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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拉盖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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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拉盖起义（立陶宛语：Tauragės sukilimas）是1927年9月9日在立陶宛陶拉盖发生的反政府起义。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立陶宛人民农民联盟党员企图推翻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政权。起义者控制陶拉盖后，扩大行动至附近村庄，人数也增加到200人。然而，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当天就被从克莱佩达出发的立陶宛军队镇压。事后有300多人被捕，11人被处决。事后有一群起义者逃到国外，被称为“plečkaitininkai”，并在波兰的帮助下，继续密谋反对斯梅托纳政权，直到1930年代中期才式微。陶拉盖起义是1926年至1938年间共13次推翻斯梅托纳政权的企图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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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1926年立陶宛政变后，便有数起企图推翻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政权的行动，陶拉盖起义是一年内的第三起。[3]1927年1月，《国家意志报》编辑约奥扎斯·托姆库斯后备少校、立陶宛来福枪兵联盟前理事长普拉纳斯·克利马蒂斯上尉被捕，拘禁于新成立的瓦尔尼艾集中营，当时谣传他们计画发动政变。[4]同年3月，第三届国会议员 乔扎斯·帕约吉斯试图发动政变“捍卫宪法”。[4]由于这些事件，部分在野党党员（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立陶宛人民农民联盟为主）遭立陶宛政府驱离首都考纳斯，即使如此，这些人仍继续密谋推翻既有政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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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反对势力在陶拉盖相当活跃，也在阿利图斯地区活动，当地的领导人是尤奥扎斯·帕普劳斯卡斯和尤奥扎斯·凯迪斯（Juozas Kedys）；在维尔卡维什基斯则是耶罗尼玛斯·普列克凯提斯；此外，在拉塞尼艾和凯代尼艾也有活动据点。[3]他们在德国提尔西特（现今为俄罗斯苏维茨克）收集武器并印制宣传文宣，宣称这场起义将会获得立陶宛军队三个团的支持。[5]根据报导，行动筹备工作自1927年6月开始。[6]他们原本计画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起义，但计画仓促，最终未能实现。格拉日娜·斯维德尔斯凯特与阿尔维达斯·阿努绍斯卡斯在其著作《20世纪的秘密档案》（立陶宛语：XX amžiaus slaptieji archyvai）中主张，这场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安警察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抹黑反对派。[1]
9月9日清晨，约有30名武装男子占领了警察局与指挥官办公室，并逮捕了驻守的警察。他们同时控制了邮局、火车站，以及立陶宛来福枪兵联盟当地分会的总部。[7]起义者强迫电报员伊娃·绍林斯基涅（Ieva Šaulinskienė）工作，因为他们缺乏专业人员，但电报员仍设法发出一封电报到另一座城市，内容是：“陶拉盖发生起义，救救我们！”（立陶宛语：Tauragėje sukilimas. Gelbėkite!）。[8]
起义几乎未遭遇抵抗；在唯一的一场交火中，有两名起义者受伤。[9]起义者在当地报社印制了5,000份宣言，由后备队上尉安塔纳斯·马尤斯（立陶宛语：Antanas Majus）以陶拉盖地区新任首长的名义签署，告知当地居民起义的消息，并下令将所有武器交给新的指挥官。[5]费尔迪南达斯·萨尔托纳斯（立陶宛语：Ferdinandas Saltonas）从立陶宛银行当地分行中窃取了20万立特和3,000美元，作为“购买武器”之用（该分行拥有约150万立特资金）。[9]起义蔓延至邻近的帕格拉曼蒂斯、萨尔蒂宁凯、日盖奇艾等村庄，起义者人数约达200人。[10]然而，很明显起义者并无进一步的行动计画。[5]来自克莱佩达的第七步兵团与来自希奥利艾的第八步兵团于当日下午五点前进入陶拉盖，几乎未遇抵抗就重新夺回该镇：有一名起义者遭击毙，两人受伤。[9]1927年9月10日，军方在逮捕起义领导人、前国会议员波维拉斯·米库尔斯基斯时，将其当场射杀。[1]
阿利图斯的起义在尚未开始前就已结束。[5]一支由耶罗尼玛斯·普列克凯提斯指挥的约30至40人队伍，在巴尔比耶里什基斯附近集结，原本计画攻击军营，希望驻军能加入他们。然而，这群人仅持有少数手枪，当他们得知阿利图斯正遭到搜查，并看见军方巡逻队后，便迅速解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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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总计有324人被捕，其中209人被起诉。[10]其中22人被判处死刑，另有22人被判无期徒刑。[1]部分判决后来获得减轻，实际上只有11人被处决[10]，其中7人在起义发生后一周内遭到枪决[1]，另外4人则于1929年5月12日遭处决[11]。1972年，在尤拉河畔这些受害者的埋葬地立起了一块纪念碑。[12]陶拉盖的指挥官也因未能守住城镇而被判处8个月徒刑。[9]费尔迪南达斯·萨尔托纳斯在企图越过拉脱维亚—立陶宛边界时被捕，但未被起诉，引发外界质疑他从银行窃取的资金，实际上是安全警察给予他的报酬，用来作为渗透起义者的间谍报酬。[1]安塔纳斯·马尤斯当时并不在陶拉盖，事后声称自己对起义一无所知。[1]约有60名起义者，包括领导人耶罗尼玛斯·普列克凯提斯、尤奥扎斯·帕普劳斯卡斯与尤奥扎斯·凯迪斯逃往海外。[4]他们被称为“普列克凯提斯派”，并在波兰的协助下持续策画推翻斯梅托纳政权，直至1930年代中期。政府利用这一组织的威胁作为打压新闻自由与监控左翼组织的理由之一。[1]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场起义反而巩固了斯梅托纳的统治。[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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