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阿根廷政变

1976年阿根廷政变是指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总统伊莎贝尔·裴隆的政府被推翻。不过政变发动者没有持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伊莎贝尔·裴隆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中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海军上将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1]以及准将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为首的军政府，即国家重组进程。这场政变是在美国兀鹰行动框架下策划并执行的。

军事政变的策划工作始于1975年10月；伊莎贝尔·裴隆政府在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对其准备工作有所知晓。^[2][3][4]

源流

1976年3月24日（星期三）发生的军事叛乱，早在事发前就已开始精心筹备。彼时，阿根廷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南美洲仅有的三个维持民选政府的国家；而该地区其余几乎所有国家均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包括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巴西的埃内斯托·盖泽尔、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秘鲁的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厄瓜多尔的最高执政委员会，以及乌拉圭的胡安·马利亚·波尔达贝里。这些独裁政权均在美国 “国家安全主义” 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尽管自1930年起，军事政变就被系统性地用于推翻激进党和庇隆主义的合宪政府，且所谓“肮脏战争”的手段自1955年五月广场轰炸事件后便已开始使用，但1976年政变的直接先例，是在图库曼省开展的“独立行动”，以及反共准军事组织“三A联盟” 对数百名被指控为“左翼分子”（“zurdos”）者的屠杀。

这场军事政变早在1974年10月就已开始策划，而美国国务院在政变发生前12个月，便已知晓相关筹备情况^[5]。

1976年政变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但并非最后一次政变企图。民选总统劳尔·阿方辛（1983-1989年在任）与卡洛斯·梅内姆（1989-1999年在任）在1987至1990年间，不得不应对由一群被称为“彩漆头盔军人”（“carapintadas”）领导的军事叛乱。这些军人企图阻止民主体制对前独裁政权时期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审判。阿根廷最后一次军事叛乱发生于1990年12月3日。

前奏

1974年7月1日，胡安·多明戈·庇隆总统与世长辞，享年78岁。他的逝世在阿根廷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真空——此前近二十年间，阿根廷的文人政府合法性薄弱，且经历了多个军民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在冷战背景及美国 “国家安全主义” 框架下，将庇隆主义和左翼运动列为非法。阿根廷民主制度的缺失，加之1959年古巴革命的影响，成为推动那场宣称“永久存续”的独裁统治时期全国范围内起义暴动频发的背景。这些暴动中，青年与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同时也涌现出两大主要游击组织：革命庇隆主义阵线-蒙东内罗斯（FAR-Montoneros，革命庇隆主义派）与人民革命军（ERP，马克思主义派）。

庇隆曾试图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其核心体现为“庇隆-巴尔宾方案”（Perón-Balbín）——该方案旨在将历史上长期反对庇隆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纳入其中，包括激进主义、弗朗迪西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促成企业家与工会之间的《社会契约》来调节社会矛盾。先是坎波拉（Cámpora），后是庇隆，均以“解放正义阵线”（Frejuli）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这一选举联盟汇集了庇隆主义者、弗朗迪西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但由于两党内部的反对，未能将激进主义者纳入其中。庇隆去世后，解放正义阵线无力维持政治稳定的弊端暴露无遗。庇隆的继任者是副总统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伊莎贝尔·庇隆），她未能遏制阿根廷日益恶化的政治与社会局势。

庇隆逝世后，社会福利部长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权力不断膨胀。他是总统的亲信，同时也是国际反共社团“宣传二社”（Propaganda Due）的成员——总统的另一亲信、海军上将爱德华多·马塞拉（Eduardo Massera）亦属该社团，而马塞拉后来成为1976年推翻伊莎贝尔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之一。洛佩斯·雷加是一个自称为“三A联盟”（Triple A）的准警察恐怖组织的头目，该组织在庇隆去世后暗杀了数百名被视为“左翼分子”的人士。“三A联盟”的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特别行动小组，这些小组自1976年3月24日政变后系统性地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

1975年2月5日，“独立行动”（Operativo Independencia）正式启动。这是一场军事干预行动，其目标是肃清图库曼省雨林中的游击队据点——该游击队自1974年初起便在此区域活动，并组建了名为“拉蒙·罗萨·希门尼斯山地连”（Compañía del Monte Ramón Rosa Jiménez）的作战单位^[6]。

1975年10月，阿根廷全国被划分为五个军事区，每位指挥官均获得全权授权，以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镇压浪潮。同年11月28日，所有南锥体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一份文件，其中明确：“……自本日期起，各参与国可自愿开展双边或多边接触，交流颠覆性信息，并为相关情报部门设立专属或新增档案系统。”

12月18日，由赫苏斯·卡佩利尼（Jesús Cappellini）领导的空军极端民族主义派系发动叛乱，实施了“蓝秃鹫行动”（Comando Cóndor Azul），目标是推翻伊莎贝尔政府。多架战机从莫龙空军基地起飞，对玫瑰宫（总统府）进行了扫射。这场叛乱直至四天后才被平息^[7]。然而，陆军成功迫使空军司令埃克托·福塔里奥（Héctor Fautario）下台——他是伊莎贝尔政府最后一位忠诚的军方高官，因强烈反对陆、海军的镇压计划，且拒绝调动空军参与图库曼省的反游击行动，遭到陆、海军的严厉抨击。关键在于，他是魏地拉（Videla）夺权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平安夜当晚，魏地拉身处图库曼省，向部署在当地的部队发表煽动性演说，并借前一日人民革命军（ERP）袭击钦戈洛山地营（Batallón de Monte Chingolo）一事，向伊莎贝尔政府发出90天“整顿国家”的最后通牒^[7]。

到1976年初，阿根廷的命运已注定。图库曼省的游击阵线实际上已遭重创，蒙东内罗斯（Montoneros）派往当地的增援部队也已溃败。与此同时，得到美国及国内精英阶层全力支持的阿根廷武装部队，正等待推翻政府的最佳时机。1976年2月，时任将军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Roberto Eduardo Viola）制定了政变作战计划，其中明确要求：政变当晚即开始秘密逮捕激进分子与反对者，并将这些行动“伪装”为“反颠覆行动”。

3月24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