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香港的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历史上香港附近地区每次灾难后也有难民流入香港，其中华裔人士及少部分非华裔人士被吸收为香港人的一部分，例如华裔地区的中国大陆及非华裔地区的越南，在超过20万名滞港越南人中，只有1,385人获准在香港居留。

截至2024年，大约有1.5万名免遣返声请者在香港生活，而大约1%的声请者最终成功获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1]。难民问题在香港备受争议，批评者指出寻求庇护制度受到滥用，申请人亦没有真正的酷刑或迫害风险，也有为了透过结婚入籍香港而骗财骗色的“难民”^[2]，而支持者则指出难民的经济支援不足够应付日常基本生活。

历史

周边地区的动荡一直是难民涌向香港的原因。1949年国共内战的结束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难民逃港，越战的结束带来了数十万越南难民。 最终，在难民申请中，143,700名越南难民被安置在第三国，约67,000名越南移民被遣返回越南。只有约1,000名越南难民获准在香港居住和被吸收。

2004年，在香港终审法院指示香港政府单独审议所有难民庇护要求提出个人评估制度后，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寻求庇护者的到来显著增加。2013年3月，终审法院裁定难民申请的裁定须经司法复核。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促使香港重新考虑酷刑声请的制度。联合国难民署过去曾决定难民地位，并处理从香港到第三国的难民的重新安置。在法院提出的推动下，香港于2014年开始实行统一筛选机制。^[3]

在2014-15年期间，寻求庇护者的数量急剧上升，从2014年初到2015年中期上升了70％，原因是统一了香港的酷刑声请的筛选机制。^{[来源请求]}

统一筛选机制

由于香港没有签署联合国的《难民公约》，没有责任收留难民，但因签署《禁止酷刑公约》，也不能把庇护者送回有机会遭受酷刑的国家，因此，香港政府统称庇护者为“免遣返声请者”，而非“难民”。自2014年起，香港由入境事务处统一审核酷刑声请和遣返程序，个案成立则转交联合国难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酷刑声请的成功率很低。截至2024年10月底，香港约有1.5万名声请者，而只有1%的声请者最终获安排移居。^[1]

争议

机制被滥用

2012年，入境事务处发言人表示，政府的官方立场是，香港长期以来有一项“不给予庇护，不接纳寻求难民身份的人”的政策，因为担心寻求庇护者会因为香港繁荣而滥用该制度和自由签证政策。^[4]

南华早报曾经指出，一些寻求庇护者并没有真正受酷刑，而是利用处理手续时间在港非法工作^{[来源请求]}。2020年亦有报导指人道援助有被滥用的情况，例如变卖食物换取现金，胡乱搬屋令到按金被业主扣除。在审计处报告指出，在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期间，以及在 2019 年 2 月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被业主没收的租金按金分别达970 万元 (涉及 4 027 项没收) 和 190 万元 (涉及 860 项没收)^[5]。审计署审查社署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就大量购买副食品的个案所作查核后发现，社署发现有 2 380 个电子代币疑被用作大量购买副食品^{[来源请求]}。

支持寻求庇护者的高成本也是自由党在2015年提出撤销免签证入境香港的理由之一^{[来源请求]}。

经济支援不足与生活困境

有报导指政府给予的经济支援不足够照顾庇护者的日常需求，截至2024年，香港十年来的基本消费物价指数升幅至少高达19.97%，然而，上万名免遣返声请者的生活津贴却只有大约3,000元，十年来没有调整。由于按法例规定免遣返声请者不能工作，他们只能依赖政府的人道援助计划生存。同时，难民第二代亦面对升学和自力更新的困难，碍于法例所限，他们即使成绩合资格亦没有资源升读大学，又不能工作，导致难民生活问题持续严峻。^[6]

人口

截至2015年8月，大约有9,900名来自南亚的寻求庇护者，等待他们的庇护申请。超过一半的寻求庇护者来自以下三个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

寻求庇护者住在低成本住房，因为香港政府提供了基本水平的租金津贴，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是寻求庇护者的一个受欢迎的生活区，除此之外他们也住在新界的乡村，那里有较便宜的住宿。

成本和援助

自2014年起的10个财政年度，香港用于免遣返声请人的开支达100亿元，而当中人道援助占一半，达50亿元^[7]。截至2025年，社会福利署在不允许酷刑声请人工作的前提下，提供包括每月港币1,200元的食物准贴，1,500元(合资格成年人)或750元(合资格的未成年受助人)的标准住屋津贴，300元的杂费，以及小额的交通津贴和基本日用品。^[8]

相关罪行

一些香港市民认为，寻求庇护者与街头罪案率提高有关。有评论引用了2012年尖沙咀及元朗1月至7月的罪案案件数字，少数族裔有关的罪案案件数目百分占比分别是2.7%及5.4%^[9]。
然而，根据警方资料显示，2016年全港因干犯刑事罪行的被捕人数有33,242人，其中被拘捕的非华裔人士数目高达4,703名，非华裔的犯罪人数百分占比为14.1%^[10]，2016年香港非华裔人士因涉扒窃、藏有攻击性武器和非礼等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也较过往持续增加^[11]。

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的数字，非华裔人士占香港总人口8%^[12]，但占全港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人数14.1%^[10]，以致香港报章有评论称非华裔犯罪人士为“假难民兵团”^[13]。

2013年6月，一名26岁来自印度的寻求庇护者在重庆大厦的宿舍强奸了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子。

在2015年，一连串的拘捕行动共拘捕84名疑犯，捣破了一个在香港经营的贩毒组织，大多数嫌疑犯为“非洲人，主要来自冈比亚”，他们来香港寻求庇护。^[14]

2017年2月13日，一名40岁黑人因从莫桑比克寄至香港的速递邮件被发现藏毒，于元朗八乡被捕，其间一度反抗^[15]。

2017年4月16日晚，一名南亚裔男子尖沙咀么地道非礼一名20岁女子，警方接报赶至将该名南亚裔男子拘捕。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涉及南亚裔人士的罪案亦愈来愈多，令市民非常担心^[16]。

2017年4月29日晚，在香港深水埗黄竹街枫树街球场分别有印度裔男子与巴基斯坦裔男子总共近50人聚集，并各自手持利刀、铁棍、高球棍及玻璃樽等武器互相殴斗，其中6名印度裔为持有“行街纸”的酷刑声请人士^[17]。

2017年5月1日晚，两批为数30多名的南亚裔人士在牛头角定安街富安大厦对开聚集，互相叫嚣对峙，当中有人手持铁通及开山刀，双方展开追逐，警方到场后双方作鸟兽散逃去无踪^[18]

2017年5月2日晨，大批南亚裔人士在荔枝角道近桂林街一带，手持利刀及棍互相追打，警方赶至拘捕6人并追捕其他在逃涉案人士^[19]。

2017年8月19日下午，一名索马里籍的23岁声请人在油麻地因没有钱嫖妓，遂老羞成怒取生果刀在人来人往的庙街随机追斩途人，一名巴基斯坦籍声请人被斩伤。后来该名索马里人被香港警员按地制服及拘捕。^[20]

参看

• 酷刑声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