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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神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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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神乐院（英语：Our Lady of Joy Abbey），又名严规熙笃会神乐院，在2000年前英文名为（Trappist Haven Monastery），是位于香港大屿山大水坑的一所天主教隐修院[1]，成立于1950年，隶属严规熙笃会，修道院的主要建筑于1956年2月启用[2]。现任院牧为高豪神父。
历史
圣母神乐院成立于1950年，最初由李博岚神父带领从中国大陆逃难到英属香港的严规熙笃会修士建立[3]，位于大屿山大水坑的天主教修道院现址于1956年落成[4]。
1926年，在中华民国察哈尔省涿鹿县杨家坪圣母神慰院的26位司铎来到河北省正定滹沱河五孔桥南河滩（现石家庄市学府路3号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校址），建立中国第二所隶属于严规熙笃会的修道院[3]。1928年，位于中国河北的正定神乐院完工。1941年5月，严规熙笃会总部将正定神乐院升格为自治修院，同月选举李博岚神父为新任院长，接替因两度脑充血而辞职的汪院长[4]。
在国共内战期间的1947年8月，正定神乐院被共产党占据，天主教徒受到迫害[4]，于是在李博岚院长率领下，神乐院的修士辗转于1947年10月迁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泥巴沱[5]。至1949年共产党迫近四川省，在12月控制成都，修士惟有再次逃难。1949年6月1日恰逢美国肯塔基州严规熙笃会日色玛尼修院庆祝百周年纪念，李博岚院长在5月到香港经美国再到法国参加严规熙笃会会议，借此呼吁将中国大陆的修士保送到海外避难[3]。几经奔波后，李院长营救中国大陆修士的请求得到正面回应，并且得到美国总统轮船免费给予旅客证。1950年，李院长安排十位修士（9名中国籍及1名比利时籍）前往加拿大的一所修道院深造，他本人与十多名修士则前往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英属香港[4]。
神乐院的修士逃难到香港初期，在建立修道院的工作历尽艰辛[5]，首先是局势发展未明朗，香港会否很快也落入中共之手仍属未知之数，其次是修士在逃难过程中四散，跟随李博岚院长到达香港的只有十多位修士，还有建立修道院的土地及维持当前基本运作的资金，都是困扰神乐院的问题，幸好凭著李院长的信心，最后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恩理觉得知李院长有意在香港建立神乐院后，恩理觉以私人身份发信表示欢迎在中国的严规熙笃会修士来港，并且在1951年年初趁前往罗马述职时，到访同样位于罗马的严规熙笃会总部商讨在香港设立严规熙笃会修道院的事宜。李院长在香港觅地建院时，曾经到过新界沙田及青山，继而到大屿山的大澳、石壁、梅窝等地打探，可惜不是有交通问题，就是无法负担地价，至1950年10月找到神乐院在大屿山大水坑的现址，港府原计划在该处兴建麻疯病院，经耶稣会赖诒恩神父（Father Rayan）向港督葛亮洪斡旋，在四个月后，港府以租赁方式批出大屿山大水坑约73英亩的土地供修士兴建神乐院[3]，只需向港府象征式缴交印花税港币1元及每年缴租585港元，港府又同意借出梅窝政府农场的一间工人房供修士临时栖息[4]。
在觅地建院取得进展后，李院长便发信寻找在中国大陆失散的修士，召他们前来香港，但当时中共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6]，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信徒被列入反革命份子[7]，遭到残酷对待[8]，在绷紧的局势下，只有八位修士乔装成工人冒险来港汇合。港府批出土地解决了购地的难题，但启动建院工程也十分艰钜，因为缺乏资金，所以最初的建院工作只能靠修士们自己干。每日清晨，修士完成早祷及吃过早点后，便要携锄带铲，从梅窝翻过山头到大水坑，在政府批出的土地开垦，并且要开山劈石，从中取得石材及开辟一条通往海滩的小径，以便运送建材，每天的午餐只能吃自己带来的面包，一直工作至黄昏，在入黑前便要循山径回到梅窝，直至四十日后，在大水坑搭建了一间木屋，修士才不用每天往返梅窝[4]。截至1952年的下半年，修士们对于能否在大屿山成功建院，仍然感到徬徨不安；其一是当年有谣传中共即将出兵攻打香港，可能修道院来不及完工启用，修士便要再次逃难，当时甚至有人劝他们去南洋、去台湾，或者越洋去美洲建院；其二是大屿山交通不便，当年大屿山的大部分地方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修道院所在的大屿山大水坑，当时官方也未有计划供电供水，故此只能依赖大水坑的天然山水；其三是水土不服，在建院时，每年的夏季都有一两次集体感染疟疾，情况最严重时，大家都受到病患困扰，无人运送粮食，几乎要断炊，更有修士不幸因病身故[4]。
1952年10月，严规熙笃会总部总长曹尔戴（Most. Rev. Abbot General Sortais）与圣宠修院院长马吉（Rev. Abbot Marquis）一同到访香港，与李院长会面并探视在香港的修士，曹总长表示十分支持李院长在大屿山建院的计划，因为在香港建置修道院代表著严规熙笃会保存中国大陆修士的苗裔，曹尔戴总长还嘱咐李院长应先由生产方面著手，建议饲养乳牛，这是严规熙笃会的传统，也符合朴素生活[4]。因为修道院需要通过生产自力维持，所以当时有人提倡种茶，也有人提出种菜、种姜、培植冬菇，亦有人建议养鸡或养猪，唯独李院长主张养牛生产牛奶。1953年，修士建筑牛舍，并获得捐赠第一头乳牛，牛奶得以自给自足，也成为“十字牌牛奶”的起源。不过当年批地予修士建筑神乐院的港府官员，最初并不看好修道院的养牛计划，因为买牛及养牛要大笔资金，一头乳牛价值三千港币，还要饲料和牛舍，乳牛一旦患病过早离世便会亏本；当时的食品法例已规定未经消毒的牛奶不得出售，但消毒机和冷藏库既要钱也要电，而这又关乎到大屿山在当时仍然缺乏供电。幸运的是严规熙笃会总部曹尔戴总长表态支持在大屿山建设修道院后，不但大大坚定了修士们在香港大屿山建设神乐院的信心，神乐院获得的捐款也有明显的增加，神乐院在美国加州维纳的母院（Abbey of New Clairvaux）作出捐赠[9]，海外修士也来港提供协助，建筑工程稳步进行，承蒙各方教友帮助，神乐院得以完成兴建及维系各项日常开支[4]。
位于大屿山大水坑的神乐院现址于1956年2月19日启用，当日有2千多位天主教信众承包六艘油蔴地小轮在早上8时许从中环统一码头出发，经过一小时的船程后在大水坑码头登岸，再登山至神学院所在的山腰参加开幕礼[2]，时任港督葛亮洪伉俪也在中午亲临出席[10]。由于大水坑当时未有市电供应，神乐院计划利用大水坑的水流进行水力发电，水务局亦派员协助测量大水坑的水流流量。1957年，神乐院在大水坑安装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同年9月，即将卸任港督的葛亮洪爵士再次莅临神乐院主持水力发电机启用仪式。神乐院通过自行发电，初步解决缺乏供电的问题，但该台水力发动机的发电量十分有限，发电量也受限于大水坑的季节性水流，供电并不稳定。1958年，中华电力布设输电电缆到大屿山，神乐院的电力短缺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牛奶的产量亦得以提升[4]，到1970年代在香港岛也能买到在神乐院生产的牛奶[11]，至1980年代牛奶生产线转至在元朗建立的牛奶厂[12]。
带领修士在大屿山建立圣母神乐院的李博岚神父于1980年7月31日逝世，享年74岁，其后按李前院长在离世前提出的意愿在神乐院的墓地安葬[13]。神乐院于2000年将英文名改为（Our Lady of Joy Abbey）。从1972年起在圣母神乐院隐修的高师谦神父，于2007年12月11日在神乐院内以110岁高龄逝世，举行安息礼后安葬于神乐院的墓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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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神乐院依山而建，以圣堂、小花园、宿舍为主体建筑，有道路通往海边码头，上山的路设计成有十四站的“苦路”（象征耶稣受难时的十四站）。小花园内有圣母亭，中文对联及以拉丁文写有意为出入平安的短语，风格中西合璧[15]，该短语中译为“入者有平安，出者有健康”（PAX INTRANTIBUS，SALUS EXUENTIBUS）[16]:152。
隐修生活
院中的隐修士皆以奉行苦行修道生活，遵守圣本笃会规。祈祷、工作和研读为其生活主要活动。后来获赠乳牛，牛奶得以自给自足，之后生产“十字牌牛奶”在香港销售[17]，近年也有制作曲奇饼。
交通
圣母神乐院位于稔树湾村与银矿湾山径的中间，没有对外连接的道路供汽车直达，在稔树湾有大水坑码头，又被称为圣母神乐院码头，该码头位于神学院所在山丘的山脚。坪洲街渡往来愉景湾游艇会至坪洲的部份班次会停靠此处，是当地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15]，在下船后可沿山径登山前往。其馀时间可由愉景湾码头沿著稔树湾的小径前往大水坑码头附近的山径，再接到前往神乐院的山径。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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