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关于与“走西口”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走西口 (消歧义)”。

走西口是指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由于华北地区资源不足，一部分人民为寻找生存机会，由长城内汉地的山西、陕西北部、河北等地私自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垦荒和移民的活动^[1]。“西口”指的是明长城西端的几个关隘，包括杀虎口、张家口等。

走西口地区地图

“西口”来由

“口”原指明长城的关口。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后，这些军防关口变成汉蒙贸易的通商口岸。其中两处最为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张家口，称为东口；另一个是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称为西口。但关于西口的位置问题存在争议。在走西口的过程中，“西口”并不专指杀虎口，张家口以西，晋北、陕北与内蒙交界的长城沿线各关口皆称为“西口”；然而杀虎口是旧时山西省中北部居民通往内蒙古中西部的一条必经之路。

1893年，俄国人、蒙古学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内蒙古旅行考察时写道：“我在归化城（指呼和浩特市）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俗语说“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指的就是从张家口到归化城、多伦到包头。西口通常指的是归化城以西，亦称口外，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民国时期为绥远省）。

历史

苗头

明代中前期，被朱元璋赶到塞外的北元以及后续的鞑靼和瓦剌政权长期与明朝敌对，长城各关口戒备森严。直到1571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达成隆庆合议，双方始通关互市。与此同时，开始有少量内地汉人私自越过长城去蒙古地区谋生。

从明后期到清初，走西口已有苗头，但未成气候。

清兵入关后，清廷为了隔绝蒙古和汉人的联系，严禁兵民“往垦口外牧地”^[2]，汉人不得私自越关，并沿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两千里的禁地，以分隔汉蒙。禁地内不准农耕放牧，每年烧荒，因此禁地的土壤富含腐殖质而呈黑色，称为“黑界地”。但封禁并不绝对，顺治帝曾允许少量晋陕冀百姓去蒙地垦荒，但必须春去秋回，不可在口外定居，亦不准携带亲属；因此出现了一批春种秋归的“雁行者”。

第一波浪潮

走西口的第一波浪潮开始于康熙年间。这时社会渐趋稳定，人口增加。在康熙年推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人口爆发式增长，越发人多地少。此时朝廷放松蒙古封禁，开放部份蒙地，内地汉人由此开始大规模迁徙到口外。

大多数移民从事体力劳动：或佃地、或垦荒、或放牧、或受雇从事小手工艺，也有一部份从事商贸。全国闻名的晋商中，很大一部份是发家自旅蒙贸易。

第二波浪潮

第二波浪潮从光绪年持续到民国时期。当时全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快速增长造成大批失地农民的出现，连年灾荒迫使百姓移民。嘉庆朝，归绥道六厅大约有30-40万人，而到了光绪末年，归化口外诸厅人口已经超过100万。尤其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急于募集巨额赔款，不顾蒙古人的反对向汉人全面开放蒙地，官府向到此垦荒的移民征收押荒银，交钱后可拥有土地永久使用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和察哈尔八旗等游牧地丈量蒙地，办理开垦。通过“移民实边”，鼓励内地汉人定居边境^[2]。到民国初年，内蒙地区（包括在闯关东范围的东蒙）的汉人已达300万，远超当地的土著居民。

地理因素

移民主要来自山西西部、北部和陕西北部，这些地区属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植被鲜少，土壤贫瘠，天灾频繁。光绪初年发生丁戊奇荒（1875年-1878年），连续多年的干旱使许多村落田园荒芜，颗粒无收。有山西民谣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一旱灾中950万人-1300万人遇难，2000余万灾民被迫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而长城外的河套是一马平川的草原，土地相对肥沃、水草丰茂、地广人稀，于是大量灾民迁往现在的内蒙古中西部河套平原一带（民国时期划为绥远省）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盟（包括今呼和浩特郊区及包头、巴彦淖尔等城市），还有一些移居八旗察哈尔（民国时为察哈尔省下的察哈尔盟，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大部和锡林郭勒盟西南部）等地。

影响

走西口使得晋陕冀绥四地的社会得到了融合、经贸得到了交流、文化得到了交融，也催生了社会变革的因子。走西口导致更多的汉族移居到口外，使得民国成立伊始绥远、察哈尔等省份的人口就以汉族为主。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河套一带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记录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进退消长的历程。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二人台这样的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然而，走西口作为民间自发性的移民浪潮，本身也存在很多负面因素。首先是马匪活动的猖獗，在当时官方统治薄弱的情况下，生活无着者很容易落草为寇，致使该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其次是鸦片的普遍种植，民人吸食鸦片者甚众。再就是不合理开发导致生态危害。移民的盲目开垦，破坏了草场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引起草场萎缩、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不良结果，晚近肆虐的沙尘暴就与该地不合理的开发有关^[2]。

晋商和城市化

大批的山西籍商人因为在包头、呼和浩特（归绥）等地经商成功，促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群体——晋商，进而促进了山西重商文化、商业观念、经商风气的形成。

早在康熙年间晋商就在蒙古出现。最初的晋商跟随平定准噶尔的清军做随军贸易，后来则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政策宽松后，越来愈多山西商人开始活跃在蒙古。从传奇人物乔家先祖乔贵发可看出走西口的晋商历史。

乔贵发生于乾隆年，因生活所迫而去包头谋生。最初他在当铺做伙计，十年后赚了些钱便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商号“复盛公”，多年苦心经营后成为包头最大商号。如今包头市的旧城区东河最初就是因为走西口的移民较多而从一个村落到设镇、再升级为县、最终形成一座城市。在走西口移民开发蒙地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复盛公目睹了一个塞外村庄发展为城市的过程，于是有民谣：“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另一大城市呼和浩特也和包头类似，绥远城作为八旗驻防城，吸引了外地人到此经商，在晋商的推动下成为内蒙西部一大商业中心和货运主要集散地。

方言形成

因为走西口的出发地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陕北一带居多，造成如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走西口后人还是使用晋语。同时在走西口的几百年间，参与其中的百姓也受到了一些蒙古语的影响，其使用的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蒙古语词汇。由于各地晋语在走西口目的地的融合，也使内蒙古境内的晋语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山西省内晋语的特色。

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在方言分区上，主要分属于张呼片、五台片和大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