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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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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及战争结束时候，数百万德意志公民（不论民族或是否与纳粹德国有联系）以及德意志裔人（不论国籍）被迫从其他欧洲国家迁徙回德国。受到影响的范围包括前德意志帝国的东部领土（战后归波兰和苏联）以及纳粹德国占领区（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北部及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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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0年，超过1200万德意志人被迫迁徙或被从中东欧驱逐出去，他们多数迁移到了战后的德国及盟军占领的奥地利。也有一些来源表明，倘若加上1950年后的迁徙人口和迁徙人口的子女，总数将会达到1400万人。此外，在冷战时期西德政府将纳粹在东欧和西欧占领区的地方官员和殖民者也视在其列，这部分人群数量达到100万。在总数中大部分都来自于德国的前东部领土：来自波兰和苏联的达到700万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达到300万人。德意志人口的迁移也是整个战后人口迁移（本身达到2000万人）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
纳粹德国的长期目标是德意志化或灭绝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当地人口。“东方总计划”旨在消灭超过4500万至7000万来自中东欧的“无法被德意志化的人口”，但这一计划随着战争的失败而最终未能实现。因此，战后的人口迁徙事实上是战后欧洲对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分布的重新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战争本身导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欧洲政局的变化导致的，同时还是对于战时暴行的补偿。
由驱逐和迁徙行动导致的死亡人数存在一定的争议，从500,000人到220万人不等。现德国政府、德国公民教育部和德国红十字会都坚持将死亡人数置于200万至250万区间内。近年德国史学家将这一数字估计为473,000人，并认为190万人的估计是不可靠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估计为60万人，不支持先前政府所估计的200万人的研究结果。
德意志人的迁徙发生在三个存在一定重叠的阶段中：第一阶段是1944年中期至1945年初德意志人在苏联红军推进下的主动撤离[1]；第二阶段是在德国国防军失利之后的无组织遣散[1]；第三阶段是在波茨坦协定重新划定中欧各国国界（范围主要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后较为有组织和人道的迁移[1][2]。此外许多德意志人被送往了关押营和劳改营[3]。1950年，最主要的遣散行动已经完成[1]，此时仍然生活在东欧的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估计在700,000人至270万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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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中欧地区普遍缺乏明确划分的族群聚居区。该地区存在一些以族群为主的聚居区，但也存在广阔的混合聚居区，以及大量由不同族群聚居的小型聚居区。在这些多民族地区（包括中欧和东欧的主要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各个公民和经济层面上每天都进行著互动，尽管互动并不总是和谐的[4]。
随著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公民的种族认同成为领土主张、国家自我认知/认同、民族优越主张中的一个问题[4]。德意志帝国提出了基于种族的定居理念，试图确保其领土完整。它也是第一个提出人口迁移作为解决“民族冲突”手段的现代欧洲国家，意图于一战后将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其规划的“波兰边境地带”迁出，并让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人重新定居[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相继崩溃，《凡尔赛条约》宣布在中欧和东欧建立几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此前均由这些帝国主义列强控制。这些新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的[6]。根据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德国除了需要割让领土予波兰、法国、丹麦等邻国，亦需放弃所有殖民地[7]。许多曾在该些异国他乡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德意志人，在 1919 年、他们失去特权地位后，从前帝国领土移居回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1919 年，德意志人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成为少数民族。在随后的几年里，纳粹意识形态鼓励他们要求地方自治。 1930 年代的德国，纳粹声称其他地区的德意志人也遭受迫害。整个东欧的纳粹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的康拉德·亨莱因、波兰的德意志人民联盟和青年德意志党、匈牙利的德意志驻匈牙利人民联盟）组成了由德国外交部资助的地方纳粹政党，例如由党卫队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资助的纳粹政党。然而，到 1939 年，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善，超过一半的波兰裔德意志人居住在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之外[8]。
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许多在波兰的德裔公民在德意志人名录登记。其中一些在纳粹政府中担任要职，有些人参与了纳粹的暴行，引起了人们对德语人士的普遍不满。这些事实后来被盟军政治人物用作驱逐德国人的理由之一[9]。当时德国政府的立场是，虽然纳粹时代的战争罪行导致了德国人的驱逐，但驱逐造成的死亡却是不公正的[10]。
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尤其是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后，大多数捷克抵抗组织要求透过转移/驱逐德意志人来解决“德国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采纳了这些要求，并从1943年开始寻求盟军对此提议的支持[11]。直到波茨坦会议才终于达成关于德国人转移的协议。
驱逐政策是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和种族重构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纳粹德国发动战争以及随后在德占欧洲实施的暴行和种族清洗的报复[12][13]。盟军领导人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的温斯顿·邱吉尔和苏联的约瑟夫·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前原则上同意将波兰领土边界西移（但没有具体说明移多远），并将剩馀的德裔人口驱逐出境。他们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领导人保证，他们将支持这个议题[14][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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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的原因和理据
鉴于受影响地区的历史错综复杂，以及战胜国同盟国利益的分歧，很难明确界定驱逐行动的动机。 《波茨坦协定》的相关条款仅含糊其辞：“三国政府在全面考虑了该问题后，承认必须将仍居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口或其部分迁往德国。三国政府一致认为，任何迁徙都应以有序且人道的方式进行。”披露的主要动机如下：
- 建立种族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一些作者认为这是导致驱逐的关键因素[19][20][21][22][23][24]。
- 认为德国少数民族可能带来麻烦：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苏联占领的欧洲的共产党政府也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战后德国以外剩馀的大量德国人口是潜在麻烦的“第五纵队”，由于其社会结构，他们会干扰各自国家设想中的苏维埃化进程[25] 。西方盟国也看到了德国潜在“第五纵队”的威胁，尤其是在波兰同意用前德国领土进行赔偿之后[19]。总的来说，西方盟国希望透过消灭德国少数民族来确保更持久的和平，他们认为这可以以人道的方式实现[19][26]。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提出在战后驱逐德意志人的提议得到了温斯顿·邱吉尔[27]和安东尼·艾登的支持[28]。
- 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惩罚德意志人[19][21][24][29]：盟军宣告他们集体犯下德国战争罪行[26][30][31][32]。
- 苏联的政治考量：斯大林将驱逐行动视为在德国与其东部邻国之间制造对抗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些邻国将需要苏联的保护[33]。驱逐行动还有几个实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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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和东欧建立种族同质的民族国家[20]被认为是波茨坦会议和历届盟军会议作出正式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驱逐行动的主要原因[21]。每个民族都居住在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原则导致了一系列驱逐和重新安置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在战后发现自己并不身处其所谓的祖国的人[34][22]。 1923 年希腊土耳其人口互换为此概念提供了合法性。邱吉尔在讨论德国驱逐行动的演讲中称这次行动为成功[35][36]。
若只考虑对建立单民族国家的渴望，那么把已经没有任何少数民族、只有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从德国划分至其他国家是不合逻辑的。早在 1944 年 9 月 9 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波兰共产党人爱德华·奥索布卡-莫拉夫斯基就在卢布林签署了一项条约，关于居住在寇松线“错误”一侧的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人口交换[34][22]。从苏联吞并的波兰前东部领土所驱逐出的 210 万波兰人，即所谓的“遣返者”，许多被重新安置到前德国领土，当时被称为“收复的领土”[32]。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 1945 年 5 月 19 日的法令中，将匈牙利族人和德国族人称为“国家不可靠的人”，为没收和驱逐他们铺平了道路[37]。
德国少数民族被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
将德国人口从前东部地区转移出去的理由之一是，这些地区曾经是纳粹运动的堡垒[38]。无论是斯大林或其他支持这一论点的重要人士，都没有要求对被驱逐者的政治态度或活动进行审查。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有证据显示被驱逐者是纳粹政权的旁观者、反对者甚至是受害者，他们也很少能逃脱驱逐[39]。波兰共产党的宣传利用和操纵人们对纳粹的仇恨情绪，以加剧驱逐行动[23]。
由于二战前的波兰境内居住著德国人，根据他们于二战时跟随纳粹的活动，人们担心东上西里西亚和波美瑞利亚的德国人会背叛波兰[40] 。二战前夕，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成立了一个名为“自卫队”的德裔纳粹组织，该组织在知识分子行动期间与德国军警行动小组一起执行处决任务，此外还负责甄别需要处决的波兰人并将其非法拘禁[41]。
对波兰人来说，驱逐德国人被视为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努力。因此，波兰流亡当局早在1941年就提议将德国人迁出波兰[41]。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战争期间曾与波兰流亡政府合作，以实现此目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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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的与会者坚称，驱逐是防止种族暴力的唯一途径。正如温斯顿·邱吉尔1944年在英国下议院所阐述的那样：“就我们目前所知，驱逐是最令人满意、最持久的方法。不会出现人口混合造成无休止的麻烦……我们将进行彻底的清除。我并不担心人口分离的前景，甚至也不担心这种大规模的迁移，因为在现时条件下，这种迁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14]。
1943 年，波兰抵抗运动战士、政治家和信使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曾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波兰可能进行报复，称其“不可避免”，并且“鼓励所有在波兰的德国人向西迁移，回到他们所属的德国本土”[43]。
鉴于德国占领者在战争期间残酷地对待德占区内的非德裔平民，驱逐行动也是出于报复心理。因此，驱逐行动至少部分是出于对德国交战国及其代理人和支持者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暴行的报复[21][29]。1945 年 10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过渡国会上为驱逐行动辩护，称大多数德国人全力支持希特勒；在纪念利迪策大屠杀的仪式上，他指责所有德国人都要为德国国家的行为负责[30]。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种政治光谱[44][45]（尽管在战后共产党掌权后有所缩小[45] ）的报纸[44]、传单和政客都要求对德国战时活动进行报复[44][45] 。战后波兰军队的指挥官也声称，德国人民应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44]。
波兰第二集团军司令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向他的士兵们下达指示：“要把德国人对我们所做的事也报复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自行逃跑，并感谢上帝保住了他们的性命。”[44]
在波兰，由于“生存空间”计划和犹太大屠杀，该国失去了 600 万公民，其中包括其精英阶层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口。战后，大多数德国人被视为纳粹实施者，他们终于可以为其过去的行为受到集体惩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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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先前曾在苏联指挥过数次人口迁移，他强烈支持驱逐行动，这在多个方面对苏联有利。这些卫星国现在会感到需要苏联的保护，以免德国因驱逐行动而勃然大怒[33]。被驱逐者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留下的资产被成功地用作与新政府合作的奖励，而在那些经历了大规模驱逐的地区，共产党的支持尤为强烈。这些地区的定居者欣然接受肥沃的土地以及腾出的家园和企业所带来的机遇，这提升了他们的忠诚度[46]。
战争后期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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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期，随著苏联红军向西推进，许多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苏联占领感到忧心忡忡[47]。大多数人都知道苏联会对德国平民进行报复[48]。苏联士兵犯下了多起强奸和其他罪行[47][48][49] 。有关内默斯多夫屠杀[47][48]等暴行的消息被纳粹宣传机器夸大和传播[50]。
战争即将结束时，多个纳粹机构曾制定计划，将德意志族裔人口从波兰和德国东部地区向西撤离到德国境内。在大多数情况下，撤离计画的实施被推迟，直到苏联和盟军击败德军并推进到撤离区域。数百万德意志族裔被遗弃在这些脆弱地区，直至战争条件使他们不堪重负，这可以直接归因于纳粹对任何被怀疑有“失败主义”态度的人（因为撤离被认为是）采取的措施，以及许多纳粹官员在执行希特勒“不撤退”命令时的狂热。[47][49][51]
第一批德国平民从东部地区撤离，既有自发性逃亡，也有组织的撤离，始于1944年中期，一直持续到1945年初。情况于冬季变得混乱，难民们排起长达数公里的长队，推著车子在雪地里前进，试图挡在红军的前面。[52][53]
难民队伍进入了苏军进攻范围之内，遭到低空飞行的飞机袭击，伤亡惨重，还有一些人被坦克车碾压[48]。德国联邦档案馆估计，在逃亡和疏散过程中，有 10 万至 12 万平民（总人口的 1%）丧生[54]。波兰历史学家维托尔德·显克维奇和格热戈日·格里丘克认为，在逃亡和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平民“在 60 万至 120 万之间。主要死因是寒冷、压力和轰炸。”[55] 1945 年 1 月，苏联海军 S-13潜艇击沉了力量来自欢乐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造成了约九千名逃离东普鲁士的平民和军事人员罹难，这是史上单艘沉船造成的最大伤亡。二战结束时，许多难民试图返回家园。 1945年6月1日之前，40万人渡过奥得河和尼斯河向东返回波兰，直到苏联和波兰共产党当局关闭了过境点；另有80万人经捷克斯洛伐克进入西里西亚[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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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尼拔行动中，许多士兵和平民从波罗的海沿岸乘船撤离[48][53]。
1945年1月23日至5月5日，根据希特勒1945年2月4日[57]发布的命令，多达25万德国人（主要来自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被疏散到纳粹占领的丹麦[58][59]。战争结束时，丹麦的德国难民人口占丹麦总人口的5%。疏散对象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未满15岁[59]。
战后，德国人被关押在丹麦各地的数百个难民营中，其中最大的是位于日德兰半岛西南部的奥克斯伯尔（Oksbøl）难民营，关押了 37,000 名囚犯。这些难民营由丹麦国防军守卫[59]。在 60 名丹麦神职人员发表公开信为难民辩护后，情况有所缓和[60]。1945年 9 月 6 日，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克雅尔博尔 (Johannes Kjærbøl) 接管了难民管理工作[61]。1945 年 5 月 9 日，苏联红军占领了博恩霍尔姆岛；1945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 日，苏联将 3,000 名难民和 17,000 名德国国防军士兵从那里运送到科尔贝格[62]。1945 年，有 13,492 名德国难民死亡[63]，其中包括 7,000 名五岁以下的儿童[59]。
据丹麦医生兼历史学家Kirsten Lylloff称，这些难民的死亡部分是由于丹麦医务人员拒绝提供医疗救治。从 1945 年 3 月开始，丹麦医生协会和丹麦红十字会就开始拒绝为德国难民提供医疗救治[59]。最后一批难民于 1949 年 2 月 15 日离开丹麦[64]。根据 1953 年 2 月 26 日签署的《伦敦条约》，西德同意向丹麦支付 1.6 亿丹麦克朗作为对难民长期照顾的补偿，西德在 1953 年至 1958 年间支付了这笔补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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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败后
1945年5月，随著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此时，整个东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均被苏联占领。这包括大部分历史上的德国定居点，以及德国东部的德国苏占区。
1945年 7 月 17 日至8 月 2 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起草的《波茨坦协定》[66][67] ，就占领、德国领土分割以及将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意志人驱逐到盟军占领区等条款达成了一致。该协定第十二条涉及战后德国的驱逐问题，内容如下：
三国政府在全面考虑了这个问题后，承认必须将仍居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国人口或其部分迁往德国。三国政府一致认为，任何迁徙都应以有序且人道的方式进行。[68]
该协议进一步要求将转移的德国人平等分配给二战后德国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占领区[69]。
同盟国达成波茨坦协定之前就发生的驱逐被称为“非正常”驱逐（Wilde Vertreibungen）。这些驱逐由苏联占领的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和民事当局于1945年上半年实施[67][70]。
在南斯拉夫，剩馀的德国人没有被驱逐；德意志族村庄被改造成拘留营，超过 50,000 人在那里死于南斯拉夫警卫的故意饿死和直接谋杀[69][71]。
1945年末，由于驱逐德国人造成的难民问题，盟军曾请求暂时停止驱逐[67]。虽然捷克斯洛伐克的驱逐行动暂时放缓，但波兰和德国前东部领土的驱逐行动并未放缓[69]。波茨坦协定的起草人之一杰弗里·哈里森爵士表示：“本条款的目的并非鼓励或使驱逐合法化，而是为与驱逐国接洽并要求它们与德国占领国协调移交难民提供依据。”[69]
在波茨坦协定之后，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爆发了一系列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72][73]。受影响地区内原属于德国或德国人的财产和物资被没收；这些财产和物资要么被转移到苏联，要么被国有化，要么在公民中重新分配。在众多战后强制移民中，规模最大的是驱逐中欧和东欧的德意志人，主要来自 1937 年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包括德、捷、波边境苏台德山区历史上讲德语的地区（苏台德地区））和战后成为波兰的领土。波兰战后边界向西移至奥得河—尼斯河线，深入前德国领土，边界距离柏林 80 公里内[67]。
被苏联驱逐的波兰难民被安置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前德国领土。战争期间及战后，共有220.8万波兰人逃离或被驱逐出波兰前东部领土。这些地区在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后并入苏联；其中165.2万名难民被安置在前德国领土[74]。
关于移交德国人的最终协议是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
根据西德席德尔委员会的统计，1945 年 5 月，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有 450 万德国平民，其中 10 万来自斯洛伐克、160 万来自波兰的难民[76]。
1945 年 5 月至 8 月间，约有 70 万至 80 万德国人受到非正常驱逐的影响。[77]这些驱逐行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人物的鼓励，通常由地方当局下令执行，执行者大多是武装志工团体和军队[78]。
根据《波茨坦协定》，人口迁移从1946年1月持续到10月。 190万德意志人被驱逐到美占区，即后来的西德的一部分。超过100万人被驱逐到苏联占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79]。
大约有 25 万德意志人被允许留在捷克斯洛伐克[80]。根据西德席德尔委员会的统计，在 1939 年纳粹人口普查中申报德国国籍的 25 万人仍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然而，捷克人在 1955 年 12 月统计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有 165,790 人[81]。
娶了捷克妻子的德国男性被驱逐出境，通常是连同他们的配偶一起，而嫁了捷克丈夫的德意志族女性则被允许留下[82]。根据席德尔委员会的调查，那些被认为对经济至关重要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被关押及强迫劳动[83]。
西德政府估计驱逐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7.3万平民[84]，这一数字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引用[85]。然而，1995年，德国和捷克联合历史学家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先前估计的22万至27万死亡人数被夸大，且基于错误资讯。他们得出结论，假设并非所有死亡人数都有报告，实际死亡人数应在1.5万至3万人之间[86][87][88][89]。
德国红十字会搜寻服务处 ( Suchdienst ) 确认，在捷克斯洛伐克驱逐行动中，共有 18,889 人死亡（暴力致死 5,556 人；自杀 3,411 人；驱逐出境 705 人；在集中营中死亡 6,615人；战时逃亡期间死亡 629 人；战时逃亡后死亡 1,481 人；原因不明 379 人；其他原因 73 人）[90]。
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驱逐不同，匈牙利驱逐德国人是匈牙利境外的命令[91]。驱逐令始于 1944 年 12 月 22 日，当时苏联红军总司令下令驱逐德国人。 1945 年 2 月，苏联控制的盟军委员会命令匈牙利内政部编制居住在该国的所有德意志人的名单。起初，人口普查局拒绝透露已登记为德意志人的匈牙利人的信息，但在匈牙利国家保安局的压力下，最终同意了[92]。在此之前，匈牙利战前德国人口的 3%（约 2 万人）已被匈牙利德意志人联盟疏散。他们去了奥地利，但当中不少人又回来了。总共有 6 万名德意志人逃离匈牙利[72]。
根据西德席德尔委员会1956年的报告，1945年初，约有3万至3.5万名德裔平民和3万名战俘被逮捕，并从匈牙利被运送到苏联，成为强迫劳工。在一些村庄，所有成年人口都被送往顿巴斯的劳动营，6000人因艰苦生活和虐待而在那里丧生[93]。
俄罗斯档案馆的数据显示，根据实际统计，苏联在匈牙利登记的德意志族平民数量为 50,292 人，其中 31,923 人因执行第 7161 号命令而被驱逐到苏联进行赔偿劳动。 9%（2,819 人）的记录显示他们已经死亡[94]。
1945 年，匈牙利官方数据显示，匈牙利有 477,000 名德语使用者，其中包括讲德语的犹太人，其中 303,000 人已申报德国国籍。在德国国民中，33% 是 12 岁以下的儿童和 60 岁以上的老人；51% 是女性[95] 。1945 年 12 月 29 日，战后匈牙利政府遵照波茨坦协定的指示，下令驱逐所有在 1941 年人口普查中被认定为德国人的人，或曾是德国人民联盟、党卫队或任何其他德国武装组织成员的人。大规模驱逐行动由此开始[72]。农村人口受到的影响大于城市人口或被认定拥有所需技能的德裔人，如矿工[96][97]。与匈牙利人结婚的德国人不会被驱逐，无论性别为何[82]。首批 5,788 名被驱逐者于1946年1月19日从布达佩斯市郊出发[96]。
大约 18 万名讲德语的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和财产，并被驱逐到德国西部地区[98]。到 1948 年 7 月，另有 35,000 人被驱逐到德国苏占区[98]。大多数被驱逐者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找到了新家[99]，但也有许多人定居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其他研究表明，1945 至 1950 年间，有 15 万人被驱逐到德国西部，103,000 人被驱逐到奥地利[80]。在驱逐期间，匈牙利民众举行了多次有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100]。
把原属德国人的土地分配给匈牙利难民和国民，是政府将德意志人驱逐出匈牙利的主要原因之一[97]。土地重新分配的失败组织导致了社会紧张[97]。
1949 年匈牙利人口普查中，有 22,445 人被认定为德国人。 1948 年 6 月 15 日匈牙利政府停止了驱逐行动。 1950 年 3 月 25 日的一项政府法令宣布所有驱逐令无效，允许被驱逐者自愿返回[97]。 1990 年代初共产主义垮台后，被驱逐和在苏联被强迫劳动的德国人得到了平反[99]。后共产主义法律允许被驱逐者获得赔偿、返回家园及购买财产[101]。据报导，德国和匈牙利之间没有因为被驱逐者而产生紧张关系[101]。
1958年，西德政府根据人口统计分析估计，到1950年，匈牙利仍留有27万德国人；其中6万人已被匈牙利人口同化，还有5.7万个“悬而未决的案件”有待澄清[102]。1958年报告中有关匈牙利部分的编辑是维尔弗里德·克拉勒特（Wilfried Krallert），他自 1930年代起就一直研究巴尔干事务，当时他是纳粹党员。二战期间，他是党卫军军官，直接参与了对东欧文化遗产的掠夺。战后，他被选为撰写人口报告中关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德国人被驱逐出境的部分。匈牙利有 5.7 万起“未解决的案件”，这一数字被包含在 200 万名死亡的驱逐者的数字中，这个数字经常被德国官方和历史文献引用[8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政府决定驱逐居住在荷兰的德国侨民（25,000 人）[103]。德国人，包括其荷兰配偶和子女，都被贴上“敌对国民”（“vijandelijke onderdanen”）的标签[103]。
此次行动亦被称为“黑郁金香行动”，于 1946 年 9 月 10 日在阿姆斯特丹开始。当时，德国侨民及其家人半夜在家中被逮捕，并被要求在一小时内打包 50 公斤（110 磅）的行李。他们只被允许携带 100 荷兰盾。其馀财产被国家没收。他们被带到德国边境附近的拘留营，其中最大的是奈梅亨附近的马林博斯集中营。大约 3,691 名德国人（不到荷兰德国侨民总数的 15%）被驱逐。[104]占领德国西部地区的盟军反对这次行动，担心其他国家可能会跟进。
总结
视角
1944年至1945年5月，随著苏联红军在东欧和德国东部各省推进，一些德国平民在战斗中丧生。尽管许多人已被关于苏联暴行的谣言吓跑，在苏军推进之前逃离，而这些谣言在某些情况下被纳粹德国的宣传夸大和利用[105]，但仍有数百万人留了下来[106]。波兰科学院200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有400万至500万德国平民随德军撤退而逃亡。到1945年中期，仍有450万至460万德国人留在波兰控制区。到1950年，已有315.5万德国人被送往德国，104.355万德国人加入波兰国籍，仍有17万德国人留在波兰[107]。
根据西德席德尔委员会1953 年的统计，1945 年中期，仍有 565 万德国人留在后来成为波兰新边界的地区，其中 350 万人被驱逐，到 1950 年，仍有 91 万人留在波兰[108]。根据席德尔委员会的统计，平民死亡人数为 200 万人[109]；1974 年，德国联邦档案馆估计死亡人数约 40 万人[110]。（有关死亡数字的争议将在下文伤亡部分讨论。）
1945年军事行动期间，留在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男性人口大多被视为潜在战斗人员，被苏联军队关押在拘留营中，并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查。前纳粹党组织成员和政府官员被隔离，并被送往苏联进行强迫劳动，作为赔偿[94][111]。
1945年中期，德国前东部领土（东普鲁士北部除外）被移交给苏联控制的波兰军队。在波茨坦会议举行之前，波兰人民军就已开始驱逐这些德国人[112]，这是为了确保以后这些领土能够融入一个民族单一的波兰[113]。波兰共产主义者写道：“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民族界限之上，而不是多民族界限之上。”[114][115] 波兰政府将德国人定义为“德意志帝国人”（Reichsdeutsche），即第一或第二德意志人名录中的人；或拥有德国国籍的人。约1,165,000 [116][117][118] 具斯拉夫血统的德国公民被“核实”为“本土”波兰人[119]，其中大多数人没有被驱逐；但许多[120][121]在 1951 年至 1982 年间选择移民到德国[122]，包括大多数东普鲁士的马祖里人[123][124]。
在波茨坦会议（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上，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领土被划归波兰和苏联管理，直至最终和平条约签署。所有德国人的财产均被没收，并受到严格管辖[119][125]。西里西亚省省长亚历山大·扎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zki）已于 1945 年 1 月 26 日部分没收了德国西里西亚人的财产；3 月 2 日的另一项法令则没收了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所有德国人的财产；5 月 6 日的后续法令则宣布所有“被遗弃”的财产皆属国有[126]。德国人除了其工作所得外，不得持有波兰货币（这是自 1945 年 7 月起唯一的合法货币）[127]。剩下的人口则面临著偷窃、抢劫，有时甚至遭到犯罪者的强奸和谋杀。波兰民兵部队和当时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很少能阻止或起诉这些犯罪行为[128]。
1945年中期，约有450万至460万德国人居住在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地区。到1946年初，已有55万德国人被驱逐出该地，其中93.2万人经核实拥有波兰国籍。在1946年2月的人口普查中，有228.8万人被归类为德国人并被驱逐出境，另有41.74万人接受核实行动以确定其国籍[107]:312, 452–66。 核实结果若未能证明其“波兰国籍”，就会被指示重新安置[74]。
那些曾经或被认为与纳粹合作的波兰公民被视为“国家叛徒”，在被驱逐出境前被判处强迫劳动[54]。到 1950 年，3,155,000 名德国平民被驱逐，1,043,550 人加入波兰国籍。 17 万名[74]被认为对波兰经济“不可或缺”的德国人被留守到 1956 年[125]，尽管到 1960 年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123]。20 万名德国人在被驱逐出波兰之前，曾在波兰共产政府管理的集中营中被强迫劳动[107]:312，其中包括亚沃日诺 中央劳改营、波图利采（Potulice）中央劳改营、万比诺维采（Łambinowice）中转营和兹戈达（Zgoda）劳改营。除了这些大型营地外，还建立了许多其他强迫劳动营、惩罚营、拘留营、城市贫民窟和拘留中心（有些只有一个小地下室）[125]。
德国联邦档案馆在1974 年估计，有超过 20 万德国平民被关押在波兰集中营；他们把死亡率定为 20% 到 50%，并估计可能有超过 6 万人死亡[129]。波兰历史学家维托尔德·显克维奇和格热戈日·格里丘克认为拘留：
导致大量死亡，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或存在伪造，无法准确统计。在某些时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几十。据估计，被拘留的德国国民和原住民约有20万至25万，死亡人数可能在1.5万至6万人之间。[130]
注：原住民是指于二战后宣布自己是波兰人的前德国公民[131]。历史学家 R.M. 道格拉斯描述了战后初期前德国领土上混乱、无法无天的政权。当地的犯罪者任意夺取德国人的财产以谋取私利，使居民受害。战争期间列入德意志人名录的双语人士被波兰官员宣布为德国人，随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以谋取私利[132]。
德国平民被苏联扣押为“赔偿劳工”。根据2001年新发布的俄罗斯档案馆的数据，基于实际统计，1945年初从波兰被驱逐到苏联进行赔偿劳动的德国平民人数为155,262人；其中37%（57,586人）在苏联死亡[94]。西德红十字会在1964年估计，有23.3万名德国平民被从波兰驱逐到苏联作为强迫劳工，其中45%（10.5万人）死亡或失踪[133]。西德红十字会当时估计，有11万名德国平民被关在加里宁格勒州进行强迫劳动，其中5万人死亡或失踪[133]。苏联从波兰驱逐了 7,448 名波兰家乡军士兵。苏联的记录显示，有 506 名波兰人在囚禁期间死亡[94]。托马斯·卡穆塞拉 （Tomasz Kamusella）声称，1945 年初，有 16.5 万名德国人被运送到苏联[134]。据德国财政部官员 Gerhardt Reichling 称，苏联和波兰征召了 52 万名来自奥得河-尼斯河地区的德国平民进行强迫劳动；他声称其中 20.6 万人丧生[135]。
幸存的波兰人态度各异。许多人曾遭受德国人残暴对待，其程度仅次于纳粹占领期间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德国人曾于战争期间将一百多万波兰人从纳粹吞并的领土上驱逐出去[48]。一些波兰人对德国人实施了抢劫和各种犯罪，包括谋杀、殴打和强奸。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波兰人（包括一些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当作奴隶劳工的波兰人）保护德国人，例如将他们伪装成波兰人[48]。此外，在上西里西亚的奥波莱地区，自称波兰族裔的公民被允许留下，尽管其中一些人（并非全部）国籍不明，或被认定为德意志族裔。 1955 年，德国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得到承认，并获得国家在经济援助和教育方面的补贴[136]。
许多苏联士兵犯下暴行，最著名的是强奸和谋杀[49]，并且不区分波兰人和德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137]。其他苏联人对德国平民所遭受的残酷对待感到震惊，并试图保护他们[138]。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指出，1944 年至 1950 年间，约有 750 万德国人从波兰撤离、迁移或驱逐[139]托马斯·卡穆塞拉（Tomasz Kamusella）估计，1945 年至 1948 年间，在收复的领土上，总共有 700 万德国人被驱逐，此外还有 70 万人从二战前属波兰的地区被驱逐[125]。
1939 年，罗马尼亚的德裔人口估计为 786,000 人[140][141]。1940 年，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被苏联占领，130,000 名德裔人口在纳粹—苏联人口迁移过程中被驱逐到德占区，还有 80,000 人从罗马尼亚被驱逐。其中 14 万名德裔人被重新安置在德占波兰；1945 年，他们再于波兰经历逃亡和驱逐行动[142]。罗马尼亚的德裔大多数人居住在外西凡尼亚，该地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匈牙利吞并。皆是亲德的匈牙利政府和罗马尼亚扬·安东内斯库政府允许德国将德裔人口招募到纳粹资助的组织。战争期间，54,000 名男性人口被纳粹德国征召入伍，其中许多人加入了武装党卫队[143] 。1944 年中期，约有 10 万名德国人随德军撤退逃离罗马尼亚[144]。根据西德席德尔委员会1957 年的报告，75,000 名德国平民被驱逐到苏联从事强迫劳动，15%（约 10,000 人）没有返回[145]。俄罗斯档案馆基于实际统计的数据显示，苏联在罗马尼亚登记的德意志族平民人数为 421,846 人，其中 67,332 人被驱逐到苏联从事赔偿劳动，9%（6,260 人）在那里死亡[94]。
1948 年，罗马尼亚开始逐步恢复德意志人的地位：他们没有被驱逐，共产政权还给予他们少数民族地位，这是东欧集团中唯一这样做的国家[146]。
1958年，西德政府根据人口统计分析估计，到1950年，在德国或西方被驱逐的德国人共有25.3万人，仍有40万德国人滞留在罗马尼亚，3.2万人已被同化到罗马尼亚人口中，还有10.1万个“悬而未决的案件”有待澄清[147] 。罗马尼亚10.1万个“悬而未决的案件”被计入了200万德国驱逐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一数字曾经常在历史文献中被引用[85]。1977年，罗马尼亚仍有35.5万德国人。 1980年代，当地许多德国人开始离开，光是1989年就有超过16万人离开。到2002年，罗马尼亚的德裔人口只达6万人[72][80]。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比萨拉比亚德意志人以及居住在苏联控制区的德意志人在苏德人口交换期间被迁移到纳粹德国，其中包括瓦尔特高等被吞并的地区。当德国入侵苏联并暂时控制这些地区时，只有少数人返回了原来的家园。这些返回的人被纳粹占领军用作在德国政府和当地居民之间建立联系。那些被迁移的人在二战后被驱逐[148]。
苏联政府视苏联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为安全隐患，战争期间将他们驱逐出境，以防止他们与纳粹侵略者合作。 1941 年 8 月，苏联政府下令将德意志少数民族驱逐出苏联欧洲部分。截至 1942 年初，已有 1,031,300 名德国人被关押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149]。特别定居点的生活艰苦卓绝，食物匮乏，被驱逐者受到严格的管控。粮食短缺席卷整个苏联，尤其是特别定居点。根据苏联档案馆的数据，截至 1945 年 10 月，特别定居点中仍有 687,300 名德国人活著[150]；另有 316,600 名苏联德意志人在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苏联德裔人未被正规军征召，而是被征召为劳工。劳工军成员被安排到工人营，遵守类似集中营的规章制度，并领取古拉格的口粮[151]。1945年，苏联将203,796名先前被德国安置在波兰的苏联德裔人驱逐到特别定居点[152]。这些战后被驱逐者使得特别定居点的德裔人口到1949年增加到1,035,701人[153]。
据J·奥托·波尔（J. Otto Pohl）统计，共有65,599名德国人在特殊定居点丧生。他认为，另有176,352名下落不明的人员“可能死于劳工大军”[154]。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德裔人继续被关押在特殊定居点并受到严格监督。 1955年，他们获得了平反，但不允许返回苏联欧洲部分[155]。尽管在战争期间遭受驱逐和强迫劳动，苏联德裔人口仍在增长；1939年的苏联人口普查显示，德裔人口为142.7万人。到1959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61.9万[156]。
西德研究员格哈德·赖希林（Gerhard Reichling）的计算与苏联档案中的数字不一致。赖希林称，战争期间共有 98 万苏联德裔被驱逐出境；他估计有 31 万人死于强迫劳动[157]。1941 年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月，德军占领了苏联西部有德国人定居点的地区。战争期间，共有 37 万德裔人被德军从苏联驱逐到波兰。 1945 年，苏联在苏占区发现了 28 万名德裔移民，并将他们遣返回苏联；二战后，有 9 万人成为德国难民[157]。
1941 年纳粹德国占领苏联西部后，仍留在苏联德占区的德意志人一直留在那里，直到 1943 年苏联红军解放苏联领土、德意志国防军向西撤退为止[158]。从 1943 年 1 月起，大多数德意志人长途跋涉前往瓦尔特高或西里西亚，并打算在当地定居[159]。到 1944 年底，已有 25 万至 32 万人抵达纳粹德国[160]。他们一到，就被关进集中营，接受纳粹当局的“种族评估”。纳粹当局将那些被认为“具种族价值”的人疏散到被吞并的省份，作为农场工人，而那些被认为“种族价值可疑”的人则被送往德国工作[160]。红军于 1945 年初占领这些地区，并俘获纳粹当局尚未疏散、仍在进行“种族评估”[160]的 20 万苏联德意志人[159]。他们被苏联视为苏联公民，并被遣返回苏联的营地和特殊定居点。战后，根据与西方盟国达成的协议，大约有 7 万到 8 万人身处苏联占领区，也被遣返回苏联。据估计，在他们被俘虏和运送过程中，死亡人数为 15% 到 30%，许多家庭被拆散[159] 。战后苏联设立的特殊“德国定居点”由内务专员控制，居民不得不被迫劳动，直到 1955 年底。 1955 年 9 月 13 日，苏联颁布大赦令，将他们从特殊定居点释放[159] ， 1964 年 8 月 23 日的苏联法令撤销了对当地德国人通敌纳粹的指控[161]。他们不被允许返回原来的家园，而是留在苏联东部地区，任何人的原有财产都没有归还[159][161]。自1980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政府开始允许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
德国联邦统计局估计，1945年中期，仍有25万德国人滞留在前东普鲁士北部，也就是后来的加里宁格勒州。他们也估计，自1947年以来，有超过10万在苏联占领下幸存的德国人被疏散到德国[162]。
二战后，东普鲁士北部的柯尼斯堡地区（今加里宁格勒州）被苏联吞并，成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飞地。梅梅尔（今克莱佩达）被并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许多德国人在汉尼拔行动期间伴随纳粹军队从东普鲁士和梅梅尔地区撤离，或在苏联红军逼近时惊慌失措地逃亡。剩下的德国人被征召入伍强制劳动。俄罗斯族人和军人家属则迁至加里宁格勒州定居。 1946 年 6 月，114,070 名德国人和 41,029 名苏联公民登记为加里宁格勒州居民，还有数量不详的未登记的德国人被忽略。 1945 年 6 月至 1947 年间，约有 50 万德国人被驱逐出境[163]。1948年8月24日至10月26日，共有21批德国难民从加里宁格勒州出发，前往苏联占领区，共42,094名德国人。最后一批剩馀的德国人在1949年11月[72]（1401人）至1950年1月（7人）期间被驱逐出境[164]。成千上万的德国儿童，被称为“狼孩”，在严酷的冬天里，他们成为孤儿，无人照料，或与父母一起死去，没有食物。 1945年至1947年间，约有60万苏联公民在加里宁格勒州定居[16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境内生活著大约50万德语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多瑙施瓦本人）[72][165] 。大多数人在战争期间逃离，或在1950年后移居外国根据；其中一些人因为美国于 1948 年通过《流离失所者法案》而移民到当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大多数德意志人随纳粹军队撤退逃离了南斯拉夫[165]。
解放后，南斯拉夫游击队对德意志人实施报复，以报复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暴行。许多德意志人参与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暴行，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区的巴纳特地区。留在南斯拉夫的约 20 万德意志人遭受迫害，遭受了人身和经济损失。当地居民和游击队为报复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暴行，约 7,000 人丧生[72][166]。1945 年至 1948 年，德意志人被关押在劳动营中，约有 5 万人丧生[166]。幸存者在 1948 年后被允许移民到德国[166]。
根据西德 1944 年底的数据，苏联将 27,000 到 30,000 名德意志人运送到乌克兰（包括顿巴斯）进行强迫劳动，其中大多数是 18 至 35 岁的女性；据报道，约有 20%（5,683 人）死亡或失踪[72][166][167]。2001 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馆基于实际统计的数据，1945 年初从南斯拉夫被驱逐到苏联从事赔偿劳动的德国平民人数为 12,579 人，其中 16%（1,994 人）死亡[168]。1945 年 3 月之后，第二阶段开始，德意志人被集中到伏伊伏丁那西巴奇卡的两座村庄，这些村庄被改建成了劳动营。所有家具都被搬走，地板上铺上稻草，被驱逐者像牲畜一样被关押在军事看守之下，食物匮乏，疾病肆虐且不予治疗。家庭被分成不适合做苦力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以及适合做苦力的家庭。共有166,970名德裔被拘禁，其中48,447人（29%）死亡[71]。劳动营于1948年3月关闭[16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洛维尼亚的德裔人口集中在下施蒂利亚马里博尔、采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城镇（如普图伊和德拉沃格勒），以及邻近奥地利边境、阿帕切周围的农村地区。斯洛维尼亚第二大德裔社区是位于卢布尔雅那以南、下卡尼奥拉科切维附近的戈特谢（Gottschee）县，该县以农村为主。少数德裔也居住在卢布尔雅那和普雷克穆列地区的一些西部村庄。 1931 年，斯洛维尼亚的德裔总人数约为 28,000 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施蒂利亚州和普雷克穆列，另一半居住在戈特奇县和卢布尔雅那。 1941 年 4 月，斯洛维尼亚南部被义大利军队占领。到 1942 年初，来自戈特谢/科切维的德裔人被德国当局强制转移到德占施蒂利亚州。大多数人重新定居到下萨瓦河谷（布雷日采和利蒂亚两镇之间），在当地居住的大约五万名斯洛维尼亚人则被驱逐。戈特谢德裔人对于被迫离开他们的历史故乡普遍感到不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新定居点的农业价值比戈特谢地区低得多。随著德军在南斯拉夫游击队进逼下撤退，大多数德裔人因害怕报复而随军逃亡。到 1945 年 5 月，只剩下少数德裔人，主要在马里博尔和采列。 1945年5月，斯洛维尼亚人民解放阵线完全控制了该地区，并驱逐了大部分残馀的德国人[169]。
南斯拉夫人在斯特恩塔尔和采列郊区设立了拘留营。 1944年11月21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将敌方财产转为国有、国家管理失踪人员财产以及没收占领当局强行征用的财产的决定”，政府将南斯拉夫的财产收归国有[169][170]。
1945年3月后，德裔人士被安置在所谓的“乡村营地”[171]。不同的营地分别安置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后者主要是儿童和老人，死亡率约50%。大多数14岁以下的儿童虽然被禁止使用德语，但他们随后被安置在条件比营地好的国营儿童院，之后再被送给南斯拉夫家庭。在 1950 年代，仅部分德裔父母能够领回自己的孩子[169]。
西德政府 1958 年的数据显示，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数为 135,800 人[172]。最近根据实际人口普查数据发表的一项研究将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数下调至约 58,000 人。共有 48,447 人死于集中营；7,199 人被游击队枪杀，另有 1,994 人死于苏联劳改营[173]。那些仍被视为南斯拉夫公民的德国人受雇于工业或军队，但可以花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费用买断自己的南斯拉夫国籍。到 1950 年，150,000 名来自南斯拉夫的德国人在德国被列为“驱逐者”，另有 150,000 人在奥地利，10,000 人在美国，3,000 人在法国[169]。根据西德的数据，1950 年仍有 82,000 名德意志人留在南斯拉夫[80]。1950 年后，大多数人移民到德国或被当地人口同化[157]。
1944 年 11 月 23 日，法国解放期间，德国凯尔镇（位于莱茵河东岸、斯特拉斯堡对岸，当时人口为 12,000 人）的居民逃难并疏散[174]。法国军队于 1945 年 3 月占领了该镇，并直到 1953 年才允许当地居民返回家园[174][175]。
在 1941 至 1945 年间，由于担心纳粹第五纵队的存在，美国政府曾协助将来自1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4,058名德国公民驱逐到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营。后续调查显示，许多被拘留者是无辜的，其中四分之三在二战期间被遣返回德国，以换取美洲公民，其馀人则返回了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家园[176]。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拥有德国国籍的殖民者被英国当局围捕，并被送往加利利伯利恒的拘留营。1941年7月31日， 661名德国圣殿骑士经埃及被驱逐到澳大利亚，剩下345人留在巴勒斯坦。被逐的圣殿骑士一直被拘留在澳洲维多利亚州的塔图拉（Tatura），直到1946-47年。 1962年，以色列向资产被国有化的业主支付了5,40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金[177]。
死亡人数的估算
据估计，在逃亡和驱逐过程中，德国平民的死亡人数（包括在苏联强迫德国人劳动）从 50 万到最高的 300 万人不等[178]。尽管自 1960 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官方估计的死亡人数一直为 200 万人，但 1987-89 年出版的先前保密的西德研究报告使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在 50 万至 60 万之间。根据西德政府 1960 年代的数据，英文资料将死亡人数定为 200 万至 300 万人[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
在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和冷战结束之前，西方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西德在逃亡和驱逐行动中造成 200 万人死亡的数字[179][180][181][182][183][188][189][185][190][191]。最近揭露的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研究报告和搜寻服务数据，导致德国和波兰的一些学者对200万人死亡数字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他们估计实际死亡人数为50-60万[192][193][194]。
德国政府继续坚称 200 万人死亡的数字是正确的[195]。“被驱逐者”问题一直是德国政坛的争议话题，被驱逐者联合会坚决维护更高的数字[196]。
- 1950 年，西德政府初步估计有 300 万人失踪（战前德国 150 万人，东欧 150 万人），他们的命运需要搓厘清[197]。这些数字后来被德国联邦统计局 1958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所取代。
- 1953年，西德政府下令德国教会调查局（Suchdienst）进行一项调查，以追踪驱逐区内1,620万人的命运；调查于1964年完成，但一直保密到1987年。调查局确认有473,013名平民死亡；另有1,905,991人的命运无法确定[198]。
- 从1954年到1961年，席德尔委员会就逃亡和驱逐事件发布了五份报告。该委员会主席西奥多·席德尔是一位已恢复名誉的前纳粹党员，曾参与制定纳粹殖民东欧的“东方总体规划”。委员会估计，总计约有230万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200万人[199]。
- 1958年，西德政府统计局发布的《德国驱逐伤亡人数》（Die deutschen Vertreibungsverluste）研究报告取代了席德尔委员会的数据。报告的作者包括前纳粹党员威尔弗里德·克拉勒特（de:Wilfried Krallert）、瓦尔特·库恩（Walter Kuhn）和阿尔弗雷德·博曼（Alfred Bohmann）。联邦统计局估计的损失为222.5万人（战前德国133.9万人，东欧88.6万人）[200]。1961年，西德政府公布了略微修改后的数据，称损失为211.1万人（战前德国122.5万人，东欧88.6万人）[201]
- 1969年，西德联邦政府下令德国联邦档案馆进行进一步研究，该研究于1974年完成，并一直保密到1989年。这项研究旨在调查诸如蓄意杀人之类的危害人类罪，报告称这些罪行包括1944-45年战役中军事活动造成的死亡、苏联境内的强迫劳动以及战后被关押在拘留营中的平民。作者坚称，这些数字仅包括因暴力行为和非人道行为造成的死亡，并不包括战后因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同样不包括那些被强奸或遭受虐待而没有立即死亡的人。他们估计死亡人数为 60 万人（其中 15 万人死于逃亡和疏散，20 万人在苏联被迫从事劳动，25 万人死于战后拘留营。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地区死亡人数为 40 万，捷克斯洛伐克为 13 万，南斯拉夫为 8 万）。研究没有得出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具体死亡人数。[202]
- 格哈德·赖希林（Gerhard Reichling）在1986年发表的一项名为《德国被驱逐者数字》（Die deutschen Vertriebenen in Zahlen）的研究得出结论，战后共有202万德裔人丧生，其中144万人死于驱逐，58万人因被遣送到苏联当强迫劳工而死亡。赖希林是联邦统计局的雇员，自1953年以来一直参与德国驱逐统计数据的研究[203]。德国政府引用赖希林的研究来支持他们估计的200万人因驱逐而死亡[204]。
2000年，德国历史学家吕迪格·奥弗曼斯（Rüdiger Overmans）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军事伤亡的研究；他的研究计画并未调查平民驱逐死亡人数[205]。1994年，奥弗曼斯对德国政府先前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认为这些研究不可靠。奥弗曼斯认为，德国政府关于驱逐死亡人数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证据；他认为，支持较低数字的论点比支持较高数字的论点更多。[178]
在 2006 年的一次采访中，奥弗曼斯坚持认为需要进行新的研究来澄清那些被报告失踪人员的命运[206]。他认为 1965 年搜寻服务的数据不可靠，因为其中包括非德国人；奥弗曼斯提供的数据包括军人死亡人数；东欧战后幸存人数、自然死亡人数和出生人数也不可靠，因为东欧共产政府没有全力配合西德寻找东欧人员；接受调查的目击者报告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靠。特别是，奥弗曼斯坚持认为 190 万失踪人口的数字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得出的，是不可靠的[207]。奥弗曼斯认为 1958 年的人口统计研究不可靠，因为它夸大了德裔死亡人数，其中包括在东欧战争中幸存的、德裔身份可疑的失踪人员；军人死亡人数被低估；东欧战后幸存人数、自然死亡人数和出生人数并不可靠，因为东欧共产政府没有全力配合西德寻找东欧人员[178]。
奥弗曼斯认为，德国联邦档案馆1974年发现的60万人死亡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确切数字。他指出，有些死亡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当时没有幸存的目击者；此外，也没有对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损失进行估算[208]。
奥弗曼斯进行了一项研究项目，研究了战争期间德军的伤亡情况，发现先前估计的 430 万人死亡和失踪，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比实际死亡人数少了大约 100 万人。奥弗曼斯在研究中只研究了军人的死亡人数，并没有调查平民被驱逐时的死亡人数。他只是指出了 1958 年人口统计研究中估计的 220 万人之间的差异，其中迄今为止已有 50 万人得到核实[209]。他发现，来自东欧地区的德军死亡人数约为 144.4 万人，比 1958 年人口统计研究中的 110 万人高出 33.4 万人，由于今天缺乏包含平民死亡人数的文献。奥弗曼斯认为，这将减少驱逐行动中平民的死亡人数。奥弗曼斯进一步指出，1958 年的研究估计的 222.5 万这个数字意味著被驱逐者的伤亡率等于或高于军队的伤亡率，他认为这难以置信[210]。
2006 年，英戈·哈尔（Ingo Haar）在德国报纸《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政府官方公布的 200 万人因驱逐而死亡的数字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11]。此后，哈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介绍西德政府对驱逐事件进行研究的背景[212][213][214][215]。
哈尔认为，根据红十字搜索服务和德国联邦档案馆的信息，对驱逐死亡人数的所有合理估计都在 50 万到 60 万之间。哈尔指出，参与研究驱逐事件的席德尔委员会部分成员和德国联邦统计局官员参与了纳粹殖民东欧的计画。哈尔认为，由于冷战和德国国内政治，德国公布的数字被夸大了，他认为 222.5 万这个数字是基于不恰当的统计方法和不完整的数据，特别是关于抵达东德的被驱逐者。哈尔对人口平衡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他认为，西德数字中包括了 2.7 万名纳粹德国犹太人。他驳斥了德国政府关于50万至60万死亡人数忽略疾病和饥饿死亡人数的说法，并表示这是对数据的“错误解读”。他坚持认为，较低的数字已经包含了因疾病、饥饿和其他情况导致的死亡。哈尔认为，几十年来，由于战后政治原因，这些数字一直被定得过高[215][216][214][217]。
2001年，波兰研究员贝尔娜黛塔·尼奇克（Bernadetta Nitschke）估计波兰的总损失人数为40万（与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研究数字相同）。她指出，波兰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大多数死亡发生在战争期间的逃亡和疏散、被驱逐回苏联进行强迫劳动，以及战后重新安置后，由于苏联占领区条件恶劣而造成的死亡[218]。
波兰人口统计学家皮奥特·埃伯哈特（Piotr Eberhardt）认为：“总体而言，德国的估计…不仅高度武断，而且在描述德国损失时也明显带有倾向性。”他认为，德国政府1958年的数据夸大了战前居住在波兰的德裔总人数以及因驱逐而死亡的平民总数。例如，埃伯哈特指出：“波兰境内的德国人总数为 137.1 万。但根据 1931 年波兰的人口普查，整个波兰境内只有 74.1 万德国人。”[219]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亨宁·哈恩（Hans Henning Hahn）和伊娃·哈恩（Eva Hahn）发表了关于逃亡和驱逐的详细研究报告，尖锐批评了德国冷战时期描述的死亡人数。哈恩夫妇认为德国官方公布的 200 万人死亡数字是历史神话，缺乏根据。他们将大规模逃脱和驱逐的最终责任归咎于纳粹在东欧的战时政策。哈恩夫妇坚持认为，报告的 473,013 人死亡大多发生在战争期间纳粹组织的逃亡和疏散、以及德国人在苏联的强迫劳动期间；他们指出，战后拘留营中确认的死亡人数为 80,522 人。他们认为东欧战后损失只是总损失的一小部分：波兰 - 1945 年至 1949 年拘留营中有 15,000 人死亡；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数为 15,000-30,000，其中 4,000-5,000 人死于拘留营，约 15,000 人死于拘留营中有 75,000 人死于拘留营，约17,000人死于中7, 南斯拉夫－ 48,027 人死亡；丹麦——拘留营中有 17,209 人死亡；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没有战后损失报告。哈恩斯指出，1958 年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统计的 273,000 人死亡是由曾在战时党卫军服役的纳粹党员阿尔弗雷德·博曼 (Alfred Bohmann) 提供的。博曼是战后西德一家极端民族主义报纸《苏台德德语》的记者。哈恩斯认为，东欧德裔人口数字包括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讲德语的犹太人[220]。他们认为，东欧讲德语的犹太人的命运值得德国历史学家关注[220]。
1995年，由德国和捷克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的研究发现，先前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数22万至27万的人口统计数据被夸大，且基于错误资讯。他们得出结论，死亡人数至少为1.5万人，假设并非所有死亡人数都有记录，则最高可能达到3万人[86]。
德国政府坚称，200万至250万人因驱逐而死亡的数字是正确的。 2005年，德国红十字会搜救服务中心估计死亡人数为225.15万人，但并未提供此估计的具体细节[221]。
2006 年 11 月 29 日，德国联邦内政部国务秘书克里斯托夫·伯格纳( Christoph Bergner) 在德国公共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上概述了相关政府机构的立场，称德国政府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数字与哈尔引用的数字并不矛盾，以下 60 万的估计包括驱逐期间。超过200万的估计数字包括在前往二战后德国途中死于流行病、饥饿、寒冷、空袭等的人[222]。
被驱逐者抵达德国后的状况
抵达的德国人状况极差，尤其是在 1945-46 年的严冬，到达的火车“每节车厢里都载著死者和垂死的人（其他死者是沿途被扔出火车的）”[223]。在经历了苏联红军的暴行后，驱逐区的德国人遭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严厉惩罚。[224]。驱逐过程中部分德国人被送到中转营，例如位于波兰上西里西亚的万比诺维采集中营，在那里，被拘留的德国人遭受了虐待，至少有 1,000 人死亡[224]。许多被驱逐者经历了饥饿和疾病、与家人分离、失去公民权利和熟悉的环境，有时甚至遭到拘留和强迫劳动[224]。
他们抵达德国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住房短缺一直持续到 1960年代，这与其他短缺问题一起导致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冲突[225][226]。直到 1950 年代西德经济繁荣，失业率接近零，情况才有所缓解[227]。
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因此可以随意批准部分《波茨坦协定》，而驳回其他部分。法国坚持认为，它没有批准驱逐行动，因此不负责在其占领区安置和养活这些赤贫的被驱逐者。虽然法军政府为1945年7月前抵达后来成为法国占领区的少数难民提供了安置，但它成功阻止了后来从东德驱逐的德裔移民进入[228]。
直到1945年中期，盟军仍未就如何处理被驱逐者达成协议。法国建议将他们移民到南美和澳大利亚，并将“具生产力”的人安置在法国；而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则建议将数百万被驱逐者重新安置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229]。
苏联鼓励并部分执行了驱逐行动，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却很少合作，因此要求美国和英国在其占领区内接收被驱逐者。苏联违反《波茨坦协定》，忽略了提供被驱逐者物资的义务。在波茨坦协定中[230]，双方同意，将从西部地区拆除的所有设备（尤其是冶金、化学和机械制造业的设备）的 15% 转让给苏联，以换取食品、煤炭、钾肥（一种基本的肥料原料）、木材、黏土产品、石油产品等。西方国家的物资供应始于 1946 年，但最终却是一条单行道。苏联的物资供应——这些物资迫切需要为被驱逐者提供食物、温暖和基本必需品，并提高剩馀耕地的农业产量——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于 1946 年 5 月 3 日停止了所有运送[231]，而来自苏联统治地区的德国人则被驱逐到美、英占区，直到 1947 年底。
在英美占区，物资供应状况急剧恶化，尤其是在英占区。由于位于波罗的海沿岸，英占区原本就收容了大量经海路抵达的难民，本已不多的口粮在1946年3月不得不进一步减少三分之一。例如，在汉堡，由于空袭带来的破坏，人均居住面积从1939年的13.6平方米（146平方英尺）减少到1945年的8.3平方米（8.3平方英尺），而由于为难民和被驱逐者提供食宿，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积进一步减少到5.4平方米（58平方英尺）[232] 。 1947年5月，汉堡工会组织罢工，抗议口粮过少，抗议者抱怨口粮被难民迅速吸收[233]。
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向其占领区进口粮食，尽管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与纳粹德国作战，财政上已捉襟见肘，且依赖粮食进口，其中包括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作为唯一对手与纳粹德国作战（在此期间，波兰和法国战败，苏联支持纳粹德国，而美国尚未参战）。结果，英国不得不向美国额外借款，美国也不得不为占领区的生存投入更多资金。而苏联则赢得了东欧人的赞誉——其中许多人因战争和德国占领而陷入贫困——他们掠夺被驱逐者的财物，而且往往是在他们真正被驱逐之前。由于苏联是盟军中唯一允许和/或鼓励在其军事影响区内进行抢劫的国家，肇事者和奸商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他们依赖苏联在其国家的永久统治，才能不被剥夺战利品并免受惩罚。随著越来越多的被驱逐者涌入战后德国，盟军开始推行同化政策，认为这是稳定德国、透过防止边缘化人口的产生来确保欧洲和平的最佳途径[229]。
西德成立后，于 1952 年 8 月 24 日起草了一项法律，主要目的是缓解被驱逐者的经济状况。这项名为《最后补偿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的法律给予被驱逐者部分补偿和宽松信贷；他们的平民财产损失估计为 2996 亿德国马克（而由于边界变更和驱逐，德国财产总损失为 3553 亿德国马克）[234]。西德政府成立了行政组织，以协助被驱逐者融入战后德国社会。虽然斯大林政权不允许苏联占领区内的被驱逐者组织起来，但在西部占领区，被驱逐者逐渐建立了各种组织，包括全德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联盟[235]。其中最著名的──至今仍在活跃的──是被驱逐者联合会（Bund der Vertriebenen，或 BdV）。
西欧和北欧的德裔“战争儿童”
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德军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性关系（包括强奸和自愿关系）导致了大量儿童的诞生。在那些未被纳粹称为“劣等民族”（次等人类）的国家，德军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关系尤其常见。德军撤离后，这些德裔妇女及其子女经常受到虐待[236][237][238]。
驱逐的后果
至少有[239] 1200 万[66][240][241]德国人遭到驱逐，实际数字可能有 1400 万[225][242]甚至更多[243]，这是欧洲历史上单一民族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41][244][245][246]，也是二战后中、东欧驱逐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总共导致 2,000 万至 3,100 万人流离失所）[240]。
战后被驱逐的德国人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因为最近的研究提供的是一个综合估计，其中包括被德国当局疏散、逃亡或在战争期间被杀害的人数。据估计，有1200万至1400万德国公民、外国德意志人及其后裔流离失所。确切的伤亡人数至今仍不得而知，而且由于二战最后几个月的混乱局面，很难确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大规模驱逐行动结束后，1950年仍居住在东欧的德意志人总数约260万，约占战前总数的12%[80]。
这些事件通常被归类为人口迁移[247][248]或种族清洗[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
驱逐行动为接收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地区的任务是为数百万难民提供住房和就业机会。西德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部门，并通过了几项法律建立了法律框架。被驱逐者成立了几个组织，其中一些组织要求赔偿。他们的不满虽然仍有争议，但已被纳入公共讨论[226]。1945年，英国媒体对德裔难民的处境表示担忧[259]；随后，冷战期间，西德以外地区对此问题的讨论有限[260]。东德则试图避免疏远苏联及其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驱逐行动定性为“对纳粹罪行的公正惩罚”[226]。西方分析人士倾向将苏联及其卫星国视为一个整体，而无视冷战前存在的国家争端[261]。苏联解体与两德统一，为学术界和政界重新检视驱逐事件打开了大门[262]。这场争议持续存在的一个因素可能是，被驱逐者及其后代中，德国公民的比例相对较大，2000 年估计为 20%[263]。
20世纪，关于人口迁移的国际法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都是双边条约的结果，并得到了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但随著1945年纽伦堡审判的宪章宣布强制驱逐平民既是战争罪也是危害人类罪，情况开始逆转。这一观点逐渐被采纳及推广。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将权利赋予个人，从而限制民族国家颁布可能对这些个人产生不利影响的法令的权利。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其宪章规定，安理会不得就针对二战“敌国”（即《联合国宪章》签署国在二战中的敌人）采取的措施采取任何强制行动[264]。宪章并未排除“负责此类行动的政府因战争而采取或授权采取的行动”[265]。因此，《宪章》并未使战后针对二战敌人的行动无效或被排除[265]。美国国际法教授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Alfred de Zayas）对此论点提出了质疑[266]。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Jean-Marie Henckaerts 认为，二战同盟国本身进行的驱逐是驱逐问题既未被列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也未被列入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因。他表示，“虽然驱逐出境在纽伦堡被禁止，但同一批政权却将其用作‘和平时期措施’，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个悲剧性的反常现象’”[267]。直到1955年，《波恩专约》才对驱逐进行了规范，但仅限于对签约国的个人的驱逐[267] 。第一份谴责大规模驱逐的国际条约是欧洲委员会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发布的一份文件，即《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确保某些除本公约和第一议定书以外权利和自由的第四议定书》[267]，第四条规定：“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268]该议定书于1968年5月2日生效，截至1995年，已有19个国家批准[268]。
目前，关于非自愿人口迁移的法律地位已达成普遍共识：“人口迁移过去被认为是解决种族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如今，强制人口迁移被视为违反国际法。”[269]法律上没有区分单向和双向人口迁移，因为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视为独立于他人的经验。尽管《波茨坦协定》的签署国和驱逐国当时可能认为驱逐行为在国际法下合法，但一些国际法和人权历史学家、学者认为，将德国人驱逐出中东欧现在应被视为种族清洗，因此侵犯了人权。例如，蒂莫西·V·沃特斯在《论种族清洗的法律建构》中指出，如果未来出现类似情况，驱逐德国人但没有补偿的先例会使得未来根据国际法对其他人群进行种族清洗变得可能[270]。
1970 和 80 年代，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兼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出版了《波茨坦的复仇》和《可怕的复仇》，这两本书都成为德国的畅销书[271]。他认为，即使根据当时的国际法，这些驱逐行为也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指出：“唯一适用的原则是《海牙公约》，特别是《海牙法规》第 42 至 56 条，这些条款限制了占领国的权利——而占领国显然无权驱逐当地居民——因此，这明显违反了该法[271][272][273]。他认为，这些驱逐违反了纽伦堡原则[271]。
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厄瓜多尔人何塞·阿亚拉·拉索（José Ayala Lasso）赞同在柏林建立“反驱逐中心”[274]。他承认“被驱逐者”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275]。反驱逐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德·萨亚斯支持被驱逐者联合会全面参与柏林反驱逐中心的工作[276]。
然而，在柏林成立反驱逐中心的计划在波兰受到了批评[277]。波兰政府和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波兰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仅建议德国政府在该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277][278]。该中心最终并未建成。在德国，唯一一个类似的计画是由“流动、转让和销售基金会”（SFVV）赞助的“视觉标志”（Sichtbares Zeichen）[279]。两届连续的国际顾问（学者）委员会的几位成员批评了该基金会的一些活动，新任主任温弗里德·哈尔德辞职。现任主任为贡杜拉·巴文达姆博士[280]。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写道，尽管东欧驱逐德意志人的手段极其残暴，令人无法辩解，但驱逐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的基本目的是合理的，因为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二战前发挥了颠覆性作用[281]。埃文斯写道，魏玛共和国时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忠于自己所居住的国家；而在纳粹统治下，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甘愿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工具[281]。埃文斯也写道，东欧许多地区除了德意志之外，还杂居著其他各种族群，德意志人作为纳粹德国工具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导致他们在战后遭到驱逐[281]。埃文斯最后认为，驱逐行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结束了二战前困扰欧洲的一个主要问题；驱逐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利于和平事业；如果战后允许德国人留在东欧，西德就会利用他们的存在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领土要求，而考虑到冷战，这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281]。
1990 年 1 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宽恕，他使用的措辞是驱逐，而不是迁移[283][284]。然而，公众对哈维尔立场的认可有限；在 1996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6% 的捷克人表示，他们不会支持认可该种道歉的政党[285]。 2002 年，在捷克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期间，驱逐问题浮出水面，因为爱德华·贝奈斯颁发的驱逐法令尚未被正式废除[286]。
2009 年 10 月，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表示，捷克共和国将要求获得《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的豁免，以确保被驱逐德国人的后裔不能对捷克共和国提起法律诉讼[287]。五年后，即 2014 年，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领导的政府决定，该豁免“不再适用”，撤销退出的决定“将有助于改善布拉格在其他欧盟国际协议中的地位”[288]。
2018 年 6 月 20 日，即世界难民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示，战后驱逐德意志族裔“没有任何道德或政治理由”[289]。
另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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