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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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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阶层而言，农民是指在前工业社会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或拥有有限土地所有权的农场主，特别是指生活在中世纪、处于封建制度下，并需向地主支付租金、税款、费用或提供劳务的人。[1][2]在欧洲，农民分为三类：不自由的奴隶、半自由的农奴，以及自由的自由佃户。农民可能完全拥有土地（完全所有权），或通过多种土地保有形式持有土地，例如农役租佃、免役租、租赁保有权和抄本保有权。[3]
在某些情况下，“农民”一词带有贬义，即使是指农业劳动者也是如此。[4]早在13世纪的德国，“农民”的概念可能隐含“乡巴佬”以及“强盗”的意思，就像英语中的villain[5]/villein一样。[6][7]在21世纪的英语中，“农民”一词可以指“无知、粗鲁或不懂世故的人”。[8] 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这个词重新流行起来，成为一个集合术语，通常泛指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成为“‘土著’一词的语义继承者，融入了其所有的优越感和种族色彩”。[4]
农民阶级（peasantry）一词通常以非贬义的方式使用，作为世界上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的集合名词。[来源请求] 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是一个声称代表全球约2亿农业工作者权利的组织，截至2019年，它自称为“国际农民运动”。[9]联合国及其人权理事会也显著地以非贬义的方式使用“农民”一词，例如2018年通过的《联合国农民及农村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在一般的英语文献中，“农民”一词的使用自1970年左右以来持续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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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
“农民”（peasant）一词源自15世纪的法语单词 païsant，意思是来自乡村（pays）的人；最终源于拉丁语 pagus，意指边远的行政区。[11]
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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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业社会中，农民通常占农业劳动力的大多数。根据一项估计，中世纪有85%的人口是农民。[12]
尽管“农民”是一个定义宽松的词，但一旦市场经济扎根，“自耕农”一词便经常被用来描述传统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小农经营大部分土地的国家。更广泛地说，“农民”一词有时被贬义地用来指那些被认为是“下层阶级”的人，可能定义为教育程度较低和/或收入较低。[来源请求]
中世纪欧洲的农民
敞田制农业在中世纪时期主导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在许多地区持续到19世纪。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生活在由领主或教会主教主持的庄园中。农民向领主支付租金或提供劳役，以换取他们耕种土地的权利。休耕地、牧场、森林和荒地是共有的。敞田制要求庄园内的农民相互合作。[13]这种制度逐渐被土地私有制和管理所取代。
14世纪中期，黑死病导致中世纪欧洲人口减少，幸存者获得了更多土地，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西欧农民的相对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在这种既定秩序被打乱之后，许多劳动者要求工资和其他替代形式的补偿变得更加有利，这最终导致了识字率的普遍提高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知识变革。
在识字率相对较高的环境中，思想的演变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使得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对城市工厂工人的需求，这些工人成为卡尔·马克思所称的无产阶级。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以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为典型，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并往往不情愿地成为城市工厂工人，他们占据了原本属于中世纪农民的社会经济阶层。
这个过程在东欧以一种特别明显和截断的方式发生。由于在14世纪缺乏任何变革的催化剂，东欧的农民基本上沿著最初的中世纪道路一直持续到18和19世纪。农奴制于1861年在俄罗斯被废除，虽然许多农民仍然留在他们家族世代耕种的地区，但这些变化允许买卖传统上由农民持有的土地，并允许没有土地的农民迁往城市。[14]甚至在1861年解放之前，农奴制在俄罗斯就已经在衰落。帝国中农奴的比例逐渐下降，“从18世纪末的45-50%，下降到1858年的37.7%”。[15]
近代早期的德国
在德国，农民的生活直到19世纪仍以村庄为中心。他们属于一个法人团体，帮助管理社区资源并监督社区生活。[16]在东部，他们是农奴，永久依附于一块土地。农民在德语中被称为“Bauer”，在低地德语中被称为“Bur”（在英语中发音类似于“boor”）。[17]
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由佃农经营，他们向地主（通常是贵族）支付租金和强制性劳役。[18]农民领袖监督田地和沟渠以及放牧权，维持公共秩序和道德，并支持一个处理轻微犯罪的村庄法庭。在家庭内部，家长做出所有决定，并试图为子女安排有利的婚姻。村庄的公共生活大多围绕教堂服务和圣日。在普鲁士，农民通过抽签来选择军队所需的征兵。贵族为他们控制的村庄处理外部关系和政治事务，通常不参与日常活动或决策。[19]
法国
关于法国大革命复杂性的信息，特别是巴黎快速变化的局势，通过官方公告和长期建立的口头网络传到了偏远地区。农民对不同信息来源的反应各不相同。这些地区政治知识的局限更多地取决于农民选择了解多少，而不是道路状况恶劣或文盲。历史学家吉尔·马西亚克（Jill Maciak）得出结论，农民“既不是顺从的、反动的，也不是无知的”。[20]
历史学家欧根·韦伯（Eugen Weber）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农民变成法国人：1880-1914年法国农村的现代化》（1976年）中，追溯了法国村庄的现代化过程，并认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农村从落后和孤立走向现代化，并拥有了法兰西民族意识。[21]他强调了铁路、共和派学校和普遍兵役制的作用。他的发现基于学校记录、迁移模式、兵役文件和经济趋势。韦伯认为，直到1900年左右，法国的省份对法兰西民族性的意识都很薄弱。韦伯随后研究了第三共和国的政策如何在农村地区创造了法兰西民族性。[22]这本书受到广泛赞扬，但有些人[23]认为，在1870年之前，各省就已经存在法兰西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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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
在英语资料中，中国的农民有时被称为“peasants”。然而，传统的农民术语“农夫”（nongfu）仅指“农民”或“农业工人”。19世纪，日本知识分子重新诠释了中文术语“封建”（fengjian）表示“封建主义”，以及“农民”（nongmin）表示“务农的人”，这些术语用于描述封建日本社会。[24]这些术语通过划分阶级区别（而此前并不存在这种区别）来塑造中国农民的负面形象。[24]人类学家迈伦·科恩（Myron Cohen）认为这些术语是新词，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发明。他写道：[25]
这种区分代表了与传统的彻底背离：牟复礼（F. W. Mote）和其他人已经表明，特别是在帝国后期（明清两代），中国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在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但是“农民”一词确实随著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对“农民”的看法进入了中国，从而利用西方传统的全部重量来对中国农村人口进行新的、有时是苛刻的负面描述。同样，随著这一发展，西方人发现将他们自己历史衍生的农民形象应用于他们在中国观察到或被告知的情况变得更加“自然”。农民的概念至今仍在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中根深蒂固。
英语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大多使用“farmers”一词，此后“peasant”一词开始主导，暗示中国是封建的，准备好进行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一样。[26] 这种西方对该术语的使用暗示中国是停滞的、“中世纪的”、欠发达的，并被其农村人口所拖累。[27]科恩写道，“强加具有历史负担的西方对比，如城镇与乡村、店主与农民、或商人与地主，只会扭曲中国经济传统的现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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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按照目前户籍法未颁布和实施的户籍制度，指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业人口。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既是一种出生、个人身份，也是一种社会等级，属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农民不能像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社会保障。农民群体的户籍城乡之间不能自由迁徙；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的权利；直至1980年代，配偶当中一方在农村，另一方在城市工作，政策决定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两地分居，农民没有在城镇工厂就业和工作的权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直至1990年前后，对农民外出寻找新的生活被称为离土不离乡、盲流，这些仍旧属于对于这个群体带有的歧视性的称呼。
1980年代开始，大陆社会开始关注人的基本权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经济出现快速成长，农民开始自由流动，但直至1980年代后期，很多稍富的农民，开始移居城镇，并通过各种途经实现“农转非”——即从户籍制度上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其时出现多年的“买户口”的热潮，全国主要大中城市、镇针对有钱或想做城市居民的农民，还推出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花样和价码，作为管制农民入城的门槛。
直至2000年前后，像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全国各地其他重要城市，怕因为人口大量涌入影响本地经济发展，推出很多措施限制人的流动和迁徙，这期间就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都附带很多条件，被看作洪水猛兽——想养家糊口、只为寻找基本生存权利的农民，对绝大多数早已进入产业工人行列的人，想依靠基本工资入籍当地城市户口直至2005年仍旧不可能。大陆仍旧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时的欧美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圈地运动丧失土地、卖掉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大陆农民直至2005年哪怕在城市贡献了十年或更多时间，只要在打工行列，其身份仍旧是“农民工”，一般认为属于被歧视性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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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农民
在拉丁美洲，“农民”一词翻译为“Campesino”（来自“campo”——乡村人），但其含义随著时间而改变。虽然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农民（Campesinos）的地位相当于农民——他们通常不拥有土地，必须向地主支付款项或处于受雇地位（庄园制度），但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是更全面的举措[29]，将土地从大地主重新分配给以前的农民[30]——农业工人和佃农。因此，今天拉丁美洲的许多Campesinos更接近于拥有自己土地、无需向地主支付租金的小农，而不是没有土地的农民。
巴拉圭天主教主教团断言：“每个农民都拥有自然权利，可以拥有一块合理的土地，在那里建立家园，为家庭生计工作并过上安稳的生活”。[31]
史学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被理论化为由三个等级组成：劳动者、祈祷者和战斗者。[32]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的年鉴学派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其领袖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主要著作《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卷——名为《日常生活的结构》——中，致力于研究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下的大量沉默且无形的世界。
农民研究的其他研究由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和费孝通推动，并在1945年后关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著作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研究中得到促进。1960年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农民反抗在世界历史和他们各自学科中的作用。农民革命被视为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回应。[33]
例如，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借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者如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的成果，后者将农村人口视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要素。沃尔夫和一群学者[34][35][36][37]批评马克思和现代化理论学派都将农民视为缺乏能动性。[38]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马来西亚的实地观察使他相信，尽管村民被迫使用间接方法，但他们是当地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这些激进主义学者中的许多人回顾了印度的农民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理论。然而，人类学家迈伦·科恩（Myron Cohen）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农村人口被称为“农民”（peasants）而不是“农场主”（farmers），他称这种区分是政治性的而非科学性的。[39]他们学术工作和理论的一个重要发表平台是《农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参见
参考文献
引用来源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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