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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喬伊斯
愛爾蘭作家（1882—194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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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英語：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i]；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愛爾蘭小說家、詩人、文學批評家。他為現代主義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視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1922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以多種文學風格與荷馬《奧德賽》的各個篇章對應，尤以意識流手法著稱。其他知名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年）及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1916年）和《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1939年）。他的其他寫作還包括三本詩集、一部戲劇、書信、不定期的新聞報道。
喬伊斯出生於都柏林的中產階級家庭，就讀於基爾代爾郡的耶穌會克朗戈斯伍德學院，隨後短暫就讀於由基督教兄弟會管理的奧康奈爾學校。儘管父親無常的財務狀況使家庭生活動盪不安，他仍在耶穌會的美景學院表現出色，並於1902年畢業於都柏林大學學院。1904年，他結識了未來的妻子諾拉·巴納克爾，兩人隨後移居歐洲大陸。他曾短暫在波拉（今克羅地亞境內）工作，之後遷至奧匈帝國的的里雅斯特，擔任英語教師。除在羅馬擔任通信文員八個月及三次返回都柏林外，喬伊斯一直居住在的里雅斯特至1915年，期間他出版了詩集《室內樂》和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並開始在英國雜誌《唯我主義者》上連載《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喬伊斯居住在瑞士蘇黎世，創作《尤利西斯》。戰後，他短暫返回的里雅斯特，並於1920年遷居巴黎，此後到1940年，巴黎一直是他的主要居住地。
《尤利西斯》於1922年首次在巴黎出版，但被認為內容淫穢，在英國和美國的出版遭到禁止。印本被秘密走私進入兩國，並出現盜版，直到1930年代中期出版才合法化。《尤利西斯》經常在最偉大書籍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學界對喬伊斯作品的研究文獻浩繁，且仍在不斷增加。許多作家、電影人等其他藝術家都受到他在文體上的創新影響，例如對細節的極端關注、內心獨白的運用、文字遊戲、對傳統情節結構和人物塑造方式的激進改造。
喬伊斯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國外，但他的虛構世界仍以家鄉都柏林為中心，其中的人物多半與他當年的家人和敵友高度相似。《尤利西斯》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座城市的街道與小巷中。喬伊斯說：「我總是寫都柏林，因為對我來說，如果我能夠抵達都柏林的心，我就能抵達世界上所有城市的心。特殊中包含着普遍。」[5]
1923年，喬伊斯開始創作他的下一部重要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於1939年出版。在此期間，他頻繁旅行。1931年，他與諾拉在倫敦以民事儀式結婚。他多次前往瑞士，常因日益嚴重的眼疾尋求治療，也為女兒露西婭尋求心理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占領法國後，喬伊斯於1940年遷回蘇黎世，並於1941年在當地接受潰瘍穿孔手術後去世，終年5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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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詹姆斯·喬伊斯於1882年2月2日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拉思加布賴頓廣場41號[6]，父親是約翰·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母親是瑪麗·簡·喬伊斯，本姓默里，暱稱「梅」。他是十名未夭折的兄弟姐妹中的長子。1882年2月5日，他在附近特倫紐爾的聖約瑟夫教堂由約翰·奧馬洛伊神父施洗，受洗名為詹姆斯·奧古斯丁·喬伊斯[i]，教父母是菲利普和埃倫·麥卡恩。[7]喬伊斯家庭來自科克郡的弗莫伊，當地曾擁有一家小型鹽和石灰作坊。喬伊斯的祖父詹姆斯·奧古斯丁迎娶了科克市議員約翰·奧康奈爾的女兒埃倫·奧康奈爾，約翰在科克經營一家布匹公司並擁有其他地產。埃倫的家族自稱與在1829年為愛爾蘭人爭得天主教解放的政治領袖丹尼爾·歐康諾有親緣關係。[8]
1887年，約翰·喬伊斯被都柏林公會任命為徵稅員，家人遷往距都柏林19公里的時尚小鎮布雷。大約在這一時期，喬伊斯遭狗襲擊，由此終生怕狗。[9][ii]他後來又在迷信的姨母影響下對雷暴產生恐懼[11]，他的姨母將雷暴稱為上帝震怒的徵兆。[12][iii]
1891年，9歲的喬伊斯寫下詩作《汝亦焉，希利》，悼念查爾斯·史都華·巴奈爾的去世。該詩由他的父親印成單頁並分發給朋友。[14]詩中表達了父親的情緒[15]：他因巴奈爾遭到愛爾蘭天主教會、愛爾蘭議會黨、英國自由黨昭然背棄而憤怒，這種背棄最終導致在英國議會中爭取愛爾蘭自治失敗。[16]（尤其是來自教會的）這種背叛感給喬伊斯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並在他的一生與藝術創作中反覆顯現。[17]
同年，他的家庭開始陷入貧困，而父親的酗酒和財務管理不善使情況惡化。[18]1891年11月，約翰·喬伊斯的名字被刊登在《斯塔布斯公報》（債務人和破產者的黑名單）上，他也因此被暫時停職。[19]1893年1月，他被解僱，只領取一份縮水的養老金。[20]
喬伊斯於1888年開始接受教育，就讀於位於基爾代爾郡克蘭附近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克朗戈斯伍德學院，但在1891年因父親無力支付學費而被迫離校。[21]此後他在家自學，並短暫就讀於都柏林北里士滿街由基督教兄弟會開辦的奧康奈爾學校。後來，喬伊斯的父親偶然結識了耶穌會神父約翰·康米，他對喬伊斯家族有所耳聞。康米安排喬伊斯及其弟斯坦尼斯勞斯自1893年起免學費就讀於耶穌會在都柏林的美景學院。[22]1895年，年僅13歲的喬伊斯被同學推選加入聖母友會。[23]他在美景學院度過了五年時光，其智識成長受到《學習綱要》所規定的耶穌會教育原則的引導。[24]在1898年畢業前的最後兩年裡[25]，他在英語作文比賽中均獲得第一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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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歲月
1898年，喬伊斯進入大學學院[iv]就讀，學習英語、法語、意大利語。[30]在校期間，他接觸到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學，這對他此後一生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31]他積極參與都柏林的戲劇與文學圈子，最親近的同輩人包括喬治·克蘭西、湯姆·凱特爾、弗朗西斯·希伊-斯凱芬頓等當時愛爾蘭的重要人物。[32]他在這一時期結識的許多人後來都出現在他的作品中。[33]他首次發表的作品是一篇讚揚亨里克·易卜生戲劇《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的書評，刊登於1900年的《雙周評論》。受易卜生作品的激勵，喬伊斯用挪威語給易卜生寫了一封崇拜信[34][v]，並創作了戲劇《輝煌事業》（英語：A Brilliant Career）[37]，但後來將其銷毀。[38][vi]
1901年，愛爾蘭全國人口普查將喬伊斯登記為一名19歲的未婚學生，會說愛爾蘭語和英語，與父母、六位姐妹、三位兄弟同住在都柏林克朗塔夫的皇家露台路（今因弗內斯路）。[40]這一年，他結識了奧利弗·聖約翰·戈加蒂[41]，是《尤利西斯》中壯鹿馬利根一角的原型。[33]11月，喬伊斯撰寫了文章《暴民之日》（英語：The Day of the Rabblement），批評愛爾蘭文學劇院不願上演易卜生、列夫·托爾斯泰、格哈特·霍普特曼等劇作家的作品。[42]他反對懷舊式的愛爾蘭民粹主義，主張向外開放、具有世界主義視野的文學。[43]由於文中提及天主教會禁書目錄上的鄧南遮小說《火》[44]，學院雜誌拒絕刊登這篇文章。喬伊斯與同樣遭到退稿的希伊-斯凱芬頓將各自的文章合併印刷並散發。阿瑟·格里菲斯在其報紙《聯合愛爾蘭人》上譴責了對喬伊斯作品的審查。[45]
1902年10月，喬伊斯畢業於大學學院。他一度考慮攻讀醫學[46]，並開始在都柏林的天主教大學醫學院旁聽課程。[47]由於醫學院拒絕提供可資助學業的助教職位，他離開都柏林前往巴黎學醫[48]，並獲准在巴黎大學醫學院旁聽物理、化學、生物學的證書課程。[49]到1903年1月底，他已放棄學醫計劃[50]，但仍留在巴黎，常常在聖日內維耶圖書館讀書至深夜。[51]他頻繁給家中寫信，稱因水質、寒冷天氣、飲食變化而身體欠佳[52]，藉此向本就拮据的家人請求財務資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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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後的都柏林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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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喬伊斯得知母親病危[vii]，立即返回愛爾蘭。[60]他悉心照料母親，並朗讀自己的寫作草稿，這些內容後來被加工進他未完成的小說《斯蒂芬英雄》。[61]在生命的最後時日裡，母親曾多次勸他懺悔並領受聖體，但未能如願。[62][viii]她於8月13日去世。[64]喬伊斯和斯坦尼斯勞斯拒絕像家中其他成員那樣跪在母親床邊祈禱。[65]此後數月間，約翰·喬伊斯的酗酒和暴躁行為愈發嚴重，家庭開始分崩離析。[66]喬伊斯常與戈加蒂及其醫學院的同伴縱酒作樂[67]，並靠寫書評勉強維生。[68]
1904年6月10日，喬伊斯結識了諾拉·巴納克爾，人生由此開始轉變。諾拉來自戈爾韋，當時20歲，在都柏林做女傭。[69]1904年6月16日[ix]，兩人首次單獨外出，沿着都柏林郊區林森德散步，其間諾拉為他自慰。[72]這天後來被選定為《尤利西斯》情節發生的日期，在大眾文化中被稱為布盧姆日，名自小說主人公利奧波德·布盧姆。[73]這段關係自此開始，持續了37年，直到喬伊斯去世。[74]不久之後，喬伊斯在與同伴外出後[75]，在聖斯蒂芬綠地向一名年輕女子搭話，卻遭到她的同伴毆打。他父親的熟人阿爾弗雷德·H·亨特將他扶起並帶回家中照料傷勢。據傳亨特是猶太人且妻子不忠，這兩個要素都被喬伊斯融入利奧波德·布盧姆。[76]
喬伊斯是才華出眾的男高音，並曾認真考慮成為音樂表演者。[77][x]1904年5月8日，他參加了愛爾蘭音樂比賽「音樂節」[79]，該賽事面向有潛力的作曲家、器樂演奏者、歌唱家。[80]在比賽前的數月里，喬伊斯師從聲樂教師貝內代托·帕爾米耶里和文森特·奧布賴恩學習演唱。[81]他通過典當部分書籍來支付報名費。[82]參賽者要求演唱三首歌曲，喬伊斯前兩首表現出色，但在被要求視奏第三首時，他拒絕了。[83]儘管如此，他仍獲得了第三名獎章。[xi]賽後，帕爾米耶里致信喬伊斯，稱評委、流行歌曲《登山纜車》作曲者路易吉·登扎高度評價了他的嗓音[88]，並表示若非視唱能力不足及訓練不夠，本可授予他第一名。[89]帕爾米耶里提出免費為喬伊斯授課，但喬伊斯予以拒絕，不過同年他仍繼續在都柏林的音樂會上演唱。[90]他於8月27日的音樂會演出或許徹底贏得了諾拉的芳心。[91]雖然喬伊斯最終並未走上歌唱事業之路，但他在文學作品中融入了成千上萬的音樂典故。[92]
整個1904年，喬伊斯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學聲譽。1月7日，他試圖發表探討美學的散文作品《藝術家的肖像》（英語：A Portrait of the Artist）[93]，但被知識分子期刊《然後》（中古愛爾蘭語：Dana）拒稿。隨後他將其改寫為以自身青年經歷為題材的小說《斯蒂芬英雄》，苦心寫作多年，最終卻將其棄置。[xii]他還寫下諷刺詩《宗教法庭》（英語：The Holy Office）[95]，戲仿葉芝的《致未來時代的愛爾蘭》（英語：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96][xiii]，再次嘲諷愛爾蘭文學復興[99]，這首詩同樣因「褻瀆神聖」遭拒。[100]他在這一時期完成了詩集《室內樂》[101]，亦未能立即出版。[102][xiv]不過，他也發表了三首詩，一首刊於《然後》[105]，兩首刊於《議長》[106]，而喬治·威廉·羅素[xv]則在《愛爾蘭農莊》上發表了喬伊斯的三篇短篇小說——《姐妹倆》、《伊夫琳》、《賽車之後》，這些作品構成了《都柏林人》的雛形。[109]
1904年9月，喬伊斯在尋找住處時遇到困難，遂搬入都柏林附近戈加蒂租用的一座馬爾泰洛塔。[110]然而不到一周他便離開，因為戈加蒂與另一名室友德莫特·切內維克斯·特倫奇在深夜朝着懸掛在喬伊斯床正上方的鍋具開槍射擊。[111]藉助格雷戈里夫人及其他幾位熟人的資助，不到一個月後，喬伊斯便與諾拉離開了愛爾蘭。[112]
1904年–1906年：蘇黎世、波拉、的里雅斯特
1904年10月，喬伊斯與諾拉開始了自我放逐的生活。[113]他們短暫停留於倫敦和巴黎以籌措經費[114]，隨後前往蘇黎世。喬伊斯此前通過英國中介得知貝爾利茨語言學校有職位空缺，但抵達後卻發現並無。[115]兩人在蘇黎世停留了一周多。[116]隨後，學校負責人將喬伊斯介紹到的里雅斯特[117]（該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屬於奧匈帝國，現位於意大利）但那裡同樣沒有空缺職位。[xvi]的里雅斯特的校長阿爾米達諾·阿爾蒂福尼最終為他在波拉（當時奧匈帝國的重要海軍基地，現稱普拉，位於克羅地亞）安排了一份工作，他主要為海軍軍官教授英語。[119]兩人離開愛爾蘭還不到一個月，諾拉便已懷孕。[120]喬伊斯很快與波拉校長亞歷山德羅·弗蘭奇尼·布魯尼及其妻克洛蒂爾德成為密友。[121]1905年初，兩個家庭已同住一處。[122]喬伊斯空餘時間堅持寫作，完成了《都柏林人》中的短篇小說《泥土》，並繼續創作長篇小說《斯蒂芬英雄》。[123]他厭惡波拉，稱其為「上帝遺棄之地——海軍的西伯利亞」[124]，在確認的里雅斯特有職位空缺後即刻遷離。[125][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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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3月，23歲的喬伊斯遷居的里雅斯特，在貝爾利茨語言學校教授英語。[128]同年6月，他的諷刺詩《宗教法庭》得以發表。[129]
1905年7月27日，諾拉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喬治奧。[130][xviii]此後，喬伊斯說服斯坦尼斯勞斯前往的里雅斯特，並為他在貝爾利茨語言學校謀得一份工作。斯坦尼斯勞斯於當年10月抵達後便與喬伊斯同住，但他的大部分薪水都直接用於補貼喬伊斯的家庭。[132]1906年2月，喬伊斯一家再次與弗蘭奇尼·布魯尼一家合住一套公寓。[133]
在這一時期，喬伊斯完成了《斯蒂芬英雄》的24個章節[134]，以及《都柏林人》除最後一篇外全部短篇[135]，但始終無法為《都柏林人》找到出版機會。儘管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已與喬伊斯簽訂合同，印刷商卻拒絕印刷他們認為有爭議的段落；若因傳播淫穢語言被訴諸法庭，他們得不到英國法律的庇護。[136]理查茲與喬伊斯試圖尋找既能避免法律風險、又不在藝術上妥協的解決方案。然而，在協商過程中，理查茲開始更為仔細地審查這些故事，逐漸擔心該書會損害其出版社的聲譽，最終撤回了原先的出版承諾。[137]
的里雅斯特是喬伊斯到1920年的主要居住地[138]；其間他曾短暫居住羅馬、返回都柏林，並在一戰期間遷居蘇黎世，但的里雅斯特成為了他的「第二都柏林」[139]，並在其作家生涯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40][xix]在這裡，他完成了《都柏林人》，將《斯蒂芬英雄》重寫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寫下並發表了他唯一的戲劇《流亡》，並在整理筆記與草稿的過程中，決定將《尤利西斯》擴展為長篇小說[142]，在的里雅斯特逐步塑造了利奧波德與莫莉·布盧姆兩個人物。[143]小說中的許多細節取材於他對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觀察[144]，而其中的一些文體創新似乎也受到了意大利未來主義的影響。[145][xx]《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中甚至出現了的里雅斯特方言的詞語。[147]喬伊斯也是在的里雅斯特接觸到了希臘東正教的儀式。在其影響下，他重寫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並在後來創作《尤利西斯》中的宗教儀式戲仿時加以借鑑。[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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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915年：羅馬和的里雅斯特，以及數次短居都柏林
1906年5月下旬，貝爾利茨語言學校的校長在侵吞公款後潛逃。阿爾蒂福尼接管了學校，但告知喬伊斯，校方只能留用他和斯坦尼斯勞斯中一位。[151]喬伊斯正對的里雅斯特已感厭倦，又因《都柏林人》始終無法出版而灰心，但留意到羅馬一家銀行招聘通信文員的廣告，薪水是他當時的兩倍[152]；獲聘之後，他於7月底赴羅馬任職。[153]
喬伊斯覺得自己在羅馬的短暫停留期間成就不多[154]，但這段經歷對他的寫作產生了深遠影響。[155]儘管新工作占據了他大部分時間，他仍修訂了《都柏林人》，並繼續創作《斯蒂芬英雄》。[156]正是在羅馬，他萌生了《死者》的構想（後來成為《都柏林人》的壓軸之作）[157]以及《尤利西斯》的最初念頭[158]，當時《尤利西斯》尚被設想為一篇短篇小說。[xxi]他在這座城市的生活經歷，也成為戲劇《流亡》的靈感來源之一。[160]在羅馬期間，他深入研讀了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古列爾莫·費雷羅的著作。[161]費雷羅對歷史的反英雄式解讀、對軍國主義的批判、對猶太人所持的矛盾態度[162]都被融入《尤利西斯》，尤為明顯地體現在利奧波德·布盧姆這一人物身上。[163]在倫敦，出版商查爾斯·埃爾金·馬修斯在英國詩人阿瑟·西蒙斯的推薦下出版了《室內樂》。[164]不過，喬伊斯對工作不滿，財務也捉襟見肘；當他得知諾拉再次懷孕時，認清自己需要額外的支持。[165]七個月後，他離開了羅馬。[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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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喬伊斯返回的里雅斯特，但未能找到全職工作。他再次以英語教師為業，在貝爾利茨語言學校兼職，也私下授課。[167]作家埃托雷·施米茨（以筆名伊塔洛·斯韋沃為人熟知）正是他的學生。斯韋沃出身於猶太家庭、信奉天主教，後來也成為《尤利西斯》中利奧波德·布盧姆的人物原型之一。[168]喬伊斯對猶太教的了解多半來自他。[169]兩人結下了長久的友誼，並互為批評者。[170]斯韋沃認可喬伊斯的作家身份，也幫助他克服創作《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瓶頸。[171]意大利報紙《晚間小報》（義大利語：Piccolo della Sera）的編輯羅伯托·普雷齊奧索也是喬伊斯的學生。他委託喬伊斯為該報撰稿，給予他財務幫助。喬伊斯很快寫成了三篇文章，面向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領土收復主義者，間接將他們擺脫奧匈帝國統治的願望與愛爾蘭反抗英國統治的鬥爭作類比。[172]喬伊斯還通過在的里雅斯特人民大學（義大利語：Università popolare）舉辦系列講座來增加收入，內容涉及愛爾蘭與藝術[173]及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174]
1907年5月，喬伊斯突發風溼熱[175]，病情使他數周無法行動。[xxii]這次疾病加重了困擾他終生的眼疾。[181]在他尚處康復期間，1907年7月26日，露西婭出生。[182][xxiii]養病期間，他得以完成《都柏林人》的最後一篇《死者》。[184]
儘管素來嗜酒[185]，喬伊斯在1908年曾一度戒酒。[186]他將《斯蒂芬英雄》改寫為更為凝練、內省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並於4月前完成了第三章[187]；同時在尼科洛·維達科維奇的幫助下，將約翰·米林頓·辛格戲劇《騎馬下海的人》譯成意大利語。[188]他甚至再次開始上聲樂課。[189]喬伊斯一直在為《都柏林人》尋找英國出版商卻未能成功，於是轉而將書稿提交給都柏林的蒙塞爾公司，由喬治·羅伯茨經營。[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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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7月，喬伊斯從一位學生那裡獲得了一年的學費預付款，隨即返回愛爾蘭，將喬治奧介紹給他自己在都柏林的家人及諾拉在戈爾韋的家人。[191]他曾申請母校（當時已更名為都柏林大學學院）的意大利語教授席位，但未成功。[192]他與羅伯茨會面，羅伯茨對出版《都柏林人》表現出積極態度。[193]9月，喬伊斯帶妹妹伊娃返回的里雅斯特，她幫助諾拉操持家務。[194]喬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只停留了一個月，便幾乎立刻萌生了在都柏林創辦電影院的念頭——當時都柏林尚無影院，而的里雅斯特已有。他很快獲得了幾位的里雅斯特商人的支持，並於10月返回都柏林，創辦了愛爾蘭第一家電影院伏打放映廳。[195]影院開業初期反響良好，但在喬伊斯離開後逐漸瓦解。[196]1910年1月，他又與另一位妹妹艾琳一同返回的里雅斯特。[197][xxiv]
1910年至1912年間，喬伊斯依然缺乏穩定收入，這使他與不斷借錢給他而極度不滿的斯坦尼斯勞斯之間的矛盾達到頂點。[201]1912年，普雷齊奧索為他安排了在彌涅耳瓦學會（義大利語：Società di Minerva）就《哈姆雷特》進行講座，時間從1912年11月至1913年2月。[202]喬伊斯再次在人民大學就英國文學的多個主題授課，並申請帕多瓦大學的英語教學文憑。[203]他在資格考試中表現優異，卻因意大利不承認其愛爾蘭大學學位而遭到拒絕。1912年年中，喬伊斯與家人短暫返回都柏林。[204]在此期間，他與羅伯茨圍繞《都柏林人》出版問題持續了三年的鬥爭[205]宣告結束：羅伯茨以可能涉及誹謗為由拒絕出版，並命令銷毀已印好的書頁，但喬伊斯設法保留了一套校樣。[xxv]回到的里雅斯特後，喬伊斯寫下痛斥羅伯茨的檄文《火爐冒出的煤氣》（英語：Gas from a Burner）。[207]此後，他再也沒有回到都柏林。[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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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理查茲同意出版《都柏林人》，喬伊斯的境遇開始好轉。該書於1914年6月15日正式發行[209]，距離喬伊斯最初將書稿提交給他已過去八年半。[210]大約同時，喬伊斯還意外地獲得了重要的支持者：當時居住在倫敦的埃茲拉·龐德。[xxvi]在葉芝的建議下[212]，龐德致信喬伊斯，詢問是否可以在期刊《意象派》中刊登《室內樂》中的一首詩《我聽到一支軍隊向着陸地衝來》（英語：I hear an army charging upon the land）。兩人由此開始通信，往來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末。龐德成為喬伊斯最重要的推介者，幫助確保他的作品得以出版並廣為傳播。[213]
在龐德說服多拉·馬斯登在倫敦文學雜誌《唯我主義者》上連載《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後[214]，喬伊斯的寫作速度明顯加快。他於1914年完成了《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215]；重新着手戲劇《流亡》，並於1915年完成[216]；開始創作中篇小說《伽寇摩·喬伊斯》，但最終將其擱置[217]；同時着手起草《尤利西斯》。[218]
1914年8月，一戰爆發。雖然喬伊斯和斯坦尼斯勞斯都是英國臣民，而英國此時已與奧匈帝國交戰，但他們仍留在的里雅斯特。甚至當斯坦尼斯勞斯因公開表示同情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領土收復主義者而於1915年1月初被拘禁時，喬伊斯依然選擇留下。1915年5月，意大利向奧匈帝國宣戰[219]，不到一個月後，喬伊斯終於攜家人遷往中立國瑞士的蘇黎世。[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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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920年：蘇黎世和的里雅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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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伊斯抵達蘇黎世時處於雙重流亡狀態：他既是持英國護照的愛爾蘭人，又是被奧匈帝國假釋的的里雅斯特居民。[221]為前往瑞士，他不得不向奧匈當局保證在戰爭期間不會協助協約國，並且他與家人幾乎將所有財物都留在了的里雅斯特。[222]戰爭期間，英國和奧匈帝國的情報機構都監視過喬伊斯。[223]
喬伊斯的首要問題是謀生。諾拉的親戚寄來了一小筆錢，幫助他們度過最初的幾個月。龐德和葉芝與英國政府斡旋，使喬伊斯於1915年獲得皇家文學基金的津貼，並在次年從英國政府的民事清單中獲得資助。[224]最終，喬伊斯還從《唯我主義者》主編哈麗雅特·肖·韋弗及居住在蘇黎世、師從卡爾·榮格的心理治療師伊迪絲·洛克菲勒·麥考密克那裡獲得了數額可觀且定期的財務支持。[225]韋弗在喬伊斯餘生中始終資助他，甚至支付了他的葬禮費用。[226]1917年至1919年初，喬伊斯的財務狀況相對穩定，生活優渥[227]，一家人有時還會前往瑞士意大利語區的洛迦諾居住。[228]然而，喬伊斯的健康問題未曾緩解。在蘇黎世期間，他和諾拉都曾被診斷為「神經衰弱」[229]，他還接受了多次眼部手術。[230]
戰時，蘇黎世成為充滿活力的流亡者社群中心。喬伊斯常在孔雀咖啡館（德語：Cafe Pfauen）度過夜晚[231]，在那裡結識了居住在這座城市的藝術家，包括雕塑家奧古斯特·祖特爾[232]和畫家弗蘭克·巴金。[233]他常將與他們相處的經歷作為《尤利西斯》的素材。[234]他還結識了作家斯蒂芬·茨威格[235]，茨威格於1919年8月在慕尼黑組織了戲劇《流亡》的首演。[236]喬伊斯也注意到正在伏爾泰酒館逐漸成形的達達主義。[237][xxvii]他甚至可能在奧德翁咖啡館（Cafe Odeon）[239]遇到過同樣常去那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弗拉基米爾·列寧。[240]
喬伊斯始終保持着對音樂的濃厚興趣。他結識了費盧西奧·布索尼[241]，與奧托·呂寧合作安排音樂演出，並向菲利普·雅爾納赫學習音樂理論。[242]他所掌握的諸多記譜法和對位法知識後來大量融入《尤利西斯》，尤其是「賽壬」一章。[243]
喬伊斯刻意迴避公開討論戰爭，並嚴格保持中立。[244]他對1916年愛爾蘭復活節起義鮮發表評論；儘管同情愛爾蘭獨立運動[245]，但他並不認同其暴力方式。[246][xxviii]他始終專注於《尤利西斯》的創作[248]，以及為作品出版而進行的鬥爭。《唯我主義者》上連載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部分章節曾遭印刷商刪改，但整部小說最終於1916年由B·W·許布施出版。[249]1918年，瑪格麗特·C·安德森同意在其創辦及擔任主編的紐約文學雜誌《小評論》上連載《尤利西斯》，由龐德促成。[250]
喬伊斯參與創立了戲劇演出團體「英語演員團」（英語：The English Players）並擔任其業務經理。該公司在向英國政府推介時，定位為對戰爭動員的經濟和文化貢獻[252]，主要上演愛爾蘭劇作家的作品，如奧斯卡·王爾德、蕭伯納、約翰·米林頓·辛格。[253]演出辛格《騎馬下海的人》（諾拉飾演女二號凱瑟琳）和勃朗寧《陽台上》時，喬伊斯在後台演唱。[254]他希望劇團最終能上演自己的戲劇《流亡》[255]，但在1918年流感之後，他對英語演員團的參與逐漸減少，不過公司一直持續活動到1920年。[256]
喬伊斯在英語演員團的工作還將他捲入訴訟。受傷退役的戰爭老兵、英國領事亨利·威爾弗里德·卡爾指控喬伊斯在《不可兒戲》中未足額支付其演出報酬，並提起索賠訴訟；喬伊斯則反訴其誹謗。兩起案件於1919年結案，喬伊斯在索賠案中勝訴，但在誹謗案中敗訴。[257]該事件使喬伊斯在其後來的蘇黎世歲月中與英國領事館長期不和。[258]
到1919年，喬伊斯再次陷入財務困境。麥考密克停止向他提供津貼，部分原因是喬伊斯拒絕接受榮格的精神分析[259]；同時，戰後蘇黎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隨着城中的流亡者陸續返回故鄉，他也愈發感到孤立。1919年10月，喬伊斯一家遷回的里雅斯特，但這座城市已今非昔比：奧匈帝國不復存在，的里雅斯特如今是戰後復甦中的意大利城市。[260]回到的里雅斯特八個月後，喬伊斯前往意大利錫爾苗內會見龐德，龐德為他安排遷居巴黎事宜。[261]1920年6月，喬伊斯與家人收拾行囊，啟程前往巴黎。[262]
1920年–1941年：巴黎和蘇黎世
1920年7月，喬伊斯與家人抵達巴黎，原本只是將此地作為前往倫敦途中的中轉站。[263]最初四個月里，他住在盧德米拉·薩維茨基家中[264]，並結識了經營左岸莎士比亞書店的西爾維婭·畢奇。[265]畢奇很快成為喬伊斯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人物，為他提供財務支持[266]，並出版他的作品。[267]通過畢奇和龐德，喬伊斯迅速融入巴黎知識界，進入國際現代主義藝術家社群。[268]他結識了瓦萊里·拉爾博，拉爾博積極向法國讀者推介喬伊斯的作品[269]，並監督了《尤利西斯》的法語翻譯。[270]巴黎隨後成為喬伊斯一家長達二十年的主要居住地，不過他們多次在城內搬家。[271]
喬伊斯於1921年末完成了《尤利西斯》，但在出版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在律師約翰·奎因的財務支持下[272][xxix]，安德森及其聯合編輯簡·希普自1918年3月起在《小評論》上連載該書[273]；然而，1919年1月和5月的兩期內容因被認定為淫穢且可能具有顛覆性而遭到查禁。[274]1920年9月，紐約取締惡習協會一名紐約律師的女兒未訂閱《小評論》，卻收到了載有「瑙西卡」一章的刊本，由此引發正式投訴。[272]審理過程一直持續到1921年2月，最終在奎因的辯護下，安德森和希普因出版淫穢內容各被罰款50美元[275]，並被勒令停止連載《尤利西斯》。[276]曾表示有意在美國出版該小說的許布施在審判結束後也打消了這一念頭。[277]韋弗未能在英國找到印刷商[278]，而該小說於1922年在英國亦因淫穢遭禁，直到1936年才被解除黑名單。[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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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森和希普被勒令停止印刷《尤利西斯》之後，畢奇幾乎立即同意通過她的書店出版該書。[280]她將書籍寄送給巴黎和美國那些已預訂的讀者；韋弗將畢奇的印版寄給英國的訂閱者。[281]不久之後，兩國的郵政部門便開始沒收這些書籍[282]，隨後又以走私方式流入兩國。[283][xxx]由於當時該作品在美國尚無版權，地下盜印本迅速出現，其中包括出版商塞繆爾·羅思發行的盜版，1928年法院下達禁令後他才停止相關行為。[285]《尤利西斯》到1934年才得以在美國合法出版，當時約翰·M·伍爾西法官在合眾國訴《尤利西斯》一書案中裁定該書並不淫穢。[286]
1923年，喬伊斯開始創作他的下一部作品：後定名為《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的實驗小說。[287][xxxi]這部作品歷時16年才完成。[289]最初，喬伊斯將其稱為《創作中的作品》（英語：Work in Progress）；1924年4月，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在其雜誌《跨大西洋評論》上發表其中「馬馬路約」一章時，亦沿用這一名稱。1926年，尤金和瑪麗亞·喬拉斯在他們的雜誌《轉變》上開始連載該小說。當作品的部分內容首次問世時，喬伊斯的一些支持者——如斯坦尼斯勞斯、龐德、韋弗[290]——也對其評價不佳[291]；同時，它還遭到肖恩·奧費蘭、溫德姆·劉易斯、麗貝卡·韋斯特等作家的批評。[292]對此，喬伊斯與喬拉斯夫婦組織出版了一本文集《我們圍繞他對〈創作中的作品〉的考察所作的事實化的考察》，收錄了多篇讚譽該作的評論，作者包括薩繆爾·貝克特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293]出版這本文集的另一目的，是將更廣泛宣傳《創作中的作品》。[294]1939年，小說完成，喬伊斯正式公布其書名為《芬尼根的守靈夜》[295]，並在T·S·艾略特的協助下[296][xxxii]由倫敦費伯出版社出版。[298]
巴黎歲月中，健康問題始終困擾着喬伊斯。他接受了十多次眼部手術[299]，但視力仍嚴重衰退。[300]到1930年時，他左眼幾乎失明，右眼的視力也十分有限。[301]由於感染，他的牙齒被全部拔除。[302]喬伊斯一度擔心自己可能無法完成《芬尼根的守靈夜》，甚至請求愛爾蘭作家詹姆斯·斯蒂芬斯在他無力繼續寫作時接手完成該書。[303]
喬伊斯的財務問題依然存在。儘管此時他已能從投資和版稅中獲得可觀收入，但揮霍無度的消費習慣常使他手頭拮据。[304]不過他仍於1927年出版了詩集《一分錢一枚的果子》，收錄了13首他在的里雅斯特、蘇黎世、巴黎創作的詩作。[305]
1930年，喬伊斯再次開始考慮定居倫敦[306]，主要目的是確保剛與海倫·弗萊施曼結婚的喬治奧能夠在英國法律之下順利獲得繼承權。[307]喬伊斯遷居倫敦，簽下一間公寓的長期租約，登記進入選民名冊，並具備了履行陪審團義務的資格。在同居27年之後，喬伊斯與諾拉於1931年7月4日在肯辛頓和切爾西登記處正式結婚。[308]喬伊斯在倫敦停留了至少六個月以確立其居民身份，但當年晚些時候，露西婭顯露出精神疾病的跡象，他便中途取消公寓租約並返回巴黎。他原本計劃再回倫敦，但最終未能成行，後來也逐漸對英國心生疏離。[309]
晚年時期，喬伊斯主要居住在巴黎，但經常前往瑞士接受眼部手術[xxxiii]，或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311]的露西婭尋求治療。[312]露西婭曾接受榮格的精神分析，而榮格早先曾評論《尤利西斯》的寫作方式類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語言。[313][xxxiv]榮格認為，露西婭與其父親如同兩個人走入一條河中：喬伊斯是縱身躍入，而露西婭則是失足墜落。[315]儘管喬伊斯竭力幫助女兒，露西婭在他去世後仍長期被收治於精神病院。[316]
1930年代末，喬伊斯愈發擔憂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興起。[317]1938年，他曾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的迫害。[318]1940年法國淪陷後，喬伊斯與家人逃離納粹占領區，最後一次返回蘇黎世。[319]
死亡
1941年1月11日，喬伊斯在蘇黎世因十二指腸潰瘍穿孔接受手術。次日他陷入昏迷。1941年1月13日凌晨2點，他短暫甦醒，要求護士去叫他的妻子和兒子。他們尚在途中，喬伊斯便於15分鐘後去世，享年58歲。[320]
他的遺體安葬於蘇黎世的弗倫特恩公墓。安葬儀式上，瑞士男高音馬克斯·邁利演唱了蒙特威爾第歌劇《奧菲歐》中的詠嘆調「告別大地，告別蒼穹」（義大利語：Addio terra, addio cielo）。[321]喬伊斯一生都是英國臣民；雖然當時有兩位愛爾蘭高級外交官在瑞士，出席葬禮的卻只有英國領事。伯爾尼代辦弗蘭克·克雷明斯將喬伊斯去世的消息告知都柏林外交事務部秘書約瑟夫·沃爾什時，沃爾什回復道：「請電告喬伊斯死亡詳情。如有可能，查明他是否以天主教徒身份去世。向喬伊斯夫人致以慰問，並說明無法出席葬禮的原因。」[322]喬伊斯最初葬於普通墓地，1966年遷葬至更為顯著的「榮譽墓」，墓旁豎立着美國藝術家米爾頓·赫博爾德創作的坐像雕塑。諾拉比他多活了十年，亦安葬於其側；他們的兒子喬治奧於1976年去世，也長眠於此。[322]
喬伊斯去世後，儘管美國外交官約翰·J·斯洛克姆不斷遊說[322]，愛爾蘭政府仍拒絕諾拉將喬伊斯遺骸遷回本國安葬的請求。[323]2019年10月，都柏林市議會提出動議，擬在尊重喬伊斯家庭意願的前提下制定計劃並撥付預算，將喬伊斯及其家人的遺體遷出並重新安葬於都柏林某處。[324]該提議隨即引發爭議，《愛爾蘭時報》評論道：「人們很難不懷疑，當代愛爾蘭與其偉大作家的關係中存在着精於算計、甚至帶有商業意味的因素——我們往往熱衷於『頌揚』他們，若有可能還會從中牟利，卻不真正去閱讀他們的作品。」[325]
政治觀點
喬伊斯一生始終對愛爾蘭政治[326]及其與大英帝國的關係保持積極關注。[327]他研習過社會主義[328]和無政府主義[329][xxxv]，曾參加社會主義集會，並形成了個人無政府主義立場，其思想來源包括班傑明·塔克的哲學以及王爾德的文章《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333]他將自己的立場描述為「社會主義藝術家」。[334]喬伊斯對政治的直接介入在的里雅斯特時期最為強烈：他撰寫並投遞報刊文章、發表演講、書寫公開信，主張愛爾蘭擺脫英國統治而實現獨立。[335]離開的里雅斯特之後，喬伊斯直接參與政治的程度減弱[336]，但他後期的作品依然體現出其思想之堅定。[337]他始終同情個人無政府主義，並批判民族主義等具有強制性的意識形態。[338][xxxvi]他的小說涉及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愛爾蘭民族主義等議題。[341]《尤利西斯》常被解讀為對英國統治對愛爾蘭人民影響的批判[342]；而《芬尼根的守靈夜》則被視為對愛爾蘭政治中分裂問題的探究[343]，以及對殖民主義與種族之間關係[344]、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施加的強制壓迫的反思。[345]
喬伊斯批判英國在愛爾蘭的統治，並同情建立獨立愛爾蘭共和國的努力。[346]1907年，在1922年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之前，他便已公開表示支持新芬黨早期的運動。[347]然而，喬伊斯始終拒絕將自己的英國護照更換為愛爾蘭護照。[348]1935年，當他可以選擇時，他選擇續辦英國護照，而非申領愛爾蘭自由邦的護照[349][xxxvii]；1940年，在接受愛爾蘭護照本可使他更容易離開維希法國的情況下，他仍決定繼續持有英國護照。[351]他拒絕更換護照的部分原因在於英國護照在國際上為他帶來的便利[352]，同時也因為他不認同愛爾蘭政治中的暴力手段[353]，並對愛爾蘭自由邦在政治上與天主教會的結盟深感失望。[354][xxxviii]
宗教觀點
喬伊斯與宗教之間關係複雜。[357]他在生命早期便逐漸脫離教會[358]；他本人[xxxix]以及斯坦尼斯勞斯[xl]的第一手陳述都表明，他並不將自己視為一名天主教徒，但他的作品深受天主教影響。[361]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思想基礎深植於早年的耶穌會教育之中。[362][xli]他離開愛爾蘭之後有時仍會去教堂；在的里雅斯特居住期間，他會在濯足節和聖週五清晨起身參加彌撒[364][xlii]，並且偶爾參加東正教的禮拜，稱自己更喜歡那裡的儀式。[366]
喬伊斯去世時，妻子諾拉拒絕為他舉行天主教葬禮。[xliii]他的作品中頻繁出現對天主教的批評、嘲諷乃至褻瀆[368]，同時他又將天主教的儀式與觀念挪用於自身的藝術目的。[369]因此，一些評論家認為喬伊斯已徹底拒斥天主教[370]；而天主教徒則主張，喬伊斯從未完全放棄信仰[371]，而是在寫作中不斷與之搏鬥，並逐漸走向和解。[372]他們將《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視為天主教感性的表達[373]，並堅持認為小說人物對宗教所發表的批判性言論不等於作者本人的立場。[374]
另一些評論者認為，喬伊斯表面上的叛教與其說是否認信仰，不如說是一種轉化[375]，他批判的是教會對精神生活、政治、個人發展的不利影響。[376]他對天主教的態度常被描述為謎題，其中仿佛存在着兩個喬伊斯：一個是反抗天主教權威的現代喬伊斯，另一個則仍忠於其傳統。[377]他常被比作中世紀的漂泊主教，這些人脫離了教會紀律，卻並未拋棄其思想上的文化遺產。[378]
喬伊斯對有關自身信仰的問題往往含糊其辭地回應。例如，在《尤利西斯》完成後的一次訪談中，有人問他：「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天主教會的？」他回答道：「那得由教會來說。」[379]
主要作品
《都柏林人》首次出版於1914年，由15篇短篇小說組成[380]，以自然手法描繪了20世紀初都柏林及其周邊地區愛爾蘭中產階級的生活。這些故事寫成之時，正值愛爾蘭民族主義高漲、民族認同不斷被追尋的時期。喬伊斯將這一認同置於鏡中加以審視，將其視為愛爾蘭實現精神解放的第一步。[381][xliv]這些故事的核心圍繞着喬伊斯所提出的「頓悟」（英語：epiphany）觀念：人物在某一瞬間獲得足以改變人生的自我理解或啟示。《都柏林人》中的許多角色後來在喬伊斯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中以次要人物再次出現。[383]作品集中最初的幾篇由兒童敘述者講述，後續故事則逐漸轉向更年長人物的生活與憂慮。這與喬伊斯將全書劃分為童年、青春期、成年期三部分的構想一致。[384]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出版於1916年，是喬伊斯於1905年棄置的小說《斯蒂芬英雄》的刪節重寫。這是一部藝術家成長小說（德語：Künstlerroman），描寫主人公斯蒂芬·迪達勒斯的童年與青春期經歷，以及他逐漸形成藝術自覺的過程。[385]作品既可視為自傳式小說，也可視為其虛構主人公的傳記。[386]在這部小說中，已可見喬伊斯後來作品中常用的一些寫作技巧的端倪，例如意識流、內心獨白，以及對人物心理現實的關注，而非對外部環境的客觀描寫。[387]
儘管早年對戲劇懷有興趣，喬伊斯一生只發表過一部戲劇《流亡》。該劇於1914年一戰爆發後不久開始創作，並於1918年出版。它探討夫妻關係，在主題上既回望了《都柏林人》最後一篇《死者》，也預示了喬伊斯在該劇創作前後着手的《尤利西斯》。[388]
喬伊斯共出版過三本詩作。[389]第一部完整詩集是《室內樂》（1907年），由36首短抒情詩組成。這部詩集使他得以被收入由埃茲拉·龐德編輯、並積極推介喬伊斯作品的《意象派》。喬伊斯生前發表的其他詩作還包括《火爐冒出的煤氣》（1912年）、《一分錢一枚的果子》（1927年）、《瞧，這孩子》（拉丁語：Ecce Puer，寫於1932年，用以紀念孫子出生、父親不久前離世）。這些詩作後由黑太陽出版社匯編出版於《詩集》（英語：Collected Poems，1936年）中。[390]
《尤利西斯》的情節始於1904年6月16日早上8點，結束於次日凌晨2點之後不久。小說的大部分內容發生在人物的內心世界之中，通過內心獨白、對話、自語等手法加以呈現。全書共18章，每章大致對應一天中的一小時，並採用與其他章節迥異的文學風格。[391]每章也與荷馬《奧德賽》中一章、一種特定的顏色、一門特定的藝術或科學、人體的一個器官對應。[xlv]《尤利西斯》將《奧德賽》中的人物與事件移植到1904年的都柏林：奧德修斯（尤利西斯）、佩涅洛佩、忒勒瑪科斯分別化身為利奧波德·布盧姆、其妻莫莉·布盧姆、斯蒂芬·迪達勒斯。小說大量運用幽默手法[394]，包括戲仿、諷刺、喜劇，將書中人物與其荷馬史詩原型加以對照。喬伊斯通過不添加章節標題弱化了這種神話對應關係[395]，使作品脫離荷馬史詩的結構也能獨立閱讀。[396]
《尤利西斯》也可以被視為關於1904年都柏林的城市研究，深入探討了這座城市生活的諸多方面，着力描繪其骯髒與乏味。喬伊斯曾聲稱，倘若都柏林在某次災難中被毀，完全可以依據他的作品將其重建。[397]為實現這種高度細密的真實感，他依靠自身的記憶、他所聽說的他人回憶、大量閱讀，營造出近乎苛刻的精確性。[398]喬伊斯經常查閱1904年版的《湯姆黃頁》（詳細列出城中每處住宅和商業地產的業主與租戶的資料匯編），以確保描寫的準確無誤。[399]這種萬花筒般的寫作方式、對敘事結構所依託的嚴密形式框架的運用、對細節的極致關注，共同構成了《尤利西斯》對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400]
實驗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將意識流寫作[401]與文學典故的運用[402]推向極致。作品可從頭到尾閱讀，但喬伊斯通過文字遊戲徹底改造了傳統的情節與人物塑造觀念，使文本也能夠以非線性的方式閱讀。書中大量的文字遊戲源自一種奇特而晦澀的英語，主要建立在複雜的多層雙關之上。這種寫作方法與路易斯·卡羅在《炸脖龍》中的做法相似，卻在規模與複雜性上遠為宏大[403]，並且汲取了多種語言的資源。[404]由於其語言強烈的聯想特徵，《芬尼根的守靈夜》常被解讀為一場夢的敘事。[405][xlvi]
喬伊斯青年時期研讀過的諾拉哲學家焦爾達諾·布魯諾的形而上學[406]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人物身份如何相互交織與轉化提供了思想框架。[407]此外，詹巴蒂斯塔·維柯的歷史循環觀——文明從混沌中興起，經歷神權、貴族統治、民主，隨後再度墜入混沌——構成了文本敘事結構的基礎[408]，這一點從開頭與結尾即可看出：全書以「大河奔流，流過亞當和夏娃之家，從起伏的海岸，到凹進的港灣，又沿着寬闊迴環的維柯路，將我們帶回霍斯堡和郊外」開篇[409][410]，以「一條道路一種孤獨一次最後一個所愛一份漫長的這條」收尾。[411][412]以此，小說以一句話的結尾作為開端，又以該句的開頭作為終點，化整個敘事為一個巨大的循環。[413]
遺產
喬伊斯的作品至今仍對當代文化產生着深遠影響。[414][xlvii]《尤利西斯》為小說創作樹立了範式，尤其體現在它對語言力量的探索上。[400]作品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高度關注，為作家、畫家、電影人開闢了新的表達可能性。[414]它在讀者中依然享有崇高聲譽，常常在「偉大書籍」排行榜中名列前茅。[415]喬伊斯的創新並不限於英語文學領域：他的寫作啟發了拉丁美洲作家[416]，《芬尼根的守靈夜》更成為法國後結構主義的重要文本。[417]
喬伊斯小說的開放形態，使其不斷被重新解讀[418]，並激發了日益全球化的文學批評共同體。圍繞喬伊斯的研究——基於他相對有限的作品體系：三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戲劇、兩本小型詩集——已經產生了超過15000篇論文、專著、學位論文、譯本、校勘本。[419]
在大眾文化中，人們每年在6月16日紀念喬伊斯的作品與人生，這一天被稱為布盧姆日，不僅在都柏林慶祝，也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城市中舉行相關活動。[420]
愛爾蘭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大量與喬伊斯相關的資料，包括手稿和筆記本，其中相當一部分可在線查閱。[421]由該館與都柏林大學學院共同創辦的愛爾蘭文學博物館[422]的展品大多圍繞喬伊斯及其作品展開，館內設有小型的喬伊斯常設專題收藏，並向母機構借展藏品；展覽中包括《尤利西斯》的「一號樣本」。[423]都柏林還有多處專門紀念喬伊斯的場所，包括位於北大喬治街的詹姆斯·喬伊斯中心，位於桑迪科夫的詹姆斯·喬伊斯塔樓博物館（該地為馬爾泰洛塔，喬伊斯曾短暫居住，並將《尤利西斯》的開篇場景設於此）、都柏林作家博物館。[424]
倫敦大學學院收藏着英國唯一一套重要的喬伊斯研究文獻館藏，其中包括他所有主要作品的首版，以及大量其他版本與譯本，還有相關的批評文獻和背景資料。[425]倫敦大學學院還保存着一批與喬伊斯有關的檔案資料，其中包括他寫給簡·利德代爾和哈麗雅特·肖·韋弗的信件，以及與其女兒露西婭有關、或由她撰寫的文件。[426]
水牛城大學的詹姆斯·喬伊斯收藏擁有超過一萬頁的喬伊斯工作文稿、筆記本、手稿、照片、書信及其他資料，並保存了喬伊斯的私人藏書。[427]
作品列表
- 《斯蒂芬英雄》（寫於1904年至1906年間，喬納森·凱普出版社在喬伊斯死後於1944年出版，1956年、1963年修訂；《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雛形，雖已完成但僅存片段）
-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B·W·許布施，1916年，1964年修訂）
- 《尤利西斯》（莎士比亞書店，1922年）
- 《芬尼旅館》（寫於1923年，伊西斯出版社（Ithys Press）2013年出版；據稱是《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前身）
- 《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費伯出版社，1939年，企鵝經典系列2012年修訂再版）
- 《都柏林人》（格蘭特·理查茲，1914年）
- 《貓和魔鬼》（英語：The Cat and the Devil，寫於1936年，費伯出版社在喬伊斯死後於1965年出版）
- 《哥本哈根的貓》（寫於1936年，伊西斯出版社在喬伊斯死後於2012年出版）
- 《室內樂》（查爾斯·埃爾金·馬修斯，1907年）
- 《伽寇摩·喬伊斯》（寫於1907年，費伯出版社在喬伊斯死後於1968年出版）
- 《一分錢一枚的果子》（莎士比亞書店，1927年）
- 《詩集》（黑太陽出版社，1936年，包括《室內樂》、《一分錢一枚的果子》和其他先前未發表的詩作）
- 《流亡》（格蘭特·理查茲，1918年）
- 《詹姆斯·喬伊斯批判文集》（埃爾斯沃思·梅森（Ellsworth Mason）、理查德·埃曼編，1959年）
- 《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集（卷一）》（斯圖爾特·吉爾伯特編，1957年）
- 《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集（卷二）》（理查德·埃曼編，1966年）
- 《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集（卷三）》（理查德·埃曼編，1966年）
- 《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選集》（理查德·埃曼編，1975年）
- 《詹姆斯·喬伊斯頓悟集：考證版》（安格斯·麥克法迪恩（Angus McFadzean）、莫里斯·貝賈（Morris Beja）、森格姆·麥克達夫（Sangam Macduff）編，2024年）
- 黃雨石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OCLC 22798524）
- 杜若洲譯《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志文出版社，2000年，OCLC 48202268）
- 金隄譯《尤利西斯》（九歌出版社，1993年（上）、1996年（下），OCLC 54012897）
- 蕭乾、文潔若譯《尤利西斯》（譯林出版社，1994年，OCLC 32817931）
- 梁孫傑譯《芬尼根守靈: 墜生夢始記》（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OCLC 1506081209）
- 戴從容譯《芬尼根的守靈夜》（譯林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ISBN 9787575307130）
- 孫梁、宗白、黃嘉徳譯《都柏林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OCLC 22798798）
- 莊坤良譯《都柏林人》（聯經出版，2009年，OCLC 815575846）
- 王逢振譯《都柏林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OCLC 1154567856）
- 傅浩譯喬伊斯詩全集、《伽寇摩·喬伊斯》、柯彥玢譯《流亡》、《藝術家的肖像》等，均收於《喬伊斯詩歌·劇作·隨筆集》（上海譯文出版社「喬伊斯文集」系列，2013年，OCLC 876746390）
- 蒲隆譯《喬伊斯書信集》（譯自埃曼1975年選集，上海譯文出版社「喬伊斯文集」系列，2013年，OCLC 1103517749）
- 姚君偉、郝素玲譯《喬伊斯文論政論集》（譯自梅森、埃曼1959年選集，上海譯文出版社「喬伊斯文集」系列，2013年，OCLC 1476306579）
注釋
- 奎因是喬伊斯作品在美國的首批支持者（見Quinn 1917）。
- Attridge 2013也批判了將《芬尼根的守靈夜》解讀為夢境敘事的觀點。
- 參見TMO n.d.和Nastasi 2014中不同作者對喬伊斯的評價和觀點。
參考文獻
來源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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