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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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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城市是一个都市规划概念，其目标是让城市社区的居民都可以在步行或脚踏车路程可及的范围内，可以满足食衣住行育乐等，大部分日常所需的服务[1][2][3][4]。此概念首先是由法裔哥伦比亚学者卡洛斯·莫雷诺在2016年所提出，之后又由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所推广[5][6]。此概念可描述为“回归本地生活方式”[7]。15分钟城市是由各个15分钟社区（或称为步行区）串联而成的[8]。
历史
15分钟城市的中心思想部分来自于过去邻近性和可步行性的论证，例如科拉伦斯·佩里的邻里单位，以及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的模型，卡洛斯·莫雷诺借鉴了前述作品中的概念与思路，将其融入现代概念，并于2016年首次发表[9][10][11]。
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将15分钟城市的计画纳入了她的竞选政见，广为巴黎市民讨论，并成功于2020年竞选连任[12]。
当年的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也加快了15分钟城市的讨论和实施，尤其是对于气候调适和疫情方面[10]。C40都市气候小组于2020年7月发布了一个框架，提供了15分钟都市此一概念具体的施行规划步骤；同时也提到在COVID-19爆发后在米兰、马德里、爱丁堡和西雅图实施的计画[13]。C40都市气候小组的报告强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借由居民广泛的讨论来凝聚共识，并透过参与式预算等机制来调整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由此建立密集、完整的社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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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型
15分钟的城市的愿景是发展多中心城市，使得人口高密度集中的都市社区也能享有充足的日常机能。[10][14][15][16]
索邦大学教授卡洛斯·莫雷诺在2016年首次提出了15分钟城市的概念，但其他“计时都市主义（chrono-urbanism）”领域的学者也提出了相似但不同的都市模型。[10]
莫雷诺（Moreno）等人在其2021年的文章中介绍了15分钟城市的愿景蓝图，强调未来都市应确保居民在15分钟的步行或骑脚踏车路程内能够满足六项都市机能（生活，工作，商业，医疗，教育和娱乐）[10]。该模型框架包含四个元素：密度，邻近度，多样性和数位化。
莫雷诺（Moreno）等人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尼科斯·萨林加罗斯的观点，即认为都市发展存在一个最佳密度，满足该条件时当地问题会自发性的自然解决[10][17]。作者从空间及时间的角度讨论邻近性，并认为15分钟城市会透过增加都市机能的邻近性来减少活动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都市模型中，多样性既涉及混合用途开发，也涉及多元文化社区；这两者将有助于改善都市生活，并增加社区对规划过程的参与。数位化是借鉴于智慧城市的概念。莫雷诺（Moreno）等人认为视讯通话和网路购物等属于工业4.0的技术，有助于大幅减少通勤的需求，这点业在COVID-19流行期间的到实务上的验证。若这四个元素都能广泛实施，将能构成一个具有高生活品质的无障碍都市。
翁敏等人在其2019年的文章中以上海为研究案例，提出了15分钟步行社区的概念，并强调社区可步行性与健康（尤其是慢性病）之间的联系[8]。作者将15分钟步行社区定位为改善居民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并表示上海各区的可步行性存在差异。作者发现，农村地区的平均可步行性明显较差，而可步行性差的地区往往有较高的儿童比例。与莫雷诺（Moreno）等人相比，作者更加关注步行的健康效益，以及各个年龄段在步行能力、步行情境方面的差异[10]。
达席瓦（Da Silva）等人在其2019年的文章中对位于亚利桑那州的都市坦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20分钟城市的概念。在这座都市，所有日常服务设施都可以透过步行、骑脚踏车或转乘都等交通方式，在20分钟内到达。作者现，坦佩的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骑脚踏车，但交通便利性随地理区域而有不同。与莫雷诺（Moreno）等人相比，作者更加关注于建构都市环境中的设施可及性[18]。
实际案例
奈及利亚的都市拉哥斯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关闭各级学校，并将其转作暂时性的食品市场，以防止大众因恐慌而导致抢购冲突。该计画还减少了居民的通勤时间，并增加了社区内的粮食供应[19]。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在2019年提出了2040年总体规划，其中包含“20分钟城镇”和“45分钟城市”的发展目标[20]。
2016年上海总体规划要求建立“15分钟社区生活圈”，强调居民可以在步行15分钟内完成所有日常活动。社区生活圈已在保定市和广州等中国都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21]。
2018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中规定了“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四个层级，其中“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是指“以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可满足其物质与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划分的居住区范围；一般由城市干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0人～100000人（约17000套～32000套住宅），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
为处理都市蔓延问题，成都市提出“大城市”计划，该都市边缘的开发将足够密集，使居民在15分钟的步行路程内，可以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项服务[22]。
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在她2020年的连任竞选中介绍了15分钟城市的概念，并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开始实施相关计画。例如，学校操场在学生离开后就变成了公园，而巴士底广场等广场已经改建为脚踏车道或重新植树[23]。
位于义大利萨丁岛的都市卡利亚里为振兴都市与改善可步行性，执行一个都市战略计画[24]。如莫雷诺模型所述，纽约透过参与式规划的执行来获得群众的参与和意见回馈。该计画的一环包含要求重新利用闲置的公共场所和建物。
俄勒冈的波特兰市在2012年制定了都市完整街区的计画，计画目标包含：提供付得起的住房、推广社区参与式规划，以及对欠缺服务机能的街区展开展商业推广活动[25][26]。与翁敏等人相似，波特兰模式将步行和骑脚踏车视为对抗肥胖等慢性疾病的方法，同时强调必须提供付得起的健康食品。波特兰计画特别要求在过程中必须高度透明和社区参与，这与莫雷诺（Moreno）等人重视的“多样性”元素不谋而合。
2021年3月，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兴建了84公里长的脚踏车道，以鼓励民众在冠状病毒流行期间保持社交距离[27]。这类行人/脚踏车道（当地称作Ciclovía）起源于1974年，在此街道的范围内禁止机动车通行，只允许行人与脚踏车。该脚踏车道是目前同类型设施中，规模最大、距离最长的一座[28]。
澳洲墨尔本制定了《墨尔本2017-2050年计画》，以因应逐渐饱和的人口和交通阻塞[26][29]。该计画包含15分钟城市概念的多种要素，例如兴建新的脚踏车道和“20分钟社区”的建设[30][31]。
含意
15分钟城市的愿景强调的是可步行性和可及性，希望顾及过去在都市规划中被忽视的群体，如妇女、儿童、身心障碍和老年人[26]。
负面评论
尽管世界各地的许多都市已经实施类似15分钟城市概念的政策，但对于该模型是否使居民受益，仍然存在争议。批评者指出，密集的、可步行的社区核心的形成（例如15分钟社区等）通常会导致士绅化[26]。士绅化的过程可能由居住成本的上涨开始，难民、移工、原住民等弱势族群被迫搬离原社区，转由中产阶级取而代之[32]。
由于该理念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背景来思考，批评者认为该模型的实施可能是倾向殖民主义的，并会对边缘化社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33]。
此外，批评者也指出，该模式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像欧洲这样城市蔓延程度较低的都市形态，比起亚洲和北美更容易实现这一概念[23]。不过成都正是要利用15分钟城市概念来遏止城市蔓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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