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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奥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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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雷尔奇纳的圣毕奥(义大利语:Pio da Pietrelcina,1887年5月25日—1968年9月23日),通称毕奥神父(义大利语:Padre Pio)是一位意大利籍天主教方济嘉布遣会神父、神秘主义者[1],后来亦被罗马天主教追封为圣人,毕奥神父的纪念日是9月23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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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奥神父原名方济各·弗哲(义大利语:Francesco Forgione),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小镇彼得雷尔奇纳。他于1903年1月22日入嘉布遣方济会,取名“毕奥”(或译“比约”)。毕奥神父于1968年9月23日逝世于圣乔瓦尼-罗通多,享年81岁。2002年6月16日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追封为“圣人”[3]。在整个天主教世界中,圣庇护神父是最受敬仰与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之一,被形容为“一位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敬礼几乎无可比拟”的圣人。
在他仍在世之时,因为自1918年起出现在身上的圣伤,以及信友们归功于他的治愈奇迹与神恩事迹,便已引发极为广泛的民间敬礼。然而,同时他也曾遭受部分教会内部与医学界人士的严厉质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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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87年5月25日,方济各·弗哲(Francesco Forgione)在意大利南部邻近贝内文托小镇彼得雷尔奇纳出生。他的父亲格拉齐奥・马里奥・弗哲(Grazio Mario Forgione,1860–1946)是一位自食其力的农夫,母亲玛丽亚・朱瑟帕・迪・努齐奥(Maria Giuseppa Di Nunzio,1859–1929)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妇女[4][5]。他在镇上的圣亚纳小堂(Santa Anna Chapel)领洗,圣名为方济各[6],该小堂建于一座古堡的城墙之上,日后他也在同一座小堂担任辅祭。方济各有一位兄长米凯莱(Michele),以及三位妹妹:费莉琪塔(Felicita)、佩莱格里娜(Pellegrina)与格拉齐亚(Grazia,后来成为圣毕哲女修会修女)[7]。他的父母还有两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夭折[8]。自小他帮助父母在田中耕种,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牧放羊群,由此他的教育迟缓了几年。据说在方济各五岁时,他已下定决心将整个生命献给天主,甚至在那个年纪已开始了刻苦的补赎[4][6]。直到十岁之前,他都在家里的土地上帮忙,照顾著家中那群小羊[9]。
皮耶特雷尔奇纳是一个人民宗教生活虔诚的小镇。方济各的家人是热心的天主教徒,每日参加弥撒、诵念玫瑰经,一周内三天守斋戒食肉类[6],以纪念加尔默罗山圣母。虽然方济各的父母和祖父母是文盲,他们记得经文并常常讲述福音和圣经故事给孩子们听。方济各的母亲称方济各从小时候起就常常看见耶稣和圣母,还有他的守护天使,以至于年幼的方济各竟以为大家都像他一样能看见诸圣。
根据他的神师拉密斯的奥思定神父(Agostino da San Marco)的日记,年幼的方济各常常遭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六岁时他患了一场严重的胃炎,使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患病在床;十岁时,他患上伤寒而高烧大病,镇上的赤脚大夫看了之后,甚至还说他大概只有几天好活了,但最后却误食一大罐辣椒而获救[10][注 1]。
童年时的方济各常常经历神视和神魂超拔[4]。1897年,十岁的方济各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公立中小学教育后,他听到一位嘉布遣会修士在乡间募捐时的讲述,被修士的朴素生活所深深吸引,萌生了修道的志愿。他向父母表达了修道的意愿后,他们带著孩子去了皮耶特雷尔奇纳以北21千米的莫尔科内,拜访了那里的嘉布遣会修院,以探知方济各是否能入会修道。会士们表示他们愿意接纳方济各,但要等到他接受更多教育之后[6]。
方济各的父亲为了负担他的学费,便前往美国寻求工作,以期让方济接受更多学术教育[12]。1899年9月27日,方济各接受了坚振圣事。之后他接受私人教师的指导,并通过了修会所要求的课程考试。1903年1月6日,15岁的方济加入了嘉布遣方济会,领受了会衣,成为一名初学修士,取名毕奥修士(Fra Pio),并发神贫、贞洁、服从的誓愿[8]。关于选用这一名字的原因有许多推测,比较公认的是为纪念教宗圣庇护一世,这位圣人的圣髑存放于毕奥领洗的圣亚纳小堂[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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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奥神父开始了为期七年的司铎学业,前往翁布里亚的圣方济各修院修读[6]。他在十七岁时病倒,出现食欲不振、失眠、极度疲倦、昏厥与偏头痛等症状。他经常呕吐,只能消化牛奶与乳酪。宗教信众们认为,这段时期正是他开始经历无法以自然解释的超常现象之时。例如,在祈祷时,旁人常见他陷入一种恍惚状态,仿佛神游物外;有一位同院修士日后声称亲眼见他陷入神魂超拔的狂喜状态,甚至漂浮于地面之上[14]。
1905年6月,他的病情恶化至令人担忧的程度,上级遂决定将他送往山区修院,希望山区凉爽的空气能改善他的健康。然而效果不彰,医生建议他返家休养;即便如此,他的健康仍未见好转。尽管身体孱弱,他仍于1907年1月27日庄严宣发贞洁、贫穷与服从三愿。
1910年8月,毕奥神父由贝内文托总主教保禄·斯基诺西(Paolo Schinosi)祝圣为司铎。四天后,他在“天使之后”堂举行了首祭。
由于健康状况依然脆弱,修会允许他留在故乡皮耶特雷尔奇纳(Pietrelcina)家中疗养,同时仍保留加布遣会修士的身分与服饰[15]。他一直留在当地直到1916年,既为养病,也为在父亲与兄长短期赴美谋职时照顾家人[16]。在这段期间,毕奥神父经常给他的两位灵修指导——圣马尔谷‧拉米斯(San Marco in Lamis)修院的加布遣会士本笃神父(Father Benedetto)与奥古斯定神父(Father Agostino)——撰写神秘书信[16][17]。
以毕奥神父命名的教堂,位于圣乔凡尼-罗通多
“恩宠圣母”(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加布遣修院小室,是毕奥神父后半生的家
1916年9月4日,毕奥神父接获命令,必须回到团体生活中。他遂被派往福贾省(Foggia)圣乔凡尼-罗通多(San Giovanni Rotondo)的加尔加诺山区(Gargano Mountains)的一个农业修院——“恩宠圣母”加布遣修院(Our Lady of Grace Capuchin Friary),当时该修院共有七位修士。自此以后,除了一段时期军营生活外,他一直留在圣乔凡尼-罗通多,直到1968年安逝于此。
在司铎生涯中,毕奥神父以促成人心皈依而闻名,曾成功使不少人皈依天主教[18]。毕奥神父特别热心于默想玫瑰经。他将每周告解比作“每周为房间除尘”,并劝勉信友每日进行两次默想与自省:一次在早晨,作为迎接一天的准备;另一次在夜晚,作为反省回顾。他常以一句简短却深刻的话总结其灵修要诀:“祈祷、信赖、不要忧虑”(Pray, hope, and don’t worry.)[19]。他指导信友们在万事万物中辨认天主的临在,并教导人要在一切之上渴望成就天主的旨意[20]。
许多人听闻他的名声后,纷纷前往圣乔凡尼-罗通多,为了与他会面、向他告解、寻求帮助,或单纯满足好奇心。1928年,毕奥神父的母亲在修院附近的村庄辞世。其后在1938年,他让年迈的父亲格拉齐奥(Grazio)搬来与他同住,兄长米凯莱(Michele)也一同前来。格拉齐奥居住在修院外的一间小屋里,直至1946年离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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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毕奥神父所在团体中有四位修士被征召入义大利军队服役。当时,他在修院中担任教师与灵修指导员。当另一位修士也被征召后,毕奥神父被任命为团体的负责人。1915年11月15日,他被征召入伍,并于12月6日被分配到那不勒斯第十医疗兵团。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多次被退伍与再度召回,直到1918年3月16日才被判定为不适合服役,并正式退伍[22]。

1918年9月,毕奥神父开始在手足上出现永久性的伤痕,称为“圣伤”,象征基督的伤痕[23]。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在圣乔凡尼-罗通多地区的圣洁声誉迅速传开,每天都有数百名信徒前往修院探望他[23]。
战后人们开始重建生活,而他在信众眼中成为希望的象征[20]。与他亲近的人证实,他开始显现出多种神恩,包括治愈的恩赐、分身的能力、凌空漂浮、预言、奇迹、对睡眠与食物的非凡节制(有一则记载指出,奥古斯定神父(Padre Agostino)曾记录,毕奥神父在维拉费诺(Verafeno)至少有二十天仅靠领受圣体而无其他饮食)、洞察人心、舌音、引人皈依,以及伤口散发芳香等恩宠[24][需要较佳来源]。
随著时间推移,毕奥神父在更广泛的群众中声名大噪,他成为许多人的灵修导师,并提出了灵性成长的五条守则:每周办告解、每日领圣体、阅读灵修书籍、默想祈祷,以及省察良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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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毕奥神父将一座旧修道院改建为一间小型医疗诊所,仅设有少数病床,主要用以接济极度贫困与患病的人[25]。1940年,一个筹备委员会成立,旨在兴建一所更大的医院[26],并开始募集捐款,医院的建设于1947年动工[25]。
据卢札托(Sergio Luzzatto)记载,医院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毕奥神父的虔诚信徒艾曼纽·布鲁纳托(Emanuele Brunatto),他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借由黑市交易积累了财富[27][28]。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亦捐助了2亿5千万义大利里拉[29]。
基督教民主党领袖洛多维科·蒙蒂尼(Lodovico Montini)及其弟若翰·巴蒂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即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促成了UNRRA的参与[30]。医院最初计画命名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医院,但最终定名为“慰苦之家”(Casa Sollievo della Sofferenza),并呈现为毕奥神父亲自创建的事业[31]。

这座医院于1956年正式启用[26],毕奥神父将医院的直接管理权交由圣座负责。然而,为使他能亲自督导该计画,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57年特准他暂时免除清贫誓愿[32][33]。后来,部分批评者曾指称该项工程在资金运用上存在不当行为的嫌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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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奥神父的葬礼仪式照片之一(约十万人出席),以及将其遗体护送至“恩宠圣母堂”的送葬队伍。
进入1960年代后,毕奥神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持续进行其灵修与牧灵工作[34]。1968年9月22日,毕奥神父举行弥撒,纪念他领受圣伤(Stigmata)五十周年。当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齐聚圣乔凡尼·罗通多,电视台也派出摄影团队前来拍摄[35]。由于参与者人数众多,修院院长决定以庄严弥撒(Solemn Mass)的形式举行[36]。
毕奥神父仍尽力履行司铎职务,但他看起来极为虚弱[37]。他的声音微弱,弥撒结束后,在下祭台阶梯时几乎昏倒,须由同院的嘉布遣会修士扶持[38]。这场弥撒成为他最后一次主持的圣祭[39]。
1968年9月23日清晨,毕奥神父作了最后一次告解,并重申了他的方济各会誓愿[20][40]。按照惯例,他手中仍持玫瑰经念珠,虽然已无力诵念《圣母经》,仍轻声重复著:“Gesù, Maria”(“耶稣、玛利亚”)[41]。 当天凌晨约2时30分,他在圣乔凡尼-罗通多的修院病房中安然辞世,享年81岁[42]。
在他逝世前的数日间,圣伤已神秘地消失。医生检视毕奥神父的遗体时,发现他手足上的伤口完全愈合,没有留下任何疤痕或痕迹[42]。随后,他的遗体被安放于修院教堂内的棺木中,让信众前来瞻仰与致敬。葬礼于1968年9月26日举行,约有十万名信徒参加[43][44]。葬礼队伍绕行圣乔凡尼-罗通多镇后,举行了隆重的安魂弥撒(Requiem Mass)。最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修院附属的“恩宠圣母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la Grazie a San Giovanni Rotondo)地下圣所中[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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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录的超自然现象
据说毕奥神父具有一些神秘的恩宠,例如洞察灵魂、双处同现,以及在他人尚未开口之前就能施予恩惠与治愈的能力[45]。他所经历的超自然现象还包括天上的神视、与天使的交流,以及与撒旦与恶魔的肉身搏斗。关于他超自然经验的报告使他声名远播、令人惊叹,尽管梵蒂冈方面最初对此持怀疑态度。部分现象是毕奥本人在写给灵修导师的书信中所记录的,另一些则由他的追随者所传述。

毕奥在书信中写道,他在晋铎初期就曾感受到身体上的印记、疼痛与流血,出现在与基督受难相对应的位置(当时尚未显现可见的伤口)[46]。 在1912年3月21日写给灵修指导与告解神师奥古斯定神父(Father Agostino)的信中,毕奥提到他对基督奥体的虔诚,以及他内心的直觉──他将要承受圣伤。卢扎托(Luzzatto)指出,在这封信中,毕奥引用了圣伤神秘学家瑰玛·甘甘妮(Gemma Galgani)著作中一些未被认出的段落[16]。
在1915年的一封信中,奥古斯定神父向他提出具体问题,包括:他何时首次经验神视、是否带有圣伤,以及是否感受到基督受难的痛苦──特别是荆棘冠与鞭打之苦。毕奥回答说,他自1903年至1904年见习期以来便有神视,并已带有圣伤。他坦言自己曾被此现象吓坏,以至于恳求天主撤去圣伤。他还写道,他并不希望痛苦被除去,只愿可见的伤口消失,因为他认为那是难以言喻且几乎无法承受的屈辱[46]。
1918年9月20日,当他在听告解时,据说身上再次出现了可见的圣伤。这些圣伤持续了五十年,直到他去世为止。流自伤口的血据称散发出花香或香水的气味[47]。毕奥告诉奥古斯定,疼痛持续存在,且在特定日子与情况下更为剧烈。他表示自己宁愿隐藏受苦,但至1919年初,有关他带有圣伤的消息已广为传播。由于感到羞赧,他常戴红色手套或以黑布遮住手足的伤口[32]。
神学家阿戈斯蒂诺·杰梅利(Agostino Gemelli)主张这些伤口与士兵使用腐蚀性物质自残的伤势相似[48],而医师阿米科·比尼亚米(Amico Bignami)则认为这些可能是皮肤坏死所致,并因碘酊等化学物质而迟迟未愈[49]。
在圣伤公开后,多位医师(其中一些由梵蒂冈聘请)对其进行检查。有些人声称这些伤口无法以科学解释,且似乎从未感染[32][50]。即使看似愈合,它们又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51]。1954年,医师阿尔贝托·卡塞尔塔(Alberto Caserta)为毕奥的双手拍摄X光片,结果发现骨骼结构并无异常[52]。
然而,也有批评者指控毕奥伪造圣伤,例如使用石炭酸(carbolic acid)造成伤口。福贾(Foggia)当地药剂师瓦伦蒂尼·维斯塔(Valentini Vista)的表亲玛丽亚·德·维托(Maria De Vito)作证称,年轻的毕奥曾在未出示任何医疗处方的情况下,秘密购买了石炭酸与四克的藜芦碱(veratrine)[53]。藜芦碱是一种高度腐蚀性的“生物碱混合物”,药剂师维斯塔当众表示:“藜芦碱剧毒,只有医师才能决定是否开立处方。”[54]它过去被用作驱除虱子的麻痹性杀虫剂,也被描述为能使皮肤麻木的“外用刺激剂”[55]。
毕奥坚称,他购买石炭酸是为了消毒医用注射针具,而藜芦碱则是因有人恶作剧将其混入鼻烟中,导致他打喷嚏不止,因此他买来准备报复同伴[56][57]。沃尔泰拉(Volterra)主教拉斐尔·罗西(Raffaele Rossi)最终同意此说,认为“这里反映的不是恶意,而是毕奥神父的单纯与玩笑心”[57];并断言:“这些圣伤并非出于魔鬼的作为,也非欺诈或恶意的伪造……它们看起来并非是外界暗示的病态产物。”[58]罗西主教认为,这些圣伤是“真实的存在”[59]。
1918年8月,在据称领受圣伤前的几周,毕奥神父描述了一次神秘的经验,他感到灵魂与肉体同时被刺穿并燃烧。根据他的说法,这次神秘经验始于8月5日,结束于8月7日。他的灵修导师本笃神父(Padre Benedetto)将这一现象诠释为“灵伤”(Transverberation)。毕奥神父后来声称,这次经验在他左侧胸口留下了一道肉体的伤口[60]。多位检视过毕奥神父伤口的见证者报告说,他的左胸有一道约七厘米长、呈十字形的伤痕[61][62]。
信徒们相信毕奥神父拥有“双处同现”(Bilocation)的神恩,即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当时作为教廷调查员的拉斐尔‧罗西主教(Raffaele Rossi)就此询问他时,毕奥神父回答说:“我不知道这现象的本质,也不太去想它;但确实曾发生过我似乎与某人同在、或身处某地的情形。我不知道是我的心神被带到那里,或是我所见的是那地或那人的一种显现;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以身体在那里,或只是灵魂在那里。”[63][64]
在1999年出版的《毕奥神父:行奇迹者》(Padre Pio: The Wonder Worker)一书中,爱尔兰神父马拉奇‧杰拉德‧卡洛(Malachy Gerard Carroll)记载了一个故事:西西里女孩洁玛‧德‧乔尔吉(Gemma de Giorgi)的失明在拜访毕奥神父时被治愈[65]。洁玛于1947年由祖母带到圣乔望尼-罗东多,她天生没有瞳孔。旅途中,这个小女孩开始能看见物体,包括一艘汽船与大海[65][66]。洁玛的祖母起初不相信孩子真的得到了治愈,当洁玛在告解时忘了向毕奥神父祈求恩赐,祖母恳求神父代为祈祷,求上主恢复孩子的视力[65]。毕奥神父对她说:“孩子不必哭,你也不必哭,因为孩子能看见,而你知道她确实能看见。”[65]
根据受托调查毕奥神父的沃尔泰拉主教拉斐尔‧罗西(Raffaele Rossi)表示:“关于所谓的治愈,许多案例未经证实,甚至并不存在。然而,在毕奥神父的通信中,确实有一些可信的声明将奇迹归于他的转祷。但若无医学上的确认,结论难以成立,此事仍须开放研究。”[67]
1947年,27岁的卡罗尔‧沃伊蒂瓦神父(Karol Józef Wojtyła,后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拜访了毕奥神父,并向他告解。奥地利枢机阿方斯‧史提克勒(Alfons Stickler)指出,沃伊蒂瓦曾向他透露,在这次会面中,毕奥神父曾对他说,他将来会“登上教会中最高的职位”,但此事仍需进一步确认[68]。史提克勒说,沃伊蒂瓦认为这预言在他被任命为枢机主教时应验了[69]。然而若望保禄二世的秘书斯坦尼斯瓦夫‧济维什(Stanisław Dziwisz)否认此事[70],而乔治‧魏格尔(George Weigel)的传记《希望的见证》(Witness to Hope)中虽也提到同一次拜访,但未记载此预言。另有一种说法指出,毕奥神父以“陛下”这一仅被用于教宗的尊称称呼沃伊蒂瓦[71]。
罗西主教描述毕奥神父身上散发出“一种十分浓郁而愉悦的香气,类似紫罗兰的气味”,但无法确定其来源[72]。 毕奥神父回复说,他曾有“以理智之眼所见的智性神视”[73];他也记录过与恶魔的搏斗与骚扰经验[74],有时恶灵甚至以人形或兽形出现[75]。他向罗西确认说:“极少数情况下,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某些人的过错、罪恶或德行,至少在我对他们有些认识时。”[76]
教廷的审查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梵蒂冈最初对毕奥神父施加了严厉的限制,以减少外界对他的关注:他被禁止公开举行弥撒、为人祝福、回复信件、公开展示圣伤,以及与他的灵修导师本笃神父(Padre Benedetto)通信。
教会当局曾决定将毕奥调往义大利北部的另一座修院[77] 。然而,当地民众威胁要发起暴动,最终梵蒂冈让他留在原地。第二次调离的计划后因相同原因被取消[78] 。尽管如此,从1921年至1922年间,他被禁止公开执行神职,例如听告解与主持弥撒[79]。 自1924年至1931年,圣座发表声明,否认毕奥神父身上的事件具有任何神圣原因。[20]
为了确认圣伤的真实性,许多医生前往检查毕奥神父的伤口。第一位进行研究的是巴尔莱塔(Barletta)市立医院的首席医师路易吉・罗马内利(Luigi Romanelli),他于1919年5月15日至16日,依省级修会院长之命,对毕奥进行了检查。
在他的报告中,他写道:“他双手的伤口覆盖著一层带红棕色的薄膜,没有任何出血、肿胀或周围组织的发炎现象。我深信这些伤口绝非仅仅是表面的。当我用拇指按在他手掌,食指按在他手背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两者之间存在空隙。”[80]
两个月后的7月26日,病理学家阿米科・比尼亚米(Amico Bignami)抵达圣乔凡尼-罗通多。比尼亚米于1919年对毕奥神父的伤口进行了医学检查,并提出了数种假设,其中之一认为这些伤口是由于皮肤坏死所致,而其愈合过程则被碘酒等化学物质所阻碍[49]。
乔尔乔・费斯塔(Giorgio Festa)是一位医师,曾于1919年与1920年检查毕奥神父,他对于圣伤所散发出的芳香印象深刻[81]。与先前的比尼亚米一样,费斯塔也描述了毕奥神父身侧的伤口呈十字形[82]。在他于1925年向宗座信理部提交的报告中,费斯塔得出了善意的结论,并以神学论据为主,反驳了杰梅利(Gemelli)对毕奥神父圣伤的批评观点。他写道,这些圣伤“并非外部创伤的结果,也不是由强烈刺激性的化学物质所造成”[83]。
1920年,阿戈斯蒂诺‧耶梅利神父(Agostino Gemelli)——一位医师与心理学家——奉红衣主教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Cardinal Rafael Merry del Val)之命,前往探视毕奥神父并对其伤痕进行临床检查。卢扎托写道:“因此,尽管耶梅利是自行前往加尔加诺半岛,并非受任何教会权威的正式委托,他仍不惜将自己致圣部的私人信函,变成了一份关于毕奥神父的非正式报告。”[84]
耶梅利希望能完整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想与这位修士当面会晤。然而,毕奥对这位新调查者的态度非常冷淡:他拒绝会面,并要求对方出示圣部的书面授权。尽管耶梅利抗议说他有权对毕奥修士的圣伤进行医学检查,但皆徒劳无功。修士在上级的支持下,坚持必须透过教会层级正式申请许可,并未理会耶梅利的身份与资历。于是,耶梅利怀著恼怒与受辱之情离开修道院,因未被允许检查圣伤而感到冒犯。他得出的结论是,方济各‧弗哲(Francesco Forgione,即毕奥神父)是“一个知识狭隘、精神能量低下、思想单调、意志薄弱的人。”[85]耶梅利对毕奥的评价极为苛刻:“这个案例是由本笃神父在毕奥神父脆弱的心灵中无意识地植入的暗示所造成的,产生了那种鹦鹉学舌般的特征性表现——这正是癔症心灵的内在特质。”[85]
代表圣部,耶梅利于1925年再次检查毕奥,并于1926年4月撰写报告。这次,毕奥允许他检视伤口。耶梅利认为,这些伤口的成因是毕奥自行涂抹腐蚀性物质所致。耶稣会士费斯塔(Festa)此前曾试图质疑耶梅利对圣伤的一般性评论[48]。耶梅利在报告中回应了这些批评,并以自己对自残伤口的知识作为依据。他进一步阐明对毕奥伤口本质的看法:“凡具有法医学经验者,特别是熟悉战争中那些自伤士兵所呈现之溃疡与伤口类型的人,必然不会怀疑这些乃是因使用腐蚀性物质所造成的糜烂性伤口。其溃疡的基底与形状,在各方面都与士兵以化学手段制造的伤口极为相似。”[48]
耶梅利再次贬低毕奥的心智能力:“他(毕奥)是前任省会长本笃神父的理想搭档,两人正好构成一种梦魇与魅魔的组合……他是一位好神父:平静、安静、温顺——但这更多是出于心智缺陷,而非德行。一个可怜的灵魂,只会重复一些刻板的宗教词句;一个可怜的病人,他只是从师父本笃神父那里学会了这一套。”[86]耶梅利在1940年以及之后多次致函圣部,质疑他所认为的毕奥神父“不应得的圣德主张”[87]。
沃尔泰拉主教、加尔默罗会士拉斐尔·罗西(Raffaele Rossi)于1921年6月11日奉圣部(即今日信理部)之命,正式被委派对毕奥神父进行一次教会的正式调查。罗西于6月14日开始在圣乔凡尼-罗通多展开宗座视察,询问了证人,包括两位教区神父和七位修士。经过八天的调查,他完成了一份善意的报告,并于10月4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瞻礼日──寄送至圣部。这份详尽而细致的报告主要指出:罗西对毕奥的印象良好,认为他是一位好修士,而圣乔凡尼-罗通多的修院是一个良好的团体。那些圣伤无法以自然方式解释,但显然不是魔鬼的作为,也不是粗劣的欺诈或诡计;更不是出自一个狡诈恶意之人所为[88]。在与证人三次面谈的过程中,罗西亲眼查看了当时34岁的毕奥神父的圣伤,他认为这些圣伤是“真实的存在”[59]。
在他的笔记(直接书写于现场)以及最终报告中,罗西描述了这些伤口的形状与外观:手上的伤“非常明显”,脚上的伤则“正在消退,所能看到的部分像是两个小圆点般的隆起(‘钮扣’状),表面皮肤较白且柔和。”[59]至于胸口,他写道:“在他的肋旁,有一个呈三角形的斑痕,颜色如红酒,旁边还有一些更小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已不再是1919年比尼亚米医师与费斯塔医师所见的倒十字形。”[89]罗西也向圣部提出请求,希望能与毕奥本人或与其导师本笃神父会谈,至少能获取他所搜集的资料,以便有朝一日能撰写毕奥的生平[90]。
根据罗西的说法:“那些所谓的治愈,多数未经证实或根本不存在。然而,在毕奥神父的通信中,确实有一些可信的陈述,将奇迹归功于他的转祷。但若无医学上的确认,便难以下结论,此事仍有待研究。”[91]根据卢西娅·切奇(Lucia Ceci)的说法,罗西未能找到任何可被确认的奇迹[92]。
当罗西问他关于“双处显现”(即同时出现在两地)的现象时,毕奥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清楚这现象的本质——我确实不太去想它——但确实曾发生过,我似乎出现在这个人或那个人面前,或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是我的心神被带去了那里,还是我所见的只是那个地方或那个人的某种显现;我也不知道那时我是连同身体一同在那里,还是仅仅精神在那里。”[63][64]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对毕奥神父(Padre Pio)持怀疑态度。任期初期,他得知毕奥神父的反对者在修院的房间与告解室内安装了窃听装置,录下了他的告解内容[93]。在其半官方日志之外,若望二十三世也写下了关于毕奥神父(简称“PP”)的担忧,这些忧虑来自录音带的报告,声称毕奥神父与其“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中的妇女有“亲密而不正当的关系”[93]。若望二十三世本人可能从未亲自听过这些录音带,但他仍然认定这些指控可信[94]。根据卢札托(Luzzatto)的研究,梵蒂冈并未下令进行这次窃听。若望二十三世在另一篇日志中写道,他不仅打算采取行动,实际上已下令进行另一项宗座视察[95]。
卡洛·马卡里神父(Carlo Maccari)时任罗马教区总秘书,总共与毕奥神父会面九次[96]。 毕奥神父与马卡里之间充满互不信任。马卡里在日记中写道:“闪避、心胸狭窄、谎言——这些是他用来逃避我质问的武器……整体印象:令人遗憾。”[97]在报告中,马卡里指出毕奥神父宗教教育不足、在其年纪仍过度劳动、并非苦修者,且与外界保持过多联系。他认为这其中“圣”与“俗”混杂得太深[98]。
马卡里在报告中列出那些自称曾是毕奥神父情人的妇女姓名,但未对其说法的真实性作出评断[98]。他主要关注毕奥神父社会环境中的狂热现象,形容那是一种“在迷信与魔法之间摇摆的宗教观念”[99]。马卡里称毕奥神父的支持者是一个“庞大而危险的组织”[100],从未被劝导保持节制。他甚至质疑:“上主怎能容许如此多的欺骗存在?”[101]
马卡里在报告结尾提出一系列建议,作为处理毕奥神父事务的后续措施:恩宠圣母(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院的弟兄们应逐步调离,另派外地院长接任;任何人每月不得向毕奥神父告解超过一次;医院须重新制定章程,明确区分医疗与灵性“治愈”的责任,不再由嘉布遣会士共同掌控[101] 。在马卡里完成宗座视察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日记中注记,他认为毕奥神父不过是一个“稻草偶像”(idolo di stoppa)[102]。
1933年,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下令撤销禁止毕奥神父公开举行弥撒的命令,并表示:“我并非对毕奥神父心怀恶意,只是受了错误的资讯所误导。”[20]1934年,毕奥神父重新被允许听告解,并获得特准讲道的荣誉许可,尽管他从未参加过讲道执照的考试。1939年登基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甚至鼓励信徒前往探访毕奥神父。
1960年代中期,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任期1963–1978)正式撤销了对毕奥神父的一切指控[32][78][103]。
列圣品与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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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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