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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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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或作“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为近代中国大陆流传、描述台湾的一句谚语,二战后被刚到台湾的散文作家引用,创作改写为“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并刊登至中华日报副刊。[1]之后被广泛受到引用[2][3][4][5],包括论文、政治人物言论、教学教材[6],以及电影文案等[7]。既为流言创作,也因此在现有的图书馆中没有记录,在清朝官方奏折档案、私人文稿函电及中日双方甲午战后谈判文献正式历史资料中,均未能见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文字佐证[8][9]

背景

清朝时期

1683年,康熙时命施琅出兵台湾,击败明郑后,清朝官方曾对台湾弃留进行辩论,反对者提出:“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之广;裸体文身,不足共守。日费天府金钱而无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等对台湾的负面评价[10][11]康熙帝本人起初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12]。于此同时,支持“留台”的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说台湾“……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他的意见后来获得康熙皇帝和清朝政府采纳,将台湾收归版图[13]

台湾清治时期间,政府官员对台湾评价不一,贬抑言论如:“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易为奸宄逋逃之薮,故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14]“三年小叛,五年大乱”[来源请求][15][16]。称赞台湾、提出台湾重要性的言论则有如沈葆桢认为:台湾乃东南沿海七省之门户,幅员广袤、千里沃饶,久为他族所垂涎之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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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1894年中日因为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日本在陆上和海上两方都获得胜利,随后在1895年的马关谈判时提出中国除了放弃朝鲜宗主权与赔款之外,还必须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作为和谈条件之一。传说中方代表李鸿章,在当时对清廷或日本提出了“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的说法[18]

关于此语的不同版本

“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一语存在数个版本,列举如下:

  • 康哲行的《西城旧事》中记载:1948年的北京曾经有过台湾“花不香、鸟不语”的流言流语,而据康哲行的父亲在台湾的朋友邀请他到台湾的信中说,这些都是“共谍的谣言”[19]。而1977年李牧华出版的书里,也记载“有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上说过”[20]
  • 王鼎钧《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一文提到他刚到台湾时,知道中国大陆有一首民谣:“台湾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但他将其写成“是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还提出“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的”的假设,并投稿中华副刊被刊登出来[21]
  • 张晋城在1984年出版的《台湾武装抗日秘史‧代序》中提及,传说李鸿章曾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割让出去并不可惜”[3]
  • 林文义1992年在《荜路蓝缕建家园-漫画台湾历史》中描述,李鸿章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22]
  • 也有将“割之可也”换去成为“台湾山不清,水不秀,鸟不语,花不香,弃之不足惜。”[23]
  • 1991年发行的罗大佑《原乡》唱片解说册中则指出了较为详细的时间和过程:“甲午战争,日本要求割让台澎二地。当时掌权的慈禧太后对台一无所知,令特使李鸿章呈奏禀报,李鸿章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24]
  • 2000年后也有更详细的版本:“在中国方面,满清战败,李鸿章力谏慈禧太后求和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的同时,希望日本能够全力攻台,来减轻对中国大陆(满清政权)的军事压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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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流传

此语在最近三十年的中文世界里流传甚广,有为数不少的出版或印刷品曾引用过此段文字。依时间先后排列,列举如下:

  • 哲学教授杨士毅在其于1991年出版的哲学著作《逻辑、民主、科学:方法论导读》之中,两次用此评语作为例子,描述中国对台湾的心态,是可有可无、方便拿来偿还打输日本的荒地。[26]
  • 徐宗懋引此语论述大清对台湾的印象与不耐[27]
  • 作家叶石涛举这句话,痛心乙未割台时,台湾人从南到北抵抗日本侵略,祖国却用这样的冷言冷语令台人寒心[28]
  • 林玉体则用这句话,强调清代官员心不在此,且在中国自愿切断与台湾之脐带,对台湾处境不理不睬时,台湾人因为受儒家教育,仍然“跳不出这个‘正统’的网罗,误认中国才是故乡”[29]
  • 台湾政治人物姚嘉文在其著作《十句话影响台湾》中第四章全篇都在叙述此十二字对其的影响。文中提到:“(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为避免清廷责备,并向西太后及朝野安抚及搪塞,于是说出这句话:‘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30]
  • 作家龙应台也曾在2007年于澳洲墨尔本演讲时提到,“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这个1895年提出的句子,在100年后的1995年时还被吕秀莲引用来指陈中国从来就没有在乎过台湾[31]
  • 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的邵建于《胡适前传》一书中,提到胡适幼时举家搬迁来台,但很快便遭逢甲午战争,而李鸿章弃守台湾使胡适父亲胡传跨海厦门时死于脚气病。[23]

除此之外,这段据传的谈话,从未见引用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史学界的相关史学论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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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评论

虽然此语流传广泛,但包括李敖在内的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事实上,根据历史文件,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纪录。他们也认为从李鸿章对台湾的态度等层面,此语应非出自他口。

李敖曾在他主持的个人节目中提到:“我们现在根据这些历史文件查得很清楚,李鸿章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从来没有说过台湾这个地区,男无情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也从来没说要把台湾卖掉……一开始伊藤博文要把台湾割走的时候,李鸿章谈都不谈,后来形势逼人,不谈也没用……”[8]

评论家南方朔也提出这段话并无出处,且在参与马关谈判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详录了整个谈判过程以及谈判双方所有正式对话)里也未提到类似的话。南方朔认为无论此言有据与否,台独论述藉著这样的话语,呈现“中国人蔑视台湾人”,同时自己站在清代官吏的对立面,以建立一套台湾是鸟语花香有情有义的美好乡土论述。“这些记载和句子,后来都成了台湾独派感情论的核心”[9]

台湾学者戚嘉林认为,以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和见识学识,应不会说这样不得体的话,这有可能是遭政敌诬陷之语。戚嘉林进一步分析,李鸿章对台湾十分重视且“功在台湾”。譬如,李鸿章曾在日本出兵台湾前分析日本“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而在其后发生日本出兵占据台湾恒春之时,舍近求远调动驻防徐州的精锐部队6,500人赴南台湾布防,并最终成功以局部优势兵力逼退日军,保卫了台湾。该事件之后,李鸿章将这批精锐部队留在台湾驻防。如果李鸿章认为台湾轻易可舍弃,则不会如此大费周章,而应该不布防或者至少就近调取广东福建的部队。此外在甲午战争十年前(1884年),法国欲侵袭台湾,此时李鸿章大力支持台湾的防务工作。除推荐刘铭传主持台湾防务工作,还设法拨备款项用于购买巨炮等。并支持在台招商办矿等事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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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台湾的态度

  • 李鸿章于8日中午覆电总理衙门:“昨接唐抚电,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被节略中驳论及此。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旨饬让地以一处为断,即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以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查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32][33]
  • 李鸿章在与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在第三次会谈中声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34]
  • 第四次会谈中警告日本“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35][36][37][注 1]
  • 之后另一次会议中,李鸿章总结道:“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38][39]
  • 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极力争取保留台湾,但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甲午战争前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因此日方获知中国意图尽快促成议和,导致日方强硬坚持割取台湾[40][41][42][43][44]

李鸿章在1895年4月20日谈判结束归国后向朝廷的复命奏折中提到[45][46]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奉天迤南虽退出多处,而营口至金、复一带不肯稍让,台湾兵争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强占。或有为之解者,谓:一带,宋明以来本朝鲜属地,我朝未入关以前所得,台湾则郑成功取之荷兰,郑本倭产,康熙年间始归我国版图。今倭人乘胜踞朝鲜,遂欲兼并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救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说明李鸿章在谈判结束后认为最痛心的失败是赔款二万万两以及失去营口至金复一带、失去台湾。他还表明,营口、台湾是“沿海富庶之区”,一旦日本得到,“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说明李鸿章对台湾的认识并非“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但其中引用“或有为之解者”的话,说明当时清政府中的确有类似的“割地有理”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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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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