中使用乌兹别克棉花以抵制该国棉业[11][14][16]。过去种植棉花时还会使用落叶剂，造成在田中工作妇女产下的婴儿死亡率与天生缺陷比率增加，现则已经停用[17]。乌兹别克国内的人权运动家埃琳娜·乌拉耶娃长期关注棉业强制劳动的问题，呼吁外界抵制该国棉业，曾于2015年、2016年与2017年多次被捕并送入精神病院中[18]。
在国际压力之下，2012年乌兹别克总理肖开提·米尔则亚耶夫发布命令禁止童工在棉花田工作，但仍有许多教师、医师与护理师等专业人士被迫参与棉花采收[11]。2020年3月肖开提总统宣布取消棉花生产的配额制，使农民得以自由选择种植的作物[19][20]。202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兹别克棉业已无系统性使用童工或强制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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