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政知

足利政知（日语：足利 政知／あしかが まさとも ^{shikaga Masatomo}，1435年8月6日—1491年5月11日、永享七年七月十二日－延德三年四月三日），为日本室町时代后期武将，出自足利将军家一族，为初代堀越公方。

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	足利 政知
假名	あしかが まさとも
平文式罗马字	Ashikaga Masatomo

政知为室町幕府第6代将军足利义教之第四子，为第7代将军足利义胜之异母弟，亦为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和足利义视之异母兄^[1]。其子有足利茶茶丸、足利润童子以及后来成为第11代将军足利义澄 ^[2]。自义澄以降，历代将军皆出自政知一系^[3]。

享德之乱期间，足利成氏自镰仓迁往古河，并自称为古河公方，构成对幕府权威之挑战。政知奉幕府之命，下向关东，作为官方所认可之镰仓公方，以讨伐成氏。然而，因享德之乱所引发之关东局势混乱，加之幕府权力衰微及关东管领上杉氏内部纷争之影响，政知最终无法进入镰仓，遂驻留于伊豆之堀越，并以此为根据地，故称“堀越公方”。

生平

下向关东

永享七年（1435年）七月十二日，政知作为足利义教之第四子（庶出）诞生^[1][4]；其母为幕府奉公众（日语：奉公衆）斋藤朝日（日语：斎藤朝日）之妹^[1]。虽然政知年长于其异母弟义政（义政为义教第五子），然有时在史料中被视为“弟”，此现象乃系义政之母出身于长期与足利将军家缔结姻亲关系之公家名门—日野家（日语：日野家）所致。政知自幼即被培养为僧侣，法号“清久（せいきゅう）”^[3]，后曾任天龙寺香严院之院主。

长禄元年（1457年）七月，为因应享德之乱所导致之政局混乱，幕府决定任命清久为“关东主君”，亦即正式的镰仓公方^[3][5]。此举系因当时与幕府对立之古河公方（原镰仓公方）足利成氏的存在，致使关东局势持续不稳。上杉氏遂向幕府请求，派遣可取代成氏之新任镰仓公方，以稳定关东情势^[6]。

同年（1457年）十二月十九日，清久依义政之命还俗，并于此时获赐义政偏讳，改名为“政知”^{[5] [6] [注 1]}。十二月二十四日，政知自京都出发，进入近江园城寺 ^[5][7]。关于政知迟迟未能下向关东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主因在于当时下向时机尚未成熟，故政知暂留于畿内^[5]。

长禄二年（1458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作六月八日），政知奉室町幕府之命，接受象征朝廷正统性的“天子御旗”，正式启程下向关东^[5][7]。作为镰仓公方之正统代表，政知获得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之授权，赋予其广泛的行政与军事权限。此包括对“御料所”（即原镰仓公方直辖领）之统治权、新阙所（日语：闕所）之处分权（即将敌对方没收领地赏赐予己方功臣之权利）、寺社领（日语：寺社領）安堵之裁可权，以及兵粮料所之管理与课征权^[5]。

政知此次下向，亦随行多名幕府奉行人，包括布施为基、朝日教贞（或作教忠）、朝日教清、富永持资等人^[8]。此外，幕府亦任命涉川义镜（日语：渋川義鏡）（时任关东执事）及上杉教朝（日语：上杉教朝）等实力派武家为政知之补佐，以期稳固其于关东之统治基础。

然而，尽管政知是以幕府公认之镰仓公方身份被正式派遣至关东，其计画中的入镰却遭遇重大挫折。当时，原镰仓公方足利成氏势力依然庞大，实质掌控关东诸国之军政权力，使政知无法进入传统公方政厅所在地—镰仓^[6]。在此情况下，政知选择暂留伊豆，以回避与成氏之正面冲突，并作为重新布局关东支配之根据地。

据史料推测，政知抵达伊豆的具体时期应在长禄二年（1458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三日之间^[7]。其初驻于伊豆之政治中心奈古屋地区，进入国清寺居住，该寺亦曾为当地守护与武士势力之政治活动据点。此后，政知于伊豆北条（今静冈县伊豆之国市）内堀越一地建立“堀越御所”，作为其政厅所在，并据以行使镰仓公方之权能。因其无法入镰仓而驻于堀越，故后世以“堀越公方”称之^[5]。

义政在派遣政知下向关东的同时，亦著手策划对成氏的全面讨伐行动。为此，幕府向奥羽、甲斐、信浓等关东周边诸国的大名与国人众发出动员令，意图集结诸方兵力，以政知为中心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拔除顽强据守关东的成氏势力^[9][10][11]。

然该计画旋即遭遇阻碍。被命令出兵的越前、尾张与远江三国守护—斯波义敏（日语：斯波義敏），未依将军命令行动，反因其本国（越前）爆发内讧，而转赴当地处理内乱（长禄合战（日语：長禄合戦））。翌年（1459年）五月，因违命触怒义政的义敏遭幕府罢黜，致使原定之斯波军出阵计画宣告中止^[9][10][11]。

同年（1459年）十月，幕府方所统领之关东军在“太田庄之战”中惨败于成氏军，政知方势力受到重大打击。此役之败，不仅导致成氏讨伐计画全面破产，亦大幅损及幕府在关东诸大名间之威信与正统性^[9][10][11]。

最终，政知虽名义上拥有镰仓公方之位，然实质上缺乏军事后盾，无力扩张势力范围。其仍被迫滞留于伊豆一地，处于有名无实、权力受限的政治困局之中，形同“幽囚之公方”，而幕府对关东之支配权亦进一步丧失^[9][10][11]。

作为堀越公方的政治活动

长禄四年（宽正元年，1460年）正月初一，原驻镰仓的骏河守护今川范忠自关东撤军返国。四月，政知所驻扎的伊豆国清寺竟遭成氏一方势力发动烧讨，情势急遽恶化。为因应此一局势变化，政知遂于当年五月以后，自国清寺迁出，转移至伊豆堀越^[5]，并接收当地寺院—圆成寺，改建为政厅，设置“堀越御所”^[12]。

彼时，政知不仅无力讨伐成氏，甚至自身性命亦处于危殆之中。为求支援，政知遣使前往京都，与幕府协议因应之策。同年（1460年）八月，幕府派遣斯波氏家臣朝仓孝景与甲斐敏光（日语：甲斐敏光）赴关东，作为军事援助之实施者，至此方勉强建立起初步的军事支援体系。

然而，当政知试图凭借斯波军之兵力移师镰仓，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时，却于八月二十二日遭将军义政明令制止。此举反映出幕府对于政知权力扩张的高度警惕。幕府担忧，若堀越府与同为幕府方的上杉氏形成紧密联系，则有可能导致堀越公方政权于关东自立，脱离中央控制。因此，幕府一方面提供名义上的军事支援，另一方面则紧握实际的军政指挥权。即使是在关东军事行动中，幕府亦往往绕过政知，直接向地方守护与国人发出命令，完全架空政知的政治权限。政知在堀越虽具名位，实际上却无掌兵之权，陷于徒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被动地位。

宽正二年（1461年）八月二日，义政下令更替斯波氏家督。原当主义敏之子松王丸（后来的斯波义宽（日语：斯波義寬））被迫出家，取而代之者为涉川义镜之子斯波义廉。十月十六日，义廉与朝仓孝景、甲斐敏光一同进入京都谒见义政，经此会面后正式获认为斯波氏当主^[13][14]。

此一人事操作，乃为构筑由政知之执事涉川义镜与新任斯波氏当主义廉之间的父子关系，借由家督继承与收养制度的运用，使斯波氏成为堀越府的附属军事力量。幕府试图以此方式，将斯波军置于政知的直接统制之下，作为补强堀越政权军事实力之手段^[15]。

然而，自宽正二年（1461年）起，堀越公方政权内部及其所属势力开始出现诸多异常与不稳征兆。政知麾下家臣擅自尝试进入镰仓与相模国人领地，引发地权争端，破坏幕府所赖以维持之政治均衡。同时，作为关东幕府方核心人物的扇谷上杉家家宰太田道真突然隐居，政知的另一名主要补佐—上杉教朝，亦在此时发生原因不明之自杀事件。上述诸事反映出幕府方在关东的政治网络出现裂痕，堀越政权亦逐渐陷入孤立与内部不稳的状态。

宽正三年（1462年）三月，政知因信任义镜之谗言，向义政密奏扇谷上杉家当主上杉持朝有谋反之意。此举引发上杉氏内部对拥立政知的质疑与反弹，导致政知采取强硬行动，罢免持朝的相模守护职，并强行接收相模国的统治权^[16][17][18]。

同年（1462年）十二月，义政出面介入，命令政知保护上杉持朝。此举不仅否定了政知先前的指控，亦激化事态。持朝重臣三浦时高（日语：三浦時高）、千叶实胤（日语：千葉実胤）等人因此被迫隐居，引发更大政治混乱^[16][17][18]。

在此情势之下，义政最终亲自出面调停，为平息争端，其一方面保障上杉持朝及扇谷上杉家的地位与权益，另一方面则将被认为是政争导火线的涉川义镜驱逐出堀越府，以图恢复秩序。虽然此举暂时稳定局势，然政知在此事件中丧失幕府信任与地方支持，其进入镰仓、重建公方政权之可能亦因此彻底破灭。更为关键的是，随著义镜之失势，原以其为中介所建立的斯波氏军事支援体系亦告瓦解。堀越府欲以斯波军为核心的军事编制计画遂以失败收场，政知政权的军事基础再度陷入瘫痪状态^[16][17][18]。

其后，上杉教朝之子—上杉政宪，继任为新任关东执事，积极参与政务。政知亦与政宪密切合作，致力于修复与上杉氏等关东诸侯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建幕府方在东国的政治联盟。

宽正六年（1465年），足利成氏再度发动攻势之际，政知便派遣政宪前往五十子阵（日语：五十子陣）线应战，作为对前线的直接支援。此时，由于涉川义镜的失势，原本寄望的斯波氏援军已不可得，政知遂转而加强与东骏河地方国人众之联系，以图补强军事实力。

文明三年（1471年），成氏亲率兵力袭击堀越御所，政知在上杉军援助之下成功击退来敌，并展开反攻，攻陷成氏之本据—古河城，此举一度扭转战局，显示堀越政权尚具一定军事动员能力。然而，翌年（1472年）成氏迅速卷土重来，夺回古河城，使战局重回原点。堀越公方政权的优势未能巩固，关东战局亦再陷胶著状态。

文明八年（1476年）二月，骏河守护今川义忠于战事中战死，引发今川氏一族的继承纷争。政知见基介入，派遣政宪前往骏河，并与扇谷上杉家的家宰太田道灌一同干预事态发展。

经协议，双方于同年（1476年）九月达成和解，由义忠的从兄弟小鹿范满（日语：小鹿範満），在义忠之子龙王丸（即后来的今川氏亲）成年之前，暂代家督。然而，亦有史家认为，实际上范满早已实质掌握家督之位，此次和解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形式认可。^[19]:37。事后，道灌亲赴堀越御所，向政知报告事态已获解决，随后于十月返回武藏国，回到其根据地—江户城 ^[19]:37-40。

就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山内上杉家重臣长尾景春举兵叛乱（长尾景春之乱）。太田道灌自骏河返国后，旋即投入镇压叛乱之行动。然而，在此过程中，成氏突与景春势力结盟参与战事，以致山内、扇谷两上杉氏陷入极为不利的局势。在此危机之下，两上杉家开始考虑与成氏讲和。最终，在文明十年（1478年）正月，双方达成共识，约定由上杉方出面斡旋成氏与幕府之间的和睦事宜，并促成与成氏的讲和，为长年战乱画下暂时的休止符。^[19]:47。

文明十一年（147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足利义政颁布御教书，正式承认龙王丸为前骏河守护今川义忠之继承者（尽管当时小鹿范满仍事实上掌握今川氏的家督地位）^[19]:44。

政知亦表态支持义政之决定，然而其背后或有政治上的盘算。根据部分史家之观点，当时两上杉氏已与成氏讲和，对此表示不满的政知，因而停止对范满的支持，进而对今川氏的家督继承问题采取相对中立态度，倾向接受无论由龙王丸或范满担任当主皆可的立场^[19]:47-48。

另有一说认为，堀越公方政权的势力当时已向骏河国东部（骏东郡）扩展，可能与范满派系产生实质冲突。因此，政知支持龙王丸，实为出于排除范满势力、巩固自身影响力的积极意图^[19]:48。

此外，有学者认为，至同年（文明十一年，1479年）为止，政知已与幕府中最具实权的管领细川政元建立起连系关系，亦可能是其支持将军义政决断（承认龙王丸为今川氏正统继承人）之主要背景因素之一。政知与政元的政治联合，不仅强化了其与义政之间的协调体系，也可推测为其终止对小鹿范满支持的转捩点^[19]:49。

值得注意的是，政知执事上杉政宪之弟一色政熙（日语：一色政熙）与其子一色政具（日语：一色政具），于此时期成为义政以及将军义尚之侧近重臣，进一步显示政知阵营与幕府中枢的协调关系持续深化。此一人事上的亲密性，亦从侧面反映出政知与范满关系的渐行渐远^[19]:49。

文明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483年1月6日），幕府与成氏等古河公方势力之间达成“都鄙和睦（日语：都鄙和睦）”，象征历时近30年的享德之乱正式落幕。在此之前，政知作为堀越公方，与成氏所率古河方势力持续展开长达二十馀年的抗争。然而，由于幕府自身正深陷于“应仁之乱”的混乱之中，政知始终未能获得足以夺回关东支配权的充分军事支援，无力完成对关东全域的实质统制。

最终，在和睦条件下，堀越公方政权被限定于伊豆一国之内，其统治权遭到实质性大幅限缩。对于这一结果，政知显示出强烈不满，特别是针对主导和睦进程的关东执事上杉政宪，以及支持和谈的伊豆国人众，其不信任与疏离感日益加深^[20][21][22]。

晚年

和睦成立之后，政知便著手与幕府实权派细川政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意图将自己与圆满院（日语：円満院 （足利政知側室））（武者小路隆光（日语：武者小路隆光）之女）所生之次子清晃（即后来的足利义澄）推举为下一任将军。为此，政知于长享元年（1487年）三月，将清晃送往京都，安排其入寺于京都天龙寺的香严院，借此为将来的政治布局铺路。当时，第9代将军义尚已因体弱多病而引发朝中对其继承问题的忧虑，清晃也被视为极具潜力的将军继任人选之一^[19]:72。

同一时期，政知废黜了长子茶茶丸之继承权，并将其幽禁，转立三子润童子（清晃同母弟）为其继承人。而对于进谏反对废黜茶茶丸的上杉政宪，政知则令其自尽，以肃清异议。

同年（1487年）十一月，由政宪拥立为今川家当主的小鹿范满，遭龙王丸之叔父伊势盛时（即日后的北条早云）讨伐身亡。尽管此事震动一时，政知却选择默许不问，未作干涉^[23]:16-18。

盛时在骏河国期间，似已成为政知麾下之奉公众，并获赐伊豆田中乡与桑原乡作为领地。据此推断，盛时对范满的讨伐，以及随后龙王丸对骏河的实质掌控，极可能是在政知的默许与支援下，双方协同展开的行动^[19]:71。

延德元年（1489年）三月、延德二年（1490年）正月，第9代将军义尚及第8代将军义政相继去世。随著将军位出现空缺，朝中一度出现拥立清晃为新将军的动向^[19]:72。然而，最终被任命为第10代将军的，却并非政知之子清晃，而是政知异母弟义视之嫡子义材（后来的足利义稙）^[19]:72。

延德三年（1491年）正月，义视逝世，政知与细川政元随即开始推动拥立清晃为将军的行动^[19]:73。据传，伊势盛时在义材成为将军后返回京城，并于同年五月成为义材的申次众（幕府幕僚之一）^[19]:71-73。然而，由于盛时同时也是政知的奉公众，且政知本意在策划清晃接任将军，有观点认为盛时特意亲近义材，以便达成政知的政治目的^[19]:73。

政知一系列的政治行动，是在与管领细川政元以及政所执事伊势贞宗（日语：伊勢貞宗）密切合作下展开的。其目标在于废黜义材，拥立清晃为下一任将军，并让润童子担任堀越公方，借此重新启动讨伐成氏的行动^{[19]:72[注 2]}。上述一切，皆是政知与政元在密切协调下所推动的^[19]:72。

延德三年（1491年）四月三日，政知因病薨逝于伊豆^[19]:72-73，享年57岁。随著政知逝世，伊豆及其周边诸国的政局也因此发生剧变，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9]:72。

逝世后

政知逝世后，其侧室圆满院掌握家中政务，并设法促成其与政知所生之润童子继承堀越公方之位^[19]:73。然而，仅数月后的七月一日，遭政知废嫡并幽禁的长子茶茶丸突然举兵发难，杀害了润童子与圆满院，夺取了堀越公方的地位，自立为新任当主^[19]:72-74。

然而，茶茶丸的夺权行动并未获得所有堀越公方家臣的一致支持。由于其听信谗言，对家臣进行肃清与惩处，导致旧属于政知派的势力群起反抗，最终引发堀越家内部的激烈斗争，使伊豆一地陷入动荡不安的混乱局势^[19]:75。

此外，因应此次政变，伊势盛时于同年（1491年）八月自京都南下至骏河。据考，当时堀越公方的势力已延伸至骏河国的骏东郡，盛时此行，实乃为稳固今川氏对该地之统治，确保其领国的安定与延续所作出的战略部署^[19]:74。

明应二年（1493年）四月，细川政元发动政变废黜义材，改拥立清晃为将军（明应政变）。清晃即位后改名为足利义澄，随即下令伊势盛时讨伐杀害其生母及亲弟的茶茶丸。盛时遂率兵入侵伊豆，茶茶丸被逐出堀越御所（史称“伊豆讨伐”（日语：伊豆討ち入り））^[24]。茶茶丸虽持续抵抗数年，最终仍败于伊势势力，被迫自尽，结束了堀越公方的内乱。

结果而言，堀越公方制度仅延续了两代（实质上只有一代），便迅速终结。然而，除了义稙曾短暂复任之外，随后的室町幕府将军皆由义澄的子孙继承，形成了稳定的将军家系^[25][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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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冈県 编‘静冈県史 通史编2 中世’静冈県、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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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野忠幸‘三好一族―战国最初の“天下人”’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 2665〉、2021年10月25日。ISBN 978-4121026651。（电子版あり）

注解

1. 表面上虽然呈现出兄（政知）自弟（义政）处接受偏讳之情形，然此实无矛盾之处。盖因清久（政知）自幼出家为僧，属法体之身，并未行元服礼，亦未拥有俗名。直至还俗之际，方首次行元服，遂依惯例接受当代将军（即义政）之偏讳，改名为“政知”。因此，其从义政处获赐偏讳，乃合于当时武家惯习之制度，并无违例。
2. 学者家永遵嗣根据《今川记》的异本《富麓记》的记载，提出一项说法：足利政知在晚年曾有意取代古河公方的地位，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带有足利氏传统“氏”字的“氏满”，并趁当时尚未元服的今川龙王丸举行元服之际，将偏讳“氏”赐予龙王丸，使其改名为“（今川）氏亲”。然而，针对此一说法，黑田基树提出异议。其指出，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具有“氏满”署名的文书，亦无《富麓记》以外的史料可资佐证，因此难以认定政知曾实际改名为“氏满”，此说恐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