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

在战争中，“背信弃义”^[3]（英语：Perfidy），又译“背信行为”^[4]，指的是一种刻意误导对手信任已方的战术：一方表面上展现善意，例如示意停火或投降（如举白旗），实际上却早已打算违背承诺。其核心目的，是诱骗敌人降低警戒，例如走出掩体准备接受所谓的投降，从而暴露弱点，供已方加以利用。

部分现代研究指出，古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期间使用特洛伊木马的策略，可被视为背信弃义的古代典型例子之一^[1][2]。

这类背信行为违反战争法，并被视为战争罪，原因在于它削弱了为保障各方利益而建立的战争规范与相互约束机制，受影响的不仅是交战人员，亦包括平民。

日内瓦公约

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明确禁止背信弃义的行为，议定书规定：

第三十七条 对背信弃义行为的禁止

1. 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的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其有权享受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应构成背信弃义行为。下列行为是背信弃义行为的事例：
   1. 假装有在休战旗下谈判或投降的意图；
   2. 假装因伤或因病而无能力；
   3. 假装具有平民、非战斗员的身份；和
   4. 使用联合国或中立国家或其他非冲突各方的国家的记号、标志或制服而假装享有被保护的地位。
2. 战争诈术是不禁止的。这种诈术是指旨在迷惑敌人或诱使敌人作出轻率行为，但不违犯任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而且由于并不诱取敌人在该法所规定的保护方面的信任而不构成背信弃义行为的行为。
3. 下列是这种诈术的事例：使用伪装、假目标、假行动和假情报。

第三十八条 公认标志

1. 不正当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狮与太阳的特殊标志或各公约或本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标志、记号或信号，是禁止的。在武装冲突中故意滥用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志、记号或信号，包括休战旗，以及文化财产的保护标志，也是禁止的。
2. 除经联合国核准外，使用联合国的特殊标志，是禁止的。

第三十九条 国籍标志

1.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中立国家或其他非冲突各方的国家的旗帜、军用标志、徽章或制服，是禁止的。
2. 在从事攻击时，或为了掩护、便利、保护或阻碍军事行动，而使用敌方的旗帜或军用标志、徽章或制服，是禁止的。
3. 本条或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不应影响适用于间谍或在进行海上武装冲突中使用旗帜的现行的公认国际法规则。

历史

早在〈第一附加议定书〉将背信弃义明文列为禁止行为之前，这类行径已在战争习惯法中受到普遍谴责。1907年通过的《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与惯例》便清楚反映此一原则，其第23条明确指出：

除特别公约所禁止的行为外，以下做法尤为禁止；……(b) 以背信手段杀害或伤害敌方人员；……(f) 当使用停战旗、国旗、敌军军服与军事标志，或《日内瓦公约》的识别徽章；……

1921年的基尔迈克尔伏击战，发生于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常被视为一宗极具争议、涉嫌背信弃义的案例。当时，36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伏击一辆载有18名英军辅助师军官的卡车。爱尔兰共和军领袖汤姆·巴里在其回忆录《爱尔兰游击战岁月》中记述，部分辅助师人员曾高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诱使爱尔兰共和军人员从掩体中现身，随即遭到其他辅助师人员开火攻击。巴里因此在随后的战斗中拒绝接受辅助师的投降，结果18人全部被射杀并弃置现场。其中一人曾成功逃离，但其后被捕并遭杀害；另一人弗雷德里克·亨利·福德则重伤生还，并由英军救走。不过，亦有历史学者指出，巴里可能虚构“假投降”的说法，以为歼灭整支部队的行动提供正当性^[5][6][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多项战时报告指出，日本军屡次采取被视为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包括以红十字等保护标志掩饰军事设施与运输行动、在阵亡或受伤人员身上设置诡雷，以及假装投降或受伤，引诱盟军士兵接近后再发动突袭。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初期发生的“戈特奇巡逻队事件”，常被列为其中一宗具代表性的案例。该事件中，美军因目睹疑似“白旗”的标志，加上一名被俘且醉酒的日本军官提供错误情报，误判日军有意投降，最终却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造成超过20名美国战斗人员阵亡。有学者指出，这宗事件连同日本在整场太平洋战争中多次被指涉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促使盟军逐渐形成一种作战心态，即对受伤或倒地的日本士兵采取即时射杀行动，亦较少接受其投降，与对待其他敌军的做法形成对比^[8][9][10]。

在战后的达豪审判中，国际人道法亦就相关议题作出重要厘清。1947年，美国军事法庭审理“狮鹫行动”策划者兼指挥官奥托·斯科尔兹内一案，重点之一在于：穿著敌军军服以接近对方、但不即时参与战斗，是否构成违反战争法。法庭最终裁定斯科尔兹内无罪，指出他曾向部属清楚转达德国法律专家的意见，即一旦在敌军军服下参与战斗，便属违法。法庭在判词中进一步说明，案件并无需要作出“有罪”或“无罪”以外的法律认定，因此，不能从整体无罪裁决中推论出更广泛的法律结论^[11]。同时，法庭亦明确区分了在间谍活动中使用敌军军服，与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敌军军服之间的法律差异^[12]。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多次被指控从事背信弃义行为，其中包括引发国际关注的马基伊夫卡诈降事件^[13]。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在占领约旦河西岸期间，亦被部分国际法学者与人权倡议人士指控涉及背信弃义行为。提出相关指控者包括人权观察前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以及艾希特大学公共国际法副教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研究员奥雷尔·萨里^[14]。

参见

• 恶意（英语：Bad faith）
• 假旗行动
• 固有恶意模型（英语：Inherent bad faith model）
•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语：Perfidious Albion）
• 1996年战争罪行法案（英语：War Crimes Act of 1996）（已纳入美国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