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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亚外交
衣索比亞的外交情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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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亚的外交政策深受其地缘位置、历史传统与非洲大陆政治格局的影响。作为非洲之角的重要国家，衣索比亚自古以来即为东非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现代衣索比亚在外交上积极参与非洲联盟（非盟）、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并以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成为非洲多边外交的重要枢纽。
冷战时期，衣索比亚的外交立场经历由亲西方到亲苏联的转变；冷战结束后，则逐步推行较为务实的多元外交政策，积极与邻国及主要经济体发展关系。衣索比亚亦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参与索马利亚等地的维和与反恐行动。
当代衣索比亚外交的重点涵盖：非洲一体化推动、红海与非洲之角的安全稳定、与中国、欧盟及美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处理与厄利垂亚、苏丹及索马利亚等邻国的边境与安全关系。
古代
在古代，今日衣索比亚所在的区域被视为邦特之地的一部分。自约前2500年至前980年，邦特之地以贸易往来闻名，主要与古埃及保持长期互动。当时最重要的输出品为乳香，常用于宗教仪式与尸体防腐处理。此外，象牙、香料、兽皮以及各类珍奇动物亦是主要贸易品，透过红海沿岸与衣索比亚高原的通道输往埃及，使衣索比亚成为普特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1][2][3]
古埃及在前二千纪开始组织远征队深入东非，其背景是在已经与今苏丹境内的古实王国、那帕塔与麦罗埃等政权建立相对稳定的往来之后。这些联系逐渐奠定了衣索比亚地区在非洲东部文明发展与对外交流中的地位。[1][4]
自前一千纪起，衣索比亚高原与红海对岸的南阿拉伯地区往来日益频繁。当时的示巴王国、希木叶尔王国等政权，因掌握红海贸易航道与香料之路，与衣索比亚高原社群保持密切交流。南阿拉伯移民曾在今日提格雷州一带建立殖民据点，并引入南阿拉伯字母与宗教文化，对衣索比亚早期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5][6]
考古证据显示，衣索比亚的早期国家体制在此时逐步成形，并融合了本地库希特语族文化与外来的南阿拉伯元素。这一时期奠定了后来阿克苏姆王国崛起的基础，使衣索比亚成为红海与阿拉伯半岛交流的重要枢纽。[7]
约自公元一世纪起，阿克苏姆王国在衣索比亚高原兴起，逐步发展为古代世界重要的贸易与政治中心之一。[8]阿克苏姆控制红海沿岸港口，并透过红海与印度洋航道与罗马帝国、印度次大陆及阿拉伯地区保持广泛联系。[9][10]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曾记载阿克苏姆的商业网络，指出其输出包括象牙、黄金、犀角及珍稀动物，换取罗马及印度的布匹、金属与玻璃制品。[10]阿克苏姆是当时少数能自行铸造货币的非洲国家、亦是第一个铸造自己的硬币的非洲国家，显示出其成熟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地位。[9][10]
在文化与宗教方面，阿克苏姆于公元四世纪接受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早以基督宗教为国教的政权之一。[9][10]其宗教与外交地位，使阿克苏姆在非洲与中东地区的交流中占有特殊地位，并为后世衣索比亚的历史奠下重要基础。[11][12]
中世纪时期，衣索比亚由扎格维王朝（约1137年－1270年）以及随后的所罗门王朝统治。扎格维王朝以修建石刻教堂（如拉利贝拉）闻名[13]，并巩固了衣索比亚作为东非主要基督教国度的地位。1270年，所罗门王朝自称继承自圣经中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重建王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强化了宗教与政治的结合。[14][15]
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衣索比亚逐渐进入欧洲的地理想像。自12世纪起，欧洲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故事广为流传，描述一位统治东方的基督教皇帝。[16]许多欧洲人相信，这位“Prester John”实际上就是衣索比亚皇帝。[17]这种想像在欧洲地图与文献中反复出现，既反映了欧洲对东方基督教力量的渴望，也使衣索比亚在欧洲人的世界观中成为独特的存在。[16][17]
自14世纪起，衣索比亚与教廷建立接触。教宗尝试派遣使节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建立宗教与外交联系。[18]到15世纪，衣索比亚开始与葡萄牙王国展开直接外交往来。[17]当时埃及与红海由马穆鲁克王朝控制，衣索比亚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寻求基督教欧洲的支持。葡萄牙派遣使节团抵达衣索比亚宫廷，并于16世纪与衣索比亚共同对抗穆斯林的阿达尔苏丹国，提供火器与军事顾问。[17][18]
这一时期的外交互动，使衣索比亚在区域局势与宗教对抗中扮演关键角色，也为后来与欧洲列强的深入接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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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自17世纪初起，衣索比亚进入所谓的“贡德尔时期”（Gondarine period）。苏西约斯一世（Susenyos I, 在位1607－1632年）迁都至北部城市贡德尔，使其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深受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元素影响，标志著衣索比亚宫廷与欧洲交往日益频繁。[19][20]
苏森尼奥斯一世在位期间，曾接受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并于1622年正式宣布改奉罗马天主教。[21]这一举措一度使衣索比亚成为欧洲基督教势力在非洲的延伸，并与葡萄牙保持密切外交关系。[22]然而，宗教改革引发国内强烈反对，导致社会动荡。最终在1632年，苏西约斯一世被迫退位，其子法西尔达斯即位后恢复衣索比亚正教，并驱逐耶稣会士。[21][22]
贡德尔时期除了宗教争议外，也见证了衣索比亚文化的繁荣。大量教堂与宫殿在此时期修建，特别是法西尔盖比宫殿群（Fasil Ghebbi），成为今日的世界文化遗产。此一时期的外交经验，反映出衣索比亚在外部压力与内部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历程。[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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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特沃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即位，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王子时代”。他致力于重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的割据势力，并推行军事与行政改革，以恢复皇权的实际掌控。特沃德罗斯二世尝试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引进火炮与枪械，并著手整顿司法与税收制度，以强化王国的统一与国家机构的效能。[24]
在外交上，他试图与欧洲列强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尤其希望获得技术人员、军事顾问与工业设备，以协助推动衣索比亚的现代化。他多次致信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与其他欧洲君主，请求派遣专家与工匠来衣索比亚服务。[25]然而，由于英国政府回应冷淡，加之外交信件延误与误译，引发严重误解。最终，特沃德罗斯下令拘禁英国外交人员与传教士，导致双方关系全面恶化。[25][26][27]
1868年，英国派遣远征军进入衣索比亚，在马格达拉战役中击溃特沃德罗斯的部队。为避免被俘，他在战败后自尽，结束了其雄心勃勃但充满矛盾的统治。[27][28]尽管失败，他推动中央集权与国家现代化的尝试，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使他成为衣索比亚历史上极具争议但关键的人物。[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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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在位1872－1889年）与孟尼利克二世（在位1889－1913年）继续推动国家整合与有限的现代化。约翰尼斯四世继承特沃德罗斯二世与约翰尼斯前任的中央集权政策，努力削弱地方贵族的独立性，并在位期间面临来自奥斯曼帝国与埃及的军事挑战。他于1875至1876年间成功击退埃及远征军，确保了衣索比亚在东北非的战略地位。然而，他在1889年对抗马赫迪国的战役中阵亡，为其统治划下句点。[29]
随后登基的孟尼利克二世将首都迁往亚的斯亚贝巴，并积极推行现代化措施，包括修建道路、引进电报系统以及与欧洲国家签订贸易条约。[30]他在外交上必须面对欧洲殖民扩张的压力，尤其是义大利的势力渗透。[30]1889年，他与义大利签订《武恰莱条约》（Treaty of Wuchale），但双方对条文解释出现重大分歧：埃方认为仅是承认外交合作，而义大利却据此声称衣索比亚成为其保护国。这一矛盾最终引发战争。[31][32][33]
1896年，孟尼利克二世亲率大军在阿杜瓦战役中重创义大利远征军，迫使义大利承认衣索比亚的主权。[33]这场胜利在非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使衣索比亚成为当时唯一成功抵抗欧洲殖民的非洲国家之一。[33]阿杜瓦的胜利也强化了衣索比亚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象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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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击败义大利之后，孟尼利克二世进一步巩固了衣索比亚的国际地位。他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展为现代化都市，并持续推动交通、教育及电信建设。[35][36]然而，自1906年起孟尼利克因中风而逐渐失去治理能力，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37]
1913年孟尼利克逝世，由其孙伊亚苏五世（Lij Iyasu）继位。伊亚苏在位期间（1913－1916年）以较为开放的态度与穆斯林社群接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亲同盟国的倾向，导致衣索比亚的基督教贵族与教会阶层对其产生强烈不满。[38][39]1916年，他在政变中被废黜，成为衣索比亚历史上一位短命的皇帝。[39]
政变后，孟尼利克之女佐迪图（Zewditu）被推举为皇后，成为衣索比亚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君主（在位1916－1930年）。然而，实际权力多由摄政王拉斯·塔法里·马康南（Ras Tafari Makonnen，后来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掌握。[40]塔法里在此期间积极推动现代化改革，包括建立国家银行、推行新的法律制度，以及扩展与欧美列强的外交关系。[40]1923年，在他的领导下，衣索比亚成功加入国际联盟，这标志著该国正式进入国际体系。[40]
1930年，泽维迪图去世，拉斯·塔法里正式加冕为海尔·塞拉西一世，为衣索比亚带来新的时代。
现代
1930年，佐迪图去世后，摄政王拉斯·塔法里·马康南正式加冕为皇帝，尊号为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开启了近半世纪的统治。他被视为衣索比亚现代化与外交活跃的象征，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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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塞拉西一世上台后，推行中央集权与现代化改革，包括建立国家银行、改革税制、扩建学校和医疗设施，以及尝试制定新宪法。他积极发展外交，并将衣索比亚塑造成非洲少数保持独立的国家典范。[42][43]
然而，1935年义大利法西斯政权发动第二次义大利–衣索比亚战争，意军在使用化学武器与空袭后，于1936年占领亚的斯亚贝巴。[44]海尔·塞拉西被迫流亡英国，但他并未放弃抗争。[45][46]同年，他亲赴日内瓦，在国际联盟大会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义大利侵略，成为反殖民主义的象征。[45][41][46][47]
1941年，随著二战盟军在东非战场的胜利，海尔·塞拉西重返亚的斯亚贝巴并复位。[43][48][49]战后，他继续推动现代化，并积极参与非洲反殖民与团结运动。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OAU）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衣索比亚成为该组织总部所在地，显示其在非洲外交中的核心地位。[50][51]
然而，随著时间推移，国内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农村贫困、饥荒与学生运动引发对政权的不满。[52]1974年，军事政变爆发，海尔·塞拉西被推翻并最终去世，标志著衣索比亚帝制的终结。[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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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帝制倒台后，军事委员会“德尔格”（Derg）掌握政权，推行社会主义取向并中断与西方传统盟友的合作。1977年起，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成为核心领袖，他的外交政策明确倾向苏联阵营。[53]
在冷战格局下，衣索比亚与苏联、古巴及其他东方国家建立紧密联盟，获得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54]1977－1978年爆发的欧加登战争，衣索比亚在古巴军事顾问与苏联空运部队支援下成功击退索马里军队，此役使衣索比亚成为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主要战略伙伴。[55][56][57][58]
德尔格政权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往来，包括东德、南也门与朝鲜，强化在外交上的意识形态认同。然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急遽恶化，特别是与美国因人权问题和冷战立场对立而陷入低潮。[53][59]
然而，长期的内战、饥荒与专制统治，使德尔格政权逐渐失去支持。1991年，由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领导的反对派推翻了德尔格政权，门格斯图逃亡津巴布韦，衣索比亚进入新一阶段的共和国体制。[53]
1991年，德尔格政权被推翻，衣索比亚进入由衣索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主导的新政治时期，并于1995年正式成立“衣索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新政府在外交上重点放在摆脱冷战后的孤立局面，重新定位衣索比亚在非洲与国际舞台上的角色。[60]
在非洲层面，衣索比亚继续利用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洲统一组织（OAU）及其后继机构非洲联盟（AU）总部的地位，积极参与非洲区域事务与维和行动。衣索比亚曾派遣军队参与非洲之角及邻近地区的维和行动，包括索马里、南苏丹与达尔富尔等冲突，强化其作为地区安全核心国的形象。[61][62][63]
在与邻国的关系上，衣索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和平分离，但双方因边界问题于1998－2000年间爆发边境战争，造成数十万人伤亡。[64][65]虽然2000年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但紧张关系持续多年，直到2018年才由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推动和解。[66]这一举措获得国际赞誉，阿比也因此在2019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67][68]
在国际舞台上，衣索比亚与美国及欧盟建立了更紧密的外交与经济合作关系，并在“反恐战争”时期成为美国在非洲之角的重要盟友之一。[69][70][71]与此同时，衣索比亚亦积极与中国加强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伙伴，获得基础建设投资与融资支持。[72][73]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衣索比亚的外交形象亦受到国内政治危机与人权争议影响，特别是2020年爆发的提格雷冲突，使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紧张。[74][75]但凭借其地缘战略位置与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国的特殊地位，衣索比亚依然在非洲及国际外交舞台中维持举足轻重的角色。[76]
与各国关系
衣索比亚与美国的官方关系可追溯至1903年建立外交关系与签订首批条约。[77][78]二战与战后初期，美方支持海尔·塞拉西一世政权，亚的斯亚贝巴成为美国在非洲之角的重要伙伴；冷战时期，美国在阿斯马拉（当时属衣索比亚）设置“卡格纽基地”（Kagnew Station）等设施，显示双边在情报与通讯上的合作密切。[79]1974年帝制倒台、德尔格上台后，埃方转向苏东阵营，双边关系急遽降温。[78]1991年德尔格垮台、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双边关系复苏并扩大。[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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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埃美关系以安全合作与发展援助为主轴。[81]美方长期支持衣索比亚参与非洲之角的区域稳定与维和，尤其在索马里议题上进行情报、后勤与训练等协作；衣索比亚亦多次出兵维和与反恐行动，将自身定位为地区安全枢纽。[82]经贸层面，美国对衣索比亚提供发展援助，涵盖公共卫生、教育、粮食安全与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双边贸易以农工产品、纺织与轻工制品为主，并伴随美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投资布局。[81][83][84]衣索比亚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援助接受国。然而，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暂停对衣索比亚的援助。[85]
近年，双边也面临人权与内部冲突所带来的政策摩擦。[82][86]提格雷冲突期间，美方就停火、人道通道与问责机制多次表态并调整部分经贸与援助工具，但双方在反恐、防疫合作、区域调停（含苏丹、索马里、红海南岸安全）与多边机构协调上仍保持沟通。[87][86][88][89][90]大型跨境基建与流域治理（如尼罗河上游议题）亦成为美方居中协调的议题之一。[91][92][93]
外交设置方面，衣索比亚在华盛顿特区设有大使馆，美国在亚的斯亚贝巴设有大使馆并与非洲联盟常驻代表团协同运作；[77][94]双边亦透过战略对话、人权与治理对话、经贸工作组等机制维系常态性互动。[88]总体而言，埃美关系在安全与发展合作上具有深度，但亦受内部政治演变与区域局势牵动，呈现合作与分歧并存的特征。
衣索比亚与中国的交往可追溯至20世纪中期。自1960年代中期起，海尔·塞拉西皇帝意识到，他的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战略重要性已不如1950年代。他告诉美国官员，如果不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他将不得不寻求东方（中国和苏联）的支持。[95]同时，北京需要改善与许多非洲国家的关系，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并争取取代台湾的席位，加入联合国。[95]1970年，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早期交往以政治与文化往来为主，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使馆，并逐步展开经济技术合作。[96][97][98][95]
在冷战格局中，双方关系经历曲折。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向衣索比亚提供有限援助与支持，但因埃方的政局变化与阵营选择，关系一度趋于低潮。[95][99]1974年德尔格政权上台后，衣索比亚转向苏联阵营，中国与埃方的互动相对减弱。[97][95][100][99]
1991年衣索比亚进入联邦民主共和国时期后，中埃关系进入新阶段。[96]随著中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衣索比亚成为中国在非洲之角的重要合作伙伴。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启动后，中埃合作迅速升温，涵盖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医疗与人员培训。[101][102]中国企业承建了亚的斯亚贝巴－吉布地铁路、城市轻轨、工业园区等大型专案，并提供融资与贷款支持，使中国成为衣索比亚的最大投资来源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一。[96][103][104]
外交层面，两国领导人保持高层互访。衣索比亚领导人多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与总理亦多次到访亚的斯亚贝巴。[105][106]中国亦在非洲联盟总部的兴建与资助中扮演核心角色，强化其在非洲外交的象征性地位。[107][108]
然而，双边合作亦引发争议，包括债务可持续性、劳动力与技术转移不足，以及部分基建专案的效益问题。[109][110][111]但总体而言，中埃关系已成为中国－非洲关系的重要典范，体现“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方向。[96]
衣索比亚与中华民国（台湾）从未建立过正式外交关系。20世纪中叶，双方曾展开有限的官方互动与合作，台湾派遣技术团与医疗团前往非洲，协助农业发展与公共卫生工作，并推动教育与文化交流。[112][113]
然而，1970年代国际局势急剧变化。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衣索比亚逐步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在当地的官方合作逐步结束。[95][114]
虽然如此，两地仍维持一定程度的民间交流。台湾在亚的斯亚贝巴设有台湾贸易中心，推动经贸合作与投资事务；部分台湾企业、非政府组织与宗教团体也曾在衣索比亚开展慈善与技术援助计画。[115][116]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华民国政府捐赠衣索比亚10万片外科口罩，以协助该国医疗人员对抗疫情。[117]此外，教育领域亦有互动，衣索比亚亦有学生在台湾攻读高等教育。[118][119][120]
中华民国与衣索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无正式外交关系，目前也没有在对方首都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对衣索比亚的相关事务由驻沙乌地阿拉伯王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驻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共同管辖。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于衣索比亚设立阿迪斯阿贝巴台湾贸易中心。[121]
参考来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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