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运动

花朵运动（日语：フラワーデモ ^Furawādemo，英语：Flower Demo）是一个来自日本的社会运动，旨在抗议性犯罪和性暴力行为。^[1]

花朵运动东京参加者制作的宣传板

历史

2019年3月，日本几起性侵案件的被告因强奸及准强奸罪名被判无罪，引发社会舆论批评。^[2]随后，社会运动者与作家北原实里（Minori Kitahara）在社群媒体上发起行动号召。^[3]第一次“花朵运动”活动于2019年4月11日分别在东京与大阪举行。^[4]北原起初并未打算创造一个运动，但由于当天有数百人参与并分享自身经历，她因此决定再举办一次活动。^[3]自此之后，“花朵运动”活动每个月举行一次，多数在每月的11日。^[5]在大约一年内，这个运动便传遍全国。^[6]

在每次“花朵运动”中，性暴力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会在公共场所聚集，抗议对性犯罪的不公判决，并要求法律改革。^[3]参加者手持象征对受害者支持的花卉，并聆听受害者讲述他们的经历。^[7]

2019年9月11日，《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实告白》作者伊藤诗织出席东京站前的一场“花朵运动”活动并发表演讲。^[8]她当时穿著自己在遭性侵当天的衣服，并表示：“我希望提高社会对性侵的认知，让大家了解无论穿著什么，都不代表给予性同意。”^[8]

在2020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花朵运动”活动在38个县市的47个城市同步举行。^[9]

背景

这项运动的直接起因来自于以下四起性犯罪案件，这些案件都在2019年3月于地方法院获得无罪判决。^[10][11]其中一件未上诉而无罪确定，其馀三件经高等法院逆转改判有罪，并在最高法院定谳，依照检方求刑确定判处有期徒刑。

3月12日 福冈地方法院久留米分部

2017年2月5日，福冈市博多区一名44岁的公司高层男性，被控在饮食店的聚会中，趁22岁女性因喝醉无法抵抗的状态下进行性侵，遭以准强奸罪（修法后称为准强制性交罪）起诉。

地方法院认定该名女性确实因为喝醉而无法抵抗，但认为被告基于误信女性同意，缺乏故意，因此判决无罪。

2020年2月5日，福冈高等法院逆转改判有罪，并依检方求刑，判处4年有期徒刑。^[12]

2021年5月12日，最高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确定高等法院判决。^[13]

3月19日 静冈地方法院滨松分部

一名女性在便利商店途中，遭外国男性强迫进行口交，属于强制性交致伤案件。

地方法院因认定加害男性未见女性明确抵抗，而裁定无罪。

检方未上诉，无罪判决确定。

3月26日 名古屋地方法院冈崎分部

2017年在日本爱知县，一名父亲因对当时19岁的亲生女儿多次进行性暴力，被控以准强制性交等罪。该案件在经历了一审、二审及最高法院的审理后，最终从无罪判决变为有罪，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成为日本性暴力案件中备受瞩目的司法案例。^[14]

案件的一审判决由名古屋地方法院冈崎支部作出，法院承认父亲对女儿的性行为缺乏同意，并确认父亲长期对女儿实施精神和身体虐待。然而，法院认为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受害者处于“抗拒不能”的状态，即在心理或身体上无法反抗。因此，该案一审结果为无罪。这一判决引发了社会强烈不满，也促使“花朵示威”运动的兴起，要求更大程度地保护性暴力受害者。^[14]

二审名古屋高等法院推翻了一审无罪判决。法院认定，受害者从小学开始就遭受父亲的身体虐待，并从中学二年级起被迫进行性行为。受害者在长期虐待下逐渐陷入无力感，心理上丧失了抵抗意志。二审判决批评一审对“抗拒不能”的定义过于狭隘，忽视了长期心理控制和创伤对受害者行为的深远影响，并指出这些事实已构成准强制性交等罪的条件，最终判处父亲10年有期徒刑。^[15]

案件进一步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父亲的上诉，确定了二审判决结果。最高法院支持名古屋高等法院对“抗拒不能”概念的广义解释，并引用精神科医生的证词，认为受害者长期遭受虐待，导致其心理完全丧失抵抗意志。最终，该案的有罪判决成为定案。^[15]

3月28日 静冈地方法院

一名12岁女孩遭父亲性虐待，并涉及持有儿童色情物罪。

地方法院以家庭空间狭小，认定家人不可能未察觉，质疑指控可信度，裁定无罪。

2020年12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逆转改判有罪，并依检方求刑，判处7年有期徒刑。^[16]

2021年9月15日，最高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确定高等法院判决。^[17]

这些案件，尤其是名古屋地方法院的判决，曾引起极大争议。该案件中，19岁的受害者被父亲以暴力手段威胁后带至旅馆进行性侵。因暴行与性侵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法院认为受害者未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因此裁定无罪。然而，高等法院认定受害者在性侵时处于极度恐惧无法反抗的状态，推翻原判决并改判有罪。

这些连续的无罪判决直接促成了“花样示威”的诞生，旨在声援受害者，并挑战司法对性犯罪案件的偏见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