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政策

此条目介绍的是中国古代朝廷对诸侯或者属国的政策。关于近代史上管治台湾的政府当局，对台湾原住民的政策，请见“理蕃政策 (消歧义)”。

理藩政策指古代中国王朝对境内诸侯国或境外藩属国的政策。“藩”本意是“篱笆”。如“藩篱”，有屏障、保卫之意。又引申为古代诸侯王的封国、属地。如“藩国”，再扩展到由中国君主册封的国家即藩属国。^[1]

周代至魏晋

“藩”，《说文解字》解释为“屏也”，“屏蔽也”。即含有“保护”之意，将危险“屏蔽”于外，即为保护。《左传·哀公十六年》有言：“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这里的“卫藩”便可理解为保护、保卫之意。《左传》所讲的“卫藩”之事，是发生在“边竟（境）”，因此“藩”除了“保护”之意外，还可以指代边境、边界。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就说：“藩，篱也。”这就说明，“保护”与“边界”二意是一体的，在自身周边划出边界，将危险屏蔽于边界之外，以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藩”字的基本含义。

周代，“藩”开始指代宗藩制度下的诸侯国。根据周代的宗藩制度，周天子居于最高位置，由家族内的嫡长子担任。天子的兄弟便会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地方诸侯，以保卫天子。《左传·定公四年》载：“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宗法分封制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机制。周天子居于国家最高地位，但地方的藩国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自己处置诸侯国内部的事务。但由于宗藩制度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不起作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互相兼并，周天子也被束之高阁。秦朝之后，中国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采用郡县制，虽然皇室成员也有分封的情况出现，各藩王在法律制度层次上已经没有划地自治的权力，多封虚爵，仅能享受地方财政的供奉，而不能直接对地方进行统治。如果藩王拥有实权，便会出现汉代的七国之乱或是西晋的八王之乱。《文献通考》曰：“景武而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人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盖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尽废矣”。

唐代

唐初武功强盛，先后征服东西突厥和高句丽等国，对于征服领地上的贵族也授予唐朝官职，此即后来所称的“羁縻”。唐在各地以旧有部族为基础，设置府州八百多个，大的为都督府，小的为州，以本族首领为世袭都督、刺史。羁縻府州的机构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有的行政机构和政治制度都保留不变，从长官到僚属均由本族人充任；并允许其在本族内部称“国”，其君主亦可保留“王”与“可汗”的称号。唐代对大多数被征服地区均采用此种办法。二是以华官参治。即派遣汉官充任羁縻州的部分官员，进行联合统治。对于社会经济形态与中原基本相同的地区如辽东一带，采用此种办法。三是监临制。即在保留原有的组织机构承认其酋长统治地位的同时，唐朝派遣政治代表进行监视。如朝廷对黑水靺鞨，即是“置长史就其部监领之”。^[2]

唐代有“皇帝敬问”（敌体之国）与“皇帝问”“敕”（君臣关系）两大类型的对外文书，第一种保留原有机构的羁縻府州诏书为“皇帝问”，后两种由唐朝派员的羁縻府州使用“皇帝敕”。^[3]法律方面，《唐律疏议·刑名》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族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军事上，羁縻府州可以保留本部兵马，但须听候朝廷调遣，皇帝制有“天子信宝”，专门用来征调蕃国之兵。唐朝虽然不直接向其征税，但各羁縻府州的统治者须向朝廷呈报“版籍”定期上交“贡赋”。

唐代羁縻府州主要隶属于各都护府，西南地区的姚州、泸州、黔州、桂州、邕州、峰州诸都督府，亦分别统领若干少数民族。

元朝

主条目：元朝藩王列表

明朝

主条目：明朝藩王列表

清朝

清廷因在藩部依靠当地王公贵族进行封建统治、谓之“君国子民”，故其对于蒙古、新疆、西藏等内亚地区的施政即称为理藩政策。早在清朝入关之前，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后即设置专司理藩院，平定全国后，先后制定发布《蒙古律例》、《番例》、《回疆则例》、《理藩院则例》等一系列专门法管辖藩部地区。清代理藩政策有两大重点，一者为“疆土经理”，在要地设置驻防将军、都统与办事大臣统筹全局；二是“政教布施”，以利用藏传佛教钳制蒙古人为主，而对于以穆斯林为主的回疆清朝的统治则算不上成功，前后多次发生反满清动乱。

清代蒙古各旗均仿效八旗编设佐领，旗上设盟负责协调各旗关系，盟旗制建立后各部被限制在指定的领地上不得随意移动。清朝并参酌蒙古各部原有政治制度，沿用蒙古的习惯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化蒙古王公、贵族、僧侣的政治势力，严加控驭各蒙旗的活动，使其不能联合。在此基础上，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受其影响。^[4]

清代西藏原则上由当地的甘丹颇章自治，除了设立无兵力配属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51年设），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外，就是默许由册封的达赖喇嘛（1653年）与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拥有西藏统治权。法律上则适用来自《理藩部则例》中的喇嘛条款，后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与册封国的关系

参见：册封体制和藩属国

因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对等外交的理念，尽管并不能干预其内政，中原王朝仍从其“天下”的角度视周边国家为“属国”，与境内的诸侯国或藩部混同。《大清会典》称：“凡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东南曰琉球、苏禄，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西北夷番见理藩院”。民国以后，史家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即“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