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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布施
玻利维亚总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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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赫尔曼·布施·贝塞拉（西班牙语：Víctor Germán Busch Becerra，1903年3月23日—1939年8月23日），玻利维亚政要、军事将领，曾于1937年至1939年担任玻利维亚第36任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前，他曾参加查科战争，并在战后创立退伍军人军团最高领袖，以及玻利维亚军队总参谋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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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出生于埃尔卡门德伊泰内斯或圣哈维尔，并在特立尼达长大。早年就读于陆军军事学院，在查科战争中，因作战勇猛，他在军中声名鹊起，并两度参与军事政变，分别于1934年、1936年推翻了丹尼尔·萨拉曼卡以及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其导师戴维·托罗上校于1936年成为军政府领袖后，布施成为托罗领导的军政府成员之一。1937年7月13日，布施再度发动政变，迫使前者辞职，随即成为军政府领袖。
作为一名战争英雄，布施受到当时改革派社会运动的影响，继承发展了托罗的军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召开了1938年国民大会，选举他成为合法总统，并颁布了1938年宪法，这部宪法被誉为“社会宪法”，因为它确立了政府对国家自然资源财产的管理权，暗示了财产的社会功能，并承认了原住民的公有土地。然而，缺乏政治经验以及习惯了严格的军事管理体制，削弱了其领导左翼政党的能力，并最终导致他在1939年解散国会，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在此期间，他颁布了大量行政法令，包括新的劳动和学校法规以及矿业货币法，其中后者令玻国政府获益匪浅，但也得罪了国内强大的矿业寡头势力。
1939年，受到保守党派强大压力、政府内部腐败丑闻以及日益加深的个人抑郁症的影响，布施于当年8月23日自杀身亡，结束了玻利维亚的军事社会主义时代。其一生被传奇和争议所笼罩，其出生地以及意外身亡的死因，至今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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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赫尔曼·布施出生于1903年3月23日，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其父母分别是巴勃罗·布施·维森内尔（Pablo Busch Wiesener）和拉克尔·贝塞拉·比亚维森西奥（Raquel Becerra Villavicencio）。父亲巴勃罗·布施是祖籍德国明斯特的医师，后移民至玻利维亚；而母亲拉克尔·贝塞拉则为特立尼达的意大利裔[3][4]。由于一家人经常旅行，他们的孩子也出生在该国的不同地区[5]，这使得布施的确切出生地成为历史争议的根源。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布施的出生地是圣克鲁斯省的圣哈维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出生地是贝尼省北部的埃尔卡门[6]。
布施的侄孙历史学家罗兰多·罗达·布施（Rolando Roda Busch）则透过两份历史文献指出布施出生于圣克鲁斯省的圣哈维尔，第一份是布施于1903年8月25日在圣哈维尔受洗的证明；第二份文件是其父巴勃罗·布施的遗嘱，这张遗嘱在公证人和七名证人的见证下写成，巴勃罗·布施也在其中列出了他子嗣的名字以及他们相应的出生地[4]。但是，历史学家罗伯特·布罗克曼（Robert Brockmann）认为这份遗嘱的内容是错误的，并非因为巴勃罗·布施有意为之，而是因为这份遗嘱是在他逝世前写下的。布罗克曼引用了布施母亲拉克尔·贝塞拉的说法，并引用了历史学家罗赫尔斯·贝塞拉（Rógers Becerra）和阿纳尔多·利赫龙（Arnaldo Lijerón）收集的证词。根据这份证词，布施出生在贝尼省埃尔卡门（El Carmen）的拉潘皮塔农场（La Pampita），当时他们一家正在乘船穿越白河前往圣哈维尔，并到达乌鲁比查，然后乘马车前往阿森松德瓜拉约斯，再到圣哈维尔，赫尔曼·布施也在那里接受了洗礼。工程师兼历史学家罗道夫·平托·帕拉达（Rodolfo Pinto Parada）还计算出这条路线解释了布施3月份出生和8月份受洗之间的时间出入[7]。
尽管学者们对布施的出生地存在分歧，但两种说法都一致认为布施的出生年份是1903年，而先前的史学家则认为布施的出生日期定为1904年3月23日[8]。布施出生几周后，其父巴勃罗·布施抛弃家人返回德国，而拉克尔·贝塞拉带着孩子搬到了家乡特立尼达，布施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逐渐长大后，布施曾就读于国立八月六日学校（Colegio Centenario Nacional 6 de Agosto），在16岁时，他与一位女同学的恋情引发校方不满，他还因此与校长阿古斯丁·里维罗（Agustín Rivero）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遭到学校开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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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军营
布施被国立八月六日学校开除后，他的家人考虑到其志愿及体能，决定让他去首都拉巴斯的陆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的姐夫塞缪尔·阿维拉·阿尔瓦拉多（Samuel Ávila Alvarado）为他获得了进入军校必须的良好行为证明。为了前往拉巴斯，布施参加了洛马苏亚雷斯的游泳比赛，赢得了第一名，并用奖金为自己和他的三个朋友塞费里诺·里奥哈·阿蓬特（Ceferino Rioja Aponte）、埃内斯托·温德·卡马戈（Ernesto Wende Camargo）和塞尔希奥·里贝拉（Sergio Ribera）购买了蒸汽船的船票。他们一行人沿河航行到托多斯桑托斯（Todos Santos），然后骑着骡子穿过科恰班巴，并于1921年12月抵达拉巴斯。1922年1月16日，18岁的布施进入了陆军军事学院就读[10]。
布施进入军校后，虽然在体育锻炼和训练方面表现出色，但他也面临着校纪和专心学习方面的挑战。同为军校学员的阿方索·阿拉纳·甘达里亚斯（Alfonso Arana Gandarias）将布施描述为“一个脾气暴躁、暴力的人，容易从多愁善感的状态转变为愤怒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最终体现在他一生的自杀倾向中。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布施曾两次试图自杀。第一次发生在一个学期，当时他有两、三门科目不及格，导致他试图用步枪自杀，阿维拉表示，“同学们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第二次发生在一名学生的聚会上，当时布施与一位名叫吉列尔莫·埃斯特拉达（Guillermo Estrada）的学员几乎要打了起来。在彼此分开的时候，布施设法拔出左轮手枪，但不是指向埃斯特拉达，而是指向自己的太阳穴，但最后被其他与会的客人阻止了[11]。
1927年1月4日，布施以少尉军衔从军事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坎佩罗步兵团，但他对指挥重机枪不感兴趣，而且喜欢与其他军官争吵，因此，他在六周后被上级重新分配到科帕卡巴纳的宪兵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戴维·托罗上尉，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托罗还要求将布施调到他指挥的比亚查的因加维骑兵团，以方便将布施培养成自己的门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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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就读的军事学院位于委内瑞拉女子中学附近，由于两者相邻，不少军校生会与女学生相恋。1926年，布施在这里遇到了玛蒂尔德·卡莫纳·罗多（Matilde Carmona Rodó），一位出身波托西没落矿山主家庭的女子。当时，布施的外表和名声让他在女学生中很受欢迎，包括卡莫纳在内，有不少学生恋慕布施；而布施则是学生报纸《理想女性》（Ideal Femenino）的忠实读者，亦对身为报纸出版者的卡莫纳颇有好感，两人随即坠入爱河。毕业后，布施调离拉巴斯，但两人继续保持联系，他一有机会就会去拉巴斯看望卡莫纳。1928年初，布施回到拉巴斯，并向卡莫纳的家人求婚，但当时的军法禁止上尉军衔以下的军官结婚，布施为此向军方报请专案处理，并得到了总参谋长基罗斯将军的首肯，最终，布施与卡莫纳得以于1928年2月18日结婚[13]。
婚后，布施被军方派往科恰班巴郊区服役，在科市任职期间，身为少尉的他只有微薄的薪水，再加上夫妻二人的儿子胡安·赫尔曼（Juan Germán）、奥兰多（Orlando）先后于1928年12月、1929年11月相继出生，抚育子女的开销增加，导致全家一度陷入经济困境，只能依靠朋友安赫尔·霍尔丹（Ángel Jordán）的接济度日[14]。
1929年，布施携家人返回拉巴斯。经戴维·托罗亲自推荐，总参谋长汉斯·昆特将军任命布施为其私人副官[15][16]，然而，布施和昆特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布施在写给卡洛斯·蒙特内格罗的信中表示，担任昆特助手期间，他感到“权力缩水，在层级结构中落后[17]”。
布施进入总参谋部时，正值埃尔南多·西莱斯总统宪法任期的末期。为了在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同时扩大权力，西莱斯于1930年5月下旬辞职，转而支持他的部长会议，并委托部长会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使他能够史无前例地寻求连任[18]，但其延长任期的计划适得其反，国内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同年6月25日，陆军军事学院也发生起义，但总参谋长昆特选择了保持沉默[19]。
与此同时，布施收到妻子的消息，宣称她的兄弟埃利奥多罗·卡莫纳（Eliodoro Carmona）和姐夫里卡多·戈伊蒂亚（Ricardo Goitia）以及其他军官被佩雷斯率领的叛军拘禁[20]。6月25日上午，布施未经昆特授权，在十四到十七名士兵的护送下，前往米拉弗洛雷斯的军团总部，释放了被捕的军官。第二天凌晨4点，布什率领18名士兵夺回了军事学院，当时该学院由两名士官和18名年轻的学员守卫，其中最小的学员只有12岁[21]。
布施随后将目光转向埃尔阿尔托的空军学校，该校的起义军官们一度控制了拉巴斯一带的领空，但托罗下令布施撤退，同年6月28日，军事起义成功推翻政府，布施返回家中，并向妻子抱怨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现在一切都因昆特将军的无能而化为乌有。” 作为对布施支持西莱斯政府的惩罚，卡洛斯·布兰科·加林多临时政权将他调往罗沃雷的偏远军事哨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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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布施晋升为中尉，受总统丹尼尔·萨拉曼卡委任，率领一支由30人组成的军事特遣队，负责寻找耶稣会位于大厦谷地区圣伊格纳西奥·德·萨穆科斯的传教站遗址[23]。玻国政府希望借由是次考察，为其对查科地区北端的主权声索提供法律依据[24]。第一次探险始于3月25日，结束于5月23日之后的某个日期，布施在那天记录了一辆满载补给品的马车被送到了那些憔悴的士兵手中。第二次探险在当年8月，由中校安赫尔·阿约罗阿（Ángel Ayoroa）率领，布施也参加了。同年9月，拉巴斯政府认为发现陶器和水力发掘设施足以证明圣伊格纳西奥·德·萨穆科斯教堂的存在，并召回了阿约罗阿探险队。担后来的考古结果表明，查科地区用于建造该教堂的材料不足，因此考察人员最终也没有发现任何遗迹[25]。尽管如此，这些探险队员还是在10月26日被当局授予安地斯秃鹰勋章大官勋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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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科战争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因北查科地区归属争议，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最终导致两国于1932年9月9日爆发战争。而参加了圣伊格纳西奥·德·萨穆科斯探险的布施暂时摆脱了在罗沃雷的半流放状态，并被当局调至科恰班巴的第六骑兵团[26]。布施对战争消息感到欣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睡得很好。我们要去博克龙的消息传开了，我想我终于要知道我们一直期盼的是什么了：战争！”[27]
查科战争爆发的9月9日，第六骑兵团抵达穆尼奥斯[28]。这支部队增援了通往博克龙道路上尤克拉的防御，击退了巴拉圭“库鲁帕伊蒂”（Curupayty）团和“科拉莱斯”团（Corrales）的多次攻击[29]。然而，巴拉圭军队多次试图从尤伊拉的坚固阵地突破博克龙的围攻，但都以失败告终。9月21日至22日夜间，赫尔曼·布施中尉和阿图罗·蒙特斯（Arturo Montes）中尉率领15名第六骑兵团士兵经博克龙-尤伊拉撤退。这场战斗最终以玻利维亚军队的失败和巴拉圭军队夺回博克龙堡而告终[30].尽管如此，由于布施率领增援部队进入博克龙，并突破围城率领主力撤退，他也因此战晋升为上尉[31]。关于玻军的撤退，布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穿过枪林弹雨...开始撤退。屠杀仍在继续。死亡人数危险地增加...我们最终设法穿过了敌军所在的整个区域，到达了指挥部，并要求面包和水。我们不再是离开奥鲁罗时那些热情而坚强的男孩，我们只是想离开了，我们只是他们的幽灵。”[30]
1932年11月，在巴拉圭防线后方的一系列突击行动中，布施率领部队袭击了三、四辆巴拉圭军车，击毙了三十七名巴拉圭士兵和三名军官，阵亡的军官包括埃尔曼·贝利利亚（Hermán Velilla）中尉，他出身亚松森一个显赫的自由党政治世家，这一壮举使布施在敌方中声名狼藉[32]。1933年3月11日，他的部队攻占了阿利瓦塔堡，并缴获了大量战争物资。为了表彰他的英勇，他被当局升职为“兰萨”第六骑兵团的指挥官[33]。当月，该团参与了三次成功的攻势，其中一次攻占了费南德兹堡[34]。
1933年下半年，在坎波维亚之围中，玻利维亚有9,000名士兵阵亡或被俘，萨拉曼卡总统因此解除了昆特的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恩里克·佩尼亚兰达为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佩尼亚兰达的总参谋部由大卫·托罗、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奥斯卡·莫斯科索和赫尔曼·布施组成。布施被任命为第一军参谋长。布施最初拒绝了这一职位，但在托罗的劝说下，他加入了玻利维亚最高指挥部，并于1933年12月30日晋升为少校[35]。布施利用他的新指挥权，主张更多地进行游击行动、战术撤退和突袭，而不是长期防御和大规模攻击，他认为后者会消耗兵力和物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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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科战争中后期，玻利维亚军队居于劣势、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在1934年11月，萨拉曼卡总统与武装部队总司令恩里克·佩尼亚兰达之间的冲突达到临界点。同年11月26日，萨拉曼卡解除了佩尼亚兰达的职务，并任命何塞·莱昂纳多·兰萨将军（José Leonardo Lanza）为总司令。第二天，萨拉曼卡亲自前往塔里哈省比亚蒙特斯前线的军事总部，宣布解除佩尼亚兰达的职位。当天，效忠佩尼亚兰达的军人，包括大卫·托罗上校、奥斯卡·莫斯科索和赫尔曼·布施，决定抵制这一命令，并策划了一场反总统的阴谋[37]。玻利维亚的部队直接从仅十二公里外的前线撤出。在布施亲自指挥下，手持步枪和机关枪的士兵包围了萨拉曼卡总统居住的小屋，并用大炮对准了小屋。萨拉曼卡也被布施的部队逮捕，军方首领随后迫使他辞职，这场被称为“比亚蒙特斯镇压”的事件就此结束。为了维护民主的面子，军方允许副总统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就任总统，以监督两国最终停火[37][38]。
在政变后的1935年1月，布施被授予大十字军功章，并于7月晋升为中校[39]。同年6月，与巴拉圭停战几周后，总统索尔萨诺邀请布施加入内阁，在国防部任职，但遭到军方领导层的拒绝，后者提议由路易斯·阿涅斯（Luis Añez）中校加入国防部[40]。10月5日，第一批复员部队和武装部队高级指挥部抵达拉巴斯。几周后，军方领导层返回查科地区指挥部队复员和遣返战俘，布施则暂时担任驻拉巴斯卫戍部队的总参谋长。随后，他组建了一支由查科骑兵团三个团组成的旅级军营[41]。从本质上讲，这个职位使布施能够控制国家行政中心内的所有军事行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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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崛起
1935年6月，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败于巴拉圭，玻国也陷入政局动荡，旧政治秩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支持。尽管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运动开始在全国兴起，但军方却发现自己正深陷内部权力斗争之中。尽管许多人将查科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寡头统治的传统政党，但军队的高级军官团也因其失败的策略而名誉扫地[43]。
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年轻的军官团以惊人的速度晋升，没多久就迫使军方的旧势力为他们让路。这些同情国内左翼运动的年轻军官，很快就团结在赫尔曼·布施中校周围，布施亦于1935年9月13日组建了退伍军人军团，该军团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44]。然而，布施虽然坚信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却缺乏政治头脑，无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布施和他身边的年轻军官们，最终选择了政治上更精通、但革命性稍逊的戴维·托罗上校来领导他们的运动[45]。
在玻利维亚其他地区，工会在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宣布罢工，并要求当局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46]。包括布施在内的军方都认为总统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是旧政治精英之一，并认为他不负责任地将人民带入战争，却没有提供他们足够的装备来赢得战争，因此导致了玻利维亚的败北，因此，政府下令军方干预罢工却无人理会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劳工工人联合会领导人瓦尔多·阿尔瓦雷斯（Waldó Álvarez）与布施、托罗会面，而后者承诺军队不会对抗议者采取镇压行动[46][47]。1936年5月，玻利维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爆发，罢工活动在5月17日达到高潮。此前一天的晚上，军方已经占领了拉巴斯的多座建筑，随后布施领导的军方也成功迫使特哈达·索尔萨诺辞职。一个由文职和军方组成的军政府很快就成立，布施被任命为临时总统。不流血政变后的当天下午，布施和阿尔瓦雷斯开始谈判，工会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48]。随后，布施担任临时总统，当时，其导师大卫·托罗正在查科监督解除武装的部队返乡，托罗于5月20日返回玻利维亚，随后于5月22日接替布施出任总统，布施则以新成立的军政府领导人之一加入政府领导阶层[49]。
就任总统后，大卫·托罗主持了一项名为“军事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该改革实验由布施倡导，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军事政府与劳工、左翼运动联合起来。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布施和他身边的年轻军官开始对左翼联盟的政治手腕感到不安。他们尤其对恩里克·巴尔迪维索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中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与前总统包蒂斯塔·萨韦德拉领导的社会共和党之间持续的倾轧感到不满[50]。萨韦德拉前总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既维护战前几代政治人物的既得利益，又透过采用社会主义语言来吸引战后一代人，从而使他的政党在自由主义时代的旧体制与战后时代的新社会主义之间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他领导的社会共和党曾是与特哈达·索尔萨诺政府结盟的三大传统政党之一，但在特哈达·索尔萨诺政府似乎失去生存能力时，该党却倒戈，加入了联合社会主义者阵营，反对索尔萨诺[51]。
由于巴尔迪维索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不信任社会主义党中的“右翼分子”，而萨韦德拉则反过来批判政府中有“共产党员”，统一社会主义党-社会共和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迅速破裂[52]。这些复杂的阴谋令布施感到沮丧，他于1936年6月21日在托罗总统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军政府内部发动了政变，亦迫使萨韦德拉流亡至智利，军方与民间左翼的联盟也随之瓦解，武装部队从此独立执政。布希在向全国发布的宣言中表示：“左翼政党通过看似明确界定的协议团结起来，却毫不犹豫地打破了这些协议”，因此军队决定在没有这些协议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亦从退伍军人和劳工运动中获得支持基础[53]。
托罗被迫接受了布施发动的政变，布施随即凭借其总参谋长的职位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令托罗逐渐对他更加依赖。1937年3月3日，布施试图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场针对托罗的不信任动议动摇了他的政府。托罗总统在军官们的强烈抗议中拒绝了布施的辞呈，军官们透过行动进一步向托罗表明，他们效忠的是布施，而不是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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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罗政权颁布了诸如将标准石油公司国有化等广受欢迎的法案[55]，但也招致了一些民众和军人不满。布施本人对托罗永无止境的实用主义和政治妥协感到不满，在他看来，这些妥协毫无意义[56]。1937年7月10日，在拉巴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退伍军人军团选举布希为该组织的首领，这项决定刻意拒绝托罗作为退伍军人运动的首领[57]。
第二天，布施秘密会见了托罗和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并告知总统，他的政府不再受到军队的信任[57]。随后，布希要求托罗向军队递交一份共和国总统的辞呈，以象征性的方式让大众相信，军队完全可以自由地回应公投。托罗确信，当驻军确认对他的信任并请他继续担任国家元首时，他会再次掌权。实际上，布施向隐瞒了大多数军方首领已经反对托罗的事实。然后，布施却虚张声势地提出让佩尼亚兰达担任军政府主席，但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拒绝，这也为布施接替托罗铺平了道路[58]。
托罗的辞呈从未送达军方。同年7月15日，军方找借口将托罗押送至机场，他也被驱逐至智利[59]。政变的结果是，赫尔曼·布施于1937年7月13日接替托罗成为军政府下一任领导人，并成为玻利维亚事实上的总统，他也因此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五年轻的总统，也是该国独立后出生的最年轻的总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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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总统
尽管布施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他的政治倾向却不为大众所知。左派和右派都认为他会从托罗的军事社会主义回归到传统的政治建制派，而他本人也几乎没有透过他关于“民族复兴”和“维护公共秩序”的模糊言论来澄清这种观点。因此，布施甚至否认他的政变受到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支持，并声称新政府无意归还该公司被没收的财产[56]。
布施上任后组成的内阁表明他的政权难以明确执政意识形态。布施任命右翼人士费德里科·古铁雷斯·格拉涅尔（Federico Gutiérrez Granier）担任财政部长[61]，格拉涅尔也曾在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长，具有经济保守主义倾向。而布施推翻了索尔萨诺的政权。尽管如此，布施还是允许部长废除托罗时代的许多政策，关闭了由国家补贴的食品店，取消了各种消费品补贴和经济支持专案[62]。
布施也允许军方中较保守的高级军官在他执政期间重新出马任职。1938年1月，布施指控佩尼亚兰达将军密谋政变。但布施没有罢免佩尼亚兰达的职务，而是向他发起挑战，要求决斗，胜者将担任总统。这项指控和挑战深深冒犯了佩尼亚兰达，他勃然大怒，随后辞去了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并愤然离开了政府官邸[63]。而布施却丝毫没有阻止佩尼亚兰达的继任者，新任命的卡洛斯·金塔尼利亚将军对其他年轻左翼军官的公开清洗，不少年轻军官因此被解职。但国会中的左翼议员担心失去军中盟友，并对此向当局施加压力，这场清洗才得以停止[64]。
另一方面，布施政权在也采纳了托罗政府的许多激进元素，他任命统一社会主义党领袖恩里克·巴尔迪维索为外交部长，任命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戈萨尔韦斯为军政府秘书长[61]。
托罗担任总统期间，曾主张玻利维亚在1937年召开国民大会，并于隔年举行。布施接替托罗担任总统后，其与军政府呼吁在1938年5月23日至10月30日举行制宪会议及选举，并负责修改《宪法》。这次大会为战后出现的新兴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对抗战前出现的、主张维持旧秩序的正统共和党、自由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党[65]。
尽管布希接受了传统政党的支持，亦允许财政部长古铁雷斯·格拉涅尔与他们进行谈判，但他也采纳了托罗关于工会在政府中的代表权的计划，允许玻利维亚工人工会联合会、退伍军人军团加入社会主义单一阵线选举联盟中的温和派或激进派左翼政党，而布希在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中也支持该联盟。面对布施领导的这项新运动，除了加入了社会主义单一阵线的社会主义共和党外，其他传统政党均退出了选举，使得所谓的“查科一代”（Generación del Chaco）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完全控制了国民大会[65]。1938年5月27日，大会选举布施为总统，恩里克·巴尔迪维索为副总统。两人均于隔日就职，任期至1942年8月6日[66][67]。
同年10月30日，大会成功通过了《1938年玻利维亚宪法》。这部宪法因其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法之一。新宪法正式确立国家对劳工权利的保护，政府可调节最低工资、年假，提供社会保障事务，亦保障玻利维亚原住民社区的合法权益、向原住民教育专案挹注资金，从而在法律的形式上保障了社会正义 [68][69]。
布施透过国民大会选举出任总统后，便致力改善与邻国的外交关系。玻利维亚也于1938年7月21日与巴拉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和平、友好及边界条约》，条约签署后，查科战争也正式结束。条约规定玻利维亚将查科北部地区约75%的土地割让给巴拉圭，但布施也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规定玻利维亚籍的船只享有在巴拉圭河、皮科马约河的通行权[70][71]。
在内政上，布施加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1938年9月24日，布施颁布法令，决定设立该国第九个省份——潘多省，其名称来源于曾指挥阿克里战争的前总统何塞·曼努埃尔·潘多的名字[72]。在该省份建立前，当地为隶属于中央政府农业、灌溉和殖民部的西北领地（Territorio Nacional de Colonias del Noroeste），该领地也选出了2名参议员、4名众议员参加国会[73]。布施设立该省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该地区更高的政治地位，并促进人口和经济成长。因为里韦拉尔塔等地的居民渴望当地成为一个新兴省份的首府。然而，在国会召开期间，该领地代表团加入了由圣克鲁斯省和贝尼省代表组成的“东方集团”，并决定将里科港而非里韦拉尔塔定为首府，后者迄今仍属于贝尼省。1945年，潘多省首府迁至科维哈[73]。
潘多的成立也恰逢圣克鲁斯省的市政周年纪念日。虽然一些当代历史学家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布施与来自圣克鲁斯的地主和商人之间存在友谊或姻亲关系，而这些人也有兴趣投资贝尼、潘多二省，但历史学家、前总统卡洛斯·梅萨也指出：“1938年的省级纪念活动并不像今天这样具有重要意义...或存在对地区认同的肯定。我完全不相信布施有意将潘多省的创建日期与当时圣克鲁斯市政周年纪念日放在同一天，以吻合精英阶层的所谓利益。”[73]
布施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深陷于制定新政治框架（议会、新宪法）的程序性问题中，尽管他声称的目标是“深化”托罗的军事社会主义，却未能通过许多有意义的改革。尽管各派左翼势力在国内不断壮大，他们仍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新议会是特哈达·索尔萨诺被推翻后成立的第一个议会，而大多数传统政党成员退出，意味著国会中几乎没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各政党为了组成可行的联盟而加入又分离，但真正的全国性政党离不开坚实的领导层，而布施却未能够团结这些党派[74]。与此同时，前国民大会主席雷纳托·里韦林（Renato Riverín）与布施的亲密顾问加布里埃尔·戈萨尔韦斯联手，将巴尔迪维索领导的温和派统一社会主义党与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独立社会主义党等更激进的团体联合起来[75]。然而，这个受政府支持的社会党各成员对布施缺乏承诺表示担忧，因为他更习惯于军队的绝对指挥结构，而不是更具合作精神的文官政治[76]。
1939年3月，总统的政治盟友圈大大缩小。当月，副总统恩里克·巴尔迪维索放弃了对温和社会主义者的领导职位，促使他们进一步左倾。不久之后，戈萨尔韦斯于18日辞去了政府部长一职，全心投入他作为玻国驻圣座大使的外交工作中，从而退出了玻利维亚国内政治的倾轧[61]。当时，布施试图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党，但戈萨尔韦斯的继任者比森特·莱顿（Vicente Leytón）明确拒绝加入。尽管布施宣布将列出自己提名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但统一阵线的破裂对面临当年5月国会选举的左翼政党而言并非好兆头[77]。
1939年5月1日，流亡智利的玻国资深政治家包蒂斯塔·萨韦德拉去世，传统政党随之改革，这也令布施的麻烦也随之增加[78]。萨维德拉去世后，甚至在他病重之前，传统政党就废止了他与温和左翼边缘势力互动的政策。1939年3月22日，正统共和党、自由党、社会主义共和党三党搁置分歧，加入了“协和”选举联盟。他们公开要求结束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并接受寡头政治的支持，亦宣布提名了许多国会议员候选人[79]。
在布施政府面临的日益复杂的问题中，移民事件应运而生。这起丑闻的根源在于1938年6月，布施政府突然宣布放宽玻利维亚的移民政策，6月9日，该国农业和移民部长胡里奥·萨尔蒙（Julio Salmón）宣布终止对犹太移民的特殊限制。虽然此举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抢在巴拉圭之前让犹太人在大查科地区定居，但这却使玻利维亚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允许无限制犹太移民的国家，这与军队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亲德国倾向背道而驰[80]。
这项由被称为“玻利维亚辛德勒”的莫里兹·霍赫希尔德支持的专案，预计将帮助1万名欧洲犹太人在一年内移民玻利维亚。由于签证申请者众多、申请人的迫切愿望，以及玻国外交部门专业性不足和薪资低等问题，滥用职权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玻利维亚驻巴黎总领事要求所有签证必须透过大使馆办理，而该大使馆向犹太移民收取的签证费高达一万至两万法国法郎，此事经由媒体曝光后引发了一场丑闻，布施及其政府受到了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指控，为平息各界人士的不满，布施政府下令解除了涉事人员的职务[80]。
总结
视角
面对移民丑闻，加上布施对自己为数不多的改革措施所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满，以及缺乏来自左翼的支持，厌倦了在复杂的议会政治中摸索前行的布施于1939年4月24日宣布实行极权统治，从而将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政治体制彻底废止[81][82]。当天中午时分，布希发表了《致全国宣言》，内容如下：
我曾经将政党重组视为理想...我认识到自由民主的必要性...我主张广泛的新闻自由所带来的便利。然而，我看到[取而代之的]是放荡不羁的风气...一种颠覆性和煽动性的发酵正在滋生，毒害著国家环境...面对这种情况，...从今天起，我将组成一个充满活力、纪律严明的政府，并坚信这是唯一能够让玻利维亚在国内外焕发活力的途径[83]。
之后，国会暂停议事，即将举行的选举也被取消，1938年宪法虽仍然有效，但从此将透过行政命令执行[81]。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施颁布了其政府时期一些最重要的政令及法律，包括将各条铁路和工业以及中央银行国有化[84]。1939年5月24日，布施签署法令通过了《劳动法典》（Código del Trabajo）。这部后来被称为《布施法典》（Código Busch）的劳动法，是劳工领袖瓦尔多·阿尔瓦雷斯（Waldó Álvarez）早期草案的具体化，并最终促成了长期以来呼吁的社会和劳动改革。该文件规定政府保障工作安全、事故赔偿、带薪休假和劳资方集体谈判等权益[85][86]。
1939年6月7日，布施颁布了另一条针对锡矿产业的法令[87][88]。该法令要求将锡矿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收入上缴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将返还其经核实的所需外汇，并最多返还5%用于向股东支付股息。其馀部分将以141玻利维亚诺兑1英镑的汇率返还给股东。在海外拥有营运资本的公司必须在120天内将其汇至中央银行，任何抵抗该法令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叛国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审判和惩罚[89][90]。虽然这项措施并非旨在挑战矿山的私有制，但它首次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来获取玻利维亚强大的锡业的部分收益，并确立了国家干预国家经济的权利[91][55]。
这项法令是布施执政期间最受欢迎的法令，民众对此的热情甚至堪比当年托罗将标准石油公司国有化之时。另一方面，它也使布施成为了玻利维亚锡矿三巨头[c]的公敌，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这项新法律，并争取保守派“协和”选举联盟的支持来反对它。与此同时，据外交部长爱德华多·迪耶斯·德梅迪纳称，“大型矿主财团...认为总统的态度威胁到了特权群体的主导地位，因此激烈的反对这项法令。布施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匿名威胁。”[93]布施本人承认了这一点，并在颁布法令时宣称：“我知道这一步对我的政府来说意义极其最大，许多危险在等待著我。但这没关系，我正在为玻利维亚人民而战，如果我倒下，我的倒下将伴随著一面伟大的旗帜：玻利维亚的经济自由。”[94]
逝世与争议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媒体对布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针对他治国能力的攻击包括“他太年轻，缺乏经验，无法执政”以及“他没文化、没知识”等。布施的困境因个人问题而加剧，当时，他的母亲去世，但出席其葬礼的人不多，另一方面，他因牙齿疾病不得不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历史学家巴勃罗·米歇尔（Pablo Michel）也认为，布希可能患有未确诊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从1936年到1968年间，这种疾病在玻利维亚导致超过400名查科战争老兵自杀[95]。
1939年8月18日，牙医何塞·罗萨·基罗加（José Rosa Quiroga）为布施治疗牙齿，拔掉了他的门牙，影响了他的美观。此后，布施就没有再去过总统府克马多宫，而是在他位于米拉弗洛雷斯的小家里处理行政事务。他与妹夫埃利奥多罗·卡莫纳上校、他们各自的妻子玛蒂尔德·卡莫纳、埃利萨·托尔内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96]。8月21日，玛蒂尔德和埃利奥多罗的妹妹莉亚·卡莫纳结婚的里卡多·戈伊蒂亚少校的家人从瓜基赶来拉巴斯，为埃利奥多罗·卡莫纳庆祝第二天的生日[97]。
8月22日晚上9点，布施和妻子最后一次拜访牙医罗萨·基罗加后回到家中，开始为埃利奥多罗·卡莫纳庆祝生日。虽然布施在晚餐时表现得很开心，但玛蒂尔德后来回忆说，“这只是假装的快乐”[97]。8月24日，《每日新闻报》晨版刊登了戈伊蒂亚（Goitia）少校的叙述：“一切都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进行，直到[8月23日]凌晨三点，出席者才散去。这时，[布施]才想起桌上留下了许多需要处理的文件，并告诉卡莫纳和[戈伊蒂亚]他想审阅并签字。然后，我提醒总统，时间已经很晚了，应该早点休息。但总统回答说：‘三百万玻利维亚公民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必须确保他们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但在这项工作中，误解、缺乏合作以及敌人的暗中行动阻碍了我的工作。’[...] 就在那时，[...] 我注意到总统正遭受精神崩溃的折磨[...]，并看到他从裤里掏出一把手枪，随后，我抓住他的手，为了阻止他用手枪自尽，埃利奥多罗·卡莫纳也试图阻止他，第一枪从窗户射出。”[98]
第一枪发生在凌晨5点20分。据报道，玛蒂尔德被枪声惊醒，但她没有立即入睡，并问管家弗朗西斯科·梅迪纳：“发生了什么事？”管家回答说：“上校开枪了。”这时，玛蒂尔德决定不去干预，回到了自己的卧室[99]。卡莫纳报告说，他和戈伊蒂亚试图从布施手中夺枪，但“不可能”。十分钟后，凌晨5点30分，卡莫纳回忆道：“[布施]轻声示意我们停下来，我们以为他已经冷静下来了，但他突然推了我们一下，举起手臂，开了一枪。他的头向右侧倒在桌子上，枪也掉在地上。我扶住他的头，捡起枪，放在桌子上让他解释这个枪出现在桌子上的细节[97]。
当时，埃利奥多罗·卡莫纳的妻女艾莉莎和约兰达在戈伊蒂亚的妻子莉亚的陪同下，离开家去寻找住在一个街区外的外科医生吉勒摩·德贝（Guillermo Debbe）[96]。德贝赶到后，布施被安置在走廊里，直到第二位医生费利克斯‧本特米利亚斯（Félix Veintemillas）到来。费利克斯看到布施的伤势后，告诉其家人已经“无药可救”。尽管如此，在卡莫纳的人身威胁和玛蒂尔德的恳求下，韦恩特米利亚斯还是将布施送往综合医院进行手术[97]。8月23日上午，布施接受了一场手术，但医师也难以妙手回春，并宣告他于下午2点45分去世[98]。
在医院里，除了布施的家人和副总统巴尔迪维索的家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护理人员[100]。在布施去世前，卡洛斯·金塔尼利亚将军认为他不太可能康复，便对克马多宫进行了军事占领，认为由于布施于4月就已开始独裁统治，宪法继承权已失效[101]。布施过世后，玻利维亚菁英中较为保守和亲寡头的势力迅速恢复元气。而金塔尼利亚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负责召集新的选举，并使政坛恢复到托罗总统任期之前的传统状态[102]。
路易斯·托罗·拉马略（Luis Toro Ramallo）在其于1940年出版的著作《布施已死，谁还活著？ 》（Busch ha muerto. Quien vive ahora?）中写道，当时全城流传著关于总统之死的猜测，“骚乱和革命已然爆发”。另一方面，人们“私下议论纷纷”，高声反对“政变领袖”金塔尼利亚[103]。当时，玻利维亚人普遍认为，布施是被锡矿三巨头差人谋杀身亡的[93]。
为了强化布施自杀的说法，金塔尼利亚政府于8月24日发表声明，宣称当局充分记录了布施之死的全部证据，并表明他的逝世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悲痛而自愿做出的”。 同年9月28日，尸检报告发布，法医给出的结论称布施“可能为自杀”。“由于近距离射击留下的痕迹...加上伤口已冲洗愈合，难以辨认，因此无法断言自杀”。后来，该案于1939年10月5日最终裁定：“布希总统在其私人住宅的办公桌上，使用一把柯尔特32左轮手枪，透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项裁决引发了争议[103]。
1944年，国会议员埃德蒙多·罗卡（Edmundo Roca）和上尉胡利奥·庞塞·德莱昂（Julio Ponce de León）指控埃利奥多罗·卡莫纳上校是“杀害布施的主要凶手”，并要求“在恢复正常司法审判前将其监禁”。因此，调查重新开始。1944年8月31日，《街报》（La Calle）报道称，这些指控源自于卡莫纳在查拉瓜发表的“言论”。据后来在审判中作证的欧弗拉西奥·布鲁诺（Eufracio Bruno）中尉称，他问卡莫纳：“为什么舆论认为你是杀害布施的凶手？”醉酒的卡莫纳回答说：“是的，我杀了他，现在你想要什么？”布鲁诺还指出，在警官胡利奥·加尼卡（Julio Garnica）的生日那天，卡莫纳证实“这只手臂杀死了布施上校，价值一万八千美元”，意指卡莫纳指使加尼卡谋杀了布施[104]。司法审判最终没有定论，并因1946年比利亚罗埃尔政府的倒台而中断[97]。
赫尔曼·布施的父亲巴勃罗·布施等家人也支持布施是被姻亲卡莫纳家族暗杀的理论。据赫尔曼的侄女莉拉·阿维拉·布施所说，当她的祖父巴勃罗在其位于热那亚的住所收到布施死讯时，他愤怒地将电报扔了出去，并声称“这是卡莫纳家族的所作所为”。[105]布施的外甥埃尔兰·瓦卡·迪耶斯（Herlan Vaca Díez）声称，他的舅舅古斯塔沃·布施（亦即赫尔曼·布施的兄弟）曾与参加布施的管家交谈过。“他总是说卡莫纳不仅杀了赫尔曼，之前还杀过别人。”但学者罗伯特·布罗克曼反驳了这些说法，问道：“千里之外的巴勃罗知道卡莫纳家族谋杀了赫尔曼吗？他是怎么知道的？”并且“管家梅迪纳所暗示的角色充其量也站不住脚”[6]。
作家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在其著作《被绞死的总统》（El presidente colgado）中指出：“布施的自杀对大型矿山业者来说时机恰到好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次战略性暗杀”[106]。然而，像布罗克曼这样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自杀的说法最站得住脚[6]。布罗克曼认为：“警方在现场进行的彻底调查，证实了自杀的事实，却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在玻利维亚，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编造并维持如此精心编造的谎言近八十年，根本不可能。”布罗克曼同时指出，在1938年至1939年间，布施至少六次试图自杀：“所以，当你把警方记录和证人的证词加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他有明显的自杀倾向。”[105]
遗产
罗伯特‧布罗克曼描述布施“如同希腊的半神或英雄...他所触及的一切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引发巨大的变革，无论布施是否有意为之”。[8]又称布施“毫无疑问，他是国家神话的一部分”。[107][108]学者赫伯特·S·克莱因则将布施的政治领导能力描述为“无法进行连贯、集中的指导”[109]，但他也指出，布施的政府首次允许更多改革主义思想在国家舞台上发出声音，标志著“玻利维亚民族共识的终结和毫不妥协的阶级冲突的开始”，并认为其统治最终导致了1952年的玻利维亚民族革命[110]。中国学者王云飞也持有与克莱因相似的观点，认为布施的统治为玻利维亚的民主改革力量铺平了前进的道路[55]。
赫尔曼·布施与妻子玛蒂尔德·卡莫纳共育有赫尔曼、奥兰多和瓦尔多三个儿子，以及一个出生于1940年的遗腹女格洛丽亚。另外，于1979年11月统治玻利维亚16天的阿尔韦托·纳图什上校则是布施的外甥[111]。
由于历史上玻利维亚军队中曾有一些德国顾问和受过德国训练的士兵，加上布施本人也有部分德国血统，有学者认为其有纳粹主义倾向；1937年掌权仅一周后，他就向德国公使馆请求派遣经济和石油顾问，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怀疑[112][113]。1939年4月9日，在他于当月24日宣布独裁统治前不久，布施曾与德国驻玻利维亚公使恩斯特·温德勒通话，请求德国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以帮助玻利维亚“向极权主义国家形式过渡，并建立国家秩序和权威”。为此，布施几乎在政府行政的各个领域都试图寻求德国顾问的协助。尽管温德勒表示有兴趣，但德国政府最终于4月22日拒绝了布施的请求，称其希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派遣顾问团队”[114]。
虽然布施同情纳粹意识形态的某些元素，但他从未认同其关于种族和反犹太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从他支持犹太人移民玻利维亚以及谴责种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东方社会党中可见一斑，布施亦指控东方社会党的理念构成了“对民族团结的攻击”[115]。
同时，布施被描述为一个反自由主义者，他对玻利维亚近40年腐败的自由主义政府感到失望[107]。而布施和玻利维亚军事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正值反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二战后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分裂之前。在1930年代的玻利维亚，尽管存在著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左翼社会主义，再到温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但其界限尚未清晰[116]。
玻利维亚的一些地方以赫尔曼·布施的名字命名，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二度出任总统后，于1984年11月30日签署了第672号法律，在圣克鲁斯省设立了赫尔曼·布施县，该县的布施港则是巴拉圭河上的一个河港。布施港建设专案曾长期受到玻利维亚政府忽视，直到玻利维亚在海牙国际法庭因出海口诉求案败于智利后，它才重新成为该国重要的战略商业和内河水运枢纽[71][117]。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有一座赫尔曼·布施的纪念碑，潘多、贝尼和圣克鲁斯等省份也设有他的雕像[118]。玻利维亚已不再发行的旧货币玻利维亚10比索纸币上也绘有布施的肖像[119]。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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