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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米爾婆羅米文[3] 是印度南部婆羅米文的一種變體,曾用於書寫古泰米爾語。[4]從古文字和地層學視角來看,泰米爾婆羅米文的年代在公元前3-1世紀之間,是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安得拉邦及斯里蘭卡等地已知最早的文字。在洞穴入口、石床、瓮棺、硬幣、[5]印章和戒指上都發現了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4][6][7]
泰米爾婆羅米文與印度次大陸其他地方發現的銘文婆羅米文類似,如安得拉邦出土的阿育王詔書。[8]它在幾個字母上增加了普拉克里特諸語言中沒有的音,如ṉ ṟ ṛ ḷ。元音附標文字中,不加變音符的輔音字母應是帶一個元音a的,而在許多銘文中,輔音不帶這個原有的元音;阿育王銘文中,表示長ā的變音符既可以即表示長ā,也可以表示a。這樣的現象在早期印度文字中僅見於泰米爾婆羅米文和巴提普魯文,但泰米爾婆羅米文並沒有巴提普魯文中gh那樣的字母組合。這應是出於依照達羅毗荼語音系進行的改造,達羅毗荼語的單詞通常以輔音結尾,而普拉克里特諸語言中則不存在這種情況。據Mahadevan所說,在泰米爾婆羅米文的最早階段,輔音字母帶不帶固有元音是不確定的,很多時候會如上所述被丟棄。後來,泰米爾婆羅米文又恢復了元音附標文字標準的固有元音模式。[8]
耆那教《Samavayanga經》和《Pannavana經》中,提到了一種用於書寫泰米爾語的文字Damili,它是18種梵書中的第17種。[10]相似地,大乘佛教經典《佛說普曜經·現書品》將達羅毗荼文(陀羅書)和泰米爾婆羅米文(度親書)列為釋迦牟尼幼時從吠陀學校的上師那裡學到的64種文字中的兩種。[11][12]這些早期泰米爾文與耆那教、佛教文獻中提到的這些文字的關係,目前還不清楚。Mahadevan在1974年之前的工作中,從泰米爾納德邦的約21座遺址中發現了76個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Kamil Zvelebil稱這些銘文與早期泰米爾吟遊詩中發現的內容「存在明顯的關聯」。[13]Nagaswamy在其出版物中把泰米爾婆羅米文視為Damili文的同義詞。[2]
泰米爾納德邦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帶刻符的陶片、硬幣等文物大都帶塗鴉與銘文。[14]例如,從Kodumanal發現的陶片上有一些記號,根據地層分析,其年代約是公元前4世紀。[14]據K. Rajan,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出土的「大量塗鴉標記和隨後的泰米爾婆羅米文」表明,該地區在「公元前5-4世紀之前就有了語言上的向心趨勢」。[14]據Falk,這些所謂的明文壓根就不是婆羅米系文字,而是被曲解的塗鴉符號,並不能表示語言。[15]
泰米爾婆羅米文的起源和年代並不明確。金石學家Iravatham Mahadevan的觀點較為流行,[16]他認為來自印度北部的婆羅米文在阿育王統治下,經由行政手段傳播到印度南部,並演化為泰米爾婆羅米文。[17]這一理論假定婆羅米文或者來自孔雀王朝自己的發明,或者來自某種別的古文字,並在公元前3世紀之後散播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Nagaswamy則認為,南北兩支婆羅米系文字有一個本土的共同來源(原瓦泰盧杜文),他稱之為婆羅米文。[17]Richard Salomon贊同Mahadevan的理論。[16]
據Kamil Zvelebil在1973年提出的年代學理論,最早的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如Mangulam遺址Netunceliyan岩壁畫, 來自公元前250年左右傳入泰米爾地區的阿育王婆羅米文。[18]到公元前220年,它被依泰米爾語特徵進行了改造,在公元前200到公元前50年引發了泰米爾語言的標準化和馬杜賴的文學規範化。[18]這些變化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使得口述泰米爾吟遊文學文化逐漸轉變為書面Sangam文學。泰米爾婆羅米文的使用一直持續到公元6世紀,證實了Zvelebil的說法。[18]
1990年代以來,隨着斯里蘭卡等地考古遺址的發掘,阿育王之前的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漸漸多了起來。[19]其中包括斯里蘭卡阿努拉德普勒的發現,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20][21]Coningham等人的發現基於對出土陶片的碳定年數據,這說明斯里蘭卡婆羅米文是在阿育王之前就存在的,至少公元前5世紀可能就已經傳到泰米爾地區並演變為泰米爾婆羅米文了,後來又經由貿易傳播到整個南亞。[22]結合這一證據和其他一些帶婆羅米文字符的黑紅陶、紅陶片, 斯里蘭卡民族主義者認為婆羅米文是在斯里蘭卡島上發明的,後來向北傳播。[22]這一理論被古印度文字學家Harry Falk猛烈批評:首先,Coningham團隊稍後承認說,他們對南半球數據進行了很重要的修正,對巴基斯坦北部的則應用了校準曲線。[22]其次,斯里蘭卡團隊將缺乏陶片的下層地層的年代數據混淆給了陶片所在的上層地層。[22]據Falk,一項對斯里蘭卡婆羅米文、泰米爾婆羅米文和阿育王婆羅米文的特徵比較研究發現「只有將阿育王婆羅米文視作起源,衍生出另兩種文字,才能合理解釋所有差異」。Falk說,聲稱斯里蘭卡婆羅米文更古老並產生了另兩種文字的說法,其背後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地區沙文主義」。[22]
在斯里蘭卡遺址中發現的塗鴉符號和婆羅米文有關,但不是泰米爾婆羅米文的字符。[20][23]由泰米爾納德邦政府贊助的考古隊也在積極發掘遺址,並在當地媒體上報導了他們取得的成果,發現了帶泰米爾婆羅米文的陶片和物品。[24]例如,2011至2013年間,Rajan和Yatheeskumar發表了他們在泰米爾納德邦Porunthal和Kodumanal的發掘結果,那裡出土了大量塗鴉和帶銘文陶片。與後者一同發現的稻穀和木炭樣本的放射性碳定年結果為約公元前520-490年,Rajan和Yatheeskumar認為這意味着銘文也來自同一時期。[25]Rajan根據美國一家實驗室的碳14定年結果,認為泰米爾婆羅米文早在公元前490年就已經出現了,並表示「現在已經基本清楚了,阿育王並沒有發明婆羅米文。一種文字的起源或演變是一個社會過程,它不可能與某個特定的個人或王朝聯繫在一起。」[26]針對Rajan的發現,Harry Falk寫道,發現最早的所謂銘文根本不是婆羅米字母,而是被曲解的巨石塗鴉符號,這些符號在文字誕生之前的南印度有過幾個世紀的使用。據報道與陶片一同發現的馬鐙十分可疑,Falk認為這些報道也屬於「地區沙文主義」,就像斯里蘭卡人聲稱他們的島嶼是婆羅米文的起源地一樣。[26]據語言學家David Shulman所說,如果這些年代十分早的定年結果正確,那麼向史前時期的過渡就要推到公元前4甚至5世紀,但他也同意早於阿育王的泰米爾婆羅米文十分可疑,建議人們應保持開放態度。[27]
與標準婆羅米文相比,泰米爾婆羅米文十分特殊。[28]它另外造了4個字符用以表示達羅毗荼語中有而印度北部普拉克里特諸語言中沒有的音素,與泰米爾婆羅米文最相近的是相鄰的僧伽羅婆羅米文,它們似乎都用相近的符號表示達羅毗荼語特有的音素,不過僧伽羅婆羅米文是用來書寫斯里蘭卡島上一種印度-雅利安語支土語,可能是古吉拉特邦及印度其他地區和斯里蘭卡之間的貿易帶來的。[29]
古代泰米爾語碑文中發現的泰米爾婆羅米文並不一致,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似乎出現過3個不同的種類。[30]第三種被認為是早期Tolkāppiyam的基礎,後來演化為現代泰米爾文。[30]
巴提普魯文與泰米爾婆羅米文有關,見於安得拉邦Bhattiprolu發現的佛塔舍利寶篋上的9塊早期銘文。[28]據Richard Salomon,巴提普魯文反映了達羅毗荼語背景下的創新。巴提普魯文和泰米爾婆羅米文共享幾個創新,以表示達羅毗荼語言。Salomon稱,巴提普魯文可能來自早期南方婆羅米文的一種俗體。[31]
據Iravatham Mahathevan的說法,這種文字的演變可分為3個階段。早期階段自公元前3或2世紀持續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階段是公元1至2世紀,晚期階段一直延續到3或4世紀。[32]據Gift Siromony,泰米爾婆羅米文的類型並不遵循十分明確的時間順序,可能會導致定年混亂。[33]據K. Rajan,阿育王婆羅米文對應Mahadevan分期的中期階段,據此,早期階段可能必須從擬定的時間線中重新評定。[14]5世紀之後,哲羅和潘地亞轉用瓦泰盧杜文書寫泰米爾語,朱羅王朝和帕拉瓦王朝則用古蘭塔文或泰米爾文。洞床和硬幣上的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提供了識別Sangam泰米爾語料和阿育王柱銘文中提及的一些首領的機會。[34]
Zvelebil稱,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主要發現於古代泰米爾耆那教和佛教遺址。[17] 據Ranjan,在泰米爾納德邦岩洞內發現的所有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都與耆那教有關。[35]非宗教環境中也發現了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如硬幣、陶片等。[36]據Zvelebil,它可能起源於耆那教徒和佛教徒,但很快散播到國王、酋長、陶工和其他不同背景的普通人中。這可以從世俗銘文中使用的融合的泰米爾語和普拉克利特語中得到證明。[37]
據Rajan,特定的塗鴉圖案可能意味着這塊銘文被用於葬禮等目的。[14]大多數宗教銘文使用的語言都顯示出普拉克利特語元素和影響。[38][39]洞穴和岩床上,及馬杜賴附近發現的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通常來自捐贈,專門給僧侶提供休息場所和資源。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的其他主要用途與安得拉邦出土的相似,如在錢幣上,或在提到金、糖、鐵、鹽和紡織品的商人的筆記、賬本、合同等中。[40]有些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中提到了古代國王、英雄和地名,這已經成為了確定約公元前3世紀及之後的泰米爾文學和歷史材料的一種重要手段。[41]
泰米爾婆羅米文銘文的一個重要考古來源是Palghat山口和哥印拜陀之間,高韋里河沿岸直到其三角洲的一片地帶。[42]這裡發現了近兩百件帶銘文陶器,以及很多與煉鐵和珠寶製造有關的物品。這些陶器上刻有各種古印度語言,大部分是古泰米爾語,有些用婆羅米文刻着普拉克利特語言。[42]通過古地磁分析可知,它們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00-200年。[42]它們表明,古代泰米爾地區與印度其他地區之間存在經濟和文化交流。相似的寫在陶片和岩石上的泰米爾婆羅米文-婆羅米文混合銘文,也見於從安得拉邦東北部Salihundam直到泰米爾納德邦,孟加拉灣沿岸的古代近海定居點。[43]
哥印拜陀附近的庫都馬納(Kodumanal)發現了寫有公元前300-200年的泰米爾婆羅米文的陶器。這些銘文大都是泰米爾語的人名(Kannan Atan, Pannan),也有些梵語人名(Varuni, Visaki)。[44]據Mahadevan,在泰米爾納德邦發現的碑文中,這種用北婆羅米文書寫的北印度語言借詞,與泰米爾婆羅米文相混着寫的情況既不算正常也不算例外。這樣的趨勢在之後幾個世紀裡也存在,泰米爾人繼續用古蘭塔文書寫梵語詞。[45]據Vimala Begley所說,最近在泰米爾納德邦沿海的考古遺址(如Arikamedu)發現的陶片塗鴉是泰米爾婆羅米文、北婆羅米文和錫蘭婆羅米文的混合體,它們寫的是泰米爾語和普拉克利特語。這可能表明,古代泰米爾納德邦是印度次大陸與其他地區的重要貿易中轉站之一。[46]
A. C. Burnell(1874)最早嘗試了南印度古文字學研究,後來K. V. Subrahmanya Aiyar(1924)、H. Krishna Sastri和K. K. Pillay等人的研究都認為這種文字書寫的是早期泰米爾語,而非普拉克利特語。[34]早期的嘗試假設的普拉克利特語借詞要比實際使用的多,因此破譯並不完全成功。Iravatham Mahadevan在1960年代末確定這些銘文主要由泰米爾語單詞組成,並發表在研討會上。[34]T. V. Mahalingam(1967)、R. Nagaswamy(1972)、R. Panneerselvam(1972)和M. S. Venkataswamy(1981)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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