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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民主台湾大游行 123别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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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民主台湾大游行 123别印来”为一场于2023年12月3日举行的抗议活动,主要诉求为反对中华民国政府引入印度籍移工。约一百馀人参与了该次抗议游行。是台湾第一场以“反对引进移工”为主要诉求的集会。

事实速览 ︁守护民主台湾大游行 123别印来, 日期 ...

该抗议活动是回应中华民国政府于2023年拍板决定的谅解备忘录《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与印度台北协会促进雇用印度劳工了解备忘录》(简称《台印移工合作备忘录》):当时彭博社报导引述官员称台湾“最多可引进10万名移工”后,网路上认为台湾“将引进10万名印度移工”并因此反弹。中华民国政府起初把抗议定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操弄的认知作战,但后来表示将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多个媒体与专家关注该示威游行对印度人的歧视,与背后的刻板印象成因;另外也有评论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网络战的角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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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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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与印度台北协会促进雇用印度劳工了解备忘录》

台湾引入外国移工的历史,可追溯自经济蓬勃发展的1980年代:在国民所得提升同时,台湾工厂仍旧需要大量低薪劳动力;同时也有东南亚观光客看上工厂需求,以观光名义私下前往工厂工作。后来台湾工厂缺工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厂商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立法引入移工。作为回应,政府于1992年订定《就业服务法》,随后又制订《外籍聘雇许可管理办法》和《就业服务法施行细则》,说明台湾雇主聘用移工的产业与条件,给予其引进移工的法源依据。[1]之后,台湾开始大规模引进移工,他们多从事社福看护、营建工程、制造业、农林渔牧业等工作,主要来自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2]在2023年前,台湾最近一次开放的移工来源国,为2004年的蒙古国[3]

台湾近年面临少子化问题,并逐步迈向高龄化社会,因此劳动力不断减少,对移工的需求也开始增加。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移工来源多元且政策有松绑趋势,与之相比,台湾则始终依赖东南亚的泰越印(尼)菲四国的移工。台湾早前曾与缅甸孟加拉柬埔寨洽谈开放移工,惟出于地缘政治因素而无果。[2]与此同时,印度在2023年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相较于其庞大人口,印度的经济成长缓慢,本国创造的职缺不足以应付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大量劳动力。[4]故台湾希望借由与印度签订协议,帮助台湾克服制造业、家庭帮佣等产业的缺工问题;并解决移工输入国过度依赖东南亚四国的情况。[5][2]

2017年,时任驻印度代表田中光表示台印双方正在协商,让台湾引进印度东北部劳工赴台工作。[6][7]2023年11月,彭博社引述一台湾官员说法,称台湾和印度即将签署协议,最多可引进10万名移工。该报导称,此备忘录可能会激怒中国大陆。[4]9月12日时,行政院院长陈建仁接见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叶达夫,并称双方正协商有关移工、传统医药等领域的合作备忘录。[8]印度外交部表示,欢迎与各能输入劳力的国家合作。双方在11月时完成相关内部作业,预计于年底签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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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议论

在彭博社报导相关新闻后,“台湾将引进10万名印度工人”的话题在社群媒体DcardPTT中传开并引发相关争论。反对引入移工者主要论点有:印度移工对女性及社会安全的冲击、当今移工的问题、还有本土劳动环境三大面向。另外也有声音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决策程序仓促、且无配套措施等政策制定过程问题。[10]

对女性安全顾虑是最常见的反对理由。张静年在回顾相关讨论时,发现Dcard上与印度移工相关的45篇反对文章中,有32篇与性犯罪刻板印象相关。反对者认为印度经常有各种性侵杀害女性案件,引入印度移工将导致治安问题。[10]根据劳动部统计,截至2023年9月,来台移工人数75万人之中有8.6万民移工失联。反对声音将这些失联移工形容为“治安死角”,要求政府应解决失联移工。[10][11]2024年2月,黄珊珊在劳动部签署备忘录时,就表示劳动部应该优先处理失联移工。[12]曾派驻印度多年的前记者尤芷薇指出,酝酿印度强奸问题的环境,无法复制到移工旅居的国家。[3]端传媒》有留意到有网友把印度工人与性犯罪等连结起来。[13]旨在防治资讯操弄的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则发现社群发言有“低端”、“潜在强暴犯”、“台湾会变性侵岛”等语。[14]

反对者指出台湾许多产业缺工,与其薪资结构问题有关。示威游行的总召Yuna表示部份产业缺工,是因为该产业的薪资过低。[3]印度舞老师方筱茜在观察抗议活动时,发现抗议者对社会环境感到不满而灰心,不相信自己出社会后的薪水,并常提到自己可能买不起房子。[13]劳工阵线协会秘书长孙友联则批评台湾的移工政策,是为了满足台湾厂商获取低薪劳动力的需求。并形容制定政策的政府为“替雇主节省劳动成本的人事单位”。孙友联认为给雇主引入低薪移工,会压缩本国籍劳工的加薪空间同时、也会对外国籍劳工产生影响。[15]

有相当数量的反对声音质疑政府决策程序过于仓促。[10]中央广播电台留意到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不能在全国性选举投票日前60天连署提案与附议[注 1];但备忘录将会在2023年底签订。有舆论因此认为政府打算不顾民意实行政策。[6]一位抗议者与《端传媒》表示自己在Dcard发现有网友找不到政府具公信力的说明,并就自己的观察,认为是政府应当说明相关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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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游行

公民团体“反对增加新移工国”试图透过在脸书发声、在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提案等手段发表诉求。[3]在未获政府积极回应后,“反对增加新移工国”决定举办“守护民主台湾大游行 123别印来”集会活动,并于脸书粉丝专页发表4点诉求,分别为:“反对增加新移工国,提供有实效的人民发声平台,人民有权暂缓有疑虑的政策”、“改善台湾劳动环境,根本解决缺工问题、“解决失联移工数量,修订移工管理专法”、以及“正视女性安全问题,不以歧视字眼回避。”[16]

大约2023年12月3日中午,示威者陆续前往凯达格兰大道聚集。直到下午两点左右,警方推估示威者大约200人左右。演讲中间多有穿插歌曲与跳舞表演。《端传媒》把游行的氛围形容为“社区联欢晚会”。在游行中,示威者除了修正种族主义的言论外,还大力反驳了政府的“认知作战”或“幕后黑手”的指控。示威者多为20至30岁的年轻学生,多著黑衣,其抗议标语“守护民主台湾大游行”、“123别印来”、“不是种族歧视,只要政府做事”、“MOU先缓缓、惯老板先管管”等。[16]这是台湾第一场以“反对引进移工”为主要诉求的集会。[3][13]此时抗议的诉求已经修正为:全面暂缓新增移工来源国、要求政府提供具实效的人民发声平台、增订移工管理专法、以及改善台湾劳动环境。[13][17]

随后支持印度移工来台、“不反对劳动者跨界流动的自由”[2]台湾移工联盟,伙同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于10日举办“政府承担、仲介滚蛋”大游行[18][13],主张废除私人仲介并转由政府管制等议题。[19]

政府回应

中华民国劳动部部长许铭春得知抗议活动后,称引进10万名印度移工是假消息;而中华民国外交部则表示,网路上部分种族主义言论具有类似内容、且源自假帐号,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操弄的认知作战。中华民国国安单位随后表示,政府之所以将游行定调为认知作战,是因为抗议活动期间,出现模组化留言的操作痕迹。[20][13]模组化留言的叙事方式主要环绕在“要求公开MOU协商事项”、“反对印度移工”、“坚决反对立场”三者。另外,国安单位也认为Dcard使用者主要关心生活与软性话题,但这次社会议题的讨论出现异常多的发文讨论,因此认为有人为操作的痕迹。[21]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尝试破坏奶茶联盟者终将失败。[22]抗议者则不认同政府定调。总召Yuna在抗议游行中否认有歧视或背后势力控制的指控。[13]

2023年12月,中华民国劳动部针对反对声浪,回应表示会规划好配套措施,以循序渐进开放引进。[23]

2024年2月16日,台印双方正式签订备忘录,并将在筹备完全后正式引入移工。开放的行业、资格、人数等条件,将由台湾方决定。劳动部表示将在透过谘询与建议的情况下,以具有学经历和英文能力的印度移工优先,并以有定期检验的小规模试办引进为主。[24]许铭春在解释签订细节时,表示将引进“肤色与饮食习惯和台湾相近的印度东北部劳工”。立法委员黄仁后来在质询中指责“肤色说”有歧视情节。许铭春与外交部先后分别在质询时和例行记者会中对发言致歉。[25]在签订备忘录后,数个公民团体要求以政府直聘为主,反对私人仲介。劳动部则表示将讨论相关事宜。[26]2024年11月,劳动部长何佩珊表示双方同意先小规模引进1000位制造业移工观察情况。未来将根据成效与需求调整行业和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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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反应

某种程度他们很有独立精神,想透过反抗权威贴上的标签,证明自己并非脑袋空空、任人操控。然而他们对议题的理解往往相对片面,透过社群媒体上“闪现”的动态消息成为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再将这样的印象与(刻板)标签进行连结。因此,容易在恐惧的情绪孳生成排外的行动,或发表赤裸裸的歧视言论而不自觉。
记者萧函青于《端传媒》针对抗议游行参与者的评论。[13]

1987年移居台湾的印度籍口译员李眉君(Priya Lee Lalwani)在报导者中央广播电台的报导中对游行表达沮丧、认为是台印人民对彼此太过陌生导致恐惧;并担心网路上的歧视言论传到印度,会导致台湾形象在印度社会受到影响。[3][6]台湾印度社群的台湾印度研究协会针对游行发表声明,对风波的歧视性言论感到遗憾,表示台湾社会“对于印度社会文化的了解不足”。[3]OP金达尔全球大学英语O. 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斯里帕娜·巴札克维基数据Q47489030新德里电视台的投书中,把社群媒体动态贴文的描述为“恶意宣传”(malicious propaganda):不仅指出这些贴文忽略台湾自身的性犯罪情况,还以《中国时报》的报导为例,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参与该事件的舆论操纵。[27]游行总召Yuna在后来知道印度社群的意见后,也修改了抗议诉求。[13]

在台印度青年Nithin在接受端传媒访谈中,在对团体的诉求表达同理时,也对社群媒体上将蓝领工人与性犯罪连结的言论表达不满,认为言论在暗示“比较穷的人是不好的人”。[13]台湾印度协会筹备处主任孙治本表示,虽然确实有抗议者对印度怀有强烈偏见,但并非所有抗议舆论都是舆论操纵;他指出不少舆论是关注台湾劳权、对执政者不信任造成的结果。孙治本也建议政府要加强沟通、并订定完善配套措施。[3]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针对在网路上的谣言进行查核,并予以破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全世界都不敢招印度工人”的说法错误,事实上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多个先进国家,都有引入印度移工[28]而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则把“强暴犯”与“性侵岛”等发言与用词,形容为“以偏概全”或“诉诸恐惧”的资讯操弄[14]NHK报导,上街抗议者多是因为看见Dcard上的文章才知晓此事,而文章中多出现中国大陆用语,且在DcardX上被大量散播,有认知作战的可能。[29]

长年研究移工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蓝佩嘉,除了指出台湾民众通常会高度性化外来族群外,也认为女性对印度人的恐惧,是2023年台湾#MeToo运动的馀波。[3]尤芷薇与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理事长徐瑞希,也强调媒体对大众印度人刻板印象、以致歧视言论的作用。[13][3]根据励馨基金会的调查,在2023年7月与移工有关的新闻半数与移工逃逸、酒驾、仇杀有关,使台湾社会对移工存有“犯罪率高”、“喝酒闹事”的刻板印象。张静年则根据Numbeo的犯罪指数研究,发现印度的性侵数据并未比台湾或其他西方国家高,与台湾民众自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形成的“女性不友善”印象有所落差。[10]

也有声音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在争议期间对备忘录的意见前后矛盾。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主任王敏旭质疑劳动部长许铭春先否认将引进10万印度移工、后决定签署备忘录的行为是说法矛盾。[30]当时参选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侯友宜指责政府与赖清德故意避开“劳动部要与印度签署MOU”以及“《彭博社》10万名移工”两件事。[31]柯文哲则认为民进党会操弄具体人数,要求说清楚确实引进数量。同时主张聘雇移工应以阶段性弥补劳工缺口、以完成产业转型为主。[32]2024年2月21日,风传媒发表社论,批评官员与民进党政治人物一面商讨引入印度移工、一面又否认要引入;在否认“10万名移工说”为假消息同时,却避谈最终的引入数量。并认为民进党签下合作备忘录是“信用破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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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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