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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生活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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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生活津贴（简称长生津[1]或长津[2]）是香港政府向65岁或以上，且有经济需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的津贴[3]:215[4]:63-64，属公共福利金计划的其中一环[5]。此项津贴计划于2013年4月开始发放，当年的津贴金额会追溯至2012年12月。推出时政府预料会有40万长者获得资助，涉及每年额外62亿港元公帑开支[6]。截至2025年2月，领取津贴者每月可获4,250港元[7]。
受惠于长生津的75岁或以上人士亦可在香港享有免费公立医院及诊所服务[8]；65岁或以上的人士则可享有长者装修津贴及关爱基金的“长者牙科服务资助”[9][10]。2018年7月，政府推出香港年金计划，让长者能在投保后于每月获得固定收入，投保的资产不会计算在长生津的资产审查当中，不过每月的年金收入则会于长生津收入审查当中计算在内[11][12]。另外，它在2020年1月1日起推出广东及福建计划，方便分别长期居住在广东省及福建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亦可受惠于相等于香港的福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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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12年2月，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唐英年在候选政纲当中承诺若当选，那么便会推行长者生活津贴，建议向65岁或以上，且资产低于18万港元的长者每月派放3,000元。另一候选人梁振英则在次月于政纲提出特惠高龄津贴计划，建议每月派放2,200元，同样需经入息和资产审查。两者的方案都建议长者生活津贴的领取门槛设定为当时高额高龄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4]:55、303。梁振英在成为行政长官后，于7月16日的立法会答问大会上提出以长者生活津贴的名义设立他在政纲提出的特惠高龄津贴计划[14][4]:303。
2012年10月，再度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该建议。当中表示符合入息及资产限制人士，每月可以获得2,200港元津贴。最快可以于2013年3月发放津贴，预料有40万名长者受惠；计划涉及每年约62亿港元开支，若果不设资产审查，每年开支最高可以达到136亿港元[6]。社会民主连线和人民力量为回应民间对政府不愿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只实行需经资产及收入审查长生津的批评，而在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上拉布，提交了300多项修订[4]:304。“长者生活津贴”热线同时在10月开始运作[15]。
12月7日，政府表示因为计划延期，故向财务委员会提交新的文件，当中内容没有提及为长生津申请拨款，而只提及申请为长者生活津贴增加人手。上述修订令财委会主席宣布社会民主连线和人民力量针对旧文件提出的所有修订作废[4]:304[2]。修改后议案经数名议员发言后便进入表决环节，最终获通过。这一表决变相令长生津获得通过[2]。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黄洪在2015年形容该次拉布为香港“历史上最长”[16]。社会福利署（社署）在12月期间为此一修订增雇人手[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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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5日，社署率先向29万名正在领取高龄津贴及通过入息资产申报的长者发出自动过户通知书。如果长者仍然符合入息资产限额，则毋须回复及申请，长者可以自动于同年4月5日开始领取长者生活津贴[19][20]。此外，他们会获社署一次性发放追溯至2012年12月的长生津差额，即合共6,640港元[21]。2月27日，香港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表示该一计划需额外83亿元的拨款[22]。社署在3月25日开始第二阶段申请，向于70岁后领取高龄津贴者、领取普通伤残津贴的65岁以上者、在第一阶段没收信的人士发出“黄色通知书”，通知他们若要领取长生津，则需提交申请书[23]。4月2日开始，社署开展第三阶段申请。符合资格的长者若于12月31日前申请，可领取2012年12月1日起的所有津贴款项[24]。
同月5日，开始向获发自动过户通知书的长者发放津贴[25]。12月，领取长生津的长者占总长者人口的约4成[26]。2014年2月17日，开始以邮递方式通知于首阶段获取津贴的长者进行收入及资产复检[27]。
2017年1月18日，梁振英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政府将增设较高额的长生津，向通过较低收入及资产限额审查的长者发放较高额的津贴，并放宽申请人的资产上限，提高至32.9万元（单身）及49.9万元（夫妇）[8][28]；同时提出领取高额长生津的75岁或以上人士可享有免费公立医院及诊所服务[8]。梁振英表示虽然增加后的金额（3,435元）可能对一些长者而言不足以生活，但同时认为社会不应只靠政府作为退休保障的唯一依靠对象[29]。次月25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因为长生津及医疗券政策调整，故预计将来5年香港政府的支出会大幅上升[30]。3月17日，社署表示该署即日起在《二○一七年拨款条例草案》经立法会审议之前，预先接收有关放宽审查后的普通长生津的申请。而发放的金额将追溯到草案通过审议的月份[31]。
5月18日，拨款获通过[32]。同月政府把长生津的资产上限调高[3]:215。至于高额长生津，社署在当时表示由于需作调整电脑系统等预备工作，故预计2018年才会实施，而调整期间的约12个月全部高龄长生津金额可于2018年成功申请后领取[33]。6月8日，为配合公立医疗收费调整，医院管理局宣布将于下月起让领取长者生活津贴的75岁或以上人士享有免费的公立医疗服务[34]。
2018年4月3日，高额长生津开始接受申请，社署先向领取普通长生津且据记录符合高额长生津资格的长者发放绿色通知书，通知他们将自动转换为高额长生津。若不欲领取高额长生津和于当时不符合资格，则需要回函[35]。5月2日，则向领取普通长生津但据记录不符高额长生津，及领取伤残津贴的长者发放黄色通知书，通知他们可接受资产及入息审查，以领取高额长生津[36]。6月1日，高额长生津正式生效，并容许没有领取任何社署福利金的长者申请[37]。10月10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让居于广东省和福建省的香港居民也能领取津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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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下的长生津开始接受申请，社署亦安排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回港申请的长者完成会面及申请[39]。2020年1月1日，“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下的长生津开始推行[40]。同月14日，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中宣布将把高额长生津及普通长生津合拼，让日后所有长生津领取者每月可领相当于高额长生津的金额，并提高资产限额至50万[41]。2021年10月6日，她再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把普通及高额长生津合拼，让所有领取者每月可领3,815元的津贴，把长生津申请者的资产限额划一为36.5万元（单身）及55.4万元（夫妇）[42]。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同月表示此一修改预计最快在2022年8月推行[43]。2022年6月20日，社会福利署宣布上述修改将于9月1日推行[44]。9月1日，普通长生津和高额长生津正式合并[45]。
程序资格
要成功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首先需在港居住7年，并在申请前过去一年没离港超过90天。非法留港或非以定居理由而留在香港者会因此不符合规定。此外他们亦需“没有受合法羁留或在惩教院所服刑”及“没有领取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其他津贴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之后需经过入息及资产审查，证明上述两者没超过官方规定的限额（如下）[7][46]。
截至2025年2月，领取长生津者的每月入息限额分别为10,770港元（单身人士）和16,440港元（夫妇），两者的资产限额则分别为406,000港元和616,000港元[7]。投放在香港年金计划及香港其他年金计划的资产并不计算在上述资产限额当中，不过投放人所收到的固定年金会当作收入计算。除此之外，自住物业及相关的逆按揭、保单逆按计划的收入、申请人预购自用的骨灰龛、保险在市场上的价值、家人的援助金也不当作收入及资产处理。[47][46]
从2014年开始，社署开始复检领取津贴者的经济状况，以评估他们是否继续符合领取长生津的资格[27]。从2019年开始则进行定期复检，并把申报周期定为六年[48]，当中每个领取者需进行一次全面复检和邮递复检。前者需要领取者会见政府职员，后者则需递交已完成的申报表[49]。
回响
2012年10月，香港政府公布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细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指出，长者生活津贴不同于高龄津贴。其设立为加强支援香港65岁或以上兼有需要人士的生活开支[50]。香港特区政府强调，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目的不为“敬老”，而是“扶贫”[51]。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叶兆辉在《香港贫穷问题真相》中形容长者生活津贴对扶贫有很大作用，但亦表示香港长远应建立完善的保障制度[3]:215。《大公报》的社论亦认同它“对清贫老人来说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大实惠”[52]。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系主任及教授周基利表示长生津等福利能弥补强积金计划对低收入人士及家务料理者保障不足的问题[53]。2012年，工党张超雄认为最立竿见影的扶贫措施就是让贫穷老人以个人身份申领综援[54]。他在2014年表示长生津因设有收入及资产审查，故在派发过程中会面对行政费和制造标签的问题[55]。2015年，政务司司长兼扶贫委员会主席林郑月娥表示长生津因具备针对性，故扶贫效益较伤残津贴和高龄津贴高[56]。2017年6月，扶贫委员会成员罗致光同样认为长生津减缓了香港的坚尼系数升幅[57]。2018年11月，树仁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高级讲师杨伟文表示长生津的扶贫效益较年金计划高[58]。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在政府提出原方案时表示资产限额过低，跟一般长者管有的资产不符，每月的津贴额也不足以应付生活[59]。2017年，欧阳达初和黄和平在《未完成的香港社会保障：批判的导论》一著中指出长者生活津贴只覆盖了长者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二[4]:306。欧阳达初和黄和平亦写道，长生津长远领取人数难以预测，因其取决于长者的资产及收入，故此可能出现开支大增的风险。他们亦批评资产限额（225,000元）与入息限额之间“不成比例”，表示5%年利率的年金计划需约125万元资产才等值于7,580元入息。最后他们写道，此一政策事实上产生让长者决定转移资产到子女身上，以符合领取资格的漏洞。因此，即使政府长远预计长生津的领取人数会随强积金体系发展而下降，但难以估计未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一漏洞获益[4]:306。街坊工友服务处的梁耀忠亦批评香港政府的老人保障“令人感到很矛盾”，如高龄津贴不用审查，但长生津却要审查，令人产生“究竟政府是想回馈长者还是扶贫？”的疑惑[60]。2017年11月21日，《明报》的社评肯定了长生津等措施的初心，但仍表示由于贫穷涉及很多因素，这些措施能否显著扶贫“仍是一大疑问”[61]。2022年10月5日，《大公报》的社评仍指长生津金额过低[62]。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亦于当时认同长生津的金额不足以让人的每月收入高于贫穷线[63]。他次年则表示长生津能让长者拥有充足资源生活，而政府可把焦点转移到医疗需求等其他长者面对的问题上[64]。2024年，周永新建议把老人综援跟长生津合并，以加强扶贫效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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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香港政府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表示长生津让约12万人脱贫[66]。2018年3月9日，政府统计处出版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长者》则把长者月入中位数“于10年间由3,200元显著增至5,780元”归因于长生津等福利[67]。
根据朱岳峰等人于2019年为838位长者进行的分层抽样研究显示，高额长生津会令长者的子女减少付出抚养费（挤出效应），因此反增加长者的支出及收入贫困率。不过研究者们表示高额长生津的扶贫效果仍不能从该研究下结论，因为他们没有研究长者子女减少抚养费的原因[68]。朱岳峰及周基利在另外一篇研究中同样以该些长者作为样本，结果发现高额长生津让领取者更愿参加娱乐活动、接受医疗服务、购买预防性产品，但对抑郁症状没显著影响[69]。斯蒂芬·库纳（Stefan Kühner）及周基利在2020年进行的分层抽样研究则显示，符合资格领取一般长生津而没有领取者比领取者感受到这一资格对自己存有更大的污名；除此之外，符合资格领取高额长生津而没有领取者也比领取者更感受到社会对此的负面观感[70]。
社会民主连线成员梁国雄批评长生津只惠及部分长者，并指责议案在通过时立法会秘书处没有把他原初提出的修订交还，令他不能针对新议案提出修订。张超雄亦批评政府在通过议案上的做法为“开创坏先例”。财务委员会主席张宇人则认为梁国雄的指控“不实”，并表示自己已询问议员还有没有发言及跟从议事程序办事[71]。民主党代主席刘慧卿则表示虽然民主党不支持政府需让70岁以上者也要经审查后才能拿取长生津的方案，但对拉布也持反对态度，故决定跟从议事程序[72]。工党主席李卓人认为政府不应把议案通过日期跟津贴的追溯日挂钩[73]。行政长官梁振英对在立法会上为阻拦长生津通过而拉布的议员持反对态度[74]。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梁君彦认为政府交给该会审议的时间太短，只有两星期的审议时间，而且事前“缺乏谘询”[75]。厂商会立法会议员林大辉认为梁振英政府即使在提出长生津后表示会聆听意见，但事实上已对原初方案有既定立场，没有让步空间[76]。《苹果日报》评论员卢峯认为立法会本身存有监管政府开支的作用，因此议员提出的修订能让“公帑更用得其所”[77]。2017年，针对社会福利署预先接收有关放宽后的长生津申请一事，张超雄则指责这是“玩弄手段”，施压避免立法会拉布及就有关修改提出修订[31]。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则对表明拉布的议员持批评态度，指预算案虽难令所有议员满意，但拉布不是合适手段[78]。
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及社联业务总监蔡海伟认为长者生活津贴应只具过渡性质，最终应推行全民退休保障[79][80]。民主党南区区议员区诺轩亦批评拥有大量财政储备的政府只愿推行长生津，而非全民退休保障[81]。2014年，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批评全民退休保障与长生津及高龄津贴合计起来的开支差距只有百多亿，批评政府不愿开拓税源推行全民退保[82]。周永新在2012年表示该津贴由于给予有需要的长者更多援助，故有设有资产及人息审查的做法“可理解”[79]。周永新亦在2015年建议把审查条件放宽和加大长生津的每月资助额，变相等同全民退保[83]。
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认为长者生活津贴所有开支由政府单方承担，随著人口老化加剧，开支会越来愈大，因此并不能代替多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作为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方案[84]。中大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亦有类似批评，认为由劳资政府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保方案更有持续性[85]。2017年9月6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锺剑华在《am730》上批评政府不愿推行具融资成分的全民退保，只推行全由政府税收支持的长生津，令公共财政压力加重[86]。
66名学者在2015年提出“全民养老金”学者方案，建议把长生津、高龄津贴、长者综援的开支纳入“全民养老金计划”，由雇主及雇员两方把强积金的一半注入养老金，再向大企业缴收多1.9%的利得税[87]。曾于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任职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认为上述方案因高估了未来领取长生津等福利的人数，没考虑强积金令人们的资产高于福利的审查限额，故存有假设错误[88]。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同年表示全民退保因涉及市民额外供款，故实际操作上会引来反对，反建议应优化长生津制度[89]。2016年，社福界议员张国柱在对设立经济审查的退休保障方案表示担心制造标签时，林郑月娥反以没长者不愿意对外界透露自己在领取长生津作回应[90]。2017年，林郑月娥在上任行政长官后表示对全民退保持反对态度，表示应以长生津等措施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91]。
梁振英曾在2012年左右表示全民退保“值得去做”，但其任职行政长官期间只推行设有审查的长者生活津贴，而非全民退保。梁振英对此表示自己已在竞选期间表明对全民退保有保留[92]。时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亦以此回应坊间质疑梁振英没兑现承诺实施全民退保[93]。他亦在2017年表示政府估算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于将来10年总共花费约755亿元，比周永新等人提出的方案多花20多亿元，但仍可在不用加税及使用强积金的情况下应付[94]；而政府已预留了支撑高额长生津开支5至6年的拨款，但建议政府于将来检讨税制[95]。
罗致光除了认同张超雄有关综援的说法外，同时额外表示坊间的全民养老金方案的建议金额根本不能支撑长者的基本生活，只能让只符合资格获取高龄津贴和没有申请任何老人福利者获利[96]。“全民养老金学者方案”180名学者联署人之一陈志诚反指罗致光没考虑综援需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需经严格的收入及资产审查，让不少跟子女同住的长者失去资格；批评其把综援平均金额独立抽出，没把建全长者的标准金额及残疾长者的标准金额分开看待；而融资方案的财政可持续性亦比长生津高，认为政府会在财政紧张时收紧审查及减少津贴金额[97]。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于唱在次年同样肯定全民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较长生津高，而且扶贫效果亦较大[98]。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则以全民养老金非精准扶贫为由反对推行[99]。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在2018年4月14日批评长生津要申请的长者放弃资产，而且程序复杂，认为全民退保为更佳方案。徐英伟则反指全民退保会构成更大公共财政负担[100]。
工党、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工联会在政府提出原方案时要求它推行不带资产审查的长生津[101]。工联会在议案通过后进一步建议实施70岁或以上的长者免审查，及建立更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102]。2013年，自由党立法会纺织及制衣界议员锺国斌表示，自由党的立场是把资产审查标准设定为50万元[103]。2017年，行政长官参选人叶刘淑仪于政纲中提出让75岁及80岁的长者领取较高额的长生津[104]。2018年11月27日，工联会向政府建议放宽长生津夫妇申请者的资产限额到80万元（普通）及40万元（高额）[105]。2021年10月，民建联常委颜汶羽认为应把年金计划下的每月回报剔除在长生津的收入计算[106]。2023年，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长生津的资产及收入限额应实施分级制，以鼓励65岁左右的长者继续工作[107]。同年，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亦建议提高长生津的每月入息限额至当时香港雇员的25个百分位数，以增加工作意愿[108]。叶兆辉认为，要求设立没有资产及收入审查的长生津的建议会令不需要补助的人也收到津贴，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考虑到香港长远纳税人口及老年人口会分别下降和上升，故此把长生津的获取条件设定得宽松会令未来纳税人口的负担加重[3]:182-183。
2015年，克莱门森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建议把老年综援、长生津、高龄津贴三方整合，以节省行政成本[109]。新民党在2018年建议把长生津的离港限制取消[110]。2019年，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建议提高长生津的每月发放金额[111]。2020年，工联会建议让取消在广东及福建生活的长者在申请长生津时的居港日数下限[112]。
梁国雄抑和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2017年批评高额长生津“资产上限太低”，质疑其效用[113]。不过后者同时赞扬“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也有提出政策方向”[114]。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同年表示高额长生津为“小修小补”，建议政府未来再研究退保政策[115]。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健伟及《香港01周报》亦指政府不愿推行全民退保是不理会民意[116][117]。不过黄健伟亦相信梁振英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在扶贫方面的民众评分上升跟推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有关[118]。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则赞成此一修订，指有助应对香港人口老化问题[117]。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赞同此一修订[119]。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允平在2018年表示，按政府预计，领取高额长生津的人占了总计划的大多数，那么较好的做法是把领取普通长生津的人士也转换成领取高额长生津。根据他的计算，上述方案对政府而言财政上可负担，节省了运作成本，而且能让长者“活得有尊严”[120]。周永新形容把设立高额长生津和投放在年金的资产不用计算在长生津的资产限额的安排，“实际上已达到全民退休保障的要求”，但仍表示由于长生津设有资产审查，所以长者会因尊严受损而“不会感谢政府”，而且其增长速度会大于香港经济及政府经常开支增长[121]。
邵家臻在2020年林郑月娥宣布将把普通长生津和高额长生津合并时批评，这一措施让资助金额接近过去坊间就全民退保计划提出的金额，但政府一直以财政压力为由拒绝推行全民退保，质疑“为何政府突然没有了经济负担”[122]。刘进图同样指责政府在政治因素下改变之前的财政决定——表示此一作风理应收敛[123]。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则表示若把公共年金的每月收入计算在内，这已“接近全民退保”[124]。岭南大学经济及教学政策学者周文港赞同这一修改，不过仍表示政策存在改善空间[125]。2022年2月，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批评政府在合并一事上欠交代具体时间表。议员林振昇亦指政府若不在7月实施，则应补发差额。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反对上述建议，表示政府原先只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实施，没有预计是7月，因此不存在延期发放的问题[126]。工联会会长兼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同年赞扬长生津合并是一件好事，因为不少长者需要一笔大额储蓄应急，但未合并前的长生津变相鼓励人不要准备较大额的应急资金[44]。
周永新亦赞同其改革接近自己提出的全民退保方案，认为这一修改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而制定，他亦建议于未来把资产限额提高。该一修改亦为社联赞同[127]。《香港01》的评论则指长生津“只算是安老政策的补漏拾遗”，长远应表示推行全民退保，增加商界的参与。该评论亦指强积金、年金计划、长生津同时推行的行政费较全民退保高，且前两者不能分别保障低收入及非受雇劳动参与者和非高资产人士[128]。民间团体“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亦批评年金计划没有应对通胀的机制，而强积金会受市场波动影响，因此不应只改革长生津，把未来的退休保障“押注在年金及强积金制度上”[129]。
欧阳达初亦在2021年认同只把长生津合并而不考虑具融资成分的全民退保，会让政府需面对加税压力[130]。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在2022年6月21日认同这一修改之外，亦表示应提高单人及夫妇的长生津资产审查限额至50万元及100万元。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同样认同应提高资产上限及津贴水平。欧阳达初则建议开拓税源以应对未来持续上升的开支[131]。《香港01》记者汤文诗亦有类似观点，表示政府不开拓税源是“自制财政困局”，而且长生津的金额应提高[132]。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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